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概述
1. 区域基本信息
北非位于非洲大陆最北部，是连接非洲、欧洲和中东的重要地缘区域。通常而言，北非主要包括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等国家，其地理位置使该地区成为地中海、撒哈拉以南非洲和西亚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Yerkes指出，北非处于非洲、欧洲和中东三个区域交汇处，其内部政治、经济和安全变化不仅影响本地区，也对欧洲移民、安全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局势产生外溢影响。
从历史和文明联系来看，北非长期处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重要区域，也是非洲大陆与地中海世界交流的重要通道。该地区多数国家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和历史背景，并在20世纪民族独立运动后形成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相关研究指出，北非国家在独立后普遍经历了国家建设过程，通过强化中央政府、发展民族经济和建立现代行政体系维护国家统一，但殖民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结构也持续影响其发展道路。
北非具有相对较强的发展基础，是非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之一。与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相比，北非国家普遍拥有较完善的城市体系、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网络。其中，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埃及依靠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形成了较强的国家财政能力；摩洛哥和突尼斯则在制造业、旅游业和服务业方面形成了一定优势。然而，北非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结构性问题，部分国家经济高度依赖能源出口或旅游业，产业多元化不足，经济增长难以充分吸纳快速增长的青年人口。Martinez指出，北非国家长期面临经济发展不足、青年失业率较高、治理能力不足以及经济模式依赖资源型产业等问题。
能源资源是北非发展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和埃及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能源出口长期支撑国家经济运行，但资源依赖也导致经济结构脆弱。当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或能源收入下降时，国家财政和社会福利体系容易受到影响。Yerkes指出，北非部分国家正在经历传统资源型发展模式的调整，例如阿尔及利亚面临以油气资源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转型压力，而毛里塔尼亚等资源型国家同样受到资源依赖带来的治理挑战。
与此同时，北非也是非洲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区域。由于邻近欧洲市场，北非国家长期与欧洲保持密切经济联系，欧盟是该地区重要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欧盟通过巴塞罗那进程、欧洲邻国政策以及“地中海联盟”等机制，加强与北非国家在贸易、经济改革、能源、安全和移民治理方面的合作。 这种地缘经济联系使北非成为全球力量竞争和区域合作的重要空间。
2. 区域发展与和平安全挑战
北非的发展与和平安全问题高度交织，其核心挑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战争，而更多表现为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经济矛盾累积、政治转型困难以及跨国安全威胁扩散等问题。
首先，国家治理危机和社会发展失衡是北非长期稳定面临的重要挑战。虽然北非国家在独立后建立了较强的国家体系，但部分国家的发展模式长期依赖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和国家控制型经济体系，经济增长未能有效转化为广泛社会发展成果。Martinez指出，北非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开始暴露出发展困境，青年失业、经济停滞和社会不满不断积累，国家治理模式受到越来越多质疑。2011年“阿拉伯之春”进一步暴露了北非国家内部长期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矛盾。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部分国家出现政权更迭和政治秩序重组。Yerkes指出，阿拉伯之春之后，北非进入持续调整时期，导致地区长期不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并未消失，疫情之后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治理能力方面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压力。
其次，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成为影响北非和平稳定的重要安全问题。北非长期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相关研究指出，二战后北非恐怖主义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包括政治危机、经济不平等、贫富差距以及外部战争和干预等因素。 2011年阿拉伯之春造成的地区政治动荡进一步削弱部分国家治理能力，为“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扩张提供了空间。其中，利比亚危机最明显体现了北非安全问题的区域外溢特征。2011年后利比亚陷入长期冲突，国家机构弱化，大量武器和武装人员向周边地区流动，加剧了萨赫勒地区安全危机。Yerkes指出，利比亚内战使该国成为区域和全球力量竞争的重要场域，并推动非法移民、极端组织活动等问题向周边扩散。
