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机构
非洲联盟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部（Political Affairs, Peace and Security Department, PAPS）是非盟委员会负责政治治理、和平与安全事务的核心部门。该部门将政治事务与和平安全治理纳入统一制度框架，主要工作领域包括治理与冲突预防以及冲突管理。其中，和平与安全相关机构负责支持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履行《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协议》赋予的职责；政治事务领域则涉及民主原则、法治、人权、公民社会参与以及人道主义危机治理等议题。从和平安全治理来看，PAPS并不只处理冲突发生后的危机，而是将政治治理、冲突预防与冲突管理联系起来，在非盟大陆和平安全治理体系中承担政策协调和执行支持职能。其工作涉及冲突预防与解决、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事务、政治治理以及相关能力建设，是非洲联盟推动大陆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机构平台。
2.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部（PAPS）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最初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目标，但随着西非地区政治危机和安全问题不断发展，其职能逐渐扩展至冲突预防、和平建设和区域安全治理。ECOWAS官方将其发展目标概括为推动西非的“一体化、和平与共同繁荣”，和平与安全由其委员会下设的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部承担重要协调职能。PAPS目前主要包括政治事务局和维和与区域安全局。其和平安全职能以冲突预防、管理与和平建设以及民主和良政为主要方向，并以1999年《预防、管理、解决冲突、维和与安全机制议定书》、2001年《民主与良政补充议定书》等制度文件为重要依据。相关工作还包括选举援助与观察、调解支持、和平与安全政策协调等。因此，ECOWAS的和平安全职能已经与其最初的经济一体化使命形成较强联系：维护稳定不仅被视为区域安全目标，也被视为经济一体化和发展的前提。其PAPS的基本使命正是推动形成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发展的和平、安全环境。
政府间发展组织安全部门项目（IGAD Security Sector Program, ISSP）是IGAD应对非洲之角及周边地区跨国安全威胁的重要专业机制。其前身是2006年启动的IGAD反恐能力建设项目（ICPAT），主要通过司法能力建设、跨部门协调、边境管控、人员培训和战略合作增强成员国反恐能力。随着地区安全威胁逐渐呈现跨境化和复合化特点，IGAD认为原有以反恐为重点的机制已不足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因此对ICPAT进行重组，并于2011年正式启动ISSP。ISSP的核心目标是增强成员国安全部门应对共同跨国、区域和国内安全威胁的能力，同时通过安全治理促进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其工作尤其强调对新兴和不断变化的安全风险进行预测、预防和管理，并将安全能力建设与可持续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目前ISSP主要围绕四个领域开展工作，即反恐、跨国有组织犯罪、海上安全和安全机构能力建设。与AU和ECOWAS较为综合的政治—和平安全部门相比，ISSP的职能更加集中于跨国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成员国安全机构能力建设，体现出非洲之角安全问题跨境性较强的区域特点。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将和平、安全与良政作为区域发展的基础性支柱之一。SADC明确认为，和平、安全和政治稳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其安全治理并非完全独立于发展议程，而是服务于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其工作范围包括政治与外交、国防、警务、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等领域。SADC和平安全治理的重要制度核心是政治、国防与安全合作机构。该机构成立于1996年，用于协调成员国在政治、国防和安全领域的政策与行动；2001年通过的《政治、国防与安全合作议定书》进一步明确其制度结构和职能。其主要目标包括促进成员国安全与国防协调，保护地区居民免受法律秩序崩溃、国内冲突、国家间冲突和侵略的影响，并通过冲突预防、管理和解决维护区域稳定。在当前《区域指示性战略发展计划2020—2030》框架下，和平、安全与良政被进一步纳入SADC长期区域发展规划，重点涉及冲突预防和调解、预警、预防性外交、跨国有组织犯罪、人类安全以及民主与包容性治理等领域。 因而，SADC的制度设计较明显地体现出和平安全与区域发展的联动关系：稳定的政治安全环境被视为实现经济发展、减贫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5. 东非共同体（EAC）—和平与安全部门（Peace & Security Sector）
