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机构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成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全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承担卫生健康政策制定、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医疗服务管理以及人口健康相关工作。作为中国卫生健康领域的综合管理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不仅承担国内卫生体系建设任务，也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和国际卫生合作，在国际卫生交流、卫生援外和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在中非公共健康合作领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是中国开展卫生援非和推动全球健康合作的重要政府机构之一。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以来，中国援非医疗合作不断发展，合作内容逐渐从传统医疗服务援助拓展至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疾病防控能力提升、医疗人才培养以及卫生机构合作等领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承担卫生合作政策协调、项目推动和专业指导职能，与外交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商务部等部门共同推进中非卫生合作机制建设。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积极推动中非公共卫生合作从医疗援助模式向卫生能力建设模式转型。在援外医疗方面，中国援非医疗队长期在非洲国家开展临床诊疗、健康教育、技术培训和医疗管理支持，不仅满足当地医疗服务需求，也通过培养本土医务人员、提升医疗机构运行能力，促进受援国卫生体系长期发展。在公共卫生领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推动双方围绕传染病防控、卫生应急、实验室建设和疾病监测等领域开展合作，并参与支持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Africa CDC）建设，加强非洲公共卫生体系应对疫情和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
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还推动中非医院合作、妇幼健康合作和卫生人才培养，通过医疗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专业培训和技术交流，促进非洲国家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在中非合作论坛等多边合作框架下，中国积极推进“健康卫生行动”，支持非洲国家改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并推动形成更加稳定和制度化的卫生合作机制。
从发展式和平视角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参与推动的中非公共健康合作体现了中国卫生援外从单纯提供医疗资源向支持卫生治理能力建设的发展趋势。公共健康合作不仅回应疾病和医疗需求，也通过提升卫生体系能力、培养专业人才和改善公共服务供给，降低社会脆弱性，增强非洲国家自主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卫生合作成为促进社会发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推动长期稳定的重要途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国家级公共卫生技术机构，主要承担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监测、卫生应急、科学研究、技术指导和人才培养等职能，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全球卫生合作的重要技术支撑机构。中国疾控中心长期参与国内传染病防控、慢性病防治、卫生应急和公共卫生能力建设，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公共卫生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发挥技术支持和知识共享作用。
在中非公共健康合作领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中国参与非洲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重要执行机构。近年来，随着中非卫生合作从传统医疗援助逐渐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转型，中国疾控中心参与推动双方在疾病监测、实验室能力建设、传染病防控、卫生应急和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等领域开展合作。特别是在支持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过程中，中国疾控中心发挥了重要技术支持作用。
在传染病防控和卫生应急领域，中国疾控中心积极参与中非新发再发传染病防控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疾控中心依托相关合作项目，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包括提供检测相关支持、开展疫情监测培训、分享防控经验，并通过线上线下交流方式加强双方公共卫生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与技术合作。 此外，中国疾控中心还围绕疾病监测信息系统、传染病防控、实验室网络建设、公共卫生应急和卫生信息化等领域，与非洲国家开展技术交流和能力培训。
除此之外，中国疾控中心还通过公共卫生培训和人才交流促进非洲国家卫生能力提升。近年来，中国疾控中心参与组织面向非洲公共卫生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援外培训项目，通过课程设计、专家授课、技术交流和实地考察等方式，分享中国在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相关合作不仅提升了非洲卫生专业人员的技术能力，也推动建立更加稳定的中非公共卫生合作网络。