再次，经济社会结构问题进一步影响北非和平建设。青年人口增长、就业不足、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公共服务不足，是推动社会不满的重要因素。Martinez指出，北非国家普遍面临青年人口快速增长与就业市场吸纳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同时经济增长模式、腐败和治理问题削弱了国家回应社会需求的能力。
此外，气候变化和资源压力也成为北非未来发展的重要挑战。北非部分地区长期受到水资源短缺、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影响，人口增长进一步加剧资源压力。Yerkes指出，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水资源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影响埃及等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
最后，外部力量竞争也是北非和平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战略位置，北非长期受到欧洲、美国、海湾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等外部力量关注。不同外部行为体围绕能源、安全、贸易和地缘政治展开互动，使北非安全治理呈现多元化特征。Yerkes和AlHomoud指出，北非已经成为多个外部力量参与的重要区域，不同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在该地区开展外交、经济和安全合作。
二、和平逻辑比较研究
北非地区的和平问题具有明显的复合性，其安全挑战不仅来源于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活动，也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不平等以及外部力量介入密切相关。因此，不同行为体对于北非和平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形成了以安全治理为核心的传统和平逻辑、以地缘影响和合作调整为特征的区域和平逻辑，以及以发展合作推动稳定的新型和平逻辑。
1. 西方传统安全逻辑：以安全治理和风险控制维护地区稳定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要从安全治理视角理解北非和平问题，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跨国犯罪以及地区不稳定视为影响自身利益的重要安全威胁。在这一逻辑下，和平主要意味着维护国家秩序、削弱安全威胁以及防止冲突外溢。
美国在非洲的反恐实践体现了这一安全逻辑。相关研究指出，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将反恐提升为全球战略重点，非洲逐渐成为美国反恐体系的重要区域。美国针对非洲恐怖组织采取了包括提出倡议、军事援助、军事打击等多种方式，其行动模式受到美国自身利益关联程度以及行动成本预期的影响。 这一逻辑强调通过安全能力建设和军事手段降低冲突风险，其优势在于能够快速回应暴力冲突和恐怖主义威胁，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即更多关注冲突发生后的治理，而较少触及导致不稳定的深层发展因素。
在北非地区，美国及欧洲国家长期将反恐、安全合作和地区稳定作为合作重点。例如，利比亚危机后，外部力量更多关注武装组织扩散、非法移民和恐怖主义风险，而这些问题往往被置于国际安全框架下处理。Yerkes指出，利比亚内战使该国成为区域和全球力量竞争的重要场域，外部干预进一步影响了北非安全格局。
因此，西方传统安全逻辑的核心在于通过强化安全机构、提升反恐能力和维护政治秩序实现和平，其和平观更接近“消除威胁后的稳定”，强调安全优先于发展。
2. 欧洲地缘合作逻辑：以历史联系和制度合作维持区域秩序
与美国更突出安全治理不同，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更加重视北非的历史联系、经济利益和地缘影响，其和平逻辑体现为通过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和制度联系维护地区稳定。
法国与北非关系具有典型意义。作为北非重要殖民力量，法国与阿尔及利亚之间长期存在复杂的历史联系。冷战结束后，法阿关系逐渐摆脱大国竞争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领域展开更加多元的合作。相关研究指出，冷战后的法阿关系由殖民时期的不平等关系逐渐向更加平等和务实的合作关系调整，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并且，法国对北非的和平逻辑并非单纯依靠安全手段，而是试图通过保持政治影响、深化经济联系以及推动地区合作维护稳定。例如，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在反恐、安全合作、经济贸易以及文化交流等领域保持互动。 这种模式体现出明显的“关系型和平”特征，即通过维持长期联系和制度嵌入降低冲突风险。
欧盟同样采取类似路径。欧盟通过巴塞罗那进程、欧洲邻国政策以及地中海联盟等机制，加强与北非国家在经济、安全、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合作。其目标不仅是促进经济联系，也希望通过建立稳定的周边环境维护欧洲自身安全。
不过，欧洲和平逻辑也存在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欧洲强调治理改革、民主制度和经济开放；另一方面，其政策也受到能源、安全和移民治理等现实利益影响。因此，这种和平逻辑更多体现为通过制度合作和外部影响塑造稳定，而非直接改变北非国家内部的发展基础。
3. 新兴伙伴的发展合作逻辑：以发展促进稳定的和平路径
除欧美传统力量外，韩国等新兴伙伴近年来也逐渐加强与北非合作，其和平逻辑更多体现为经济发展、能力建设和互利合作导向。这一逻辑虽然主要体现为外交和发展合作，但与“发展式和平”理念具有较高关联。
韩国对北非外交的变化体现了从政治竞争到务实合作的转型。相关研究指出，韩国对北非外交经历了竞争外交、中立外交和实用主义外交三个阶段，21世纪以来主要以能源安全、市场拓展和提升国际地位为动力，通过经济合作、发展援助和经验分享加强与北非国家关系。与传统安全逻辑相比，这类合作更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和发展能力提升减少不稳定因素。韩国通过加强基础设施、技术合作、政府发展援助以及发展经验交流，与北非国家开展能源、信息技术、水资源管理和公共治理等领域合作。例如，韩国与阿尔及利亚围绕污水处理、电子通关系统以及技术能力建设展开合作，体现出以发展能力提升促进长期稳定的特点。