东非共同体将和平与安全视为区域一体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EAC《条约》第124条确认成员国开展和平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强调通过建立稳定、安全的地区环境促进东非社会发展和民众和谐共处。EAC官方网站也直接将其和平安全工作的目标概括为：通过成员国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与协商，创造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环境。EAC自1999年成立以来逐步建立区域和平安全合作框架。2006年，EAC部长理事会通过《和平与安全区域战略》，为共同体层面的和平安全行动提供战略指导；同时设立国家间安全部门理事会，负责监督区域安全合作的实施。其重点领域包括跨境犯罪、毒品贩运、恐怖主义、洗钱、小武器和轻武器治理以及警务合作等。与侧重传统军事安全的机制相比，EAC和平安全部门尤其强调人员和财产安全、跨境犯罪治理以及区域流动安全。这一定位与东非共同体推进人员、商品和市场一体化的目标密切相关：区域安全既是共同体自身的治理目标，也是贸易、人员流动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因此，EAC官方明确形成了“和平—安全—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即通过保障人员和财产安全，为区域发展和一体化创造稳定环境。
二、核心项目
1. “消弭非洲枪声”项目
“消弭非洲枪声”是非盟《2063年议程》框架下的重要旗舰项目，旨在通过冲突预防、政治治理、和平建设和安全机制建设减少非洲大陆的暴力冲突，为实现“和平与安全的非洲”创造条件。《2063年议程实施第二次大陆报告》将和平、安全与稳定、建设稳定和平的非洲以及全面运行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APSA）分别列为目标13—15，并通过冲突相关死亡人数、武装冲突数量、国家和平委员会和国家对话等指标评估实施进展。
该项目并非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而是强调在成员国层面建立冲突预防和调解机制。《第二次大陆报告》显示，非盟推动成员国建立国家和平委员会，使其承担政治、族群和宗教冲突的预防和调解职能；截至2021年，76%的成员国报告已经建立相关机制。同时，加纳国家和平委员会、卢旺达全国对话等实践也被纳入非盟和平治理经验。因而，“消弭非洲枪声”体现的是以冲突预防、制度建设、政治对话与和平安全能力建设相结合的大陆和平治理思路。
2. AGA-APSA公民参与战略（Citizens’ Engagement Strategy 2025—2030）
AGA—APSA公民参与战略是非盟政治事务、和平与安全部推动公民进入治理和和平建设过程的重要制度项目。该战略于2025年启动，在既有青年参与战略和妇女参与战略基础上，将青年、妇女、公民社会和知识管理整合到统一的公民参与框架之中，目标是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大陆层面使公民声音更加制度化地进入治理、和平与安全决策。
战略包括青年参与、妇女参与、公民社会参与和知识管理四大支柱。青年部分侧重提升青年组织参与民主治理和政策制定的能力，妇女部分强调女性领导力和政治参与，公民社会部分则通过培训、制度化磋商、信息共享和基层组织网络强化公民社会参与和平建设和治理的能力。 文件还提出建立非洲公民社会主导的民主治理、和平安全、青年和妇女研究数据库，以增强社会知识向非盟政策体系的输入。
这一项目的突出特点是将社会参与能力本身视为和平建设能力的一部分。公民社会不仅被视为政策执行对象，也被定位为伙伴、促进者和知识生产者，从而增强和平治理的社会基础、地方参与和可持续性。
3. 知识管理战略（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y 2025—2030）
AGA—APSA知识管理战略旨在加强非盟在民主治理、和平与安全领域的知识生产、保存、传播和政策转化能力。文件认为，非洲大学、智库、公民社会和研究机构已经形成大量关于选举、冲突预防、腐败、预防性外交和制度建设的研究，但研究成果与区域和大陆层面的政策制定之间仍存在明显脱节。
战略因此提出建立更加系统的AGA—APSA知识生态，包括建设知识库、形成政策报告和研究论文、加强与大学和智库的战略合作，并通过高级别对话、研讨会和知识交流平台推动研究成果进入非盟政策过程。其具体目标还包括提升非盟相关机构向政策机关提供咨询的能力、促进循证政策制定，以及利用新的传播工具扩大知识的政策影响。
4. 西非地区消除恐怖主义优先行动计划
《西非地区消除恐怖主义优先行动计划（2020—2024）》是ECOWAS应对西非及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区域性安全计划。该计划针对恐怖主义跨境扩散、安全力量能力不足、成员国情报合作有限以及反恐资金不足等问题，建立区域协调行动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文件同时指出，仅依靠军事和安全手段不足以有效应对恐怖主义，还需要加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区间对话。
