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别概况
1. 区域地位与发展基础
赞比亚位于非洲南部内陆，是连接南部非洲、中部非洲与东非的重要节点。其周边与八个国家接壤，作为内陆国家，对邻国稳定、跨境交通以及区域物流网络具有较强依赖。Nicholas Maple指出，赞比亚的地缘环境使其长期受到周边地区政治与安全局势的影响，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刚果（金）等邻国先后经历战争或政治经济危机，由此产生的跨境人口流动也使赞比亚长期成为南部非洲重要的难民接收国。 这种位置一方面增加了外部冲击对国内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赞比亚在南部非洲区域交通、人员流动和经济联系中具有较强的枢纽意义。
赞比亚的现代经济基础与铜矿业高度相关。殖民时期形成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布局主要围绕铜矿带以及连接矿区、首都和对外运输路线的“铁路沿线”（line of rail）展开。Erin Hern指出，独立初期赞比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集中性：铜带省集中了大部分采矿活动，中部省拥有连接矿区、首都和南部出口路线的基础设施以及较多第二产业，南部省则集中大型商业农业。 因此，矿业特别是铜矿长期既是赞比亚工业化和财政收入的重要基础，也塑造了人口、基础设施和工业活动的空间分布。
1964年独立后，赞比亚曾尝试通过国家主导型工业化提高经济自主能力。穆里基塔将这一时期的发展思路概括为以政府为主要推动者，通过进口替代、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推动工业化，以减少对原宗主国制成品和技术体系的依赖。 这一发展战略反映了独立后赞比亚追求经济自主和国家能力建设的努力，但其效果受到国际经济环境、铜价变化、技术依赖、国有企业效率和公共资源管理能力等多方面制约。该研究因此强调，国家主导型工业化能否持续，取决于国有企业效率以及借贷和公共资源能否有效服务于工业发展，而不是被用于政治庇护或低效支出。
与此同时，赞比亚的发展基础具有明显的空间二元结构。殖民时期形成的铁路沿线矿业和城市经济相对发达，而远离铁路的广大农村地区长期处于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覆盖不足状态。独立后的首个国家发展计划已经提出纠正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但政府同时面临将有限资金投入铜矿、工业和城市增长中心与向农村和边缘地区重新分配资源之间的矛盾。 这种历史形成的空间发展差异至今仍影响公共服务、国家能力和社会政治关系。
从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看，赞比亚自独立以来总体保持了统一国家框架，并于1991年由长期一党政治转向多党民主化。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独立运动、政治转型和公共生活中长期具有较强影响。相关研究指出，宗教既曾参与反殖民和民主化进程，也被政治行为体用于塑造国家认同和政治合法性，因此成为赞比亚国家建构与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2. 发展挑战与和平稳定压力
赞比亚长期和平稳定面临的首要结构性压力，是资源型经济与发展成果分配之间的不平衡。铜矿资源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经济基础，但对单一资源部门的高度依赖也使经济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变化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铜价下降与国内经济管理问题共同冲击赞比亚经济，国有铜矿企业效率不足、设备依赖进口以及财政负担加重，使资源优势没有稳定转化为广泛的工业化和社会发展能力。 因此，赞比亚发展的核心矛盾并非单纯“缺少资源”，而是资源收入如何转化为产业升级、就业和公共服务的问题。
贫困、收入差距和公共资源管理能力不足进一步影响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熊玮斯的研究将赞比亚经济治理中的主要问题概括为公共资金使用效率不足、债务压力、腐败、资源流失和资本外逃，并指出这些问题与经济增长迟缓、失业、贫困、通货膨胀和收入不平等等社会现象相互联系。 该研究尤其强调，资源和公共财政管理不善会削弱国家将财富转化为道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能力，使经济增长与普通民众生活改善之间出现脱节。
