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别概况
1. 区域地位与发展基础
肯尼亚位于非洲东部，东临印度洋，北接埃塞俄比亚和南苏丹，西邻乌干达，南接坦桑尼亚，东北部与索马里接壤，是连接东非内陆与印度洋的重要门户，也是东非共同体（EAC）和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等区域合作机制的重要成员。从广义的非洲之角范围看，肯尼亚既处于东非经济一体化网络之中，又与索马里等非洲之角国家的政治安全形势紧密相连，其地理位置使经济发展、区域互联互通与安全稳定具有较强的相互依存关系。相关研究指出，东非国家之间的区域一体化涉及贸易、交通、通信、能源、人员流动及和平安全等多个方面，而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已经形成公路、电力等跨境基础设施联系。
肯尼亚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区域辐射能力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2023年《肯尼亚国别气候与发展报告》将肯尼亚列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四大经济体，并指出该国已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长期目标是到2030年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2015—2019年，肯尼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4.8%，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同时农业和工业仍占据重要位置。内罗毕、蒙巴萨、基苏木等主要城市构成全国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节点。 非洲开发银行的评估同样将肯尼亚视为东非地区重要的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并特别强调其临海的战略区位及在区域交通运输方面的比较优势。
肯尼亚国家发展战略长期以经济结构转型、工业化和改善民生为主要目标。《肯尼亚2030愿景》提出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和繁荣水平、能够为国民提供较高生活质量的国家，并推动肯尼亚向新兴工业化中高收入国家转型。在此基础上，2022—2027年“自下而上经济转型议程”（BETA）将农业、中小微企业、住房和定居、医疗卫生、数字高速公路及创意经济作为重点方向，同时把基础设施、制造业、蓝色经济、教育培训、气候变化、青年发展和社会保护等作为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支撑。 这一发展战略体现出肯尼亚当前政策重心已经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逐渐转向就业创造、产业升级、基础设施改善、人力资本建设和发展韧性的综合提升。
近年来，肯尼亚经济总体保持增长，但增长动力和发展环境也出现一定变化。世界银行2026年《肯尼亚经济更新》显示，2025年肯尼亚实际GDP增长4.6%，建筑业恢复推动工业活动增强，旅游相关行业继续增长，但农业受到严重干旱影响，服务业部分领域的增长也有所放缓。 这说明肯尼亚已经形成较为多元的经济基础，但经济增长仍受到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外部市场和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作为东非交通、金融、数字经济和商业活动的重要节点，肯尼亚的发展不仅具有国内意义，也与东非区域市场整合和非洲之角经济联系密切相关。
2. 发展挑战与和平稳定压力
尽管肯尼亚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其发展成果的包容性仍然有限，经济结构转型速度不足是当前较为突出的长期问题。非洲开发银行《肯尼亚国别战略文件（2024—2028）》指出，肯尼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较有限，经济增长尚未充分转化为就业和广泛的社会福利改善。基础设施缺口、技能供需错配、融资渠道有限和融资成本较高、工业加工水平偏低、营商成本、治理能力、收入不平等以及气候脆弱性等因素，共同制约着进一步的结构转型。
贫困、就业不足和区域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增长向社会发展转化的难度。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约39.8%的肯尼亚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农村贫困水平明显高于城市地区，而且不同家庭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的程度受到就业部门和食品价格等因素影响。 非洲开发银行则指出，肯尼亚过去经济增长较多集中于交通、采矿和建筑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农村地区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相对有限，加之农业生产率较低和气候冲击，使贫困和收入不平等下降较慢。 青年就业和技能匹配同样是重要问题，现有研究显示，肯尼亚职业教育虽然持续扩张，但人口年轻化、就业市场吸纳能力不足与技能供需错位仍然并存。
