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别概况
1. 区域地位与发展基础
布隆迪位于非洲大湖地区，是连接东非与中部非洲的重要内陆国家。相关研究指出，布隆迪地处大湖地区核心位置，虽然不具备出海口，但其区位能够通过南部、北部和中部交通走廊分别连接南部非洲、印度洋沿岸以及刚果盆地，因此具有一定的区域联通潜力。与此同时，内陆地理条件也使其对跨境交通和外部港口具有较强依赖，运输成本较高，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成为扩大贸易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布隆迪的经济基础总体较为薄弱，经济结构以农牧业为主，农业在居民生计中占据重要地位。相关研究将布隆迪主要生产和出口产品概括为茶叶、咖啡和棉花，同时指出其人力资本、交通通信网络和制度质量仍较弱。较高的自给性农业比重和有限的工业加工能力，使经济创造正式就业和附加值的能力不足。 大湖地区国家普遍存在原材料生产和出口占比较高、加工水平较低、区域内贸易联系有限等问题，因此经济多元化、提高本地生产加工能力以及扩大区域贸易，被视为促进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
土地又构成布隆迪发展基础中非常特殊的一环。布隆迪农村人口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相关研究估计约九成居民依赖小农农业维持生计；在人口增长和大量难民返乡背景下，土地不仅是一项生产资料，也与家庭生计、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 因此，农业生产、土地权利和农村治理在布隆迪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议题，而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冲突后的恢复。
布隆迪的发展基础还受到其长期国家重建进程影响。殖民统治对胡图族、图西族身份进行制度化和政治化，加深了族群间的不平等和政治排斥；独立后，这些矛盾进一步演化为政治合法性危机和多次暴力冲突。 2000年《阿鲁沙和平与和解协定》以及此后的权力共享安排成为布隆迪战后国家重建的重要制度基础。2005年宪法进一步通过议会和国家机构中的族群配额，将胡图族、图西族及特瓦族纳入共同政治框架，试图降低排他性政治竞争和族群冲突风险。 从这一意义上看，布隆迪当前的发展基础不仅包括农业、交通和经济结构，也包括经历内战后逐步建立的政治包容与权力共享制度。
2. 发展挑战与和平稳定压力
布隆迪的和平稳定压力具有明显的后冲突社会特征。尽管权力共享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矛盾，但并未完全消除政治分裂和治理压力。相关研究指出，布隆迪的权力共享安排曾有效降低族群紧张，但近年来政治分歧逐渐突出；特别是2015年总统第三任期争议引发大规模抗议、政变未遂、武装反对活动以及政府对反对力量的打压，使国家重新出现暴力和人口流离失所。 因而，布隆迪的和平问题已不再只是胡图—图西之间的传统族群冲突，也表现为政治权力竞争、国家合法性和社会信任等更复杂的治理问题。
土地问题是布隆迪和平稳定面临的另一项深层压力。内战和长期难民流动造成大量人口离境，而其土地在战争期间被政府机构或留在国内的居民占用、购买或重新分配。2002年以后，大量难民陆续返回布隆迪，返乡人口与留居人口之间围绕土地所有权产生新的社会分化。相关研究指出，2002—2012年间有大批难民返回布隆迪，返乡过程不仅没有简单消除战争遗留问题，反而在部分地区形成“返乡者—留居者”的新社会裂痕。 土地争端尤其突出，一些地方的土地裁决进一步恶化双方关系，并导致社区抗议和暴力风险。土地问题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安全意义，与布隆迪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大多数农村居民依靠土地和小农生产维持生计，失去土地往往意味着同时失去住房、粮食和收入来源。相关研究指出，土地资源稀缺本身就是地方冲突的重要因素，而返乡人口增加、土地权属不清以及国家土地治理制度不完善，使资源竞争进一步政治化和社会化。 因此，布隆迪的土地治理问题同时连接着贫困、生计、人口流动与社会冲突，是典型的发展问题向和平安全问题转化的领域。
国家治理和司法能力不足同样影响战后和平巩固。针对布隆迪农村地区的研究指出，战后国家司法机构在能力、合法性和权威方面都存在局限，居民往往需要在国家法院、传统调解机构和其他非正式机制之间寻找解决纠纷的途径。法律援助项目虽然提高了部分居民进入法院的机会，但并没有自动增强对司法机构的信任。 这说明，提升司法可及性只是国家治理恢复的一部分，更深层的问题仍在于程序公正、制度可信度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建。
战后社会融合也并非随着战争结束自然完成。前战斗人员解除武装并重新融入社会是布隆迪和平建设的重要环节。相关准实验研究发现，布隆迪的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项目能够明显降低受益者的贫困水平并改善生计，但这些经济收益并未相应转化为对和平进程和国家机构更高的政治认同。 这说明经济恢复虽然是和平巩固的重要条件，却不能单独解决政治信任和社会融合问题。
