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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古代和近现代的中非人文交流政策（公元前至1949年）
中非人文交流的政策沿革，其源头可追溯至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核心框架——“朝贡-回赐”体系。有学者将张骞出使西域至今2000余年的中非交往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初，即西汉至明初；二是从16世纪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明代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是古代中非官方人文交流政策实践的巅峰。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四次抵达东非沿海。明代彩绘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已对非洲地理做出绘制。由此可见，中非的交往在早期就将彼此纳入各自的域外知识体系，尝试建构关于人类世界的真实图景，这在世界文明交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中国学者指出，中非人文交流早在唐宋时期已经出现，元明后达到相当规模[2]。随行人员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及巩珍的《西洋蕃国志》等文献，详细记录了非洲的风土人情与物产，它们既是交流的成果，也成为后续官方交往的知识储备[1]。
郑和之后至鸦片战争前，中非官方交往陷入沉寂。西方学者戴闻达等人曾提出“中非关系五百年中断说”。但文献研究表明，官方层面的中断并未完全割裂民间联系。东非斯瓦希里海岸因保留众多中国瓷器而被称为“瓷器海岸”。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在非洲的殖民扩张，华工问题成为中非关系的新焦点。在华工权益保护的推动下，清政府开始尝试构建具有现代意义的外交制度。1930年，中华民国政府与埃及签订《暂行通商办法换文》，标志着双方以条约为基础的双边交往正式确立。抗日战争期间，南非华侨组织了“南非非洲人援华会”，体现了民间层面的人文团结。从唐代至民国，中非交往起于物质生产领域的交换，逐步扩展至科学技术、宗教、文化及制度层面，遵循着“民间与官方交替主导”、“寓文化于经贸之中”的演进逻辑[2]。
第二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非人文交流政策（1949年至2012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有学者把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以后的中非交往细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1956年到1976年，该阶段中非交往的主要任务是为政治服务；二是从1976年到2000年，该阶段中非交往开始由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转移；三是从2000年至今，中非之间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交往关系[3]。
中国与非洲的友好交往从一开始就是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展开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进一步明确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坚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在包括众多非洲国家在内的受援国中引起强烈的反响[4]。1955年万隆会议开启亚非国家独立自主的交往[5]。非洲国家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斗争中给予关键支持，毛泽东主席曾感慨“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3]。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1983年提出新时期中非经济合作应该遵循的“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四个原则，推动中非交往互利互惠[3]。
在具体实践方面，第一，以坦赞铁路为代表的大型工程援助项目，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具规模性的人文交流现场。第二，对非医疗卫生援助是中非开展时间最长、涉及国家最多、成效最为显著的合作项目之一。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首支医疗队，开创了新中国援非医疗的历史。医疗卫生援助为增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第三，教育合作构成另一重要板块。中国大力支持非洲教育发展，根据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帮助非洲培养急需人才，通过设立多个奖学金专项，支持非洲优秀青年来华学习[5]。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了发展快车道[3]。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掀开了中非友好新篇章[4]。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使中非人文交流日益深化，具体表现为：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等平台作用凸显，“万人游非洲”“中非影视合作论坛”“中非文化交流周”等活动深入开展，非洲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和中国文化中心、鲁班工坊等不断增加，中非智库、科技、教育、卫生、体育、媒体、旅游、青年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4]。2012年起，中非双方实施“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搭建中非高校交流合作平台[5]。
人文交流对于中非合作具有基础性战略意义，它是政治互信的基础、经贸往来的保障、民心相通的桥梁，也是维护中非共同利益长远发展的重要举措[6]。当前中非人文交流相对落后于政治与经贸领域的交流，但中非合作要保持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双方共同努力，逐渐构建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6]。
第三章：新时代的中非人文交流政策（2013年至今）
进入新时代，中非人文交流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13年3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就远赴非洲，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时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中非合作的正确义利观[5]。新时代的中非交往迎来了机制化、多层次、多主体、双向互动且日益品牌化的全面发展。