从这一视角看，和平并不仅意味着避免战争或消除安全威胁，而是需要通过改善经济条件、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和扩大社会发展机会，从根源上降低冲突产生的可能性。这种发展合作逻辑与北非当前面临的青年就业不足、经济结构转型和治理能力提升等挑战更加契合。
三、中国与北非地区的发展式和平合作
与西方国家以安全治理和风险控制为核心的和平逻辑不同，中国在北非地区的合作实践更多强调发展与安全之间的互动关系，即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条件、提升国家发展能力以及加强安全合作，为地区和平创造基础条件。
1. 以发展合作促进社会稳定：从经济互联互通到共同发展
中国与北非国家的合作首先体现为以发展推动和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和经济互联互通增强地区发展能力。“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北非国家深化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北非地区位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既连接亚非欧三大洲，也是中国推进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方向。相关研究指出，北非阿拉伯国家处于传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其稳定对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埃及为例，中埃关系长期建立在政治互信和发展合作基础之上。埃及是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两国于1956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进入21世纪后，中埃关系进一步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多个领域形成合作共识。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埃及围绕基础设施、能源、产业投资等领域展开合作，通过经济建设推动埃及发展能力提升。
能源合作同样体现了发展式和平逻辑。北非及西亚地区拥有重要能源资源，中国与相关国家通过能源贸易、投资合作和产业协作，实现经济互补。相关研究认为，西亚既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交汇区域，也是全球主要能源供应基地，中国与西亚国家在能源领域具有较强互补性，通过合作维护能源安全并推动共同发展。 这种合作并非单纯围绕资源获取，而是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经济联系中构建长期合作关系，从而增强地区发展的稳定基础。
2. 以民生合作夯实和平基础：卫生健康与能力建设路径
在中国与北非合作中，卫生健康领域是发展式和平的重要实践方向。与传统安全逻辑主要关注冲突控制不同，中国更加重视通过改善民众生活条件和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增强社会稳定基础。
中国援助阿尔及利亚医疗队是这一模式的重要案例。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开启中国对外医疗援助实践。六十年来，援阿医疗队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为基本原则，以服务基层和提升受援国自主能力为重要方向，在改善当地医疗条件和促进中阿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作用。 这一模式不同于单纯的人道援助，而强调医疗能力建设和长期合作，通过提升当地卫生治理能力促进社会稳定。
新冠疫情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北非国家卫生合作的发展。以中国与突尼斯抗疫合作为例，两国合作建立在长期医疗合作基础之上。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对突尼斯医疗援助已有50余年历史，在疫情期间，中国通过扩大援突医疗队功能、开展应急抗疫合作以及提供疫苗支持，实现了常规合作与应急合作相结合。 这种合作不仅帮助突尼斯缓解疫情压力，也促进了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建设。
此外，中医药合作也成为中国参与北非卫生治理的重要方式。相关研究认为，中医参与西亚北非卫生治理体现了全球医疗手段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其主要路径包括联合教育、服务贸易和医疗援助，并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推动区域医疗能力提升。
3. 以安全合作维护发展环境：非传统安全治理与反恐合作
发展式和平并不意味着忽视安全问题，而是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建立互动关系。面对北非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跨国安全风险，中国逐渐加强与北非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以维护发展合作所需的稳定环境。
“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北非地区的安全风险成为影响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指出，宗教极端主义引发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已经外溢至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重要战略风险。 因此，中国与北非国家开展反恐合作具有维护区域稳定和保障合作发展的双重意义。
中国与北非国家反恐合作强调综合安全理念，不仅关注军事和治安领域，也重视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国际合作机制建设。相关研究提出，中国应通过加强与联合国、非盟、地中海联盟等区域机制合作，推动形成更加综合的反恐治理体系。同时，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实践也逐渐体现出安全与发展的结合。针对恐怖袭击对中国在非基础设施投资造成的影响，有研究指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受到暴露性、敏感性和应对力等因素影响，其中提升当地治理和应对能力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方向。 因此，中国安全合作不仅关注保护自身利益，也强调通过合作提升东道国安全治理能力。