从发展式和平视角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与推动的中非公共卫生合作体现了公共健康合作从“疾病救治”向“能力建设”的转变。与传统卫生援助相比，中国疾控中心更加重视通过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制度建设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支持，增强非洲国家自主应对卫生风险的能力。这种合作模式通过提升卫生治理水平、降低社会脆弱性和增强国家应对危机的韧性，将公共健康合作与长期社会发展和稳定目标结合起来。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于2021年组建，是中国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重要机构。该机构主要负责统筹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组织制定传染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监督相关政策、规划和标准，指导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工作，并承担传染病监测预警、疫情应急处置、免疫规划和公共卫生监督等职责。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的设立体现了中国公共卫生治理理念从传统疾病防治向更加系统化的风险治理模式转变。该机构强调“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通过完善疾病监测预警体系、加强重大疫情风险评估、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协同发展，提高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其主要职责包括建设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和工作体系，组织开展传染病疫情监测、风险评估和应急响应，推进国家免疫规划实施，并完善公共卫生监督体系。
在国际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通过科技教育与国际合作司开展疾病预防控制领域的国际交流、援外工作和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参与相关国际标准、规范和指南制定。该机构承担推动中国公共卫生经验国际交流的重要职能，并通过技术合作、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在中非公共健康合作领域，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可作为中国参与非洲疾病防控合作的重要政策协调主体。随着中非卫生合作从传统医疗援助逐渐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疾病防控能力提升转型，双方合作重点逐渐扩展至传染病监测、疫情预警、实验室能力建设、卫生应急体系完善以及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等领域。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在这些领域能够发挥政策协调、体系建设和国际合作推动作用，支持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疾病防控经验交流和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非洲国家在传染病监测、实验室检测、疫情预警和卫生应急能力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推动的公共卫生合作模式强调通过制度建设、技术支持和能力培养，提高合作伙伴自主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能力，而不仅仅局限于疫情发生后的紧急援助。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非洲传染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Africa CDC）建设，并通过公共卫生人员培训、技术援助和疾病防控项目提升非洲公共卫生体系能力。
从发展式和平视角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所代表的公共卫生治理模式体现了从“危机应对”向“风险预防和能力建设”的转型。公共健康合作不仅是应对疾病威胁的技术合作，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途径。通过支持疾病监测体系建设、人才培养和卫生治理能力提升，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能够降低社会脆弱性，增强非洲国家应对突发风险的韧性，并推动卫生安全与长期社会发展的结合。
中国医院协会是由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自愿组成的全国性、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并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协会成立于1995年，前身为中华医院管理学会，2005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医院协会。目前，协会拥有大量医院会员和个人会员，是中国医院管理领域的重要行业组织之一。其宗旨是服务会员、服务行业、服务政府、服务社会，通过行业协调、标准建设、专业培训、学术交流和政策研究等方式，推动中国医院管理水平提升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为中国医院行业的重要社会组织，中国医院协会主要承担医院行业服务和管理支持职能。协会围绕医院改革发展、医疗质量管理、医院评价体系建设、行业标准制定、医院管理人才培养以及医疗信息化建设等领域开展工作，并通过汇聚医院管理者和专业人员资源，为卫生行政部门提供政策咨询和行业建议。同时，协会积极推动医疗行业国际交流合作，促进中国医院管理经验、医疗技术和服务模式的交流推广。
在中非公共健康合作领域，中国医院协会可作为连接中国医疗机构与非洲医疗体系的重要行业平台。随着中非卫生合作模式由传统医疗援助逐步向能力建设和长期合作转型，医院之间的对口合作、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成为重要方向。中国医院协会依托国内医院资源和行业网络，能够为中非医院合作提供组织协调和专业支持，推动中国医疗机构与非洲医院之间开展管理经验交流、医疗技术合作和人才培养。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建设，通过医院间长期合作提升非洲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提供支持。在具体合作方向上，中国医院协会所代表的医院行业资源主要体现在医疗管理经验交流、医院能力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通过组织医院管理者交流、推动医疗质量管理经验共享以及促进专科领域合作，中国医院协会能够支持中非医疗机构建立更加稳定的合作关系。与传统的医疗援助相比，医院合作更加注重知识转移和能力建设，有助于提升非洲医疗机构自身运行能力和专业服务水平。
