概述
中国援非工作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援非政策和理念受到南南合作的使命、中国对外关系、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影响。一些学者针对“安哥拉模式”展开了研究。中国对非援助对非洲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正面效果,多篇研究运用田野调查、实证分析等方法批评了新殖民主义等论调。
中国援非的历史沿革
中国援非五十年与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成长
主要内容:发展是南方国家的历史使命,也是南南合作的目标和最终归宿。中国对非南南合作的起点是以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为起点的。围绕着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排除万难,展开了对非洲国家的全力支持。基于坦赞铁路对于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在本国经济需要巨大资金支援和建设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做出了斥巨资援建坦赞铁路的决定。非洲国家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并建立民族国家后,中国援非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开始向巩固民族独立、实现经济发展的维度调整。中国南南合作的内涵向民族解放和经济合作并重的方向转变。中国在继续向谋求民族独立国家提供政治上的支援外,还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帮助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恢复经济。然而,长时间大规模的无偿援助给亟待发展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到1970年代,不求回报的无偿援助激情还没有完全消退,但随着援助数量的增多和援助规模的扩大,维持这种热情的物质基础和政治条件正在明显削弱。在这一阶段过程中,由于沉重的援外负担,加上一系列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中国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在这一阶段过程中,由于沉重的援外负担,加上一系列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中国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进行对外援助与自我发展相结合的新兴援助方式的探索,开拓性地探索一种“互利”的合作模式。1983年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互利共赢原则在短时间内爆发了其发展能量,也正是因为其瞬间释放的影响,让很多传统援助国对中国在非洲持高度怀疑的态度。在备受关注和争议的中非资源合作领域,中国屡屡被批评为“掠夺”非洲资源。然而,中国并不是非洲石油资源的最大消费者。资料显示,欧洲和美国依然是非洲石油的主要消费者
作者:胡美(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
发表时间:2012
链接:https://kns.cnki.net/reader/xml?invoice=fQNGkCBk%2FXgl5bZFPwHHqQlCSSTUm4cQQTgKrbyKyYYGcfReV6ZyqpBD%2BLWK%2FhwESZNIisTBNolITACddV1Dt0BmlRDTuy7XoDIU5QV9Gqa9ecxNbZXTEgl95sQ7KrVwAuKC89lFiX3McwUtQg1%2BzO9H1OiKr3jfKXaExFdT538%3D&platform=NZKPT&sourcetype=nxgp&product=CJFQ&filename=GJWY201201005&tablename=cjfd2012&type=JOURNAL&scope=readonline&cflag=html&dflag=xml&pages=&language=CHS&trial=&nonce=70FB8E1247984AD08F079986EB58EDF5&loginType=trialRead
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主要内容: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民族独立,通过提供物资援助、现汇援助、技术援助以及成套项目等方式支持非洲国家的自立自强。同时,中国通过对非援助也赢得了广大非洲国家的认可和支持。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对外战略也开始走向务实。为国内的经济建设争取和平的外部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而这一时期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基本完成,发展民族经济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国确立了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对非援助指导思想。进入21世纪,中国和非洲国家启动了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了中非之间机制化的多边协商对话机制。中非合作论坛每三年举办一次,在每次举行论坛期间,中非双方都会对外公布《宣言》和《行动计划》,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在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的涵盖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培训、农业和医疗专家派遣、债务减免以及零关税待遇等一揽子援助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在“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正确义利观指导下,全方位、宽领域积极拓展,加大力度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中非关系,提出了以正确义利观指导中国对非援助。在此基础上,中国将中非关系定义为“命运共同体”。2015年12月公布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巩固和夯实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中国政府在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布了全方位、系统性的对非援助计划。随着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和“八大行动”在非洲国家相继落地,非洲国家纷纷主动要求对接“一带一路”,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以帮助非洲培育内生增长能力为重点,创新合作理念方式,推动中非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作者:宋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来源:国际展望
发表时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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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援助的实践经验与面临的挑战
