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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当前，学界有多篇作品梳理了中非关系。李安山在《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中非合作：历史逻辑与辩证关系》一文中综合全球史、地区史和国别史的多种因素，依据中国与非洲在与世界历史互动这一进程中的长、中段各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复杂关系划分中非关系的历史时期。李安山在《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兼评国外的三种观点》中根据中非关系连续性中贯穿着的主线——平等相待、尊重主权、共同发展划分了1956年后的中非关系时期。张春在《地方参与中非合作研究》一书中依据合作领域的变化阐述了中非关系的发展历程。陆耕苗在《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David H. Shinn在《China–Africa Ties in Historical Context》一文中梳理了中国不同国家领导人在任时期中非关系的政策重点。Ian Taylor以冷战为界限进行分析。
李安山
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摩洛哥皇家学院
文献：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中非合作：历史逻辑与辩证关系
1、2500年以前的中非关系：人类从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中非关系最早应始于这种迁徙。一些黑肤色人在汉代以前移居中国。
2、2500年前至250年前的中非关系：这段时期包括汉唐至清代前期。双方交往有诸多证据。有人认为最早访华的非洲使节是公元100年的埃塞使节。唐代中非直接交往较少，中间商人在中非贸易中起着较大作用。在宋元时期，中非关系交往面扩大，海上交通已成事实。在明代，非洲多地发现华瓷。郑和船队直抵东非海岸，对非洲国家有了直观认识。而锁国政策阻碍了明后期的对外交往。
3、250年前至25年前的中非关系：在清代，国人了解非洲的渠道多有扩展。华人移民非洲的首次高潮出现在1860年代末。在欧洲列强殖民统治下，中非关系十分薄弱。在中华民国时期，中非间直接联系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中非关系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开端与奠基期(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和调整与发展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第一阶段是中非官方关系建立期。有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坦赞铁路(1970年开工，1976年通车)成为中非友谊最著名的标志。另一重大事件是非洲国家鼎力支持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中非关系经历调整。中国对非援助从无偿援助转向更多互利合作的模式，如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
4、25年前至今的中非关系：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平台和务实合作的有效机制，双方关系进入全方位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自2009年起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双方合作领域从传统贸易扩展到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制造业、数字经济等各方面。双方在和平安全、公共卫生、人文交流、能力建设等方面合作日益紧密。
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文献：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兼评国外的三种观点
中非关系的连续性表现在它贯穿着一条主线:平等相待、尊重主权、共同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正常发展期、过渡转型期和快速上升期。
1、正常发展期(1956～1978年)：1956年, 中国与埃及建交,中非政府间合作开始。1963～1964年周总理访非时提出发展中非关系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外交在“文革”前期受极“左”思潮影响,“革命输出”受到非洲国家的抵制,中国做出自我批评,双方关系回升。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投赞成票的76国中26个是非洲国家。然而,中国外交在“文革”前期受极“左”思潮影响,“革命输出”受到非洲国家的抵制,中国做出自我批评,双方关系回升。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投赞成票的76国中26个是非洲国家。中国援建的大型标志性项目在非洲国家民族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过渡转型期(1979～1994年)：20世纪80年代初,对国际形势的重新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和战略思想的转变(重点转入国内经济建设)导致中国的战略转型。1979～1982年,中非关系出现短暂波动,表现在对非援助减少、双方贸易额下滑和医疗队人数下降。中非关系的波动引起非洲国家的疑惑。为了表示重视中非友好关系,中国总理在中共十二大召开三个月后访问非洲。他表示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大外交行动”,并宣布了对非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四项原则与对外援助工作八项原则构成中非经济互利合作的整体框架。1989年后的形势更说明了非洲朋友的真诚。当时西方大国在诸多问题上为难中国。“这时,又是非洲朋友挺身相助,在艰难的时刻伸出友谊之手。”中国政府对非工作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加强政党交往, 原则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对象上不以执政党为限、内容上不限于政党政治。对非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出调整。这些调整与改革为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3、快速上升期(1995年至今)：中国对非政策受到新时期战略的影响,逐步完成了意识形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及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政策转型的结果是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首先,双方领导人互访增加。其次,经济上互利互惠。再次,文教卫生领域的交流形式多样。最后,规范机制逐步形成。中非合作论坛形成良性循环。
张春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文献：地方参与中非合作研究
1、1956-1996政治独轮驱动
2、1996-2010政治-经济双轮驱动
3、2010至今：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四轮驱动。社会驱动的标志是2011年中非民间论坛。安全驱动的标志是2012年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
张象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
文献：论中非关系的演变:历史意义、经验与教训13、论中非关系的演变:历史意义、经验与教训