从发展式和平视角看，中国医院协会参与推动的中非医疗合作体现了公共健康合作从单向援助向伙伴关系建设的发展趋势。医院作为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力提升直接影响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和民众健康保障能力。通过推动医疗机构间交流、技术合作和人才培养，中国医院协会能够促进卫生资源共享和医疗能力提升，帮助非洲国家增强卫生体系韧性，并进一步推动公共健康合作与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
二、核心项目
1. 全球卫生教学与科研
随着中非公共健康合作由医疗援助逐步向能力建设和知识合作拓展，中方相关机构越来越将全球卫生人才培养、公共卫生科研和专业能力建设纳入合作体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较为系统地推进全球卫生教学与科研建设，强调医学、公共卫生、社会科学和数据科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实践能力的全球卫生人才；在科研方面，依托中非合作实验室等平台，围绕非洲高负担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与非方合作开展病原特性、传播机制、变异规律和防治策略研究，为疾病监测预警和防控提供科学支撑。
这一模式也与其他中方卫生合作主体形成衔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要从政策和合作机制层面推动卫生人才培养、医学教育和国际卫生交流，通过援外培训、医疗机构合作等方式加强非洲卫生人力资源建设；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侧重疾病防控体系和专业人才能力建设，并推动疾病防控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援外医疗队则将人才培养嵌入长期医疗实践，通过临床带教、技术培训和专科建设等方式提升当地医务人员的专业能力。中国医院协会等行业组织则通过医疗卫生学术交流、医院管理和专业人员交流，为医疗机构间的知识共享提供平台。由此，中非公共健康合作逐渐形成从全球卫生教育与科研、疾病防控人才培养到临床技术和医院管理能力建设相互衔接的知识与人才合作体系，其重点不只是向非洲提供医疗服务和卫生资源，也在于通过联合研究、知识共享和人才培养增强非洲卫生体系的自主发展能力。
2. 全球公共卫生应急
全球公共卫生应急是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和中非公共健康合作的重要实践领域，已逐步形成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筹协调、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参与疾病防控政策与应急体系建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援外医疗队及相关卫生应急力量参与现场实施的合作体系。面对埃博拉、黄热病、鼠疫、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方通过派遣医疗卫生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疫情监测、医疗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和技术指导等方式参与非洲卫生应急。特别是2014—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中国疾控中心派遣公共卫生专家参与疫情防控，并支持实验室建设和当地人员培训；援外医疗队则依托长期驻点优势承担医疗救治、防疫宣传和专业培训等任务。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合作逐渐由疫情发生后的紧急救援向“应急响应与长期能力建设并重”转变，将现场处置与疾病监测预警、实验室能力、卫生人才培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相结合，推动非洲国家提升自主识别、防范和应对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能力，也使卫生应急成为中非公共健康合作由短期援助向卫生体系韧性建设延伸的重要领域。
3. 支持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隶属于非洲联盟（简称非盟）的公共卫生专业技术机构，成立于2017年1月，总部位于埃塞俄比亚，下设5个区域合作中心，协调非盟成员国联合开展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中国政府2020年-2023年期间援建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办公大楼、实验室、信息中心等核心区域基础设施。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筹备成立以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先后派出多批次专家赴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现场技术支持，例如，作为师资开展培训、协助调研总部大楼建设等，还派出专家赴中国驻非盟使团担任卫生外交官、赴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任职技术顾问。我中心还邀请多批次非洲公共卫生业务人员和专家领导来华培训、研讨和实地考察，尤其是2018年8月，邀请非洲疾控中心主任来华参加中非卫生高级别会议“中非公共卫生合作：机遇与挑战”分论坛，各方代表就当下中非合作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充分讨论、凝聚共识，对下一步如何深化中非公共卫生合作形成了重要意见。2020年以来，依托中非新发再发传染病防控合作项目，支持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2023年，按照国家卫健委和国家疾控局部署，探讨推进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规划和卫生合作项目。2024年开展中国-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技术合作项目以及盖茨基金会疟疾项目（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疟疾诊断和监测工具能力建设）合作，并与儿基会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共同支持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
未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通过公共卫生项目等方式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持续开展技术合作，进一步融入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核心业务领域。
4. 公共卫生援外培训与交流