公共财政压力也是肯尼亚发展能力面临的重要约束。世界银行2026年《肯尼亚经济更新》显示，截至2024/25财年，肯尼亚公共债务约占GDP的68.9%，国内借款增加进一步压缩财政空间，债务利息支出也对政府财政形成较大压力。 这意味着肯尼亚在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转型的同时，需要在发展融资、债务可持续性和财政资源配置之间寻求平衡，也使吸引私人资本、改善项目效益和提升本土经济增长能力变得更加重要。
气候变化则使上述发展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肯尼亚农业和牧业对降水具有较高依赖度，世界银行指出，全国超过98%的农业和牧场地区依靠降雨，降水日益不稳定已经成为粮食安全、水安全和农业生产的重要风险。同时，肯尼亚水资源储存和利用能力不足，土地退化和森林减少又进一步削弱了生态系统调节洪水、干旱和土壤侵蚀的能力。 气候风险还延伸至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城市洪涝和高温、劳动生产率及公共健康等领域，使气候适应和发展韧性成为肯尼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这一压力在近年的干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25年底至2026年初，肯尼亚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再次出现严重旱情，约33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部分地区降雨量只有长期平均水平的30%—60%，营养不良和疾病风险随之增加。 气候变化还可能通过土地和水资源竞争进一步影响地方社会稳定。非洲开发银行指出，牧民与定居农业人口围绕土地和水资源产生的竞争，与土地权属等长期问题相互叠加，已经成为部分地区社区冲突的重要诱因。 因而，肯尼亚的气候问题并非单纯的环境议题，而与粮食安全、减贫、就业、公共健康以及基层社会稳定形成明显联动。
与此同时，肯尼亚所处的非洲之角长期面临跨境冲突、恐怖主义、海盗和难民问题，使国内发展与区域安全具有紧密联系。肯尼亚与索马里接壤，长期受到索马里局势和“青年党”等武装活动外溢的影响，并参与索马里和平与安全事务。相关研究将海盗、恐怖主义、非法移民以及毒品、武器和人口贩运列为肯尼亚面临的主要海上安全威胁，同时指出其应对仍受到机构协调、专业人员和治理能力不足等因素限制。 肯尼亚还长期接收来自周边冲突国家的难民。非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2月，肯尼亚境内登记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约58万人，主要集中在达达布、卡库马以及内罗毕等地区。
综上所述，肯尼亚的发展问题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维度交织特征：一方面，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和区域一体化为国家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结构转型不足、青年就业、贫困和不平等、财政约束及气候脆弱性限制了增长成果的广泛转化，而非洲之角的跨境安全风险又进一步增加了国家治理压力。因此，对肯尼亚而言，和平稳定不仅涉及传统安全治理，也与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与技能培养、数字治理以及气候适应等长期发展能力密切相关。这也构成了后续分析中国与肯尼亚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绿色能源和数字发展等领域开展“发展式和平”合作的现实基础。
二、中国与肯尼亚的发展式和平合作
中国与肯尼亚的合作关系建立在长期政治交往和不断扩展的经贸联系基础上，并逐渐由传统援助和工程承包向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能源转型、人力资源和区域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合作延伸。肯尼亚凭借印度洋沿岸的区位条件、蒙巴萨港以及内罗毕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成为中国参与东非经济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相关研究将肯尼亚视为中国开展对非贸易、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窗口，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在东非的重要支点。
1.基础设施与区域互联互通
肯尼亚虽然拥有蒙巴萨港和较为优越的东非区位条件，但长期受到交通基础设施不足、内陆运输成本较高以及区域交通网络衔接有限等因素制约。中国参与肯尼亚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其意义并不仅在于增加交通设施供给，而在于通过改善人员、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条件，将肯尼亚国内发展与东非区域互联互通联系起来，为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基础条件。