公共服务在赞比亚不仅是发展问题，也具有明显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意义。Hern指出，在国家能力相对有限的环境中，教育、医疗、供水、电力和基础设施的覆盖情况会影响公民对政府的认知及其政治参与方式；当政府服务缺位时，社区往往更多依赖自助组织或非国家主体。 更重要的是，赞比亚的服务供给长期具有显著地区差异，远离铁路沿线和主要城市的农村地区更容易面临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不足。 因而，区域发展差异并非单纯经济效率问题，也关系到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公民对国家资源分配公平性的判断。这一问题在西部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赞比亚西部的洛兹人拥有较为独特的历史记忆、传统政治权威和族群认同，巴罗策兰的历史地位长期影响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朱子毅指出，独立后西部地区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衰与族群认同、经济衰退或地区发展失衡以及少数族群政治边缘化密切相关。 相关研究进一步显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长期落后于部分其他地区，使部分民众将贫困和发展迟缓归因于中央政府的资源分配政策，从而为地方精英动员分离主义情绪提供了社会基础。因此，赞比亚西部问题说明，发展失衡有可能通过族群和地区认同转化为政治稳定压力。不过，与一些通过长期武装冲突追求分离的案例不同，赞比亚西部分离主义更多经历了议会政治、地方动员和社会抗议等形式，中央政府也曾通过经济、法律和政治手段的组合进行回应。朱子毅由此认为，赞比亚案例显示，仅有族群差异和独立历史并不足以导致大规模内战，经济边缘化、政治排斥以及中央政府控制和回应能力等因素之间的组合更加关键。
矿业劳资关系及其政治化构成另一类社会稳定压力。外国资本对于赞比亚矿业投资、就业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矿区工资、劳动条件、工会关系和利益分配也容易引发冲突。李国武、陈姝妤对中色集团案例的研究指出，中资企业与赞比亚矿工之间的劳资矛盾不仅涉及企业管理方式和当地劳动文化，还受到政党竞争的影响；反对党曾将矿区劳资议题纳入选举动员，使经济利益冲突进一步政治化。 这种现象揭示了赞比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张力：国家既需要外国投资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又必须回应劳动者关于工资、劳动权益和社会公平的诉求，两者之间若缺乏有效协调，经济发展本身也可能产生新的社会矛盾。
此外，赞比亚的地缘环境使其长期承受一定的跨境人口流动和人道治理压力。由于周边多国曾发生战争和政治危机，赞比亚自独立以来长期接收来自安哥拉、刚果（金）等国家的难民。Maple指出，赞比亚曾是南部非洲重要的难民接收国，并长期采用以安置点为主的难民政策；近年来又出现扩大难民经济活动和促进难民与当地社区共同发展的尝试。 这一问题虽然并未直接导致赞比亚国内大规模冲突，但增加了地方公共服务、土地、生计和社区融合方面的治理需求。
二、中国与赞比亚的发展式和平合作实践
中国与赞比亚关系长期建立在政治互信、发展合作和南南合作基础之上。两国关系起源于赞比亚独立前后的反殖民合作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支持赞比亚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家建设，双方逐渐形成以政治互信和发展合作为基础的长期伙伴关系。相关研究指出，赞比亚与中国的关系在冷战时期被视为“全天候友谊”（all-weather friendship）的代表，这一关系不仅体现为外交支持，也体现在基础设施援助、经济合作以及对非洲发展自主性的共同诉求之中。 中国早期对非政策中的平等互助、反殖民主义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等理念，也成为中赞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历史基础。
进入21世纪后，中赞合作逐渐从传统政治支持转向更加多元的发展合作模式，涵盖矿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贸易、金融、公共服务和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相关研究认为，中国在赞比亚的参与不能简单理解为资源获取，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同时包含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南南合作传统的复杂关系。Sun指出，中国在非洲的重新参与既受到经济利益驱动，也延续了长期以来强调互利合作、不干涉内政和发展伙伴关系的历史话语。
1. 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家发展能力提升
基础设施合作是中赞发展合作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也是中国参与赞比亚发展式和平实践的重要方式。早期最具象征意义的项目是坦赞铁路，该项目连接赞比亚铜矿区与坦桑尼亚港口，帮助赞比亚突破南部非洲殖民时期形成的运输限制，被视为中非合作史上的标志性工程。相关研究指出，坦赞铁路不仅具有经济运输功能，也体现了中国支持非洲国家经济自主和区域互联互通发展的政治意义。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进一步参与赞比亚道路、电力、城市建设和通信等领域的发展。卢萨卡城市发展研究显示，中国资本和企业参与已经成为赞比亚城市空间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建筑、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挥了明显作用。研究认为，中国参与并非简单改变城市发展方向，而是在既有城市增长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卢萨卡城市扩张、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改善。