计划形成八个主要行动领域，包括协调成员国反恐行动、加强安全部门之间的信息与情报共享、培训和装备国防与安全力量、强化陆海空及河流边境管理、加强武器及军民两用物项管控、打击恐怖主义融资、促进公共沟通与社区间对话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以及筹集区域反恐资金。 其中第七部分进一步把教育、卫生、职业培训、妇女和青年生计、能源、水资源、通信以及弱势和流离失所人口的粮食安全纳入反恐行动，体现出ECOWAS试图从社会经济脆弱性和社区韧性层面降低暴力极端主义风险。
5. 轻小武器治理项目
ECOWAS长期将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扩散视为西非冲突和跨境安全问题的重要来源。2021年发布的《ECOWAS小武器和轻武器公约及〈武器贸易条约〉实施示范指南》，重点推动成员国将ECOWAS小武器公约与《武器贸易条约》的规定协调纳入国内法律，从而形成更加统一的区域武器治理体系。
这一项目的实施内容已经超出一般性的“限制武器流通”，涉及建立国家武器管制机构、加强透明度与信息交换、防止武器转移、建立国家数据库和记录保存制度，以及规范武器出口、进口、过境、转运和中介活动，并通过违法处罚、执法和国际合作提高成员国执行能力。
6. 政治、国防与安全合作战略指示性计划（SIPO）
SIPO是SADC政治、国防与安全合作机制最重要的实施性战略框架。它依据《政治、国防与安全合作议定书》制定，目的是将议定书规定的和平安全目标转化为政治、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具体战略和行动。文件明确指出，SIPO并非独立于发展议程运行，而是为SADC区域发展战略创造和平稳定的政治安全环境；SIPO与区域指示性战略发展计划（RISDP）相互补充，以和平安全环境保障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
其实施范围较广，包括预防性外交、和平支助与人道主义行动、灾害治理、打击有组织犯罪、难民治理、冲突后重建与重返社会、排雷、小武器和轻武器治理、毒品犯罪以及和平安全能力建设。 因此，SIPO实际上构成SADC把冲突预防、安全能力、政治治理与区域发展连接起来的总体实施框架。
7. 区域排雷与小武器治理项目
SADC还将地雷、未爆弹以及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扩散作为影响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长期安全问题。SIPO明确把清除地雷和未爆弹、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扩散及贩运列为区域国防安全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并提出加强SADC区域排雷项目的区域机制和协调能力。
这一项目的重要性在于，它同时具有安全与发展属性：地雷和非法武器不仅延续暴力风险，也会影响人口流动、社区恢复以及冲突后经济社会重建。因此，排雷、军控和小武器治理构成SADC由传统安全合作向冲突预防和冲突后恢复延伸的重要实践领域。
三、相关研究
1. 从“不干涉”到“不冷漠”：非洲和平安全规范的演变
关于非洲区域组织和平安全角色的研究，一个重要方向是解释非统组织（OAU）向非洲联盟（AU）转型过程中和平安全规范的变化。Kathryn Nash指出，非洲区域规范并非主要由外部国际规范输入而来，而是在非洲自身历史经验、泛非主义思想、区域利益以及政治领导人倡议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OAU成立之初强调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免受外部干预和区域内部颠覆；随着比亚法拉战争、乌干达和中非等地严重暴力事件不断暴露严格不干涉原则的局限，非洲内部关于国家安全、人权和冲突治理的认识逐步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经历了较长的制度演进。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安全和“主权即责任”等理念逐步进入非洲政治讨论，1990年代的地区冲突以及非洲区域组织自身的介入实践进一步推动了规范变化，最终形成AU框架下较强调人类安全和“不冷漠（non-indifference）”的冲突管理原则。在严重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等情况下，AU拥有比OAU时期更强的介入制度基础。Nash因此强调，这一过程应被理解为非洲自身的规范创造和调整，而不能简单解释为西方人道干预理念向非洲扩散。
这一研究还提出了一个与“非洲自主性”直接相关的问题：非洲区域组织不仅是国际和平安全规范的接受者，也可能是规范生产者。早在国际“保护责任”形成之前，ECOWAS已经在利比里亚实施区域干预，非洲学者和政策实践也发展出“主权即责任”等思想；AU后来通过《非盟组织法》第4(h)条将特定条件下的干预权制度化。因此，研究非洲和平安全治理不能只考察国际规范如何进入非洲，也需要考察非洲经验如何反过来塑造区域乃至国际和平安全规范。