主要内容:中国对非援助的发展脉络与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历史沿革紧密相连。第一阶段(1950—1973年),意识形态输出型的政治援助阶段。中国的对外援助一方面用于在国际上建立支持从而巩固自身的独立,同时也致力于输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扩大共产主义阵营以及其后的与前苏联争夺国际支持的竞争。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苏关系破裂,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的对外援助开始转向为以支持所谓的“亲中国”国家为主的具有地缘政治需要的意识形态输出为特色的对外援助,并开始大幅度重视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工作,初步形成了更有意识形态目标的对外援助的方针政策和管理体制。中国对外援助资金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急剧增加。对外援助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经济考量,援助的具体形式主要基于受援国的需要和请求。第二阶段(1974—1990年),中国对外援助的调整转型阶段。20世纪70年代,受文革影响,中国国内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实际财力大幅度下降。这一时期的初期,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急剧下降。在其后的20世纪80年代则保持低水平的徘徊。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政策作了调整,外交工作重心转向为国内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政府在1983年1月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对外合作四项原则,这些原则明确将对外援助纳入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中,中国的对外援助将量力而行并且开始重视经济利益,逐步抛弃意识形态优先的外援政策。同时,开始探索双边援助同多边援助相结合、合资合作开展援外项目的新方式。第三阶段(1991年至今),复合目标型的经济技术援助阶段。中国对外援助从90年代开始进入了互惠互利,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与大国责任共同影响的新阶段。冷战结束后,顺应全球化趋势,中国的对外援助进行了改革。在资金和受援国范围上都有所增加和扩大,援助方式也作了调整。中国将非洲作为主要的援助对象。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来自: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对原材料需求增加以及更加重视经济效益;在政治上,中国面对美国和西方社会在人权、西藏问题上的指责,需要得到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在国际组织一国一票的表决中,非洲国家的作用对中国至关重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中国应该承担国际大国对外援助的义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引起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兴趣,希望中国通过技术援助等手段推广中国经验。,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中国对外援助由相对单一的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的意识形态为主的政治性援助已经逐渐演化成了具有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及人道主义支持为一体的经济技术发展援助。
作者: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武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表时间:2009
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jXpGf_Tis3CkvZczDjtxIMjaH5xeqn9W1eSubVfLrCyMHF4cRW7PJB4k0omAttUgpmkvJbD7zqVI5HBHBsTByxdmosXAkHBjNHKf-vUT5bTG63BXkCEHwo4E7ZZZVFExh40518fl92ffBUkyttly3rbMg8iAqvSffnwA3nEIFsAuhMVOV0jq_uLYfVuH-Uzp&uniplatform=NZKPT&captchaId=a3db9a62-1181-45db-94fb-5880c273aeda
《中国的对外援助》
中国对外援助从帮助周边友好国家开始起步。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从此开启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范围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1971年10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并援建了坦赞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这段时期,中国克服自身困难,为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奠定了新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友好合作的坚实基础。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由过去单纯提供援助发展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中国根据国情适度调整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布局、结构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更加注重提高对外援助项目的经济效益和长远效果,援助方式更为灵活。为进一步巩固已建成生产性援助项目成果,中国同部分受援国开展了代管经营、租赁经营和合资经营等多种形式的技术和管理合作。一些已建成援外生产性项目通过采取上述合作模式,在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提高生产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比传统技术合作更为显著的成效。经过调整巩固,中国对外援助走上了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和受援国实际需求的发展道路。
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加快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开始对对外援助进行一系列改革,重点是推动援助资金来源和方式的多样化。1993年,中国政府利用发展中国家已偿还的部分无息贷款资金设立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国中小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在生产和经营领域开展合资合作。1995年,中国开始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具有政府援助性质的中长期低息优惠贷款,有效扩大了援外资金来源。与此同时,中国更加重视支持受援国能力建设,不断扩大援外技术培训规模,受援国官员来华培训逐渐成为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重要内容。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成为新形势下中国与非洲友好国家开展集体对话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通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拓宽,效果更加显著。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快速增长,2004年至2009年平均年增长率29.4%。中国除通过传统双边渠道商定援助项目外,还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加强与受援国的集体磋商。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以及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等区域合作机制会议上,多次宣布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对外援助政策措施,加强在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援助力度。2010年8月,中国政府召开全国援外工作会议,全面总结援外工作经验,明确了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外援助工作的重点任务,中国的对外援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对非援助的模式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重要内容:作者通过详实的数据与实地访谈,反驳了当时西方舆论中的偏见,包括中国只雇佣中国工人,不给当地提供就业、中国在非洲开展农业掠夺、中国将经济援助与商业合作/基础设施投资结合的援助是流氓援助。她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发展合作(而非传统援助。中国将无偿援助、优惠贷款、商业出口信贷以及直接投资融为一体。中国更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与造血能力,认为经济快速增长才是解决贫困与治国理政的关键。她详细解释了“安哥拉模式(Angola Mode)”。许多非洲国家缺乏资金与信用背书,无法获得国际市场的贷款。中国通过将贷款与未来的资源(如石油、铜矿)出口收入挂钩,并将资金直接支付给负责承建公路、铁路、医院的中国承包商,从而规避了资金被当地政府官员贪腐挪用的风险,实现了“基础设施落地”与“资金安全”的闭环。此外,中国在非洲的很多做法并非凭空发明,而是中国自身改革开放经验的外化,比如将深圳等特区经验引入赞比亚、埃及、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试图帮助非洲建立工业园区以吸引制造业转移。