蒙巴萨—内罗毕标准轨铁路是这一合作模式最具代表性的项目。蒙内铁路连接东非重要港口蒙巴萨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并进一步通过内马铁路向奈瓦沙等内陆地区延伸。相关研究将其视为肯尼亚“2030年愿景”的旗舰工程，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 与殖民时期主要服务于政治控制和资源输出的铁路相比，蒙内铁路更多被嵌入肯尼亚自身现代化、工业化以及东非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规划之中，其功能也从单纯运输延伸至物流、产业和城镇发展。
这种发展效应在铁路沿线已经有所体现。以阿西河镇为例，相关实证研究发现，蒙内铁路建设运营后，当地进入新的“铁路再驱动发展期”，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均出现变化。阿西河镇目前约45%的企业从事制造业，约35%从事仓储物流业，铁路改善了工业品运输和加工条件，并为站点周边工业发展提供新的空间。 从更一般的作用机制看，新建铁路能够将货物中转、集散和加工功能向沿线城镇扩散，推动仓储物流设施和产业加工园区形成，同时促进人口和部分产业由大城市向周边城镇转移。 因此，铁路所产生的发展效应已经超出“缩短运输时间”本身，而逐渐表现为交通走廊、产业节点和城镇空间之间的联动。
基础设施合作还具有明显的区域公共产品属性。蒙内铁路及其延长线由印度洋沿岸的蒙巴萨向非洲内陆延伸，使港口、首都和内陆经济空间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并为进一步连接乌干达等东非国家提供交通基础。相关研究指出，铁路能够促进非洲内陆农产品和矿产资源进入更广泛的市场，同时为站点周边工业发展创造条件。 这意味着基础设施所创造的互联互通效应并不限于肯尼亚国内，也具有促进东非市场联系和区域经济整合的潜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肯基础设施合作并未完全停留在工程建设层面，而逐步向运营管理、技术转移和本地能力建设延伸。蒙内铁路运营过程中，中方在肯尼亚建设培训基地，并引入铁路院校和机车车辆领域师资，向约3000名肯方员工开展机车、车辆维修以及运营管理等技能培训，部分岗位逐渐由肯方人员接替；同时还结合肯尼亚实际情况制定运输组织、客货管理、设备检修、运营维护和安全监督等制度。 另一项研究也指出，蒙内铁路运营大量使用肯尼亚本地员工，并通过“以师带徒”等方式推动运营技能和技术逐步本地化。
因此，从发展式和平视角来看，中肯基础设施合作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作用链条，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物流条件改善—产业和城镇发展—区域互联互通—技术与管理能力建设”。其和平意义并非直接介入冲突，而是通过改善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基础条件，扩大区域经济联系和发展机会，并增强肯尼亚自主运营和管理基础设施的能力，以发展降低长期不稳定的结构性压力。
2.产业发展与就业能力建设
与埃塞俄比亚以工业园和制造业投资为突出特征的产业合作不同，肯尼亚现有材料体现出的一个更鲜明特点，是中国通过基础设施、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数字人才培养之间的联动支持其产业转型。因此，中肯合作中的产业发展并非单纯表现为生产设施投资，而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围绕产业需求培养本土人力资本。
这一特点首先体现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与就业、技能培训之间的结合。蒙内铁路不仅提供交通设施，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本地员工培训和技术转移机制。相关研究指出，中方通过铁路建设和运营培养机车车辆维保、铁路运营和管理人才，使肯尼亚员工逐渐参与技术和管理岗位。 这种模式使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成为技能形成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平台，即由“项目建设”进一步向“人才培养”和“自主运营能力”延伸。职业教育合作则使这种能力建设由单一工程项目进一步进入肯尼亚教育体系。相关研究显示，在2011—2023年的大中专升级改造合作中，中国参与肯尼亚职业教育设施和教学体系建设，累计培养500余名教师和6万名技术技能人才；其中2013—2020年实施的两期职业教育项目改造了肯尼亚10所技术培训机构，并推动54所中国院校与134所肯尼亚职业教育机构建立合作网络。 这种合作并非简单提供教学设备，而是将设备、课程、师资培训和技能标准结合起来，使职业教育更加贴近工程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随着肯尼亚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发展，中肯职业教育合作也逐渐由传统工程技能向ICT、云计算、电子商务等领域扩展。2019年建立的肯尼亚鲁班工坊对接肯尼亚“2030年愿景”，围绕ICT和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培养技术人才；2023年又进一步拓展跨境电商中心。相关研究指出，其云计算和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方案已经进入当地教育体系，并通过师资培训和教学模式推广增强肯尼亚职业教育自身的教学能力。 鲁班工坊的部分毕业生进入肯尼亚政府部门以及相关跨国企业就业，体现出职业教育与实际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衔接。