与此同时，布隆迪战后的和平建设还受到国际介入与本土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影响。国际社会在战争结束后投入大量资源，希望通过公民社会建设形成“和平红利”并防止重新陷入内战，但研究发现，布隆迪的社会组织并不能简单划分为“外部支持”与“本土组织”，国际和平建设实践与传统基层组织之间长期发生互动，形成复杂的混合结构。 这意味着布隆迪和平建设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制度和资源投入，也取决于外部政策能否与当地社会关系、历史经验和基层治理机制相适应。
二、中国与布隆迪的发展式和平合作
中国与布隆迪的合作建立在长期双边关系和南南合作框架基础上。两国于1963年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签署首个经贸技术合作协定，此后通过双边扩大联委会等机制持续推进经济技术合作。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对布合作逐渐从传统援助扩展至农业、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教育培训和数字建设等多个领域，并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等机制进一步制度化。 从发展式和平视角看，中布合作的突出特点在于较少直接介入布隆迪内部政治和安全问题，而更多从粮食、生计、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等发展条件入手，为战后社会恢复和长期稳定提供经济社会基础。
1. 农业合作与粮食安全能力建设
农业是中国与布隆迪发展合作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也最直接回应布隆迪经济和社会稳定面临的现实压力。农业长期吸纳布隆迪绝大部分就业人口，粮食生产能力不足、土地资源紧张和农村贫困不仅制约经济发展，也容易加剧人口流动和社会脆弱性。相关研究指出，中国自2009年起持续派遣农业专家组，并通过杂交水稻示范、农业技术培训和紧急粮食援助等方式参与布隆迪农业发展。援布农业组已在多个省份推广杂交水稻技术，农业示范村的增产增收成为双方农业合作的重要成果。
其中，中国援布隆迪农业示范中心是最具代表性的项目。2017年双方签署项目最终协议，项目自2018年正式实施，内容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试验育种、技术转让以及后续商业化运营。中国专家组引进和推广杂交水稻、玉米及相关种植管理技术，并通过现场和远程培训向农户、农业技术人员和政府部门传授平地、播种、移植、土壤管理、畜牧和稻田养鱼等技术。相关研究统计，示范中心培训规模达到约2万人次，水稻单位产量由平均每公顷4.5吨提高至约12吨，杂交玉米和水稻推广范围扩大至多个省份。
这一项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高粮食产量，还在于试图建立更加可持续的本土农业生产能力。示范中心采用市场导向的运营方式，将技术推广嵌入当地农业粮食价值链，同时形成政府、企业、农业协会和农户共同参与的合作模式。中国专家不仅面向小农户开展种植培训，也与布隆迪农业主管部门、农业科研和种子认证机构合作，使技术引进与当地农业政策、科研体系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
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看，农业合作将粮食安全、生计改善和社会稳定联系起来。刘海方等的调查显示，农业示范中心不仅提高了农业产量，也带来了投入成本降低、就业增加以及农户生活和投资能力改善。其引用的联合国相关报告还显示，粮食增产与粮价下降同期伴随着流离失所人口、营养和部分健康状况的改善。 因此，这类合作并非直接处理布隆迪既有的政治和族群矛盾，而是通过增强农村家庭生计和粮食保障能力，缓解可能放大发展不稳定性的经济社会压力。
2. 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合作
基础设施是中布合作中另一个重要领域。作为内陆国家，布隆迪长期受到交通成本高、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这不仅限制生产和投资，也影响其融入东非共同体和大湖地区市场的能力。相关材料显示，中国在布隆迪参与道路、水电、机场等基础设施合作，一些跨境道路项目促进了布隆迪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与此同时，“万村通”和数字化改造等项目也开始拓展传统基础设施合作的范围。
从区域层面看，这类合作又与东非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相联系。相关研究将中国—东共体合作概括为从道路、铁路逐渐拓展至交通运输、工业和贸易等领域，并强调区域互联互通有助于发挥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 对布隆迪而言，改善交通和能源条件不仅能够降低进口、出口和生产成本，也能够增加与周边国家的市场连接，从而改善其长期以来经济规模较小、产业基础薄弱和对外部通道高度依赖的发展条件。