1、古代：古代中非交往十分艰辛,但很有成效。首先,这种交往促进了东西方物质、文化的交流。其次,交往开辟道路,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线畅通,特别是郑和船队到达非洲南端,为后来新航路的开通做了准备,注这也为世界整体化进程作出了贡献。如果用当代眼光审视古代中非关系,看看中国古代政治家在处理与西亚非洲诸国关系时的政治智慧,我们便会发现有两条经验很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其一是依据地缘政治原则对西亚非洲诸国长期奉行争取联合与友好交往的方针。正是这一方针造成了至今中国与非洲诸国的“三无关系”,即无战争、无边界领土问题,以及无历史纠葛。其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贯穿到中非关系中,采取了文化包容、共同发展的理念和举措。但是，古代中非关系缺乏连贯性。笔者认为,除了历史客观条件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盛世外交”思维在作怪。
2、近代：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到来确实使中非关系发生了变化。加之这时的中国,自明朝后期实行“海禁政策”,清朝政府也“闭关锁国”,从而更造成中非关系的低潮,但是中非关系并没有中断。首先,两地间的物质交流没有中断。加之这时的中国,自明朝后期实行“海禁政策”,清朝政府也“闭关锁国”,从而更造成中非关系的低潮,但是中非关系并没有中断。首先,两地间的物质交流没有中断。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非洲战场与中国抗日战场相呼应,也是中非关系的新进展的表现。事实说明,近代中非关系是以新内容、新形势在发展。如果说近代中非关系有何成就可言的话,那将首推这些走进非洲的华人先驱者所创造的业绩。如果说近代中非关系有历史教训的话,那就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极不负责任。
3、现代：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非洲国家相继独立。与此同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非关系开辟了新纪元。这是真正的独立国家之间的新型外交关系。新兴非洲国家与新中国的关系自开始就朝着“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的方向发展。50多年来,中非关系硕果累累,成就辉煌。在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安全、环境保护、艾滋病防治、立法交流、旅游、航空等诸多方面硕果累累。正是中非关系的耀眼特色体现了它在现代世界史上的地位。这些特点是：基于地缘政治和历史机遇,中非间由“三无”关系发展为“全天候”友谊,进而确立为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和为贵”求共荣的思维,中非关系已形成明确理念——“友谊、和平、合作、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方企业与各门类人员越来越多地走进非洲。他们以不同于西方新老殖民主义者的动机与方式进行活动。这是新型的“南南合作”,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中非友好合作不仅在国际事务方面,而且深入到国家发展道路的共同探索。
陆苗耕
作者单位：前中国驻南非开普敦总领事
文献：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
中国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发展中非关系，把发展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1、基础期/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同非洲国家独立初期领导人密切合作，共同开拓了中非关系的新纪元，打下了中非传统友谊的坚实基础。中国站在时代和国际社会的最前列，权力支持非洲民族解放事业和捍卫国家主权的英勇斗争。非洲国家积极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并在国际上基于中国许多宝贵支持。尤其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非洲国家发挥了关键作用。
2、调整发展期/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世界两极格局终结：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了对非外交思想和政策，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更加稳健与务实的基础上。主要包括：鼓励非洲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用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重视与非洲国家开展南南合作；建议非洲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改变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做法，实行全方位对非外交。
3、深化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严谨，南北差距拉大、矛盾凸显的形势下，中非加大合作力度。高层对华更加频密，江泽民主席四次访问非洲；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支持非洲国家维护主权和独立，非洲国家在人权和一个中国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同时中非合作论坛在这一时期诞生。
4、全面深入发展/2002年以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新领导集体把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将中非关系推向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开拓性地提出一些列新的重大举措：倡导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出中国帮助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三年规划；出台《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非在经济、政治、安全、文教、国际等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Ian Taylor
在冷战时期，双方的关系主要由政治利益主导。这一阶段始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中国开始推行“第三世界”外交政策，支持非洲的反殖民运动，以对抗美欧等西方势力。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更增添了遏制苏联影响力的色彩，通过资助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地的民族解放组织来争夺影响力。这一时期的标志性项目是坦赞铁路，它不仅展示了中国的实力，也助力其重返联合国。到了后期，随着邓小平“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中国的外交重心开始逐渐向经济发展转移。
进入后冷战时期，经济利益成为驱动中非关系的核心。尽管在80年代初，中国曾因国内经济问题和非洲地区的不稳定而一度疏远非洲，但在90年代后，中国重新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并将西方的“民主”和“人权”话语视为干预主义。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新阶段，合作重点全面转向经济领域，聚焦于原材料供应、市场扩张以及推广中国的发展模式。
David H. Shinn
中非互动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和“以中国为主导”的特征，其演进阶段主要受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及全球格局的影响，而非由非洲内部变局所主导。早在古代（如郑和下西洋）和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与非洲便存在初步接触，但现代中非关系真正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中非关系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为核心，中国通过万隆会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建设坦赞铁路等援助项目，赢得了非洲国家广泛的政治支持，并最终在1971年凭借非洲国家的重要票数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