这一合作方向与肯尼亚自身面临的青年就业和技能供需错配问题具有较强对应性。相关研究指出，肯尼亚制造业和信息技术等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人才需求，经济转型需要同步推进产业发展、人才升级和数字技能培养。因此，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看，人力资本合作的意义在于通过教育和技能培养增强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使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增长进一步转化为本地就业和个人发展机会。相较于单纯依赖外部资本和工程建设，这种“项目建设—技能培训—技术转移—就业创造—本土能力形成”的路径，更有利于增强发展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
不过，现有研究也表明这种合作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空间。例如，肯尼亚职业教育仍面临师资数量不足、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匹配程度有限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企业与院校之间的产教融合。 因此，中肯产业与人力资本合作未来的重要方向，并非简单扩大培训规模，而是提高技能培养与肯尼亚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匹配程度，使教育合作真正成为工业化、数字化和就业增长的长期支撑。
3. 能源合作与绿色发展合作
能源与绿色发展构成中肯发展式和平合作的另一重要领域。肯尼亚具有较为丰富的太阳能、地热和风能资源，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和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增加能源需求。中国参与肯尼亚能源建设的特点，在于能源项目并非完全独立推进，而是与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逐步形成联动。蒙内铁路与清洁能源发展的联系就是这一模式的具体体现。相关研究指出，铁路物流条件改善降低了大型光伏组件和地热钻探设备向内陆运输的成本，而铁路沿线工业活动产生的新增能源需求又为加里萨光伏电站、奥卡瑞地热田等项目提供了市场基础。 因而，中肯能源合作并不是简单增加电力项目，而表现出交通基础设施与能源基础设施相互促进的特点。
这种合作模式对于肯尼亚发展式和平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更稳定和多元的能源供应能够支持制造业、数字经济、交通运输和城市发展，为扩大就业和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太阳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合作又能够将经济发展与绿色转型结合起来，减少传统能源约束，提高国家应对能源和气候风险的能力。换言之，绿色能源在这里既是一项基础设施，也是增强长期发展韧性的组成部分。但中肯能源合作同样说明，发展项目的可持续性不能只以基础设施数量和经济产出衡量。随着肯尼亚社会对环境保护、社区权益和气候治理的关注提高，大型能源项目需要更加重视生态环境和地方社会影响。因此，中肯绿色发展合作正在面临由“扩大能源供给”向“兼顾能源安全、低碳转型与社会环境可持续性”转变的要求。这意味着发展式和平不仅需要通过能源解决经济发展的物质约束，也需要避免新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使发展本身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韧性。
总体而言，中肯能源合作形成了不同于单一能源援助的模式，即以交通等基础设施创造发展条件，以能源项目回应产业和社会需求，再通过可再生能源推动绿色转型，使能源合作成为连接经济发展、气候韧性和长期稳定的重要环节。
4. 数字基础设施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肯尼亚是非洲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中国企业参与其光纤网络、数据中心、智慧城市、数字教育和人才培养等领域，使中肯合作逐渐由传统物理基础设施向数字基础设施和治理能力建设延伸。相关研究认为，中国对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不仅表现为提高网络覆盖率，更可能通过提高政府有效性、增强治理自主性以及深化国家与社会协同性等机制影响国家治理能力。 在肯尼亚，中国参与的国家光纤骨干网基础设施项目（NOFBI）推动政府部门互联互通和在线服务发展；孔扎国家数据中心则与数据存储和数字治理自主能力相关；RuralStar、“数字学校”等项目进一步将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基层社会延伸。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肯数字合作直接进入了公共安全治理领域。肯尼亚长期受到恐怖主义和城市犯罪等安全问题影响，在此背景下，肯尼亚政府与中国企业开展“平安城市”项目合作。相关研究指出，2014年华为在内罗毕建设平安城市系统，通过高分辨率摄像头和闭路电视等设施覆盖重点公共区域，从而加强政府应对犯罪事件的协调和反应能力；相关实证研究还显示，系统覆盖与部分类型犯罪下降存在联系。