基础设施合作也逐渐出现数字化延伸。相关研究提到，中国通过“万村通”和数字化相关项目为布隆迪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并认为未来数字支付、电子商务、物流等新业态可能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流通、创造就业机会。 不过，这一部分文献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对未来合作方向的讨论，因此在网页中宜区分已经实施的基础设施合作与数字经济等潜在合作方向，不宜将后者完全写成已经形成规模的现实成果。
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看，基础设施合作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改善经济活动的底层条件。对于经历长期冲突、经济基础薄弱的布隆迪而言，道路、能源和通信能力的改善能够增强生产、贸易和公共服务运行能力，并通过区域联通扩大经济机会，为长期稳定提供更加坚实的发展支撑。
3.公共卫生、教育与人力资源合作
中国与布隆迪的发展合作还长期涉及医疗卫生、教育和技能培养。布隆迪自身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源基础较弱，因此此类合作不仅具有援助性质，也直接关系国家长期发展能力。相关研究指出，中非合作论坛为中布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等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重要机制，中国在布隆迪通过派遣医疗队、提供奖学金、开展国际研修班以及援建职业技能设施等方式参与当地公共服务和人才培养。
在人力资源方面，中国政府奖学金、高等教育交流和职业技能培训构成较为重要的合作内容。刘倪汶指出，中国通过政府奖学金、援建卡蒙盖手工业中心、国际研修班等方式培养布隆迪不同领域的专业和技术人才，同时长期派遣医疗队参与卫生合作。 此外，布隆迪大学孔子学院及相关语言教育也成为两国教育和人文交流的一部分。有关研究显示，截至2020年前后，布隆迪已形成多个汉语学习点，并通过奖学金和教育交流扩大人员往来。
这一领域与农业技术合作具有相似特点，即合作目标不只是提供短期资源，而是强调技术和知识转移。农业示范中心即同时承担生产示范和人才培养功能，布隆迪政府官员、农业专家、地方协会和农户均被纳入培训体系。从发展式和平视角看，人力资源建设能够增强国家和社会应对经济、卫生及其他风险的自主能力，使外部支持逐渐转化为内部发展能力。对于后冲突国家而言，这种能力积累也有助于减少长期依赖，提高公共服务和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
4. 南南合作与自主发展能力提升
从更整体的层面看，中布合作主要被现有文献置于南南合作框架下理解。相关研究认为，这种合作强调平等、互利和自主发展，重点不只是提供援助资金，而是通过技术转移、能力建设和生产合作增强受援国自身的发展能力。中国与布隆迪的农业合作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与一次性粮食救济相比，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更关注如何提高本地生产能力，使农户、农业协会和政府机构能够逐步掌握技术并参与项目运营。
刘海方等学者将布隆迪农业示范中心的经验概括为一种以受援国需求和本土参与为核心的发展援助模式。项目不仅需要中方专家投入，也依赖布隆迪政府、科研机构、农业企业、协会和农户共同参与；当地政府还通过农业基金、价格保护和市场开拓等方式支持项目后续运行。作者因此认为，援助能否真正促进长期发展，关键在于是否与当地生产生活结合，并能否激发个人、家庭、社区和经济主体的内生发展能力。
不过，现有研究也提醒，这种合作并非没有局限。农业项目在援助结束后仍面临农户购买种子、肥料和机械的资金压力，一些机械与布隆迪小农分散经营方式之间存在适配问题；部分基础设施项目还存在中欧技术标准差异、本地工程师维修困难以及对中方企业持续依赖的问题。 此外，中布之间援助、投资和贸易尚未完全形成有效衔接，私营部门投资、本地产业链建设以及社会主体参与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
因此，从发展式和平视角看，中国与布隆迪合作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直接介入其族群政治和冲突治理，而在于围绕粮食安全—生计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力资源—自主发展能力形成较为连续的发展合作链条。对于布隆迪这样的后冲突国家而言，这种路径试图通过改善民众日常生活条件、扩大经济机会和增强国家自主发展能力，为政治和解之后的长期和平提供更加稳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现有材料也表明，合作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可持续的和平基础，仍取决于项目本地化、产业链延伸、市场衔接以及布隆迪自身制度和财政能力的持续提升。
三、中国与布隆迪合作模式的特点