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看，基础设施合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不仅提供单一工程项目，而是增强国家发展能力，通过改善交通、电力和城市基础设施，为经济活动、就业创造和公共服务提供基础条件。赞比亚作为内陆国家，对交通网络和能源供应高度依赖，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韧性和社会稳定。
2. 矿业合作与产业发展
矿业是中赞经济关系的核心领域，也是双方发展合作中最具争议但影响最大的部分。赞比亚拥有丰富铜矿资源，而铜矿长期是国家经济支柱。中国企业进入赞比亚矿业领域后，推动了矿山投资、生产恢复和产业链发展，使矿业继续成为赞比亚吸引外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部门。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对赞比亚的经济参与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密切联系，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和产业投资共同构成中国对赞政策的重要支柱。Rapanyane和Shai认为，“一带一路”是理解中国对赞政策的重要框架，其核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联系和发展合作。
与此同时，矿业合作也暴露出发展模式中的结构性挑战。一方面，中国投资为赞比亚提供资本、技术和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矿业收益分配、劳动关系和环境影响问题也引发当地社会讨论。Matambo和Onwuegbuchulam指出，近年来部分赞比亚民众对中国企业产生负面认知，主要与劳资矛盾、经济困难以及债务问题相关，而部分政治力量也利用这些社会矛盾塑造对华批评叙事。
因此，从发展式和平视角来看，中赞矿业合作的关键并不仅在于资源开发本身，而在于如何推动资源收益转化为产业升级、就业增长和社会发展。如果能够加强本地就业培训、产业链延伸和社区利益共享，矿业合作可以成为促进长期和平与发展的经济基础。
3. 贸易投资合作与经济发展支持
随着中非经贸关系深化，中国逐渐成为赞比亚重要经济伙伴。中国企业在赞投资涉及矿业、制造业、农业、建筑、商业和服务业等多个领域，为赞比亚提供了资本来源和市场机会。李鹏涛、翟珣指出，随着中国企业在非洲基础设施、能源、矿产和农业等领域投资增加，大量中国新移民进入赞比亚，他们既参与当地经济活动，也成为中赞关系在社会层面的直接体现。
中国企业和移民群体对赞比亚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推动贸易网络形成，为当地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并创造部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商业竞争、文化差异和劳动关系问题，也产生一定社会摩擦。相关研究强调，中国人在赞比亚的日常活动直接影响当地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因此民间互动已经成为中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赞比亚政府也持续推动改善投资环境，希望通过吸引外国资本促进经济恢复。李铁指出，赞比亚拥有较好的政治稳定基础、矿产资源、水资源和农业潜力，这些因素使其持续具有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 2021年政权更替后，新政府进一步强调债务重组、矿业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希望通过外部投资促进国内发展。
4. 债务与合作可持续性的挑战
在发展合作不断扩大的同时，中赞关系也面临债务可持续性的讨论。赞比亚于2020年成为首个因新冠疫情影响而发生外债违约的非洲国家，其债务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贷款作用的关注。Brautigam指出，赞比亚是中国贷款规模较高的非洲国家之一，其案例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债务重组和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不过，相关研究也指出，赞比亚债务危机不能简单归因于中国融资，而需要结合国内财政管理、经济结构和国际金融环境综合分析。Matambo和Onwuegbuchulam认为，赞比亚债务问题与国内治理能力不足、资源管理困难以及经济压力密切相关，将所有问题归因于中国并不能完整解释中赞关系的发展困境。
三、中国与赞比亚合作模式的特点
参考文献