参考文献
1. 《Geopolitics and Governance in North Africa: Local Challenges, Global Implications》
摘要：本书系统分析了北非地区面临的政治治理、经济发展、安全挑战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变化，探讨阿拉伯之春以来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国家的发展转型及其国际影响。作者指出，北非长期存在的治理困境、社会经济不平等、青年失业、公共服务不足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构成影响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阿拉伯之春之后，导致社会动荡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并未消失，反而在疫情、经济压力和全球竞争背景下进一步凸显。全书强调，北非并非孤立的区域，而是连接非洲、欧洲和中东的重要地缘节点，其内部治理变化将对周边地区乃至全球产生影响。研究进一步考察了美国、欧洲、海湾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等外部行为体在北非的作用，分析不同国际力量如何通过外交、安全、经济和发展合作参与地区秩序塑造。在国际合作部分，本书关注中国等新兴力量在北非影响力的增长，指出随着美国和欧洲影响力相对调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北非国家的经济和外交联系，成为影响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外部力量。 作者认为，北非国家与外部力量之间的互动不仅涉及安全竞争，也涉及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和治理能力提升等领域。
作者：Sarah E. Yerkes
发表时间：2023
2. 《The State in North Africa: After the Arab Uprisings》
摘要：自独立以来，北非地区的多次社会动荡和骚乱不断塑造着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国家始终能够恢复秩序，但“阿拉伯之春”运动的突然爆发对国家稳定构成了真正的挑战。本书以长期历史视角为基础，分析了公共权力机构如何实施政策，以管理马格里布地区（Maghreb，通常指北非西部国家）的动荡社会。这些社会最初被视为“落后”的群体，后来又被认为逐渐“激进化”。对于后殖民时期的领导人而言，建立强大的国家、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使国家凝聚力成为其核心关切。历史上，北非国家曾将殖民压迫视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然而，在获得独立之后，是什么继续维系这些社会群体和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如果公共利益并不是国家行动的核心，国家认同和公民忠诚又如何能够持续维持？路易斯·马丁内斯（Luis Martinez）通过分析北非国家如何回应这些问题指出，国家打击圣战主义组织的行动，一方面有助于重新构建国家归属感这一重要纽带，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边境控制政策的发展。他强调，北非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脆弱的政治共同体、有限的国家治理工具，以及各国领导人在建设和平、多元化国家过程中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作者：Martínez, Luis
发表时间：2020
摘要：北非地区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地带之一,二战结束后在长期的巴以、阿以冲突和1979年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刺激下,北非地区出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转向暴力政治实践的标志性事件。美国联合沙特和巴基斯坦支持世界各地的“圣战者”到阿富汗军事训练抵抗苏联的入侵,这客观上壮大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力量。“圣战者”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北非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到阿富汗进行军事训练,并形成各种组织,这些极端组织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最为激进也最为典型,其受到了世俗政府的残酷镇压。当前以“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分支为代表的极端宗教型恐怖组织与北非恐怖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战后北非恐怖主义的产生和扩散受到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从内部因素分析,北非各国在战后融入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经历了频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国家内部频繁的政治斗争、政治腐败、经济分裂、贫富悬殊以及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等因素使得很多穆斯林对现实极为不满,这为极端恐怖组织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从外部因素分析,不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频繁的全球经济危机、美西方对中东和北非的霸权干涉和战争等多种因素刺激了北非极端恐怖组织的壮大。 9·11恐怖袭击事件和2011年“阿拉伯之春”造成的政治动荡和混乱的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加剧了北非恐怖主义。“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和“伊斯兰国”分支趁机在北非争夺地盘,制造了大量恐怖袭击。 北非恐怖主义对本地区和外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最直接影响是严重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其次北非恐怖主义的肆虐威胁到美国、法国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利益,引发外来干涉,政局动荡不宁。最后,北非的极端恐怖分子外溢到西亚、欧洲,助长了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加剧了欧洲内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继而对欧洲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作者：辛佳