中国与布隆迪的发展合作总体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发展导向和能力建设特征。与直接介入政治和解、族群关系或安全治理不同，中布合作更多从布隆迪长期和平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基础入手，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源建设作为主要合作领域。这种合作思路与布隆迪作为后冲突国家面临的发展困境具有较强对应性：长期内战造成的社会脆弱性与农业生产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就业机会有限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相互交织，因此，和平的持续不仅需要政治制度安排，也需要改善民众生计和国家发展条件。中布合作由此表现出一种通过发展改善和平基础的实践路径。
其中，民生改善与生产能力建设相结合是较为突出的特点。农业合作并未停留在紧急粮食援助层面，而是逐渐延伸至杂交水稻推广、农业技术示范、人员培训和农业价值链建设。农业示范中心通过技术转移以及政府、企业、协会和农户共同参与，将外部援助与当地农业生产体系结合起来，使合作由短期物资供给向长期生产能力培育转变。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和教育培训也体现出类似思路，即通过改善交通、能源和通信条件，提供医疗服务并培养专业技术人员，增强布隆迪社会自身的发展能力。这种从“提供资源”向“形成能力”的延伸，使发展合作不仅作用于具体项目，也尝试形成更加持续的发展基础。
中布合作还具有较明显的本土需求导向和多层次参与特征。农业合作与布隆迪高度依赖小农经济、粮食安全压力突出等现实需求相衔接，并逐渐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农业协会以及普通农户共同参与的合作网络。布隆迪政府通过农业基金、价格保护和市场开拓等措施参与项目后续运行，也说明合作并非完全依靠中方单向投入，而是强调当地政府和社会主体的参与。这种方式有利于将项目嵌入本地生产和治理体系，使外部发展资源逐步转化为当地自主发展的条件。
与此同时，中布合作具有从项目援助向发展体系建设延伸的趋势。农业、交通、能源、数字化、人力资源等领域之间并非完全孤立，而是共同指向扩大生产、改善市场联通、提升公共服务和增强人力资本。特别是农业合作开始由提高粮食产量向加工、市场和价值链延伸，基础设施建设则与区域贸易和东非共同体互联互通相联系。这意味着中布合作正在尝试将具体项目与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和区域联通结合起来。不过，现有研究也表明，援助、贸易与投资之间的衔接仍不充分，部分项目存在技术标准、本地维护能力、资金持续性和产业链延伸不足等问题，其长期效果仍取决于合作的本地化程度以及布隆迪自身制度、市场和财政能力。
参考文献
摘要：在布隆迪历史上,胡图族、图西族曾在德国、比利时殖民政府的统治下固化了族群身份,产生了族群矛盾。布隆迪独立后,胡图族、图西族之间的族群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在图西政府的刻意动员下进一步深化,导致布隆迪爆发了四次族群冲突,最终演变为内战,一度有国家分裂的迹象。为了恢复和平与稳定,布隆迪的本土政治精英与外部干预者一道,推动了族群权力共享机制的建立。自此,布隆迪各政治派系开始在权力共享的框架下合作,族群矛盾得到极大缓和,布隆迪社会也恢复了稳定。族群权力共享机制对布隆迪的族群关系与社会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关于此内容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布隆迪的族群政治演变路径,也为族群治理模式提供了相关参考。本文以布隆迪的族群权力共享机制为研究对象,运用了文献研究法与历史比较法,先沿历史发展脉络,交代了族群权力共享机制的历史背景,介绍了该机制的主要内容,再分别从内部因素、外部因素两个角度重点分析了族群权力共享机制的由来。其中,内部因素包括政治合法性危机、协合民主式改革与逃避惩罚的政治心理,政治合法性危机在内部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外部因素方面,联合国、非洲联盟、布隆迪区域和平倡议组织、坦桑尼亚和南非是推动族群权力共享机制建立的主要干预方,它们的干预行为曾受到来自布隆迪本土政治精英的阻力,二者之间存在互动性。接着,本文依据族群权力共享机制的实际运行情况,论述了该机制的政治效应及其面临的挑战。经过研究可以发现,布隆迪族群权力共享机制是胡图族、图西族基于本国的族群冲突教训,为了解决合法性危机,在外力干预下,通过政治妥协确立了权力共享的原则,并根据该原则颁布了宪法,以族群配额的方式在政治和国家安全层面共享权力。实现各族群间的分权是布隆迪族群权力共享机制设立的关键所在,并以此保证族群间的政治平衡,避免再次出现单一族群独大的现象。在族群权力共享机制的形成过程中,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都起到了推动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然而,由于布隆迪的族群权力共享机制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其未来发展充满挑战。