一、政策理念的升华与顶层设计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中非高层互动频繁，双方的发展战略持续对接，中非合作在多领域深入开展[4]。新时代的中国与非洲正在努力构建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5]。构建中非人文交流理论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以真实亲诚为理念，以“五位一体”为内涵特质，以文化交流、媒体合作、学术智库、民间交往、医疗卫生等为主要领域，助力中非之间民心相通，确保中非关系行稳致远。人文交流、政治互信与经贸往来是我国对外关系的三大支柱。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人文交流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意基础、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6]。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总结了中国在对非合作中的“四个坚持”，即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坚持义利相兼、以义为先，坚持发展为民、务实高效，坚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习近平主席还指出中国在与非洲的交往中将坚持做到“五不”[5]。
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机制化发展
新时代的中非交往根植于双方深厚的历史友谊和共同利益，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框架，结合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建设休戚与共的中非命运共同体[4]。中非人文交流要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以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的“中非人文交流行动”为指南，构建以“文化交流、媒体合作、学术智库、民间交往、青年与妇女、公共卫生”为主要领域的中非人文交流框架体系[6]。2017年，中国同南非建立中非间首个政府间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5]。
三、品牌化项目的系统实施
第一，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方面。2012年起，中非双方实施“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搭建中非高校交流合作平台[5]。2018年以来，中国在埃及、南非、吉布提、肯尼亚等非洲国家与当地院校共建“鲁班工坊”，同非洲分享中国优质职业教育，为非洲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中国支持30余所非洲大学设立中文系或中文专业，配合16个非洲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非洲合作设立了61所孔子学院和48所孔子课堂[5]。
第二，文化与媒体交流方面。中非双方积极签署双边政府文化协定执行计划，通过合作举办“国家年”“文化年”“欢乐春节”“中非文化聚焦”“意会中国”等品牌活动，进一步深化了文化交流与合作。截至2020年12月，中非签署并落实了346个双边政府文化协定执行计划。中国已与31个非洲国家签署双边旅游合作文件，将34个非洲国家列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在媒体合作方面，要打造中非媒体合作网络，实施好中非新闻交流中心项目。中非还共同举办了中非媒体领袖峰会、中非媒体合作论坛等大型交流活动。
第三，学术智库方面。2019年4月，中国非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继续实施“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等，打造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增强版[5]。80余个中非智库学术研究机构参加“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倡议实施“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建立“一对一”长期合作关系。
第四，民间交往与青年妇女方面。中非积极实施“中非民间友好行动”“丝路一家亲”“中非民间友好伙伴计划”等。2011年以来双方举办了6届中非民间论坛，2012年以来举办了5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4届亚非青年联欢节和6届中非青年大联欢活动[5]。青年是中非关系的希望所在，要以“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为抓手，着力培养未来的“知华派”[6]。
第五，公共卫生方面。中国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帮助非洲国家应对病疫，建设公共卫生体系，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4]。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提出团结抗疫、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推动中非医疗卫生合作更进一步[4]。
四、新时代中非交往的成就与意义
当前，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非合作成果遍布非洲大地，改善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给中非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5]。目前中国已经同非洲9个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3个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6个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7个国家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已同21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建立双边委员会、外交磋商或战略对话机制[5]。
新时代中非交往的重大意义在于，人文交流可为中非关系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思路，能使双方更好地了解彼此的历史、文化和信仰，消弭误解，扩大交流领域，夯实民意基础[6]。新时代中非交往的理念、实践和成果表明了多边主义是实现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解决之道。新时代的中非交往成为南南合作的样板和典范，带动了南南合作更进一步开展[5]。