发表时间：2025
摘要：新世纪以来,因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演进,加之资源和人口红利不断释放,非洲逐渐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热土。但是,地区冲突取代国际冲突成为非洲国家和地区安全的特色新型政治风险,在新时代下呈现出新特征,其不仅包括非洲国家或地区本身存在的内源政治风险,也夹杂着大国在非博弈等外部挑战,对其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呈现复杂性、多维性和时代性特征。与此同时,在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机制的推进下,中国已成为对非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此背景下,系统理解非洲地区冲突发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探析其对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影响,对维护非洲地区和平稳定、推动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基于此,本文以沿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以“理论”“实证”双轨并行,对如下问题进行了探究与回答:(1)新时代下非洲地区冲突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是什么?(2)地区冲突对非洲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如何?双边政治关系是否存在调节作用?(3)地区冲突对中国企业对非投资的影响是什么?渠道有哪些?(4)如何缓解非洲地区冲突和促进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投资? 基于上述问题,论文首先基于“机会-贪婪-怨恨”联动分析视角,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自然四个层面系统梳理非洲地区冲突影响因素,并结合所构建的数据库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视角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相较于静态单一的分析视角,本文所构建的地区冲突动态四维理论分析框架更有利于理解地区冲突发生的成因;非洲地区冲突存在时空溢出效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自然因素是影响非洲地区冲突的主要因素,但是区分于不同类型的地区冲突,部分因素在影响方向上存在细微差别。 在理解非洲地区冲突成因的基础上,本文接着结合所构建的2013-2019年非洲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库,从国家层面考察了非洲地区冲突对全球对非直接投资存量的影响,同时区分了国家间冲突、非国家间冲突和单方面暴力三类地区冲突作用的异质性并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的调节作用。
作者：唐斌
发表时间：2026
摘要：阿拉伯社会主义是一些阿拉伯国家奉行的以伊斯兰教为基础、以阿拉伯国家统一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些由民族主义政党执政的阿拉伯国家开始宣称实行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流派虽然多样多元，但有相似的思想基础和目标追求。近年来，在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力量式微的背景下，阿拉伯左翼政党开始活跃起来，崭露头角，影响不断扩大。阿拉伯国家社会主义思潮活力持续，“向东看”已成潮流，但阿拉伯地区共产党和左翼力量整体崛起尚需一个过程。
作者：柴尚金，廉颖
发表时间：2023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以来,非洲恐怖组织经历了三次发展浪潮,对非洲乃至全球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2001年以来,美国非洲反恐经历了政策形成、政策强化以及积极行动三个阶段。美国对不同的恐怖组织以及同一恐怖组织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由此,本文研究以下问题:第一,美国非洲反恐的应对策略有哪些?第二,这些应对策略构成的美国非洲反恐行动模式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三,美国非洲反恐对中国在非利益有何影响?中国又当如何应对?美国非洲反恐采用了置之不理、提出倡议、军事援助和军事打击等多种应对策略。这些应对策略受到美国国内、恐怖组织、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域外大国等因素的影响,它们可以归纳为代价预期和利益相关性两个变量。代价预期是指美国在采取行动之前对打击该恐怖组织各种潜在成本的估计。利益相关性是指受恐怖组织袭击的国家或地区对美国的重要程度。本文提出两个假设:其他条件相同,代价预期越低,美国采取高级别应对策略的可能性越大(H1);其他条件相同,利益相关性越高,美国采取高级别应对策略的可能性越大(H2)。由此构建了美国非洲反恐行动模型:根据代价预期和利益相关性的不同程度,美国将采取积极模式、谨慎模式、消极模式或忽视模式。本文采用过程追踪法对圣灵抵抗军、索马里青年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三个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分别符合美国反恐行动模型中的积极模式、谨慎模式和消极模式。这表明,美国非洲反恐行动模式的确受到代价预期和利益相关性的影响。非洲恐怖组织的发展和美国非洲反恐对中国在非利益产生了多重影响。当前中国非洲反恐的基本态度是谴责恐怖组织的暴力行径,支持非洲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反恐努力,根据本国实际有限地参与。中国非洲反恐存在重视程度不够、资源投入不足、参与范围有限以及应对策略失衡等问题。为此,中国应当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重新思考不干涉内政原则、加大对非援助力度、加强非洲反恐国际合作和中美非洲反恐合作。