作者：吴嘉
发表时间：2022
2. 《Civil Society, Hybridity and Peacebuilding in Burundi: Questioning Authenticity》
摘要：批评者认为，自由和平建设催生了一种由大量人为塑造且具有外部依赖性的组织构成的公民社会。与之相对，一些更加扎根于地方社会的组织通常被认为更具真实性，也更有能力构建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混合型和平”（hybrid peace）。乍看之下，这一描述似乎能够解释战后布隆迪的公民社会状况，但深入考察后可以发现，实际情况远比这种二元划分更加复杂，也对现有关于冲突后公民社会的概念化理解提出了挑战。本文发现，即便是那些深深扎根于地方社区的社会组织，也是在与全球性力量长期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复合体。更重要的是，这种“混合性”（hybridity）并不是战后和平建设中新近出现的现象，而是数十年来持续发生的混合化过程所形成的结果。这一发现进一步引出了有关这些组织真实性与合法性的重要问题，并最终涉及它们是否真正具备推动转型性和平（transformative peace）的能力。
作者：Rowan Popplewell
发表时间：2019
3. 《Does Legal Aid Improve Access to Justice in ‘Fragile’ Settings? Evidence from Burundi》
摘要：司法可及性通常被视为在脆弱国家和冲突后国家中建设和巩固和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21世纪初以来，“法律赋权”（legal empowerment）成为改善司法可及性的主要路径之一，但不断增加的研究对于其实际效果给出了并不一致的结论。本文评估并讨论了一项由地方提供的法律援助项目，重点考察其对寻求司法救济者选择纠纷解决渠道、法律行动能力以及对司法机构信任的影响。该项目于2011年至2014年在布隆迪农村地区26个市镇实施。研究采用多种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486名项目受益者进行分析，并以两个不同对照组中的3267名非受益者作为比较对象。此外，研究还对48名关键知情人进行了访谈，以进一步了解当地司法实践。研究发现，该法律援助项目提高了民众使用法院解决纠纷的比例，但并未增强他们对司法机构的信任，同时对使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也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定量和定性证据均表明，寻求司法救济者如何评价自己在法院中受到的对待，即所谓的“程序正义”（procedural justice），会影响他们对于能否获得司法救济的整体认知。定性研究还发现了一种可能存在的“监督效应”（watchdog effect）：在某些情况下，法律顾问在场可能促使法官更加严格地遵守司法程序。因此，尽管法律援助项目能够改善民众进入法院和利用正式司法渠道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众会因此减少在不同司法和纠纷解决渠道之间进行选择的“论坛选择”（forum shopping），也不意味着其对国家司法机构的信任必然得到增强，更不能说明相关权利已经得到充分实现。
作者：Imane Chaara, Jean-Benoît Falisse and Julien Moriceau
发表时间：2022.04.01
4. 《Peace, Security and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of Africa》
摘要：非洲大湖地区的主要特征包括抗议政治、有限的民主化进程、政治合法性不足以及不稳定的经济增长。大湖地区问题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Great Lakes Region，ICGLR）的成员国包括布隆迪、安哥拉、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苏丹、南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其中许多国家都曾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政治暴力和流血冲突。尽管部分国家在推进选举民主、环境保护以及和平的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该地区长期存在的高强度暴力仍导致了内战、外部入侵、种族灭绝、独裁统治、政治不稳定和发展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迄今为止，地区国家在建立可持续和平、实现有意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推进参与式民主方面所作的努力，尚未取得充分成效。本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对大湖地区冲突成因的复杂性进行深入分析，并考察这些冲突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及其深层意义。书中认为，与冲突相关的非共识性行动，以及受到“野蛮”资本主义行为体支持的权力斗争，阻碍了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基于上述分析，本书主张从区域主义视角和新现实主义政治逻辑出发，构建新的政策框架，以推动大湖地区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和平。整体而言，本书将大湖地区的冲突、政治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之中，强调持续的暴力和政治权力斗争不仅构成安全问题，也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成长期制约。