自2017年以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参与课程设计、选派师资力量、组织技术交流、安排实地参观等方式，长期协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中心、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等机构开展商务部来华援外培训项目，为非洲国家、亚洲国家公共卫生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来华研修提供技术支撑。2024年，我中心获得商务部援外培训项目实施主体资格，未来可以独立承担商务部援外培训项目，更积极、更深入的参与公共卫生援外培训工作。
5. 中国援外医疗体系建设
中国援外医疗队体系是中国开展国际卫生合作和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非公共健康合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实践主体之一。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以来，中国援外医疗事业已持续发展六十余年，逐渐形成由政府统筹、多部门协调、地方卫生部门组织实施、医疗机构具体派遣的援外医疗合作体系。援外医疗队长期面向发展中国家开展医疗服务、疾病防治、卫生人才培养和医疗机构能力建设，是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和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方式。
中国援外医疗队体系最早起源于对非洲国家医疗卫生需求的支持。1963年，应阿尔及利亚政府请求，中国派出首支援外医疗队，开启了持续至今的援外医疗合作。此后，中国医疗队逐步扩大到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合作内容也从最初的医疗服务援助发展为涵盖医院建设、医疗技术培训、公共卫生合作和卫生体系能力提升的综合性合作模式。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资料，截至2023年，中国累计向76个国家和地区派遣援外医疗队员3万人次，诊治患者约2.9亿人次，并援建大量医疗卫生设施，培训当地医务人员，有力促进了受援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在中非公共健康合作领域，援外医疗队是中国卫生援非体系的重要执行主体。长期以来，中国持续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目前已覆盖多个非洲国家。医疗队主要在当地医院开展临床诊疗、专科建设、医学培训和公共卫生服务，同时通过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帮助提升非洲医疗机构自身能力。与单纯提供医疗资源的传统援助模式相比，近年来中国援外医疗合作更加重视“能力建设”，通过培养当地医务人员、推动医院合作和开展技术转移，帮助受援国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卫生服务体系。
随着中非公共卫生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合作领域逐渐从基础医疗服务扩展至公共卫生和卫生体系建设。在埃博拉疫情、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国医疗队和公共卫生专家参与当地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和卫生人员培训，为提升非洲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的能力提供支持。例如，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中国援几内亚医疗队开展公共卫生培训，帮助当地培养疫情防控人员，并支持相关防控体系建设。
近年来，中国援外医疗体系进一步推动合作模式创新，从传统的长期派遣医疗队逐步发展为长期医疗队、短期专家组、医院对口合作和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相结合的综合模式。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提出实施“健康卫生行动”，推动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建设，加强医疗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援外医疗合作也逐渐从“输血式”援助转向更加注重本土能力提升的“造血式”合作，通过专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管理经验交流，促进非洲卫生体系自主发展。
从发展式和平视角看，中国援外医疗队体系体现了公共健康合作由应急救助向长期发展能力建设转型的趋势。医疗队不仅提供疾病治疗和健康服务，也通过知识传递、人才培养和卫生机构建设降低社会脆弱性，提高受援国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通过将医疗援助与卫生体系建设、人才发展和社会治理结合，中国援外医疗队成为中非公共健康合作的重要载体，也体现了卫生合作在促进社会稳定、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6. 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
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是中非公共健康合作由传统医疗援助向医疗机构能力建设转型的重要合作平台。为落实2020年6月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倡议，中方推动中国医院与非洲国家医院建立长期对口合作关系，通过远程医疗交流、专业人才培养、重点专科建设、医疗设备支持和临床技术培训等方式，提高非方医院的医疗服务和自主发展能力。与传统以派遣医疗人员和提供医疗物资为主的援助方式相比，对口医院合作更加重视医疗技术和专业知识的持续转移，将中国援外医疗队长期形成的临床合作基础与国内高水平医院的专业资源结合起来，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医院间合作网络。
该机制的合作重点之一是围绕非方医院实际需求建设重点专科并培养本土医疗人才。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与尼日尔综合示范医院开展合作，通过专家派遣、医疗设备支持、赴华培训和现场技术指导，帮助建设心脏科和神经科中心，使当地医生逐步具备独立开展相关诊疗和介入治疗的能力；江苏省人民医院及中国援桑给巴尔医疗队则支持基文吉区医院建设急诊科，通过现场带教和远程专家指导完善急诊急救体系；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中乍友谊医院的合作涉及儿科、眼科等领域，并通过远程授课、会诊、设备援助和专科建设提升当地医院服务能力。
从中非公共健康合作的发展来看，对口医院机制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医疗服务、人才培养、技术转移和机构能力建设结合起来，使合作对象从患者和个体医务人员进一步延伸至医院及其重点专科。它与中国援外医疗队形成互补：医疗队提供长期在地医疗服务和人员交流，对口医院则依托国内医疗机构提供更加持续的专业技术、培训和远程支持。由此，中非医疗合作逐渐从解决短期医疗需求转向提升非方医院自身的诊疗、人才培养和管理能力，也更加突出通过卫生体系能力建设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导向。