摘要：1964年独立以来,赞比亚西部地区分离主义运动一直困扰着赞比亚民族国家建设与族群团结。18世纪中期,洛兹人在迁徙与反抗外族入侵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和传统文化,洛兹王国的独立历史成为数代洛兹人的共同记忆,也构成分离主义运动的历史合法性来源。18世纪90年代,洛兹王国在与殖民者的互动过程中,开始丧失其独立地位,洛兹传统精英争取独立,维护其权威的早期斗争便是分离主义运动的雏形。赞比亚独立后,洛兹传统精英曾与中央政府达成短暂的“和平”,但随着赞比亚经济增速放缓影响洛兹人生计,而中央政府又推行削弱地方权力的政治改革措施,西部地区开始出现由洛兹精英主导的分离主义运动。分离主义者致力于争取国内外舆论对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通过政党议会斗争方式夺取地方政权并推动分离,在夺权策略失败后,转而煽动社会骚乱。赞比亚中央政府随即从经济、法律与政治层面提出应对措施,成功将分离主义运动压制下去。在第二共和国时期,赞比亚经济进一步恶化,西部地区洛兹人生活状况已经不如殖民时期,一党制的实行既压制了分离主义运动,但也导致洛兹民众开始对中央政府心生怨恨。第三共和国时期,由于多党制的实行,第二共和国时期洛兹人积攒的怨恨情绪集中爆发出来,促使大规模的分离主义运动开始在西部地区出现。中央政府合理的应对成功化解了分离主义运动的挑战。赞比亚西部地区分离主义运动从兴起到陷入低谷,再到高潮的历程显示出,分离主义运动的发生与族群认同、经济衰退或经济发展失衡、少数族群政治边缘化息息相关。在应对分离主义运动方面,多种应对方式的组合治理,是平息分离主义运动的关键所在。
作者：朱子毅
发表时间：2023
摘要：本文分析了赞比亚人民未能从经济自由化改革中受益的原因,揭示了由于财富转移和管理疏忽使得赞比亚国家内的财富没有留在国内用于经济的发展,这是个根本的原因。如果这些资源能够合理的利用和管理,赞比亚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公共资金的滥用和浪费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伤害。这要求赞比亚国内人民公民意识的觉醒,使公务人员更加负责的进行公共管理。合理利用公共资源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造福于赞比亚人民。本文重点分析阻碍赞比亚经济使得人民受益的原因。这些原因在于:经济管理不当,债务危机,外国投资者不断扩大的特权,政府滥用权利,腐败问题,自然资源的过度丌采利用,资本外逃。本文讨论的是赞比亚的宏观经济问题,例如经济增长停滞.失业,贫穷,通货膨胀,收入不公,税负过重,罢工,脑力外流等。对于国家的整体贫穷问题,贫困生活水准,失业数量,乞丐和无家可归的儿章等问题都有论述。收入不公生活成本高启造成了购买力的下降。真实GDP几无增长,很低的储蓄率,很高的真实利率以及货币不断贬值。这种状况都表明宏观经济状况恶化,人民无法从经济发展中受益。总而言之,赞比亚在改革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管理的问题,政府如何能够进行深刻的反思,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正确引导经济改革,使得赞比亚人民也能够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一样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作者：熊玮斯
发表时间：2017
3. 《东道国政党政治下的劳资冲突：以中色在赞比亚的遭遇为例》
摘要：劳资冲突是中国企业海外发展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从中国投资者、当地劳工和赞比亚主要政党之间博弈关系来看,频发的劳资冲突既与中资企业的用工实践和管理方式有关,也与赞比亚矿工的劳动观念和抗争传统有关。中国资本与当地劳工之间的关系还受到赞比亚政党政治的影响。为了获得底层民众的政治支持,赞比亚的反对党把劳资议题引入总统选举竞争,激发了矿区劳工对中国资本的抗争。因此,中资企业在赞比亚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注重维护当地劳工权益和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要学会在民主选举的政治格局中寻求对自身权益的保护。
作者：李国武，陈姝妤
发表时间：2015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赞比亚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系统评析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主导型工业化。除非彻底改造全球经济秩序,否则非洲的国家主导型工业化肯定失败,事实上对资本主义宗主国的技术依赖更加深化。本文主张,国家主导型工业化若要取得成功,非洲的政治精英必须重新致力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本文还呼吁非洲政府节约使用搞工业化的借贷资源。
作者：恩琼加·迈克尔·穆里基塔，赵毓琛
发表时间：2017
5. 《Developing States, Shaping Citizenship: Service Deliver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Zambia》