展望未来，中非人文交流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新时代中非人文交流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以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建设文化强国为目标，加快统筹各类资源，积极创新交流布局，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努力为新时代中非人文交流事业开辟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6]。
参考文献
[1] 古代和近现代的中非交往
摘要：中非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 新中国成立之前， 中国与非洲地区间的交往呈现由间接走向直接， 民间与官方交往交替主导的态势。 中非关系交往的主要交通路径是海上丝绸之路。 新中国成立之前， 中非关系大致分为两大时间段， 其分界线大体以明代再次采取严厉的海禁政策为界。在第一阶段中， 唐代以前的中非关系主要依靠印度次大陆或安息为中介展开， 中国与非洲国家对彼此构建的想象建立于商贸之上。 唐代至明代时期， 随着远航技术的日臻成熟， 中国与非洲地区发展为一种以商贸或朝贡政治为目的的直接交往， 郑和下西洋成为这一时期中非关系发展高峰的最佳证明。随着中国海禁政策的严格执行以及西方殖民者进入非洲， 中非关系转入一种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在民间商贸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逐渐衍生出一种中非人民相互支持、 相互同情的反殖民情感。 这种情感也为当代中国与非洲国家发展友谊互助关系奠定了历史基础。
作者：高天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非洲史研究室
来源：《新时代中非文明交流互鉴》
发表时间：2023-10
摘要：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时代背景下，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更加凸显，其有助于筑牢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基，对冲全球变局中的不确定性 ；破解“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路径迷思，为全球南方国家协同发展注入文明动能 ；凝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共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元首外交政治引领下，中非文明交流互鉴形成完善的制度平台、广泛的合作领域与丰富的参与主体，有效推进中非关系持续深化。新形势下，中非需要加强统筹、科学规划，优化文明交流合作制度设计，拓展文明交流深度和广度，推进新兴领域文明交流，发挥重要群体在中非文明传承中的作用，努力实现中非思想共通、知识共享、文化共兴，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滋养和民意支持。
作者：王珩，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来源：《当代世界》
发表时间：2026-5-20
摘要：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对外交往工作，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同国际社会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广大非洲国家。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中非基于共同的历史遭遇和战略利益，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与合作发展中，缔造和培育起一种新型的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也深刻影响了非洲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历程。在政治上，中国全力支持非洲国家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在经济上，对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并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开展中非经贸合作；在党际交往上，加强与非洲国家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分享；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上，中非密切磋商与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非交往，按照交往主题来划分，可以概括为两大主题：一是中非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合作与交往；二是中国对非洲建设的全方位支持与合作。
作者：李新烽，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来源：《新时代中非文明交流互鉴》
发表时间：2023-10
[4] 人文交流推动中非合作行稳致远
摘要：人文交流是新时期中非关系的新动力、新方向,有助于中非合作行稳致远。人文交流因惠及民间、扎根人心,对未来中非关系的稳定发展更具有基础性、长远性作用。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文交流在中非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与战略性意义,在多个场合就推进中非人文交流做出过重要而明确的指示。中国非洲研究学者需要认真学习、领会和实践,深入思考和研究中非人文交流的理论基础、战略意义、推进路径,并努力付诸具体可见的实践过程。
作者：刘鸿武, 林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来源：《西亚非洲》
发表时间：2020-4-10
摘要：中非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中非传统友谊真挚深厚，这为新时代的中非关系进一步深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中非高层互动频繁，双方的发展战略持续对接，中非合作在多领域深入开展，在新理念的指导下不断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就。新时代的中国与非洲正在努力构建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来源：《新时代中非文明交流互鉴》
发表时间：2023-10
摘要：中非人文交流历史基础深厚、现实动力强劲、战略意义深远。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中非关系的发展。当前中非人文交流相对落后于政治与经贸领域的交流。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背景下,构建中非人文交流理论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以真实亲诚为理念,以”五位一体”为内涵特质,以文化交流、媒体合作、学术智库、民间交往、医疗卫生等为主要领域,助力中非之间民心相通,确保中非关系行稳致远。
作者：王珩， 王丽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发表时间：2020-1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