2. 区域组织为何能够成为和平安全行为体：从“安全共同体”转向多层级治理
另一类研究关注一个更基础的问题：许多非洲区域组织原本以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为主要目标，为什么后来会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冲突预防、调解、维和和安全治理？
Liisa Laakso认为，用欧洲区域一体化经验形成的“安全共同体”概念解释这一现象存在明显局限。传统理论通常设想，经济合作不断深化、成员国共享价值和利益之后，区域一体化才逐渐向政治安全领域扩展；但非洲现实往往正好相反——区域经济一体化仍较薄弱、成员国治理模式差异较大，一些国家自身甚至就是区域安全问题的一部分，但ECOWAS、AU、IGAD等组织仍然发展出了实际的和平安全职能。
因此，Laakso提出以“多层级治理”理解非洲区域组织。非洲安全问题往往同时涉及国家、区域组织、AU、国际组织、外部伙伴以及公民社会，不存在一个单一层级能够独立完成治理。区域组织的意义也并不取决于它们是否已经形成成熟的“安全共同体”，而在于能否通过跨层级的信息、资源、政治协调和社会参与网络成为实际的安全行为体。
这一判断与前面官方文件呈现出的机构实践具有较强对应关系。例如，ECOWAS已经形成预警、调解、反恐、小武器治理和国家安全部门改革等机制；IGAD建立CEWARN等区域预警机制；AU则通过PSC、APSA、A3以及公民社会和知识管理机制形成大陆—区域—国家—社会多层互动。不过Laakso也提醒，机构建立并不自动等于治理有效。邻国之间的不信任、成员国参与冲突、国家主权敏感性以及组织资源不足，都可能削弱次区域组织的调解能力。以IGAD为例，其成员国对信息和预警机制的控制以及彼此政治关系会直接影响区域机制的实际运行。
3. “大陆统筹”与“次区域主导”：AU—RECs/RMs关系中的分工问题
现有研究中非常突出的另一条主线，是AU和次区域组织到底由谁主导和平进程。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APSA）在制度设计上将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区域机制纳入大陆和平安全体系，但现实中的权力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Ndubuisi Christian Ani以IGAD主导的南苏丹和平进程为例指出，当前非洲和平安全治理越来越表现为次区域组织率先介入。IGAD、ECOWAS、SADC等由于地理邻近、地方知识和政治关系网络，对所在地区冲突通常具有更强的直接参与能力；AU在不少危机中更多承担认可次区域决定、提供政治支持和协助资源动员的角色。问题在于，AU和RECs/RMs之间的正式文件并没有完全解决两者权力和职责重叠的问题，导致“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在实践中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
次区域组织的“接近性”同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邻国更熟悉当地政治结构、冲突主体和历史背景，因此具有调解优势；另一方面，邻国自身可能在冲突中具有安全、经济或政治利益，从而影响其中立性。南苏丹案例说明，IGAD成员国既是和平进程不可替代的参与者，也可能因为彼此利益不同而影响和平进程。因此Ani主张，不能简单把所有危机都交由距离最近的区域组织处理，而应进一步明确AU在次区域机制无力、不愿或因利益纠葛难以推动可持续和平时的介入和协调责任。
更近的实践研究进一步指出，这种关系甚至包含对“谁代表区域”的不同理解。关于AU和ECOWAS的研究发现，ECOWAS行为体较强调互补性，倾向于认为西非和平安全事务应由ECOWAS承担主要责任；AU内部则更倾向于一种层级式APSA结构，将AU视为大陆层面的最终政治权威。外部伙伴直接支持区域经济共同体，也可能进一步改变AU—REC之间原本设想的权力关系。
4. 从维和行动走向多元治理：区域组织和平实践的扩展
早期有关非洲区域组织的研究大量集中于军事干预和维和，例如ECOWAS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的行动以及AU和平支助行动。但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强调，这种关注容易低估区域组织实际使用的治理工具。相关文献已经逐步扩展到早期预警、调解、预防性外交、选举治理、冲突后重建以及安全机构能力建设等领域。
这一变化与前面整理的官方项目能够形成明显呼应。ECOWAS的反恐计划并不仅包括军警培训、情报合作和边境管理，还纳入社区对话、教育、卫生、青年和妇女生计、水资源及粮食安全；几内亚比绍安全部门改革又将安全机构专业化与政治稳定和经济恢复结合。SADC的SIPO则明确把和平安全环境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并同时安排预防性外交、和平支助、人道主义行动、灾害管理、难民治理、冲突后重建、排雷和小武器治理。也就是说，区域组织实际的和平安全实践已经表现出由武装冲突管理向政治、制度、社会和非传统安全治理扩展的趋势。