邓小平时代（1978–1992），中国外交重心转向国内经济现代化建设，对非援助与互动有所收缩，转向更加注重实效和互利的经济合作模式。
江泽民时期（1992–2002），面对天安门事件后的国际孤立，中国重新大力加深与非洲的联系，并通过在1999年倡议成立“中非合作论坛”（FOCAC），拉开了21世纪中非经贸与外交关系全面爆发的序幕。胡锦涛时代（2002–2012），中非经贸合作迅猛增长，中国于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在软实力传播、医疗援助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领域的参与显著加深。
习近平时代（2012至今），中国对非政策更加主动积极，将“一带一路”倡议引入非洲，并在政治、安全与军事领域深化合作（如在吉布提建立首个海外保障基地、扩大军警与党际交流）。尽管近年来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债务风险以及中国经济放缓等因素影响，中非经贸往来进入调整巩固期，但双方在政治、安全和人文层面的全方位战略联系依然极为紧密。
中国外交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巩固和发展，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形成了患难与共、平等互利、真诚友好、全面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至1999年，双边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1949～1979年）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同情，相互尊重，中非关系生机勃勃，牢固坚实，其主要特点是：1. 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切同情并积极声援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事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2. 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受到帝国主义封锁和压力的情况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无私援助，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巩固独立，为非洲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尤以坦赞铁路闻名于世。3. 非洲国家在政治上与中国密切合作，积极支持我国统一大业和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后期（1979～1999年）：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剧变，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形势的两大主流，中国与非洲也随之进入全力以赴发展经济的新时期，中非关系更趋成熟和务实：1. 高层互访增多，政治关系深化。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访非，江主席1996年访非时，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非国家关系的五点原则建议，掀开了中非友好关系的新篇章。近10年来，非洲共有46位总统、1位国王、17位总理访华。2. 中国和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相互同情和支持，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同西方进行斗争，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为非洲国家仗义执言，支持非洲国家维护其正当权益的斗争，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关心非洲，并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国家的维和行动。3. 中非经贸关系由单一的政府间官方援助向形式多样、互利合作方向发展，增加了合资企业、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管理合作等新形式。中国政府还从1995年起，向非洲国家提供政府贴息优惠贷款，鼓励和推动中国企业与非洲企业对援外项目进行合资合作。1999年中非贸易总额达65亿美元。4. 中非文教卫生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国除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教育、卫生、军事和科技人员的培训外，还增加了对非洲经济管理人员和外交人员的培训。2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200011/t20001107_7950068.shtml
参考文献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中非合作：历史逻辑与辩证关系
摘要：当今世界正处于“关键时刻”。南方反抗、西方自乱、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表明国际政治逐渐失序，全球治理变革刻不容缓。与此同时，殖民统治的负面影响至今仍在，西方对南方国家的歧视根深蒂固，并一直试图维持不公正的全球治理秩序。中非合作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也是中非双方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同时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具有良性效应。其主要体现在：中国在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原则下，提供了独立自主、减贫普惠、有效政府和可持续发展等发展经验；中非共创合作论坛引领国际对非合作新机制——“集体对话模式”；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大力推进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对接非洲国家发展现实需求，开展经贸、技术、医疗卫生健康领域合作。未来，中非合作需坚持尊重非洲国家的自主权，鼓励中企与当地民众形成利益共同体，加强中国对非多边国际合作，加强中非文明互鉴，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作者：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摩洛哥皇家学院）
来源：西亚非洲
发表时间：2026年
地方参与中非合作研究
作者：张春（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发表时间：2015年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论中非关系的演变:历史意义、经验与教训
摘要：中非关系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内涵。50多年来,中非关系史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基于地缘政治和历史机遇,中非间由”三无”关系发展为”全天候”友谊,进而确立为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和为贵”求共荣的思维,中非关系已经形成明确理念——”友谊、和平、合作、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方企业与各门类人员越来越多地走进非洲;中非友好合作不仅在国际事务方面,而且深入到对国家发展道路的共同探索。上述特点体现出中非关系在世界现代史上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非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有两条:其一是要坚持贯彻并不断弘扬”万隆精神”;其二是要坚持发挥国家集中体制在交往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作者：张象（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