三、相关研究
1. 中方行为体为何从政府单一主导逐渐转向政府统筹下的多元合作网络？
中国对非公共健康合作长期具有较强的政府主导特征，这与中国卫生援外的制度来源密切相关。传统援非医疗合作主要依靠中央政府进行政策设计和外交协调，再由卫生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组织实施，援外医疗队因此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执行主体。对口援助研究进一步表明，这并非简单的中央政府直接实施模式，而是形成了中央政府统筹、驻外机构协调、省级政府组织、医院和高校等专业机构具体执行的纵向组织体系。地方政府由此成为连接国家外交承诺与国内医疗资源的重要中介。
随着中非卫生合作议题扩展，这种以行政体系为中心的行为体结构逐渐显现局限。埃博拉疫情和新冠疫情尤其表明，公共卫生治理已经超出传统临床医疗和物资援助范畴，涉及疾病监测、实验室体系、药品生产、医疗供应链、科研合作、卫生信息、人才培养和应急治理等多个领域。单一政府部门或传统医疗队难以独立提供这些公共卫生能力。因此，中方行为体开始从“行政体系内部多部门参与”进一步发展为“政府—专业机构—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研究已经将当前中非卫生安全合作概括为“政府统筹与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其中政府负责战略规划和政策协调，企业逐渐进入药品生产、医院经营和医疗技术等领域。 新冠疫情期间，基金会和社会组织又通过物资供给、线上知识共享和医疗交流进入非洲公共卫生合作。
因此，中方行为体的多元化并不是国家作用的简单弱化，而更接近于国家作用方式的重新配置。政府仍然掌握合作议程、制度安排和公共资源配置，但越来越需要借助疾控机构、医院、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完成政策目标。由此形成的并不是“国家退出、社会进入”，而是一个以政府为制度枢纽、以专业机构为技术节点、以企业和社会力量为功能补充的合作网络。
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看，这一变化尤其重要。发展式和平关注的并非危机发生后的临时处置，而是通过发展过程降低产生不安全的结构性脆弱性。公共卫生问题越是从单一疾病治疗转向卫生体系建设，就越需要跨部门、跨专业和跨层级的长期合作。因此，中方行为体多元化实际上反映了合作目标本身的变化：当合作目标由“解决具体医疗需求”转向“降低非洲社会的卫生脆弱性”时，单一援助主体必然逐渐让位于多元主体共同生产公共卫生能力的治理结构。
2. 不同中方行为体如何共同推动合作由医疗资源供给转向非洲公共卫生能力建设？
中方行为体变化的更深层意义，并不在于参与机构数量增加，而在于不同主体所提供的资源发生了变化。传统卫生援助主要解决的是医疗资源短缺，即通过派遣医生、援建医院、提供药品设备等方式直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这类合作能够迅速改善医疗可及性，却具有较强的“替代性供给”特征——外部行为体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当地不足的医疗资源。相关研究也指出，过去援非医疗合作较多集中于医院、设备和医疗队等硬件或直接服务，应进一步加强医护人员培训、科研机构参与以及能够产生长期社会影响的合作。
埃博拉疫情推动这一逻辑发生明显变化。问题逐渐不再被理解为单纯的医生、医院或药品不足，而被重新界定为疾病监测、实验室、基层卫生体系、专业人才以及公共卫生治理能力不足。由此，中方行为体的功能开始出现专业分化：医疗队和医院继续承担临床医疗，但同时通过带教、专科建设和医院合作推动医疗能力转移；疾控机构和公共卫生专家更多承担疾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能力和卫生应急建设；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人才培养与知识合作；企业则能够进入药品、设备、诊断技术和医疗信息系统等领域。中非合作政策已经将医院合作、专业科室建设、卫生人才培训、非盟疾控中心和实验室能力建设以及医药企业投资纳入相互关联的合作体系。
这种变化意味着合作对象从“医疗服务缺口”进一步深入到生产医疗服务的制度能力。例如，派遣公共卫生专家处理一次疫情解决的是即时风险，而建立疾病监测网络、培训流行病学人员和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则改变了当地识别和管理未来风险的能力；援建医院增加的是医疗基础设施，而对口医院合作、专科建设和医务人员培训则进一步影响当地医院能否持续运转。相关研究因此把中非卫生合作的变化概括为由“治病”向“防病”、由直接援助向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推进。
从发展式和平角度来看，真正具有长期意义的并不是中方持续提供多少卫生资源，而是这些资源能否转化为非洲国家自身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和制度能力。因此，可以把中方行为体的作用理解为从“公共产品提供者”向“公共产品生产能力建设者”转变。其最终目标不是长期替代非方医疗机构，而是使非洲自身的医院、疾控机构、实验室和专业人员具备持续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旦制度化，就能够降低疫情等卫生冲击演化为经济衰退、社会失序乃至更广泛安全问题的可能性，这正是公共健康合作进入发展式和平逻辑的关键环节。
3. 多元中方行为体如何实现有效协同，并将外部援助真正转化为非洲自主、可持续的卫生治理能力？
行为体多元化并不会自动产生更好的治理结果，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协调成本。这也是现有研究中最值得进一步深化的问题。中国对非卫生合作实际上存在两种并行的组织逻辑：一方面是按照国内行政分工形成的部门体系，另一方面是按照非洲卫生体系需求形成的项目体系。前者强调“谁负责什么”，后者强调“一个卫生问题需要哪些资源”。二者并不天然一致。
已有研究指出，援非医疗队、卫生人才培养、医疗设施建设、设备和物资援助、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分别涉及卫生、教育、商务、外交、财政等不同部门。虽然存在协调机制，但条块分割和资源整合不足仍然影响项目之间的衔接。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中方是否拥有足够的行为体，而是如何把援建医院、医疗队、设备、人才培养、疾病监测和科研合作从彼此独立的项目组合成面向非方卫生体系的能力建设链条。相关研究也明确指出，如何统筹这些不同类型的卫生合作项目、共同服务于非洲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仍然是中方面临的重要任务。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把协调的基本单位从“中方部门”进一步转向“非方能力需求”。例如，如果合作目标是帮助某一国家形成传染病防控能力，那么医院建设、医疗队、疾控专家、实验室、人才培训和设备供应不应分别被理解为六个项目，而应被组织成同一能力建设过程。政府部门负责制度协调，疾控机构负责监测和防控体系，医院承担临床诊疗和人才培养，科研机构参与知识生产，企业负责设备、药品和技术支持。这样才能从“多个主体同时在非洲开展项目”真正转向“多个主体共同建设一种能力”。