SADC研究尤其能够说明这种扩展。Olasya认为，SADC主要通过维和、外交和调解处理地区危机，其SIPO把冲突预防、维和、和平建设、难民、安全执法和边境治理纳入区域合作。在马达加斯加危机中，SADC通过调解促进政治解决，而在刚果（金）等案例中的效果则更加有限。 文章同时指出，地区内部民主治理不足、政治危机、叛乱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等问题持续制约和平安全合作，这意味着区域组织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安全问题，而是安全风险与治理和发展问题相互交织的区域环境。
因此，这一批研究可以支持一个较为谨慎的判断：非洲区域组织的和平实践正在形成比传统“维和”更广的治理范围，但并不能因此直接把AU、ECOWAS、IGAD、SADC或EAC整体定义为“发展式和平”行为体。更合适的说法是，它们的部分政策实践已经体现出和平、安全、治理、社会韧性和区域发展的相互联系。
5. 从“组织有没有能力”转向“组织实际上如何行动”
近年的研究还开始反思过去评价非洲区域组织的方法。传统研究常把问题归结为“成功还是失败”“能力不足还是能力充足”，并把AU、ECOWAS等作为统一的组织行为体进行分析。但相关实践研究认为，这种方式容易忽略一个重要事实：区域组织内部存在秘书处、成员国外交官、政治领导人、特使、安全机构和技术人员等不同主体，区域组织与成员国、其他区域组织、联合国、欧盟和社会组织之间也存在不断变化的互动关系。
以AU和ECOWAS冲突干预研究为例，作者提出应打开区域组织这一“黑箱”，关注正式制度背后的访问、会议、沟通、协调、调解、信息收集和政策协商等日常实践。这些实践并不只是执行既有政策，同时也不断界定“区域冲突是什么”“哪个组织应该负责”“区域边界在哪里”以及不同组织之间应形成何种关系。
这一“实践取向”还有助于避免把非洲区域组织简单描述为能力不足的国际制度模仿者。研究强调，AU和ECOWAS的冲突干预涉及多个相互交织的非洲行为体，不仅体现制度约束，也体现非洲能动性以及非洲区域组织主动塑造区域政治秩序的过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非方行为体”不宜只表现为接受国际规范和外部援助的对象，而应同时呈现其自主的规范生产、议程设置、制度建设和冲突治理实践。
参考文献
摘要：非洲区域组织日益积极地参与安全政策，通常被置于“安全共同体”这一概念框架下加以分析，但这一概念只能部分解释这些组织所处的复杂处境。在经济合作较为薄弱、成员国治理原则存在差异，且成员国自身有时也可能成为安全问题一部分的情况下，多层级治理模式可能是一种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一个区域组织要在安全领域发挥作用，并不必须以形成“安全共同体”为前提。通过发展新的区域内部关系，并加强与国际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跨层级联系，区域组织仍然能够成为非洲和平与安全治理中的重要安全行为体。
作者：Laakso, Liisa
发表时间：2005.09
摘要：非洲安全格局中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是次区域组织及相关联盟在应对各自地区安全威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核心的作用。与此同时，非洲联盟（AU）在危机情势下所承担的首要责任却日益模糊，其作用往往集中于认可次区域组织作出的决定以及协助资源动员。本文以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主导的南苏丹和平进程为案例，分析当前非洲和平安全治理格局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指出，非盟与次区域组织在安全事务上的职权相互重叠、分工不够明确，不仅影响非洲一体化进程，也削弱了非盟在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厘清非盟与次区域组织之间的角色和职责，正是2017年1月启动的非盟改革进程中的关键议题之一。文章认为，为进一步推动非洲一体化，并充分发挥非洲大陆自身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和平，非盟改革应增强非盟影响由次区域组织主导的和平进程的能力。尤其是在次区域机制无力或缺乏意愿推动可持续和平的情况下，非盟应当发挥更加积极和有力的作用。
作者：Ani, Ndubuisi Christian
发表时间：2018.12
3. 《African Peace: Regional Norms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to the African Union》
摘要：非洲区域组织在构建非洲大陆集体冲突管理规则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但这些规则或规范并非一成不变。当前，非洲联盟（AU）会部署观察员、授权和平支助行动，并积极参与解决国内冲突。然而，仅在几十年前，在非洲统一组织（OAU）框架下，这些行动仍会引发很大争议。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非洲区域组织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如此显著的转变？