传统发展合作通常通过经济增长间接影响和平，而肯尼亚数字基础设施案例则表现为：数字基础设施本身既具有经济发展功能，也能够进入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体系。由此形成了“数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改善—治理能力提升—公共安全增强”的作用路径。与此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又与前述人力资本合作形成联系。肯尼亚鲁班工坊围绕ICT、云计算和电子商务培养本地人才，职业教育合作也不断加强数字技能培训。 因此，中肯数字合作并非简单由中国企业提供设备，而是逐渐形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能力、公共治理和数字人才培养之间的组合关系。
从更广泛的发展式和平视角看，这种数字合作有助于拓宽对“国家能力建设”的理解。国家能力不仅体现为传统行政机构和安全力量，也越来越体现为政府获取信息、提供公共服务、管理数据、协调社会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中国参与的数字基础设施一方面提高政府数字化和公共服务效率，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和服务覆盖，改善部分城乡和区域间长期存在的公共服务差距。 因此，数字合作成为肯尼亚发展式和平实践中连接发展、安全与治理最为直接的领域之一。
三、中肯合作模式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埃塞俄比亚在构建东非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角色：努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个案》
摘要：该文以2006—2015年为主要考察时期，分析埃塞俄比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东非特别是非洲之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文章认为，埃塞俄比亚将自身经济发展与周边国家发展相联系，希望通过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形成互利的经济相互依赖，并为本国长期发展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 具体而言，埃塞俄比亚通过公路、铁路、航空、电信和跨境电力网络加强与肯尼亚、吉布提、苏丹、南苏丹等邻国的联系，推动贸易、投资、人员流动和能源合作。 作者强调，基础设施互联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能够强化国家间相互依赖和社会联系、增进互信，从而对非洲之角的和平稳定产生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资金不足、制度能力薄弱、治理问题以及部分邻国政治动荡和地区安全威胁，仍制约区域一体化进程。 总体而言，该文呈现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基础设施互联—经济相互依赖—区域一体化—和平稳定”路径，与发展式和平强调通过发展合作塑造稳定基础的逻辑具有较强契合性。
作者：Amare Setie Negash
发表时间：2016
2. 《Kenya: Country Strategy Paper 2024-2028》
摘要：该报告将结构转型缓慢视为肯尼亚面临的核心发展挑战。报告认为，肯尼亚虽然在教育、医疗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经济增长尚未充分转化为就业和广泛共享的发展成果，基础设施缺口、技能错配、融资成本较高、工业加工能力不足、营商成本、治理问题、收入不平等和气候脆弱性等因素共同限制其结构转型。基于这一判断，非洲开发银行将“加快结构转型并增强韧性”确定为2024—2028年对肯战略的总体目标，并设置两个相互支撑的重点领域：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改革促进私营部门主导的增长，二是加强人力资本发展。同时将青年和性别、气候与环境、脆弱性与安全、数字化和制度能力建设纳入合作。总体上，报告强调通过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制度改革和私营部门发展推动更加包容、可持续且具有韧性的增长
来源：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发表时间：2024.01.04