作者：Tukumbi Lumumba-Kasongo, Joseph Gahama
发表时间：2017
5. 《Home, Again: Refugee Return and Post-Conflict Violence in Burundi》
摘要：冲突后社会中，返乡难民与未迁移人口之间的冲突是一项普遍存在却经常被忽视的安全问题。既有研究已经说明，人口外迁可能使内战区域化、延长冲突持续时间并加剧暴力程度，但难民返乡所产生的安全后果在理论研究中仍未得到充分关注。通过分析布隆迪1993—2005年内战结束后的难民返乡情况，本文验证了一种关于返乡迁移与冲突的新理论：返乡迁移会依据个人在战争期间是否流离失所以及流离失所的地点，形成新的身份分化。当土地制度、公民身份制度或语言法律等地方制度根据个人战争期间居住地点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化结果时，这些新的社会裂痕就可能在原籍国转化为新的冲突来源。作者依据2014—2016年在布隆迪和坦桑尼亚开展的民族志调查发现，大量难民返回布隆迪后，返乡者与未迁移人口之间形成了具有暴力倾向的竞争关系。因此，当布隆迪在2015年遭遇全国性政治危机时，此前不同群体的返乡经历进一步影响了人口再次离开布隆迪的方式与时间。换言之，战后人口回流并不必然意味着流离失所问题的终结；在土地、身份和制度安排无法妥善处理返乡人口与留居人口之间利益关系的情况下，难民返乡本身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分化，并成为新一轮冲突和人口迁移的诱因。本文通过揭示人口反向流动（即难民返乡）对未来冲突形成的影响，拓展了有关政治暴力的理论研究，并指出，要有效预防冲突，就必须打破“返乡—再次冲突—再次流离失所”的循环。对于布隆迪而言，这意味着冲突后的和平建设不仅需要推动难民返乡，还需要同步处理土地权利、身份制度和地方资源分配等问题，从而降低返乡过程产生新的社会冲突的可能性。
作者：Stephanie Schwartz
发表时间：2019
摘要：过去二十年来，各类以援助方主导为主的项目一直尝试推动土地权属登记的“本地化”（localizing land tenure registration），特别是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以提高农村小农获得土地权利登记服务的便利程度。在这些地区，土地登记不仅被视为保障土地权属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也被寄予了预防土地相关暴力、促进可持续和平的期待。然而，实现这些目标实际上十分复杂。本文考察了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土地权属登记本地化的相关理念与实践，重点分析这些改革如何受到国家有效行动不足、制度间竞争以及精英俘获风险等因素的影响。作者围绕土地登记项目中常见的三项基本假设展开讨论，即土地登记能够：一是明确并保护土地权利；二是帮助土地权属最不稳定的群体，特别是妇女，加强其土地权利；三是预防土地纠纷。基于对布隆迪和刚果（金）东部的研究，作者认为，应当适当降低对土地登记项目实际效果的预期。一方面，本地化土地权属登记可能受到既有权力关系、制度竞争和精英控制的影响，甚至可能成为再生产冲突关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仅凭土地登记本身，也无法推动实现可持续和平所需要的更加根本性的政治、社会和制度变革。因此，本文表明，在布隆迪等冲突后社会中，土地确权并不必然带来土地安全，更不会自动转化为和平。土地登记能否发挥稳定作用，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制度协调、权力关系以及弱势群体能否真正获得土地权利保障。换言之，土地治理既可能成为和平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能在制度能力不足和利益分配失衡的情况下加剧既有矛盾。
作者：Mathijs van Leeuwen, Gemma van der Haar, An Ansoms, Joël Baraka Akilimali, Emery Mushagalusa Mudinga, Patient Mulumeoderhwa Polepole, Camille Munezero
发表时间：2023.11.10
7. 《Reintegrating Rebels into Civilian Life: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Burundi》