更深层的问题则是这种能力最终由谁掌握。如果医院依赖中国医生、实验室依赖中国技术人员、设备维修依赖中国企业、疾病监测依赖外部专家，那么项目即使运行良好，也未必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能力。因此，行为体协同的最终评价标准不能只是项目完成度，而应进一步观察知识、技术、组织和决策能力是否逐渐嵌入非洲本土机构。已有研究已经把非洲疾控能力、药品生产、病毒检测本土化以及远程医学和知识共享视为未来合作的重要方向。 对口合作研究提出的地方政府和专业机构直接沟通也具有类似意义，因为它能够减少层层行政传递，使合作更准确地回应地方卫生需求。
因此，从发展式和平视角看，“协同”与“自主”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阶段：前者解决中方不同资源如何被有效组织，后者解决这些资源最终能否沉淀为非洲自身的发展能力。理想的合作结果并不是形成一个更加庞大的“中国卫生援非体系”，而是通过这个体系逐渐强化非洲自身的医院、疾控机构、卫生行政部门、科研机构和专业人员，使外部资源最终转化为本土制度能力。
参考文献
简介：《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系统介绍了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政策框架和重点领域，强调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白皮书指出，卫生健康是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领域，中国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通过医疗援助、卫生人才培养、疾病防控合作和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提升合作伙伴的卫生发展水平。在非洲公共健康合作方面，白皮书重点强调中国对非洲卫生体系建设的支持，包括加快推进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建设、增强医疗卫生服务力量、持续派遣援外医疗队以及开展卫生人才培训等。2015年至2019年，中国通过援外医疗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服务，开展患者诊疗、医务人员培训、巡回义诊和医疗设备援助等合作；同时，中国支持建立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强非洲国家医疗机构能力建设，提高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疾病防控的能力。
来源：人民日报
发表时间：2023.06.19
简介：该文章系统回顾了中国援外医疗队60年来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全球卫生合作中的作用，强调援外医疗队是中国开展国际卫生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载体。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以来，中国持续向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派遣医疗人员，在临床诊疗、疾病防治、医疗技术培训和卫生能力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经过长期发展，中国援外医疗模式逐渐从单纯提供医疗服务的“输血式”援助，转向更加重视技术传递、人才培养和医疗体系建设的“造血式”合作。文章指出，中国援外医疗队不仅承担当地患者救治任务，也积极参与受援国医疗能力提升。例如，医疗队通过临床带教、专科建设、培训当地医务人员等方式，帮助非洲国家培养本土卫生人才，提高医疗机构自主运行能力。在埃博拉、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国医疗队与公共卫生专家共同参与疫情防控，通过医疗救治、经验分享和人员培训支持非洲国家提升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从中非公共健康合作视角看，援外医疗队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卫生合作主体功能的转型。早期援外医疗主要侧重缓解非洲国家医疗资源不足问题，而近年来则更加关注卫生体系建设和长期发展能力提升。医疗队通过与当地医院合作、推动重点专科建设、开展医学人才培养，将医疗服务与知识传播、技术转移结合起来，形成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合作模式。例如，中国援非医疗队不仅提供日常诊疗服务，还参与当地医院管理、专业技术培训和公共卫生合作，努力培养能够持续提供医疗服务的本土卫生力量。
来源：新华网
发表时间：2023.10.19
3. 《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2784号（医疗体育类382号）提案答复的函》
简介：该文件围绕新时代卫生健康国际交流合作的发展方向，提出加强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部署。文件强调，卫生健康国际合作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领域，应坚持政府统筹、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通过政策沟通、能力建设、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方式，推动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不断深化。文件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卫生健康国际合作体系，加强与国际组织、外国政府、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的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参与的合作格局。在合作内容方面，重点包括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作、提升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应急能力、促进医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加强卫生人才培养以及推动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等。通过加强知识共享、技术交流和人员培训，提升合作伙伴应对公共卫生挑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中非公共健康合作背景下，该文件体现了中国卫生合作由传统卫生援助向综合能力建设转型的发展趋势。以援外医疗、疾病防控、卫生人才培养和医疗机构合作为代表的合作形式，不仅关注解决受援国当前医疗需求，也更加重视帮助合作伙伴完善卫生体系、培养专业人才和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例如，中国通过派遣医疗队、开展卫生技术培训、推动科研合作和支持公共卫生机构建设等方式，促进非洲国家卫生服务能力提升。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表时间：2021.01.21