摘要：本书处于政治学、发展研究与公共政策的交叉领域，探讨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影响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公民过去通过公共服务供给与政府互动所形成的经验。本书以赞比亚为案例，指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会向公民传递关于国家能力以及政治行动可能获得何种回报的重要信号。这些与政府互动的经历不仅影响选举投票等正式政治行为，也影响集体行动、政治参与以及逃税等非正式甚至对抗性行为。作者认为，政府缺乏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仅会削弱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也会降低公民对于政治体系回应能力的信任。当公民缺乏这种信任时，他们更不愿参与民主政治过程、更少表达自身政治诉求，也更不愿遵守国家税收制度。Hern进一步指出，在低国家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同步推进的过程。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不仅关系到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也直接影响国家合法性、公民身份形成以及政治制度运行。本书基于作者在赞比亚开展的大规模原创调查数据、深度访谈、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数据以及为期12个月收集的档案材料展开研究。其理论基础来源于“政策反馈理论（policy feedback theory）”，该理论认为，一项政策一旦实施，就会反过来影响受到该政策影响群体之后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方式。过去，政策反馈理论主要被应用于发达工业民主国家的研究，而本书首次明确尝试将这一理论拓展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治理环境之中。通过赞比亚案例，作者展示了国家服务供给如何塑造公民对政府的认知，并进一步影响政治参与、国家认同以及民主治理的发展。
作者：Hern, Erin Accamp
发表时间：2019
6. 《Refugee Reception in Southern Africa: National and Local Policies in Zambia and South Africa》
摘要：本书提出了一种关于国家主导的难民接收（state-based refugee reception）的新理解，试图反映当代难民流动所呈现出的复杂动态。作者认为，将跨越国境逃离的人群视为一个同质化群体，并认为他们一旦抵达东道国或难民营，其流动过程便立即结束，这种理解已经不再符合现实（甚至可能从未真正成立过）。通过比较分析不同国家在接纳难民过程中的政治实践，本书为理解南部非洲地区的难民接收提供了新的视角。作者以赞比亚和南非为案例，探讨为什么一些国家仍然维持以难民营为核心的集中安置政策，而另一些国家则采取更加开放的“自由定居”（free settlement）模式，即允许难民自由流动，并在城市和城镇中生活。传统观点通常将国家对难民的接收理解为一次性的行政过程，例如登记、身份确认或进入难民营等。然而，本书提出，难民接收实际上是一个持续性的政治协商过程，涉及难民与国家之间不断调整和互动的关系。国家的接收政策不仅决定难民是否能够获得合法身份，也深刻影响他们融入当地社区、参与劳动力市场以及建立社会关系的能力。作者通过提出新的“难民接收（refugee reception）分析框架”，并结合赞比亚和南非的具体案例，展示了难民政策如何塑造难民的社会融入路径以及东道国社会的治理方式。书中丰富的案例材料和比较研究，为理解全球范围内的难民治理、移民政治和国家—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贡献。
作者：Maple, Nicholas
发表时间：2024
7. 《Competing for Caes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Postcolonial Zambia》
摘要：本书汇集了多位研究赞比亚宗教与公共生活问题的重要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宗教在赞比亚社会中的作用及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本书重点分析了宗教与政治在赞比亚社会中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宗教群体如何在公共领域中管理、表达并协商自身身份。作者关注近年来赞比亚政治生活中的宗教动态，考察宗教组织、宗教话语和政治权力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此外，本书还探讨了宗教在赞比亚政治发展中可能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尤其关注宗教如何提供一种替代性的政治愿景，并挑战和超越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的影响。作者认为，宗教并非仅仅是私人信仰领域的现象，而是深度参与国家认同、政治合法性和社会价值观塑造的重要力量。通过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分析，本书展示了赞比亚后殖民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即宗教如何参与公共生活、影响政治竞争，并成为社会力量表达诉求和塑造国家未来方向的重要渠道。
作者：Kaunda, Chammah (Chammah J.)
