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文化交流与媒体传播合作是中非人文交流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夯实中非全天候友谊民意基础、推动两大文明互鉴的关键路径。自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双方文化与媒体领域的合作逐步从零散的双边往来升级为体系化、机制化的政策布局，形成了以中非合作论坛为核心框架、以中长期愿景与三年行动计划为实施抓手、以品牌项目与能力建设为落地载体的政策体系。在全球文明倡议与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相关专项政策既延续了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也顺应了数字时代传播格局的变革，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中非文化与媒体交流政策的发展始终与中非关系的深化同频共振，经历了从双边协定到多边机制、从单一领域到综合布局的演进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交流作为中非外交的 “先行官”，以艺术团互访、文化代表团往来为主要形式，1956 年中国与埃及签署首份中非文化合作协定，开启了双边文化政策的制度化起点 [1]。此后数十年间，中国陆续与所有非洲建交国签署双边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及年度执行计划，形成了 “一国一策” 的双边政策基础，为后续多边机制的建立积累了实践经验。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文化与媒体交流正式纳入中非多边合作的顶层设计，政策演进进入机制化阶段。2009 年《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首次系统设立文化与新闻分领域条款，明确打造 “中非文化聚焦” 品牌、实施文化人士互访计划、举办非洲新闻官员研修班等具体举措，标志着相关政策从零散项目转向有规划、有目标的专项布局。2015 年《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从国家战略层面确立了人文交流的核心地位，将文化、新闻广播影视合作作为重点方向，提出互设文化中心、深化媒体务实合作、推动文化产业交流等中长期目标，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了根本遵循 [1]。

         进入新时代，中非文化与媒体传播政策的系统性进一步提升，形成了 “中长期愿景 + 三年行动计划 + 年度专项活动” 的三级政策体系。2021 年发布的《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将 “文化共兴” 作为六大合作方向之一，明确提出文体交流活跃、新闻交流深入、旅游合作繁荣三大目标，从文明互鉴的高度规划了十五年的合作蓝图，强调通过传媒技术合作、影视内容共创、出版交流互鉴助力非洲传媒能力建设与文化传播发展 [3]。与之衔接的三年行动计划则将愿景转化为可落地的具体举措，《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聚焦文化遗产保护、影视节目交流、媒体人员培训等细分领域 [2]，《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进一步推出 “文化丝路” 计划、“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 两大专项，并将 2026 年确定为 “中非人文交流年”，实现了政策的迭代升级与精准发力 [4]。整体而言，政策演进始终坚持平等互利、需求导向的原则，既回应非洲国家在文化传承、媒体能力建设方面的现实诉求，也服务于中非民心相通的战略目标，体现了南南合作框架下文明交流的平等性与包容性 [5]。

        当前中非文化交流专项政策已形成覆盖品牌活动、平台机制、遗产保护、人才培养的多维布局，通过政策引导与项目支撑推动文化交流从 “走出去” 向 “走进去” 转变。

        品牌活动政策是中非文化交流的显性抓手，形成了常态化、矩阵化的活动体系。中方以 “欢乐春节”“中非文化聚焦”“艺汇丝路” 三大品牌为核心，在非洲各国常态化举办演出、展览、非遗展示等活动，其中 “欢乐春节” 已覆盖非洲 50 余个国家，成为非洲民众感知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4]。2024 年启动的 “中非文化丝路” 计划是文化交流政策的最新集成载体，该计划以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博物馆联盟等五大联盟为依托，吸纳非洲文化机构参与音乐、美术、演艺、图书馆等领域合作，同时配套举办中非文化丝路交流月、文旅合作交流会等活动，将单向的文化展示升级为双向的文明对话 [7]。此外，双方还通过互办 “国家年”、共同参与国际艺术节等形式拓展交流场景，推动中非文化在多边平台的互动与传播。