作者:Deborah Brautiga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来源:Oxford
发表时间:2009
中国援助的非洲模式及其对非洲发展影响的研究
主要内容:对外援助并不是孤立的外交行为,而是与援助国国内的发展路径紧密相联的,受到其国内发展历程和发展现实的极大影响。西方国家主张制度建设优先,进而在对非洲的援助中强调民主建设;中国主张自主探索,所以对非洲的援助不附带政治条件。在战略思想层面上,安哥拉模式的形成可以视为中国模式在对外援助领域的延伸和具体化。受到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政策制约,中国援助对非洲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方面,对非洲受援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影响则相对有限。由于对外援助的政策和特点是与援助国国内的发展模式相联系的,所以中国援助对非洲的影响也受到中国自身发展路径的制约。随着中国在非洲利益的不断延伸,中国援助在非洲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也会慢慢扩大。
作者:陈默
来源: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发表时间:2024
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
摘要:随着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和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对非援助理论建构的意义日渐凸显。作者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践转向的背景之下,通过综述国内外发展援助的研究文献,构建了平行经验分享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包括三个要素,即援助实践中流动的是发展中国家历经实践检验的发展经验、推动援助实践的是注重发展的技术专家以及援助实践促成的是中非发展共同体。此三要素正好回应了当前有关发展援助探讨中的知识体系、援助主体与援助影响这三个关键议题。基于上述理论框架,作者通过追溯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实践后指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对非援助的内容和方式等在不断调整,但发展经验的平行分享这一实质始终未变。这一新叙事隐含着平行关系下启发式学习的推进和非洲发展新形象的确立。这一实践转向的理论构建方式以及由此而生的发展经验平行分享理论将为新时期中国制定国际发展合作政策提供参考,也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发展知识支撑。
作者: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表时间:2020
中国援助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对21世纪中国援非项目的空间考察
摘要:对外援助分配不仅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的重要学术问题,也是科学认识与解答中国与世界发展关系的合适观察点。从21世纪初的”走出去”战略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不断扩大,援助项目去向已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中国对外援助分配在受援国选址上有何特征和规律?为何在同一受援国内有的地区比其他地区得到更多的中国援助项目?作者以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项目为例,将援助项目位置和非洲国家10674个55×55千米的地理网格匹配,构建了一个样本规模为160764的数据集,进而对中国援非项目分配的空间特征进行量化分析,并使用包括倾向得分匹配在内的多种检验方法确证其稳健性。作者发现中国援助项目选址倾向于靠近受援国的首都和相对发达地区,避开边缘族群地区,受该国资源分布的影响则不显著。此外,中国援助项目的最终流向会因项目本身的规模、类型、性质和时间等因素呈现出差异。中国援助项目的空间分配不仅和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有关,也受到受援国国内政治博弈的影响。
作者:黄振乾(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表时间:2021
对非援助的动机
中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吗——来自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对比的经验证据
摘要:中国将对外援助与贸易促进相结合的经贸合作方式被以欧盟为主的西方国家视为”新殖民主义”,但欧盟作为非洲国家的前宗主国,援助与贸易是其保持在非洲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那么,中欧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是否存在本质不同?为回答此问题,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和欧盟对非洲30个国家的援助数据建立引力模型,以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虽然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双方的对非援助均有贸易方面的考虑,援助的贸易促进动机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特点,也不是中国对非援助的唯一动机,”新殖民主义”的论调无从谈起。尽管如此,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积极探索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新模式,加强与欧盟国家在非洲的合作,实现三方合作共赢。
作者:刘爱兰(浙江师范大学经管学院、中非国际商学院),王智烜(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黄梅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国际贸易问题
发表时间:2018
对非援助的机制和作用
对非援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摘要:近年来,中国对非援助发展迅速,随之而来国内和西方舆论分别出现了关于”纯粹慈善行为”和”新殖民主义”的质疑。本文试图通过厘清中国对非援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对以上言论进行驳斥。本文将援助纳入受援国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预算以及将政府治理能力纳入企业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符合中国情景的理论模型,并使用2000—2014年”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数据库””全球治理指数WGI”等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对非援助能有效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中国对非援助的投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提高受援国监管质量、法治水平等政府治理能力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对非援助的投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发展为目的的援助、非中央企业投资、非洲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国对非援助以提高受援国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的,切实帮助受援国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在增强受援国投资吸引力的同时,促进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本文研究结果符合”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对非援助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为中国未来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作者:孙楚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何茹(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刘雅莹(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