发表时间：2020
8. 《Zambia: The First 50 Years: Reflections of an Eyewitness》
摘要：1964年10月24日，赞比亚共和国正式成立，取代了此前被称为北罗得西亚的殖民地。五十年后，安德鲁·萨达尼斯以一种既富有同情又保持批判性的“内部观察者”视角，回顾了赞比亚从独立至今的发展历程。作者首先描绘了北罗得西亚在去殖民化时期的社会状况，以及新成立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当时的新政府承担着重建国家治理体系的艰巨任务，包括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行政体系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法律体系发展、地方政府建设以及经济发展规划等多个方面。萨达尼斯曾担任赞比亚政府核心部门部长，之后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作为赞比亚独立后多位重要政治人物的朋友和同事——从开国总统肯尼斯·卡翁达（Kenneth Kaunda）到后来的总统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他凭借独特的亲历经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赞比亚国家转型过程的内部视角。本书考察了赞比亚政治发展的起伏历程：国家建设初期具有明确目标和发展愿景，但随后经历了诸多失误和政策困境；政治治理有时陷入混乱甚至接近失序，但其中也不断出现理性决策和有效治理的阶段。通过对赞比亚独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影响的详细分析，本书展现了赞比亚国家建设、政治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复杂过程。作者依托其对赞比亚社会、人民以及政府运行机制的深入了解，为理解这个后殖民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观察。
作者：Sardanis, Andrew
发表时间：2020.06.29
9. 《Kenya’s and Zambia’s Relations with China 1949–2019》
摘要：本书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系统研究后殖民时期肯尼亚、赞比亚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演变。
作者：Sun, Yuzhou
发表时间：2023
10. 《An Afrocentric Dissection of the Key Drivers of China’s Zambia Policy》
摘要：近年来，中国对赞比亚外交政策的主要驱动因素逐渐成为学界广泛讨论的重要议题。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未能充分考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政策的影响，而“一带一路”正是中国对非洲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推动中国对非关系发展的关键动力。此外，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对非洲外交政策，尤其是对赞比亚外交政策的理解，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以**非洲中心主义（Afrocentricity）**作为理论分析视角，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剖析中国赞比亚政策的主要支柱及其驱动因素。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一带一路”倡议处于中国对赞比亚外交政策以及中国整体全球外交战略的核心位置。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话语分析以及主题分析等方法，对相关材料进行综合研究。
作者：Rapanyane, Makhura B. ; Shai, Kgothatso B.
发表时间：2020
11. 《China–Zambi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Context》
摘要：该文主要探讨中国参与赞比亚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赞比亚自身政治经济环境对中赞关系形成的影响。文章认为，中国对赞比亚政策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国单方面推动，而应放在赞比亚自身发展条件和治理环境中考察。作者指出，赞比亚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较成熟的经济基础，这些因素共同吸引中国企业和资本进入。中国在赞比亚的主要参与领域集中于矿产资源开发，但这种参与既受到中国“一带一路”等对非政策推动，也受到赞比亚国内资源条件和投资环境的影响。文章强调，中国—赞比亚关系是一种由中国发展战略与赞比亚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共同塑造的互动关系。因此，理解中赞合作需要超越“中国资源需求”的单一解释，而关注非洲国家自身的政策选择、经济结构和治理环境。
作者：Rapanyane, Makhura B.
发表时间：2020.01
摘要：近年来，赞比亚境内偶发的针对中国企业家的袭击事件——据称其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家正在挤占赞比亚人的社会经济发展机会——促使学界需要重新审视中赞关系。与此同时，中国雇主与赞比亚雇员之间围绕劳动问题产生的紧张关系，也曾引发双方之间的暴力冲突。一些机会主义的赞比亚政治人物利用这些社会矛盾，推动了一种认为“中国对赞比亚怀有恶意意图”的叙事。特别是在2011年至2021年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 PF）政府执政期间，由于赞比亚外债不断增加以及整体经济困难加剧，部分民众将自身的不满情绪转向数量不断增加的中国企业家，并将他们视为赞比亚债务危机的推动者以及“侵蚀赞比亚主权”的外部力量。本文以建构主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第一，中赞关系已经不再主要由殖民时期和冷战时期所具有的道义基础所驱动。过去，中赞关系更多建立在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和发展合作等共同理念之上，而当前关系更多受到经济利益、资源合作和社会互动等因素影响。第二，中国在赞比亚社会中的身份认知正在发生变化。随着越来越多中国移民进入赞比亚，一些中国商人和企业在当地的经营行为与中国政府希望塑造的积极国际形象之间存在差异，使部分赞比亚社会群体逐渐形成对中国更为负面的认知。第三，PF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加剧了赞比亚的债务困境，并影响了中赞关系。由于政府财政管理不善，赞比亚一度面临无法偿还对华债务的风险。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中国在债务谈判中对赞比亚政府施加更大影响空间，从而强化了一些批评者关于“中国试图控制非洲”的观点。不过，作者同时指出，赞比亚自身治理能力不足也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不能简单将问题归因于中国因素。
作者：Matambo, Emmanuel ; Onwuegbuchulam, Sunday Paul C.