作者：刘志
发表时间：2017
摘要：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前殖民地,1962获得独立。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使法国失去了在北非地区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此后法阿关系进入了一个复杂的调整期。冷战时期的法阿关系经历了从殖民依附关系向对等重构关系的调整。冷战的结束给阿尔及利亚带来新冲击,法阿关系在新形势下出现了新变化。因此,本文旨在分析冷战后不同阶段法阿关系演变的原因及其特点。 总的看,冷战后法阿关系摆脱了美苏博弈的限制,开始迈向更加灵活、多样的发展道路。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变得更为广泛,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布特弗利卡执政的20年,法阿关系经历了“黄金时代”。然而,冷战后法阿关系的演变也经历了坎坷。历史遗留问题、地缘政治问题以及两国领导人的更替等因素给两国关系带来不小的挑战,使得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影响力趋于削弱。展望未来,法阿两国只有充分认识到彼此间的差异和利益诉求,并以务实和对话的方式化解纷争,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合作,才能共同推动双方关系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作者：朱天婷
发表时间：2024
摘要：韩国对北非外交政策经历了从竞争外交、中立外交到实用主义外交的转变。冷战时期，韩国对北非采取了竞争外交政策，旨在削弱朝鲜的外交影响力。冷战结束后，韩国政府开始推行多边外交政策，将外交重点集中在周边外交上，对北非实行了中立外交政策。21世纪以来，韩国对北非实行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其动因主要是保障能源安全、开拓市场，以及提升国际地位。韩国通过举办“韩非论坛”、深化能源合作、加强政府发展援助、推行韩国发展模式等方式，在政治、经济、能源、发展经验等方面与北非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与合作。在实用主义外交理念的指引下，韩国对北非的经济外交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也面临着韩国对北非的出口市场发展不平衡、政府发展援助规模待提高、实用主义色彩较重等问题，致使韩国和北非关系的深化发展面临一定的局限。
作者：刘璐
发表时间：2024
摘要：因欧洲大陆与地中海东岸的阿拉伯沙姆地区、地中海南岸的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相毗邻其”欧洲后院”的战略地位不容置疑。这些阿拉伯地区又在历史上位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陆路与海路两条丝绸之路的通道上,其对”一带一路”战略在亚非欧地区的具体实施至关重要。在宗教极端主义全球泛起的现实背景下,因宗教极端主义这一风险因素所生发的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风险已向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外溢”,并成为”一带一路”战略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由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马里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中非共和国的”塞雷卡”、南北苏丹和东非索马里”青年党”等形成的”宗教极端势力抬头之狐”,使得中国与北非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反恐极具战略意义。本文从中国与北非阿拉伯国家战略合作中存在风险的原因、表现、规律及影响等作深入分析,强调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所出现的宗教政治化、宗教极端化、宗教部落化的特殊社会现象,已造成中国实施互联互通战略举措时面临经济合作中非经济风险因素激增的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应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举措:1、借鉴中阿”丝路天然伙伴”上千年和平相处的宝贵历史经验,用”丝路记忆”与”丝路情谊”来推进”民心相通”的战略举措,以进一步夯实中国与北非阿拉伯国家战略互信的社会民意基础;2、大力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合作型的安全观”,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反恐的具体实践中培植反恐共识,以强化全方位遏制宗教极端主义溢出效应的丝路安全合作的”命运共同体”意识;3、力争形成在联合国平台、非洲联盟、地中海联盟、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等区域与次区域国际组织平台、重要国家间双边平台上的多层级合作反恐新体系,为中阿持续、有序地开展丝路合作反恐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总之,因”东突”势力与中亚、西亚、北非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因此,”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北非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反恐,关乎优化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的当务之急,也关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信誉的大问题。