发表时间:2021
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jXpGf_Tis3A-cAjvrlWRjpQ13BF7TOF9ciCcRzRD3UhybCiMMyAtbMG7cNBk-BLTQwBhjKYsVpyFbgXQV00g8PdUf6nP3koeKJ4cVNQ18ZCnb22AE5YTLdogZkD8gooQmsbxXDWFsTRnuOIdLWmHs9QhD0Jk3wBOiF5-ji8nDTHpQjKDyZeWb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及评价
摘要:对非援助一直是中国对非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国对非援助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模式,这是一种成功务实的中国对非援助与经贸结合的合作方式,它对中非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得失也引起世界的热议。近年来,中非关系正经历着战略性大转变。中非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把这种关系更好地引导到促进非洲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轨道上来,这是非洲自己的职责,也是中国的责任。
作者:马丁·戴维斯(南非共和国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曹大松(南非共和国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表时间:2008
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jXpGf_Tis3DFiwiMKtcHUq0-9YcFxj_JSA1cvlvdUJ-C73bGkRYshzN2kGy674_KlwU_PDmtxG5_d26nw8JDc1lfQBmXzimy75nPvX29IOeUyhpkoQaIa_7cGXQGu1md_DWlA1LhAMLFBkqTWCenoTh9KmR48J6xPtQg08QjvT2GUoNU2-WMx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摘要:中国对非援助始终是中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援助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促进作用,并采用2000—2015年中国对非援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援助显著地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但不同类型援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其中,非转移支付类援助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是倒U型的;而公共支出类援助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为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并展示了中国援助非洲效果的整体图景,对客观认识并进一步开展中国对非援助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作者:冯凯(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经济学院),李荣林(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经济学院),陈默(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
来源:国际贸易问题
发表时间:2021
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jXpGf_Tis3C7jgTPBLJhTR9VuGkp9ww7bxi0Ree3Zj1E8piAjeI8O8eKwI6tMytUAMtFKqyXLiAyohNOzH1OgF06DXQi0aDaEOaJrycfRP8dfnfm506vbdnU76VL8VaMK415Af8ViveDwSs0V3m8VfGnqzhPS-QdGs9Mp6VnRzcDqUnegk2X3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中国对非援助的减贫效应:基于时空估计策略的研究
摘要:随着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合理评估“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对非援助的减贫效应对回应外界质疑和优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本文采用时空估计策略回归分析中国援助项目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多维贫困的影响,发现中国援助总体有效降低了附近居民贫困程度。机制分析表明,中国援助不仅能够通过调整居民就业结构,带动当地工业发展和提升经济表现增加居民收入,还能通过提高公共资源可获得性改善居民福利水平。进一步地,当地受援强度、项目类型、受援国政府治理和自生能力差异均使援助减贫效应产生异质性。本研究推进了对中国援助有效性的认识,为进一步优化中非国际发展合作机制以提高援助减贫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作者: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张李云鹏(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庄宇航(吉林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世界经济
发表时间: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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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公众对中国援助的看法
非洲公众如何评价中国的对非援助
摘要:中国的对非援助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作者采用非洲民主动态调查2010年数据、美国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项目(Aid Data)共同创建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库2000—2010年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影响非洲公众对中国援助效果评价的宏观和微观因素。虽然存在国别的差异,但是非洲公众非常正面地评价中国对非援助的效果。在宏观层面上,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受援方更为正面评价中国援助,而中国援助规模和援助的领域与公众评价没有必然联系。在微观层面上,年龄、男性、教育、黑色人种和媒体消费与援助评价具有正面关系。因此,在进一步深化对非援助改革过程中,需认真考虑援助的针对性和必要性。比如,重点加强非洲的民生项目援助,而不是简单地扩大援助规模。此外,中国在积极落实对非援助承诺的同时,还需要开展有效的外宣工作,在国际事务上”讲好中国的故事”,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更多非洲人民的肯定。
作者:韩冬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黄臻尔(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表时间:2016
链接: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jXpGf_Tis3DBXoLaXKXwxnhNWCBrDUYj0vKaefbzn1G_f0ZF_O52zWnSTcMDDhJEIhefVG3DZkO0BcQaLfRRM7gfxOKXfnIktEQS2Bf6yFUf36mfEsK1yUyrtANJfLS2DJMNTgCEaI1Wup7NOAjp9zKsSFXeayCsrdxLik5GWJ9cg3fxFz-gh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