        常设平台与机制建设是文化交流可持续推进的制度保障。政策层面持续推动中非互设文化中心，截至目前中国已在埃及、南非、摩洛哥等多个非洲国家设立文化中心，成为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提供文化服务的实体阵地 [2]。在多边机制方面，中非文化论坛、中非文明对话大会等定期对话机制逐步完善，为双方文化政策沟通、行业经验交流提供了官方平台。地方层面的政策协同也不断加强，部分省市结合自身文化特色制定对非文化交流专项方案，依托中非经贸合作基础，将中非文化交流纳入市域发展规划，通过校地融合、文旅创新构建地方文化交流生态圈，形成了国家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创新的联动格局 [5]。

        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合作是政策布局的新兴重点领域。针对非洲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相关政策将联合考古、古迹修复、文物返还作为合作方向，支持中非专业机构开展水下考古、遗址保护等项目合作，同时推动打击文化财产非法贩运，促进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 [8]。在文化产业领域，政策鼓励双方在演艺、文创、文旅融合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支持非洲文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引导中国文化企业参与非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开发，推动文化交流从公益属性向公益与产业并重转变。

        人才培养政策为文化交流提供长效支撑。《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明确提出邀请 1000 名非洲文化和旅游专业人员来华研修，覆盖文化管理、艺术创作、文旅运营等多个领域 [4]。此外，通过艺术家互访、青年创作者扶持、非遗传承人交流等项目，双方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文化人才培养体系，既为非洲培养本土文化从业者，也推动中国文化人才了解非洲文化，实现了人才交流与文化传播的双向赋能。

        媒体与视听传播是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渠道，相关政策围绕内容合作、能力建设、机制搭建三大维度构建了完整的政策体系，助力中非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构建全球南方自主叙事。

        新闻交流机制是媒体合作的基础制度安排。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 — 非洲新闻交流中心项目持续实施，每年邀请数十个非洲国家的记者来华参访、研修，截至 2025 年已覆盖 49 个非洲国家，成为非洲媒体人了解中国、开展新闻报道的重要平台。同时，非洲国家新闻官员和记者研修班常态化举办，针对新闻管理、媒体运营等主题开展培训，推动双方新闻主管部门的对话与协作。政策还支持中非媒体互派记者、开展新闻内容交换，鼓励非洲媒体加入 “一带一路” 新闻合作联盟，逐步构建起常态化的新闻传播协作网络 [6]。

        广电视听创新合作是政策的核心发力点，也是近年来中非媒体合作成果最显著的领域。2024 年推出的 “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 是该领域的专项统领性政策，涵盖技术支持、内容共创、产业协作三大方向 [8]。在技术层面，中方支持非洲国家融媒体中心建设、视听设备更新换代，助力非洲媒体数字化转型，同时合作开展非洲历史影像资料的传承保护，填补非洲视听文化遗产保护的短板。在内容层面，政策鼓励中非开展影视合拍、节目互播，合作开办非洲儿童频道，举办中国影视节目展播、中非电影沙龙等活动，推动中非视听内容的双向流动。此前实施的 “万村通” 等项目已为非洲大量乡村地区接入数字电视服务，既提升了非洲的广播电视覆盖水平，也为中国文化内容进入非洲基层搭建了传播渠道。

        数字传播与出版合作是政策拓展的新兴领域。顺应媒体融合趋势，相关政策鼓励中非新媒体、自媒体从业人员开展交流，支持中非网络创作者合作传播内容，借助社交平台拓展传播的青年受众群体 [6]。出版领域则以书展、图书互译、出版联盟为抓手，中方持续组织出版机构参与非洲国际书展，推动农业、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多语种图书出版合作，同时筹备成立中非出版联盟，构建常态化的出版交流机制，以书籍为载体促进中非文化的深度传播 [7]。

从政策目标来看，中非媒体合作并非单向的内容输出，而是立足于南南合作的平等协作，核心在于助力非洲提升媒体自主传播能力，共同构建多元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相关政策既回应了非洲国家破解西方话语垄断、讲述自身发展故事的诉求，也为中非合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形成合力 [6]。