来源：西亚非洲
发表时间：2009
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
作者：陆苗耕（前中国驻南非开普敦总领事）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
发表时间：2006年
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兼评国外的三种观点
摘要：作者阐述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崛起”解读中存在的乐观论和悲观论,并分别从中非关系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以及中非合作的形式和特点两个方面分析了中非关系的历史、现状和特点。作者认为,首脑外交奠定了中非关系的基础,平等观念是中非关系的灵魂,互利双赢是中非关系的实质,规范机制是中非关系持续发展的保证。作者还剖析了国际上的三种错误观点,指出了中非合作面临的新挑战。
作者：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表：2006年
China and Africa: Engagement and compromise
摘要：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中非之间的贸易和政治联系正以惊人的速度升级。随着中国对能源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以及许多非洲国家寻求一个不像西方那样担心民主和透明度，也不把政治条件强加于经济关系的伙伴，中非关系将成为世界政治日益重要的特征。伊恩·泰勒是研究非洲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的权威人士之一，他对中非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评估。他讨论了自1949年革命以来中非关系的历史演变，特别强调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的这段时期。泰勒详细考虑了中国与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赞比亚、南非、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马拉维的关系，展示了中国如何利用反霸权的修辞来确保和促进其在第三世界的地位。对于中非关系这一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日益重要的现象，泰勒对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话题进行了引人入胜的阐述。
来源：Routledge
发表时间：2007年
China–Africa Ties in Historical Context
摘要：From Mao Zedong’s seizure of power in 1949 until the early 1990s, China focused more intensely on its political relationship with Africa than its economic ties. During this period China was more concerned about support for African liberation movements, competition with Taiwan,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dealing with intern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Deng Xiaoping era witnessed a reduction of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 while the Jiang Zemin period set the stage for significant advancement. By Hu Jintao’s arrival earl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hina–Africa relationship had become based predominantly on economic interests, especially China’s desire to access African raw materials. It began with trade and expanded into Chinese outward investment in Africa. By 2009, China had overtaken the United States as Afric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So far, the Xi Jinping era has resulted in a greater focus on protection of Chinese interests in Africa,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a levelling off and even decline in China’s economic engagement.
主要观点：中非互动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和“以中国为主导”的特征，其演进阶段主要受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及全球格局的影响，而非由非洲内部变局所主导。早在古代（如郑和下西洋）和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与非洲便存在初步接触，但现代中非关系真正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中非关系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为核心，中国通过万隆会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建设坦赞铁路等援助项目，赢得了非洲国家广泛的政治支持，并最终在1971年凭借非洲国家的重要票数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进入邓小平时代（1978–1992），中国外交重心转向国内经济现代化建设，对非援助与互动有所收缩，转向更加注重实效和互利的经济合作模式。江泽民时期（1992–2002），面对天安门事件后的国际孤立，中国重新大力加深与非洲的联系，并通过在1999年倡议成立“中非合作论坛”（FOCAC），拉开了21世纪中非经贸与外交关系全面爆发的序幕。胡锦涛时代（2002–2012），中非经贸合作迅猛增长，中国于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在软实力传播、医疗援助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领域的参与显著加深。在习近平时代（2012至今），中国对非政策更加主动积极，将“一带一路”倡议引入非洲，并在政治、安全与军事领域深化合作（如在吉布提建立首个海外保障基地、扩大军警与党际交流）。尽管近年来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债务风险以及中国经济放缓等因素影响，中非经贸往来进入调整巩固期，但双方在政治、安全和人文层面的全方位战略联系依然极为紧密。
作者：戴维·辛恩（David H. Shinn） （前美国驻埃塞俄比亚与布基纳法索大使、外交官，现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兼任教授，长期从事中非关系与国际事务研究。）
来源：这本书是中非关系与经济转型/China-Africa and 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的一个章节，该书的编者是[埃塞俄比亚]阿尔卡贝·奥克贝（Arkebe Oqubay，埃塞俄比亚总理部长兼总理特别顾问），林毅夫（北京大学南南合作研究院）
发表时间：2019由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202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翻译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