发表时间：2021.12
13. 《China and Zambia: Creating a Sovereign Debt Crisis》
摘要：赞比亚拥有极高规模的中国贷款承诺。本文通过提供关于中国对赞比亚贷款、贷款机构以及承包商的新数据，探讨了北京方面缺乏自上而下协调的问题。文章认为，赞比亚是中国贷款协调问题最为突出的案例之一。赞比亚异常高水平的中国贷款承诺是否能够揭示中国金融国家能力的特点？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向赞比亚提供贷款体现了中国有意利用金融工具扩大影响力，甚至可能借此获得战略资产。然而，本文通过新的中国贷款、贷款机构和承包商数据，并结合过程追踪方法，提出了不同解释：赞比亚实际上是中国贷款体系中协调问题最严重的案例之一，而非中国有意识利用贷款扩大控制力的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在所有获得中国贷款的非洲国家中，赞比亚自2000年以来拥有数量最多的中国贷款机构，共有18家不同的中国贷款方参与；同时，赞比亚也是中国贷款支持项目中中国承包商数量第二多的非洲国家，共有29家不同中国企业获得相关项目。如此多元的利益主体参与，使赞比亚基础设施项目中的竞争日益激烈，并且缺乏有效监管。文章指出，在中国国内，“碎片化威权主义”导致中央政府未能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海外活动进行有效自上而下协调，因此对相关行为缺少约束。与此同时，赞比亚政治领导人自身也忽视了对过度借贷的限制，加剧了债务风险。中国对于债务可持续性的特殊理解和评估方式，也可能降低了贷款机构进行严格监督的动力。此外，赞比亚历史上曾多次获得中国及其他国际贷款方的债务减免，这进一步增加了道德风险，使政府倾向于承担更多债务。
作者：Brautigam, Deborah
发表时间：2022.07
14. 《新政府、新政策、新变化——赞比亚大选后投资环境前瞻》
摘要：未来数年,赞比亚仍是非洲最好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尽管当前困难不少,但前景依然十分广阔1998年起,我的生活主要在赞比亚度过。二十余年中,我经历和见证了赞比亚七次大选,对该国的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形势有过一些自己的思考。在此,我想谈一下我个人对赞比亚2021大选后投资前景的看法和分析。
作者：李铁
发表时间：2022
摘要：卢萨卡持续扩张的建设热潮以及不断变化的城市空间格局，被认为与中国的大规模参与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建筑建设领域。尽管近年来中国元素在城市景观中日益明显且广泛存在，但仅从视觉层面观察这种现象可能会产生误导。城市景观中的“中国痕迹”并不能充分反映全球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正在改变卢萨卡这一城市的建成环境和发展轨迹，而卢萨卡本身正经历快速城市增长、空间不平等以及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本文关注卢萨卡城市形态演变中的几个同步发生的重要趋势，即城市密度提升（densification）、土地用途变化（land-use change）以及城市蔓延（sprawl），试图分析中国资本（无论是公共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和中国参与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空间生产，并是否推动了一种不同类型城市形态的形成（包括城市发展方向和最终结果）。通过对城市建设过程的深入分析，作者认为，那些具有一定中国参与程度的城市建设项目，大多并没有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而是在既有城市发展逻辑基础上展开，延续并强化了原有的城市化趋势。因此，中国参与已经成为卢萨卡城市塑造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完全外部化的力量。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对卢萨卡城市发展的影响应当通过一种“补充性逻辑（logic of supplementarity）”来理解：中国因素既是存在的也是缺席的、可识别的也是不易察觉的，但始终在城市发展的核心过程中发挥作用。
作者：Chungu, Gerald ; Dittgen, Romain
发表时间：202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