3. 《Kenya: Country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摘要：该文件系统分析了气候变化与肯尼亚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报告认为，肯尼亚拥有较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较好的数字化基础和年轻人口等发展优势，但农业和自然资源高度依赖气候条件，加之结构转型缓慢、非正规经济规模较大，使经济增长和减贫成果容易受到干旱、高温、洪水及水资源短缺等气候冲击。气候变化还会通过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公共健康、道路桥梁和城市基础设施等渠道扩大既有发展风险。报告提出五个相互联系的行动方向，包括加强水、土地和森林管理，建设气候韧性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和城市韧性；推动能源、交通和数字系统转型；将气候行动纳入政策、规划和投资决策；扩大公共和私人气候融资。其核心观点是将气候适应与结构转型、减贫、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结合，通过综合发展提高肯尼亚长期经济与社会韧性。
来源：World Bank
发表时间：2023
摘要：该文件对肯尼亚近期宏观经济、财政和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报告显示，2025年肯尼亚实际GDP增长4.6%，略低于2024年的4.7%，建筑业复苏推动工业活动增强，但严重干旱导致农业增加值下降，贸易、交通和金融等服务业增长也有所放缓。 进入2026年后，外部冲突和国际能源价格波动进一步推高运输和食品成本，并对居民购买力和企业经营形成压力。财政方面，肯尼亚仍面临收入不足、支出压力和较高债务负担，截至2024/25财年公共债务约占GDP的68.9%，利息支出进一步压缩财政空间。 报告还特别关注干旱、贫困和就业问题，指出2025年底以来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再次遭受严重旱情，约33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总体而言，报告认为肯尼亚经济仍具有一定韧性，但实现更高质量增长需要继续推进财政改革、扩大就业、增强农业和气候韧性，并提高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来源：World Bank
发表时间：2026.07
5.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肯尼亚职业教育合作的战略价值与实践进路》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中肯职业教育合作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当前，肯尼亚直面青年失业率攀升与技能供需错位等挑战，围绕认证机制创新、课程体系优化、数字技术赋能、管理效能提升四大方向推进改革，着力构建面向可持续未来的职业教育体系。中肯职业教育合作需要立足肯尼亚当前改革成效与挑战，在“一带一路”倡议与本土战略框架下精准锚定方向，深度融合肯尼亚职教转型升级诉求与中国“职教出海”战略需求，以系统性思维统筹未来发展路径：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协同治理；注重人才引育，提升支撑效能；深化平台建设，塑造品牌价值。
作者：江洁，蔡群青
发表时间：2025.11.13
摘要：现今,世界和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各经济体相互间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各种挑战,无论是区域性挑战还是一国家内部所面临的挑战有时往往会产生全球性影响。如海盗问题、贩卖人口、走私武器等恐怖主义活动尤其如此。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本身就与安全息息相关,同时又由于全球大部分贸易是通过海上运输进行的,因此海上安全问题至关重要。由于肯尼亚因毗邻索马里而在非洲之角据有重要战略位置,同时也因此面临许多重大挑战。索马里是一个缺少公权力的国家,它没有稳定的国家政府与管理机关,也没有被国民认可的法律系统,因此大约从1991年开始,索马里的军队、警察、海岸护卫队甚至是海军力量极为薄弱。肯尼亚一直致力于确保索马里的民兵和部族冲突以及恐怖主义活动不扩散并溢出其边界,并且努力寻求维持长久和平,最终索马里成立了过渡时期的索马里联邦政府,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在内罗毕维持该政府。非洲之角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面临着动荡不安的局势,肯尼亚作为非洲联盟维和部队的一部分,参与了维和特派团等人道主义工作,在索马里驻扎了近4000名士兵。但索马里所引发的所有海盗和恐怖主义活动日渐猖獗,使得该地区不安全局势加剧,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遏制该动乱局势继续恶化。其中恐怖主义及其相关活动尤其令人关切。从索马里冲突地区逃出的难民大量涌入了本身便有大约有五个难民营,约有50万难民的肯尼亚,同时引发了肯尼亚人们对恐怖分子有可能伪装成难民潜入肯尼亚的担心。那么肯尼亚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加强其海上安全同时那些政策的效力如何?作为一个对海上安全极为关心的国家,肯尼亚对在区域和国际上打击恐怖主义和海盗的努力表现出了非常勇敢和强烈的兴趣,采取了各种举措并作出了一些努力。例如肯尼亚部署海军为经过的商船护航;肯尼亚还建立了一支海事警察部队,并大力执行了《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以及各种严厉措施等。但事实上,肯尼亚仍正在寻求一个解决该地区动乱的持久的办法,因此,它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本论文研究结果可表明,肯尼亚的这些努力是成功的,但如果肯尼亚能够在适当的协作和协调下进行,则情况将更会是如此,这些措施确实对海洋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非洲之角地区的极端分子的数量不断增加仍然是一个严峻的威胁,因此确保和维持非洲之角地区海上安全应该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如果放弃这些努力,该地区的动荡将不可避免,从而对全球经济整体产生严重影响。