简介：中国援外医疗工作是中国开展国际卫生合作和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非公共健康合作的重要实践形式。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以来，中国援外医疗工作已持续发展数十年，逐渐形成由政府统筹、卫生部门组织、地方医疗机构实施的合作体系。援外医疗队主要承担医疗服务、疾病防治、卫生技术培训和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等任务，通过长期驻点服务帮助受援国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当地卫生服务能力。文章指出，中国援外医疗合作经历了从单纯提供医疗服务向综合卫生能力建设转变的发展过程。早期援外医疗主要围绕缓解受援国医疗资源不足展开，医疗队通过临床诊疗、巡回医疗和卫生宣传等方式满足当地基本医疗需求。随着合作不断深化，援外医疗逐渐将重点拓展至医疗技术传播、医务人员培养、医院管理经验交流以及公共卫生能力提升，通过“传帮带”等方式帮助受援国培养本土卫生人才，增强当地医疗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非洲地区，中国援外医疗队是中非卫生合作最具代表性的行动主体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向非洲多个国家派遣医疗队，在临床医疗、专科建设、妇幼健康、传染病防控和卫生人才培训等领域开展合作。除直接提供医疗服务外，医疗队还通过培训当地医务人员、开展技术交流、支持医院科室建设等方式，推动非洲国家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特别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国援外医疗力量与公共卫生机构协同参与疫情防控，通过专家派遣、技术培训和经验分享提升合作伙伴应对卫生风险的能力。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合作司
发表时间：2013.08.09
5. 《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作用大口碑好》
简介：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是中非卫生合作从传统医疗援助向医疗机构能力建设转型的重要实践。该机制旨在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相关卫生合作倡议，通过推动中国医院与非洲医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加强医疗技术交流、人才培养和医院管理经验共享，提升非洲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与以往以医疗队派遣和物资援助为主要形式的卫生合作相比，对口医院合作更加注重医疗资源、技术和知识的持续转移，通过建立机构间长期合作关系，实现从单向医疗援助向双方共同发展的转变。该机制的实施重点包括重点专科建设、医疗技术培训、远程医疗合作以及医院管理经验交流。中国医院通过与非洲合作医院建立结对关系，根据当地医疗需求开展针对性支持，例如派遣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开展医务人员培训、帮助建设特色科室，并通过远程医疗等方式保持长期技术交流。这种合作模式突破了传统援外医疗中“短期派遣、即时服务”的特点，更加强调通过提升当地医务人员专业能力和医院运行水平，增强非洲医疗体系的自主发展能力。从中非公共健康合作发展历程来看，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体现了中国卫生援非模式的转型。早期援非医疗主要侧重缓解当地医疗资源不足问题，而随着合作深入，双方逐渐将重点转向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和卫生人才培养。2020年，中国提出建立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推动中国高水平医院与非洲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并进一步探索远程医疗、智慧医疗和联合医学中心等新型合作方式。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进一步提出深化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建设，成立中非医院联盟，举办中非医院发展会议，推动远程医疗和智慧医疗合作，不断提升中非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来源：人民日报
发表时间：2021.08.17
6. 《国际发展援助中的对口援助模式研究——基于中非卫生合作的分析》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发展援助脱胎于“欧洲复兴计划”,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在1960年之后的六十年间,国际发展援助在援助主体、目标、政策、理论、数据系统、援助影响力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本文研究的焦点在于对口援助模式的定义、内容、特点、援助效果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系统地梳理以及相应理论框架的建立。首先,本文通过梳理国际发展援助模式的不同类别,进而提出了一种在援助组织阶段以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参与度为衡量标准的官方发展援助模式,即对口援助模式。该模式主要以中国对内支援经验和对外援助实践作为该援助模式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础和依据,将广义府际关系作为援助组织的基础,使得政府间合作网络扩展到构建援助双方合作关系上,从而确保官方援助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时,通过与国际上三类普遍的援助类别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对口援助模式在立项邀约、部门协同以及财政限制三方面的特点。接着,本文转入中非卫生合作视角,通过具体梳理中非在卫生领域的合作,进一步确立对口援助模式在中非卫生合作中的应用。随后,从对口援助模式所构建的跨国政府间横向合作网络的三组对口关系出发,提出影响对口援助模式援助效果的假设因素,从理论分析和影响机制两个方面来建立研究假设。然后,通过分析三个影响因素在四个具体的中非卫生合作案例中对援助效果的影响情况,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最后,根据具体合作案例所反应的问题和情况提出进一步发展的建议,并对该模式能否做“中国经验”的国际推广进行了前景预展。总而言之,本文拟解决的问题是期望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确立出一种新的对外援助模式,通过较系统地梳理该模式的理论框架及实际运行,为其他国家提供有借鉴价值的经验。对于中国本身而言,中国经验只有拥有更为系统性的理论框架才能更正确地被国际社会所认知和理解;对于国际社会而言,虽然中国经验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组织、学者所重视,但缺乏正确认识的途径和方式,也因而引来很多误解和恶意揣测;对于与中国有类似经历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经验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即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主导发展过程。