作者：马丽蓉
发表时间：2015
摘要：埃及与中国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的交流往来不断发展。在丝绸之路时期古埃及和古中国贸易和文化交流，成为后来中埃两国发展关系的基础，其中商人在推进双边贸易时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埃及是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1956年5月30日，埃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辟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交往的新篇章。进入21世纪，随着埃及与中国的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对于推进各种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借助埃中关系历史背景探讨埃及与中国合作关系的稳定发展进程，展示两国关系发展史的里程碑事件以及解释两国政治如何成为推进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
作者：麦雅琪
发表时间：2023
摘要：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作为国际合作新平台的“一带一路”,是中国根据国内外大环境和中国改革发展需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为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全球化良性发展和深化区域合作,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其中,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研究的西亚不仅是是“一带”和“一路”的重要交汇处,也是世界主要能源供应基地;而中国作为能源净进口大国,与西亚国家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合作愿景,在能源合作方面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互补性很强。因此,中国与西亚应该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为契机,加强多双边能源合作,维护共同能源安全,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本论文除了绪论以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括了6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现况;指出了“一带一路”不但符合中国自身改革发展需求,而且有利于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发展;并强调了“一带一路”区域具有重要的能源地缘战略地位,“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是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对维护中国能源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二部分阐述了西亚能源发展概况和中国与西亚多国在油气贸易、投资方面的合作现况及案例;指出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西亚在多双边能源合作方面存在诸多的契合点和较为明确的努力方向。第三部分分析了“一带一路”建设下中国与西亚能源合作中存在的挑战,指出西亚地区存在地缘政治风险较高、体制机制不完善以及宗教文化复杂等问题,而且能源合作还面临着大国竞争和阻碍。第四部分探析了中国与西亚能源合作共赢的对策,强调要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加强中国与西亚能源相互依存关系,优化双方能源供求链,促进贸易畅通;加强双方基建合作,促进设施联通;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双多边能源合作战略对接,促进政策沟通,以及加强“一带一路”能源金融体系建设,促进资金融通,最终共同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共享的“一带一路”能源命运共同体构建。
作者：方程成
发表时间：2021
摘要：中国于1963年4月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从此开启医疗援外的历史，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路径。60年来，通过不断探索，援阿医疗队彰显出有别于西方国家援非的中国特色：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为基本原则；以高层引领、政府主导为主要模式；以服务基层、扶贫济困为优先方向；以提升受援国自主能力为根本目标。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员以实际行动践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有助于增进当地民众的健康福祉，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水平；夯实了中阿友好关系的基础，成为中非友好的使者；开创中国医疗援外新域境，共筑国际卫生安全。当前，中国与阿尔及利亚医疗卫生合作的内外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援阿医疗队需以创新思维，对接阿尔及利亚的现实需要，精准施策；完善医疗队的管理工作，提升团队效应；加大宣传力度，打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国际品牌；加强在中、阿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推动两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互鉴。
作者：王金岩
发表时间：2023
13. 《“全球发展倡议”视域下中国与突尼斯的抗疫合作》