摘要：当前的和平进程通常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实施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ex-combatant reintegration）项目，但关于这些项目实际有效性的经验证据仍然较为有限。本文利用原创调查数据，研究了布隆迪1993—2004年内战结束后实施的一项前战斗人员重返社会项目。既有定量研究通常认为此类重返社会项目效果有限，但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自行选择参与项目的前战斗人员，因此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为避免这一偏差，本文采用准实验研究设计，利用一次外生性的行政执行失误作为识别条件，对项目效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该项目使参与项目的前战斗人员贫困发生率下降约20—35个百分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生计状况。这表明，重返社会项目在促进前战斗人员经济恢复、降低贫困和改善生活条件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积极作用。然而，这种经济状况的改善并没有相应转化为政治层面的重新融入。研究发现，项目参与者认为“平民生活优于战斗人员生活”的倾向有所增强，但幅度较为有限；与此同时，没有证据表明该项目提高了前战斗人员对和平进程的满意程度，也没有使他们对现有政府机构形成更加积极的态度。因此，本文揭示了冲突后和平建设中经济融入与政治融入之间的重要差异：改善前战斗人员的生计和降低贫困，可以增强其回归平民生活的经济基础，但并不会自动恢复其对国家制度和和平进程的政治信任。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和生计改善虽然是巩固战后和平的重要条件，但若要实现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融合，仍需要制度信任、政治参与和国家—社会关系重建等方面的配套机制。
作者：Michael J. Gilligan, Eric N. Mvukiyehe, Cyrus Samii
发表时间：2013
8. 《大变局时代的国际发展援助——以中国援助布隆迪农业示范中心项目为例》
摘要：大变局时代，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受援国对国际发展援助的需求增加，并希望援助国更平等地看待合作关系，更多地以支持能力提升的方式促进其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在农业合作领域作了大量工作，自2006年起共实施了20多个农业示范中心项目，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布隆迪的农业示范中心较为突出。未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以受援国为核心、各层面协同发力的援助合作持续显效，推动受援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作者：刘海方，皮埃尔
发表时间：2023
9. 《新时代南南合作的中国模式研究——以布隆迪为例》
摘要：南南合作受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具有在政治独立自主前提下提供精准援助、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深化合作发展的核心优势，建立并完善了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倡议等南南合作重要交流平台。但也存在援助与贸易、投资尚未完全有效整合、中国企业面临本地化困境、对外交流多元化程度不足等局限性。以与布隆迪合作为例，新时代中国对外合作展现出新的趋势：(一)整合公私部门优势，完善当地产业链建设；(二)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开发境外经贸合作区；(三)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构建对外话语体系。
作者：刘倪汶
发表时间：2025
10. 《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国—东非共同体合作：理念、动力与前景》
摘要：进入21世纪,作为南南合作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中国依然重视南南合作。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伟大创意,将为中国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发展繁荣之路。为避免边缘化以及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东非共同体与中国加强了各领域的合作,从修路到开发铁路,深化在交通运输、工业和贸易领域的优先合作,充分发掘经济合作的互利性和互补性,使双方逐步推进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科技、外交、安全和其他相关领域合作在21世纪出现加速的势头。由于东非共同体的成员国均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通过南南合作平台,将加强与东非共同体探索南南合作的路径,开辟双方更广阔的合作前景。