《African Peace》一书探讨了这一问题：为什么非洲统一组织在1963年选择了一套优先保障国家安全的规范，并由此形成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即使面对可能造成地区不稳定的暴力冲突也坚持这一原则；而到了21世纪初，非洲联盟为什么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规范，并由此形成不同的冲突管理政策。尽管非盟应对冲突的能力仍在不断发展，但这种新的政策取向已经使非洲区域组织在面对暴力冲突时表现出更强的介入意愿和应对能力。Nash认为，这一规范转变主要是在非洲自身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中形成的，国际压力并不是推动其演变的决定性因素。长期以来，地区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特别是非洲地区及其区域组织的作用，在理论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重视。本书由此加入了一项正在发展的研究议程，即关注全球南方区域组织如何依据自身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创造并推动相应的国际规范。这一视角表明，非洲区域组织并非只是既有国际和平安全规范的接受者，也能够基于自身经验成为规范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作者：Nash, Kathryn
发表时间：2021
摘要：本书研究了非洲区域组织开展冲突干预过程中的相关行为体与实践，并重点考察这些实践与空间建构（space-making）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弥补既有研究对区域组织内部及其周边实际运作过程关注不足的问题。基于广泛的实证研究，本书提出，非洲区域组织的冲突干预实践本质上也是一种空间化实践。这些实践建立在特定的空间想象之上，不仅持续参与区域空间的建构与塑造，也影响着不同区域空间之间关系的形成与秩序安排。本书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和非洲联盟（AU）不断发展的冲突干预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借鉴批判地理学（Critical Geography）的理论视角，提出一种新的、具有理论导向的分析路径，用以研究非洲区域组织以及非洲和平与安全治理中的复杂动态。由此，本书试图同时弥补两方面的研究不足：一是对非洲区域组织“内部”实际运作方式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二是对这些组织及其实践缺乏系统的理论化解释。研究表明，与许多既有研究相较单一的描述不同，非洲区域组织的冲突干预实践实际上具有多样性和复杂的相互关联性，涉及区域组织内部及其周边的不同类型行为体，并与区域空间的持续建构紧密相连。换言之，冲突干预不仅是区域组织针对既有安全问题采取行动的过程，也参与塑造了“区域”本身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本书对于研究非洲政治、治理、和平与安全、国际组织与区域组织的学生和学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适用于比较区域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研究等更广泛的研究领域。
作者：Herpolsheimer, Jens
发表时间：2021
摘要：尽管南部非洲可以说是非洲相对最为稳定的地区之一，但该地区并未完全摆脱武装冲突和政治困境。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了地区和平与安全建设，也对区域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面对这些挑战，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通过维和行动、政治调解以及外交努力等方式，试图弥补成员国之间在和平与安全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运用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和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理论，分析SADC在南部非洲地区维护和平与安全所发挥的作用及其采取的主要策略，并以马达加斯加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为案例，考察SADC参与地区冲突与政治危机治理的具体实践。文章还讨论了制约SADC和平安全实践的一系列因素，包括部分成员国民主发展不足、治理能力存在缺陷、叛乱活动、政治危机以及社会经济不平等等，并分析这些问题如何影响SADC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实际成效。整体而言，文章既关注SADC通过维和、调解和外交方式维护区域稳定的作用，也强调治理与发展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对南部非洲和平安全建设形成的长期制约。
作者：Olasya, Dorcus Phanice
发表时间：2022.04