摘要：“阿拉伯之春”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对突尼斯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冲击，打造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成为中国与突尼斯抗疫合作的逻辑与目标。“全球发展倡议”对于战胜疫情和复苏经济做出了明晰的规划与部署，对于中国与突尼斯以南南合作为实质的抗疫合作形成了新的助力作用。中国对突尼斯的医疗援助已走过50余年历程。就中突抗疫合作的路径而言，中国一方面将常规援突医疗队的职能扩大到兼顾对突应急抗疫合作，并实现多批援突医疗队的正常轮换，做到了常规合作与应急合作的结合；另一方面基于疫苗多边主义，向突尼斯适时应急提供新冠疫苗。中突抗疫合作不仅对于突尼斯疫情缓解和疫苗接种率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升了中突政治互信，而且也助力中突关系朝着更深广的领域发展，如数字经济、文化合作和绿色发展合作等。中突抗疫合作事实上促进了两国卫生健康共同体与发展共同体建设，并助力推进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作者：钮松，梅丽安
发表时间：2024
摘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医疗行业发展的方向之一,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和相关配套产业的建设,西亚北非和中国的文化、贸易和政治交流也越发深入。中医药参与西亚北非卫生治理首先是全球范围医疗手段多样化的体现,其次是历史因素的内在作用,同时也有经济的外在推动,再者是区域国家的政治诉求和人民民心相通的结果。中医参与西亚北非卫生治理的途径主要是联合教育、服务贸易和医疗援助,通过这些途径,依靠”一带一路”建设项目,选取支点国家,启用本土人才,充分利用医疗资源和发展中医药高端医疗,能够稳步推动中医参与西亚北非卫生治理,提升区域医疗水平和促进中医药海外发展。
作者：张建忠，鲍超群，宋欣阳
发表时间：2018
15. 《恐怖袭击影响下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社会脆弱性分析》
摘要：伴随《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白皮书的发布,在“一带一路”首要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战略背景下,中国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当前及未来很长时期内的体量将持续扩大。然而,非洲部分国家恐怖活动猖獗,当地的环境安全问题成为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的研究重点,因此对恐怖袭击影响下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脆弱性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安全利益保护路径,是指导中国企业对非洲不同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选择、保障中国在非洲安全利益的关键所在。本文首先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情况与非洲基础设施遭受恐怖袭击情况进行比照,得出在以上两类数据中皆较多的非洲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通过分析非洲基础设施遭受恐怖袭击的时间演化阶段,锁定研究的时间范围。其次,以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等开源数据信息及专家评估数据为基础,通过梳理社会脆弱性研究框架,应用社会脆弱性指数法、内容分析法、检查表法、访谈法等方法,经指标筛选、权重确立建立一套完整的恐怖袭击影响下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再次,通过构建社会脆弱性模型、主客观数据处理,得到在不同年份区间中针对不同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脆弱性评价结果,并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最后,根据评价体系内容及对评价结果的分析,从防范应对恐怖袭击的角度,提出中国企业对非洲不同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选择建议,并构建中国在非基础设施投资安全利益保护路径。本文将研究限定在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尼日利亚、尼日尔、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喀麦隆、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南非11个非洲国家,将时间范围限定为2005-2011、2012-2014、2015-2020三个年份区间,在不同年份区间内对上述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遭受恐怖袭击的社会脆弱性分别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恐怖袭击影响下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脆弱性受到暴露性、敏感性、应对力三方面影响,其中应对力影响程度最高,暴露性次之,敏感性再次。由社会脆弱性评价结果与分析可知,在恐怖袭击威胁下,中国对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南非的基础设施投资总体处于低社会脆弱性水平;对喀麦隆、苏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总体处于中低社会脆弱性水平;对尼日尔的基础设施投资总体处于中高社会脆弱性水平。结合上述研究,并针对不同国家的实际特点,从三个方面提出中国对非洲国家投资的安全利益保护路径,在降低暴露性方面,应参与反恐合作,助力消除非洲国家面临的恐怖威胁;注重信息安全,加强投资宣传信息保护;完善投资策略,减少投资建设受关注度。在降低敏感性方面,应提高基础设施物理韧性,增强抗冲击能力;提高安保管理力量,增强抵抗效率;更好融入当地,增强韧性基础。在提高应对力方面,应提高前瞻能力,完善预防预警;综合利用资源,提高应急能力;注重修复重建,提高恢复能力。
作者：刘玉莹
发表时间：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