作者：丁鸿
发表时间：2018
7. 《中非卫生安全合作60年：历程、成就与展望》
摘要：卫生问题安全化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变革的产物。以各类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为突出表现的卫生安全挑战，在非洲具有多样性、动态性、跨界性与复合性的特点。卫生安全问题损害了民众健康，不利于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削弱了非洲国家提供卫生公共产品的能力，反过来又引发新的卫生安全挑战。从1963年派遣第一支援非医疗队开始，中非卫生安全合作历经60年发展历程。其中，“非典”疫情显著提高了中国对卫生问题安全化的关注，并将其融入对非合作中；埃博拉疫情则是中非携手应对卫生安全挑战的一场“大考”;中非团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深化了“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中非卫生安全合作立足平等、秉持协商、致力发展，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为指导，会议机制、项目机制共同发挥作用，聚焦非洲亟需、中方力所能及的领域，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中非卫生安全合作模式。双方在此领域的合作为保障非洲民众安全、促进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化解非洲卫生安全难题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王涛，刘肖云
发表时间：2023
8.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以中非共建“健康丝路”为视角》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中非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的紧迫性和重要意义。”健康丝绸之路”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中非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中非医疗卫生合作为基础与核心内容,但内涵要超越医疗卫生合作,体现了”大健康、大卫生”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思维。中非共建”健康丝绸之路”要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双方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以实现”健康中国”和”健康非洲”的战略目标。中非近60年的医疗卫生合作和团结抗击新冠疫情为未来双方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中非共建”健康丝绸之路”仍存在来自非洲、中国和第三方因素的制约和挑战。有效应对和克服这些制约与挑战,有利于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合作的新增长点,也是中非深化”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夯实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由路径。
作者：曾爱平
发表时间：2021
摘要：以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基于全球化时代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性,全球性疾病的爆发日益频繁并且波及广泛;其次是因为非洲大陆整体的医疗卫生状况已严重经影响和制约非洲整体的经济发展;再次则是立足于我国50多年来医疗援非的丰富实践经验,对非洲的医疗援助也极大的改善了中非关系,并且医疗援非在中国对非洲战略部署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然而对于它的研究与宣传却少之又少。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可以说是中国对外援助最成功的典范之一,它有效的维护了非洲国家和人民对于中国的积极认知和情感忠诚,有利于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建设,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增加了筹码,也切实的为非洲乃至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应该对其进行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对非洲进行医疗援助的原因、内容、成果来阐述中国,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决心和能力;通过指出中国在援非医疗外交领域的不足和完善之道来为中国完善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机制所要面对的挑战提供建议和构想。
作者：翟曹敏
发表时间：2017
摘要：中非卫生合作是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之一,后埃博拉时期中非卫生合作逐渐从传统友谊型援助向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合作方向转变,呈现出从双边援助到多边合作、由临床医疗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由全科医疗到专科特色医疗、从国家层面上助推中国药品走进非洲、注重中国经验在非洲的运用等趋势与特点。与此同时,中非卫生合作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与挑战,卫生战略与决策有待进一步规划与统筹,援助项目有待深耕细作,医药产品走进非洲的瓶颈问题有待突破,体系建设的相关技术转移和经验分享有待开发。为此,中国应调整工作思路,着眼长远,将中非卫生合作纳入中国的全球卫生外交与卫生安全战略整体布局中,以中非卫生合作为契机和支点,将中国在健康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全球卫生战略的实施引向深入。
作者：郭佳
发表时间：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