6. 《Strategic Indicative Plan for the Organ on Politics, Defence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摘要：“政治、国防与安全合作机构战略指示性计划”（Strategic Indicative Plan for the Organ on Politics, Defence and Security）的核心目标，是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政治与安全环境，从而为南部非洲地区实现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创造有利条件。该计划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的总体目标和共同议程为基础，根据《政治、国防与安全合作议定书》确定的目标制定总体指导方针，并进一步明确各领域的具体活动、实施战略以及公共安全措施。通过针对不同领域制定相应的战略与行动，该计划为SADC推进区域政治、安全与防务合作提供了具体的实施路径。此外，该战略指示性计划还建立了政治、国防与安全合作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的制度实施框架，为落实该机构各项活动以及《政治、国防与安全合作议定书》和《共同防御条约》（Mutual Defence Pact）提供制度保障。
来源：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发表时间：2004.08.01
7. 《Priority Action Plan to Eradicate Terrorism in the ECOWAS Region 2020-2024》
摘要：该文件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针对萨赫勒及西非地区恐怖主义蔓延制定。文件指出，恐怖主义具有跨境性和非对称性，并与武器扩散、有组织犯罪、社区冲突及社会经济脆弱性相互交织，既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流离失所，也导致学校关闭并削弱本已脆弱国家的发展进程。因此，单纯依靠军事和安全手段不足以有效应对恐怖主义，还需要加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区间对话。计划据此提出“综合、全面和多维度”的反恐战略，将安全与民事手段结合起来，形成八个优先领域：加强区域反恐行动协调，推动成员国安全机构之间的信息与情报共享，培训和装备国防与安全力量，加强陆地、海上、空中和河流边境治理，强化武器及军民两用物项管控，打击恐怖主义融资，促进社区间对话并预防暴力极端主义，以及动员反恐资金。其总体战略强调成员国共同行动、不同反恐机制之间的协同以及与区域和国际伙伴的合作。文件尤其重视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和社区韧性。第七优先领域将社区对话、农牧民冲突调解、和平与公民教育以及防止青年激进化纳入反恐体系，并进一步提出建设职业培训中心、创造就业、改善医疗和教育设施、恢复社会经济生计，以及支持妇女和青年参与农牧业生产等措施。 此外，计划还涵盖能源、水资源、信息通信、粮食安全以及对流离失所者和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支持，体现出将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韧性作为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ECOWAS Commission
发表时间：2020.06
8. 《Second Continenta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genda 2063》
摘要：该报告是非洲联盟委员会（AUC）与非洲联盟发展署—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AUDA-NEPAD）联合编制的《2063年议程》第二次大陆层面实施进展评估，以38个非盟成员国提交的国别报告为基础，对《2063年议程》第一个十年实施计划截至2021年的落实情况进行系统评估。报告围绕七大愿景、20项目标及15项非盟旗舰项目，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治理、和平安全、社会民生、区域一体化等多个领域衡量非洲大陆的发展进展。在和平与安全方面，报告将“和平、安全与稳定得到维护”“建设稳定与和平的非洲”以及“全面运行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APSA）”作为《2063年议程》的目标13—15，同时将“消弭非洲枪声”列为旗舰项目，体现了和平安全议程与非洲整体发展战略之间的制度联系。 报告显示，“和平与安全的非洲”愿景截至2021年的总体完成度为63%，成员国报告的武装冲突以及宗教、族群矛盾造成的死亡人数明显下降。总体而言，该报告将和平安全与包容性增长、国家治理、基础设施、就业、公共卫生、区域一体化和社会发展共同纳入《2063年议程》。报告也指出，新冠疫情、执行能力不足、财政和人力资源有限以及部分成员国对《2063年议程》的国内转化不足，仍然制约相关目标和旗舰项目的推进。 因此，该报告可以作为理解非盟如何在大陆发展战略中统筹发展、治理与和平安全的重要官方政策评估文件。