        经过数十年的政策推进，中非文化与媒体交流合作已取得显著成效，政策体系的引导与支撑作用持续显现。在文化领域，交流规模不断扩大，品牌活动的影响力持续提升，文化中心、合作论坛等常设平台逐步发挥效能，中非民众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度与好感度稳步提升，文明互鉴的社会基础不断夯实。在媒体领域，非洲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与能力建设得到切实助力，中非视听内容的双向传播渠道基本打通，新闻交流与人才培养的机制日趋成熟，为中非合作营造了更为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 [7]。整体而言，相关政策有效推动了中非民心相通，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人文支撑。

         与此同时，政策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些现实挑战，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一是文化与媒体传播的本土化适配性有待提升，部分交流项目未能充分结合非洲不同区域的文化习俗与受众偏好，传播精准度仍有提升空间，需进一步推动内容创作、传播渠道的本土化转型 [6]。二是区域与领域发展不均衡，文化与媒体合作资源更多集中于南非、埃及等非洲大国，西非、中非部分国家的参与度相对较低，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媒体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深度仍显不足。三是民间与市场主体的参与度有待激发，当前合作仍以官方主导的公益项目为主，文化企业、民间社会组织的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未充分发挥。

面向未来，中非文化与媒体传播政策应在既有框架基础上持续优化升级。一方面，强化政策的精准化与差异化设计，针对非洲不同区域的发展需求制定适配性合作方案，加大对非洲中小国家的支持力度，推动合作资源均衡布局。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宽参与主体，完善政策激励机制，引导文化企业、新媒体平台、民间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合作，探索 “官方引导 + 市场运作 + 民间参与” 的多元模式。此外，应把握数字技术发展机遇，深化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领域的传播合作，以技术赋能提升传播效能，推动中非文化与媒体交流政策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发展，为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更持久的人文动力 [5]。

摘要：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时代背景下，中非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更加凸显，其有助于筑牢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根基，对冲全球变局中的不确定性；破解“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路径迷思，为全球南方国家协同发展注入文明动能；凝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共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元首外交政治引领下，中非文明交流互鉴形成完善的制度平台、广泛的合作领域与丰富的参与主体，有效推进中非关系持续深化。新形势下，中非需要加强统筹、科学规划，优化文明交流合作制度设计，拓展文明交流深度和广度，推进新兴领域文明交流，发挥重要群体在中非文明传承中的作用，努力实现中非思想共通、知识共享、文化共兴，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滋养和民意支持。
作者：王珩，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来源：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网
发表时间：2026-06-02

7. 《中非人文交流合作的新思维新场景》
摘要：人文交流合作是厚植中非友好事业的重要基础，也是新时代中非合作的重要内容。当前，中非人文交流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人文交流机制不断完善，科教文卫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中非友好的民意基础不断夯实，但仍面临美西方利用话语霸权抹黑制约、中非双方了解有待进一步提升等挑战。进入新时代，需要以新思维提振中非人文交流合作，在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上下功夫，坚持以人为本，坚定文化自信，重视求同存异、相互学习。同时，通过在优势领域深化中非人文交流合作、加强数字技术能力和人文社会知识的融合、密切中非青年群体交流和鼓励中非人民成为人文交流合作的场景构建者等方式，开辟中非人文交流合作新场景，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
作者：贺文萍 中国非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刘诗琪 中国外文局国际传播发展中心
来源：中国非洲研究院
发表时间：2024-02

8.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非共同实施“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

摘要：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表示，未来3年，中方愿同非方开展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深化中非合作，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其中，提出在人文交流伙伴行动中将共同实施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该计划旨在支持非洲媒体融合发展、频道建设、内容制作、人才培养、历史影像资料传承保护。

来源：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发表时间：2024-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