作者：卡斯
发表时间：2018
摘要中国与布隆迪的外交关系始于1963年。2013年至2023年,在中布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致力于巩固中布双边外交关系,并积极开展与其他非洲国家的合作。为纪念中国和布隆迪的多彩文化,推动双方文化传播和交流,独具特色的艺术剧团在两国范围内开展多次巡演和文化交流活动。这一举措不仅推动了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还培养了两国公众心中对彼此的善意。 然而,在上述活动举办过程中,中国对布隆迪开展公共外交时的难点也显露出来。其中,对“公共外交”概念的认知误区、经济赤字和布隆迪民众对中文的不理解、不适应是影响文化传播的主要障碍。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相应策略的实施。因此,本研究阐述了2013-2023年间中国对布隆迪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时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例如沟通障碍、文化误解、语言障碍。基于此,该研究还可作为一种信息收集工具,用以提高中国对布隆迪的公共外交能力。最后,本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例如,为加强文化交流,建议中方在布隆迪学校开设汉语课程;为减少理解中的误差,建议“开展宣传活动,强调充分沟通对促进理解的重要意义,并加强社交媒体的宣传能力,便于及时提供准确信息”。上述解决方案如果能够成功应用于实践,不仅造福两国人民,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加强中布双边外交关系。通过有效缓解在信息、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中国将收获更多在布隆迪开展公共外交的机会,提升中国形象,并显著促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正向预期,即对上述研究建议的实施将带来有利结果。原因在于,这些建议能够为成功的双边互动创造有利条件,并推动“两国外交和经济发展”这一更长远目标的实现。 本研究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基于官方出版物和人物访谈内容进行研究设计,以便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在布隆迪开展公共外交实践时所面临的障碍。结合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研究认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障碍压制了中国和布隆迪开展有效合作的潜力,用以进一步揭示外交行为取得成效的条件。 另外,研究中国在布隆迪的公共外交行为,为“大国外交”这一更大视野的议题研究提供了两大优势。首先,它有助于评估一国采取策略的效用、成果以及需要重新调整的方向。其次,通过对中布交往的特殊性进行剖析,有助于一国在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下改进外交实践提供可操作的方法。
作者：BANKINDI EPIPODE
发表时间：2025
12. 《China’s Footprint in East Africa》
摘要：基于广泛的文献综述、深度访谈、实地调研以及相关案例材料，本书考察了中国与东非国家——尤其是卢旺达、布隆迪、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历史、外交、教育、贸易、媒体、文化交流和基础设施等多个维度分析中国在东非的参与。书中通过考察悲观、乐观与务实等不同态度，探讨东非社会对中国及中非关系的多元认知。同时，本书还回溯了中国与东非沿海地区的古代联系及其他历史交往，并从当代中国软实力运用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历史联系。本书尤其关注中国在东非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讨论中国参与当地自然资源开发及其引发的政治争论，包括天然气和石油管道建设等议题。此外，书中还考察了中国在东非旅游业、新闻媒体、信息通信技术（ICT）以及教育和文化项目等领域的投资与参与。总体而言，本书从多个领域系统呈现了中国在东非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并通过当地社会对中国的不同认知和评价，揭示中东非关系中合作机遇、现实利益与争议并存的复杂特征。
作者：Bob Wekesa
发表时间：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