来源：African Union
发表时间：2022.02
9. 《Citizen’s Engagement Strategy 2025-2030》
摘要：该文件是非洲联盟“非洲治理架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AGA-APSA）平台制定的公民参与政策框架，旨在加强非洲公民参与非盟相关决策过程，尤其强调青年、妇女和民间社会在民主治理、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参与。该战略于2025年2月非盟峰会期间正式启动并通过，强调将公民声音纳入地方、国家、区域和大陆不同层级的治理与和平建设进程。战略以青年参与、妇女参与、民间社会参与和知识管理为主要支柱，通过对话协商、政策倡导、数字与媒体平台、数据生成和反馈机制等方式推动公民参与制度化。 其中，战略特别强调治理与和平安全之间的联系，将公民参与视为促进良好治理、民主实践和可持续和平的重要基础，并推动AGA与APSA在预防性外交、冲突预防以及冲突后重建与发展等领域形成协同。 在这一框架下，青年、妇女和民间社会不只是政策受益者，也被视为和平建设、民主治理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主体。总体而言，该战略体现了非盟和平安全治理从政府和制度层面进一步向社会参与和公民能力建设延伸的思路，将包容性治理、公民能力、社会韧性与可持续和平联系起来。
来源：African Union
发表时间：2025.02
10.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y 2025-2030》
摘要：该文件是非洲联盟“非洲治理架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AGA-APSA）平台制定的知识管理政策框架，旨在加强非洲民主治理、和平与安全领域知识的生成、整理、传播与政策转化。战略将知识视为AGA-APSA实现治理目标的重要资源，强调通过循证研究和数据生成，将相关研究成果更有效地应用于非盟区域和大陆层面的政策制定。战略重点包括提升非洲治理平台成员的知识管理和政策咨询能力，加强与智库、研究机构和高校的合作，建设AGA-APSA知识数据库与知识存储体系，并促进成员间的知识交流和持续学习。 在具体实施上，战略提出整合智库、高校、民间社会和媒体等主体已有的治理数据库，建设内部知识平台和实践共同体，并利用高级别对话、网站、社交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扩大知识传播，使研究成果能够更直接地服务政策制定。从和平与安全治理角度看，该战略尤其强调民主治理与和平建设之间的联系，将选举、冲突预防、预防性外交、制度建设等列为需要持续研究和政策分析的重要议题。 通过连接非盟机构与学术界、智库和民间社会，战略试图缩小“知识生产—政策应用”之间的差距，并明确将良好治理视为和平建设、冲突预防与解决的重要基础。 因而，该战略体现出AGA与APSA进一步协同的治理思路，即通过知识生产、制度学习和循证决策提升非洲自身治理能力，为长期和平与稳定提供制度和知识基础。
来源：2025
发表时间：African Union
摘要：该文件旨在指导成员国协调落实《武器贸易条约》（ATT）与《西共体小武器和轻武器公约》，并将两项制度的相关规定纳入国内立法。指南以区域层面的法律和制度协调为核心，通过建立统一的实施框架，提高西非国家对常规武器特别是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治理能力。指南的主要内容涵盖国家武器管制机构建设、信息透明与交换、防止武器转用、国家数据库与记录保存，以及武器出口、进口、过境、转运和经纪活动的监管等。其中特别提出成员国可建立国家武器管制机制，负责协调武器转让管制以及防止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的政策、战略和行动，并加强与ECOWAS委员会及《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之间的合作。在和平安全治理方面，指南将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视为影响西非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并强调通过成员国国内立法协调、武器转让风险评估、信息共享和区域合作降低非法武器流动带来的安全风险。 文件明确将“促进国际和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减少人类苦难”以及加强国家间合作、透明度和负责任行为作为制度实施的重要目标。 同时，武器转让风险评估还将武装冲突、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人权和国际人道法风险，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和经济资源向军备领域的不当转移纳入考量。 因此，该指南体现了ECOWAS通过“区域规则—国内立法—国家机构—跨国协作”推进军控治理的制度化路径，将小武器治理与区域和平、安全稳定及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
来源：ECOWAS Commission
发表时间：202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