发表时间：2023.01.16
7. 《新型铁路“再驱动”下的非洲小城镇发展研究——以肯尼亚阿西河镇为例》
摘要：铁路对城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非洲存在一批传统铁路驱动产生和发展的小城镇，随着铁路的老化、退化，小城镇发展也受到影响。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新一轮铁路合作修建的新铁路，驱动这些小城镇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本文将该种城镇的发展分为自然发展期、铁路驱动发展期、平稳发展期和新型铁路再驱动发展期4个阶段，并选取肯尼亚阿西河镇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总结不同时期城镇发展特征，从产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3个方面分析城镇发展现状，总结城镇当前存在铁路驱动作用待提升、站城关系待改善、规划引导待加强的问题，并提出发挥蒙内铁路促进作用、以TOD理念引领站城发展、重视规划引领的对策。本文丰富了学界对铁路驱动下非洲小城镇发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作者：杨庆礼，王兴平
发表时间：2024.11.12
8.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非合作转型升级——以建设蒙内铁路为例》
摘要：蒙内铁路是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模范之路，是采用中国资金、中国装备、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等多样“中国元素”建造的现代化新型铁路。蒙内铁路“建营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促进了中国铁路全产业链输出，“抱团出海”的方式增强了中国铁路海外运营能力，精准高效的服务提升了中国铁路的海外声誉。蒙内铁路建设和运营管理的成功经验在微观层面为中非合作转型升级进行了先行探索，为进一步推进中非合作发挥了示范作用。
作者：李长贵
发表时间：2023.10.18
9. 《中国在东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参与 ——基于铁路的案例研究》
摘要：基础设施合作是中非发展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更加深入。文章首先梳理了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中非关系及基础设施合作的文献,挖掘了与国际基础设施合作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文章提出需要通过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只有超越“殖民话语”才能建构主体认知并得出普遍性结论。文章接下来聚焦于东非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合作,第一步回顾了殖民时代的东非铁路建设,英国修建的乌干达铁路是蒙内铁路的前身,其修建决策基于英帝国的扩张政策,修建过程中汇聚了英帝国的资源,主要运用了英属印度标准及劳工,修建完成后加强了英国对东非殖民地的军政控制与经济殖民。第二步梳理了中非交通基础设施合作的历史,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主要因政治考虑向非洲提供援助;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主要出于经济考虑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非洲成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实践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非基础设施合作与资源合作密切联系,产生了“安哥拉模式”等合作范例;近年来中非基础设施合作深化,基础设施合作不仅嵌入双方国内发展战略,也成为双方加强发展伙伴关系、共同寻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合作领域。中非基础设施合作在非洲国家的需求与呼吁下不断深化,不仅呈现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特点,而且反映了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变迁。第三步分析了蒙内铁路与亚吉铁路,这两条铁路是东非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步骤,建设决策由非洲国家自主做出,中国提供了包括设计规划、人员培训、融资、工程建设、后续运营在内的全方位支持。这两条铁路是中国标准在非洲的首次运用,达成了效益与成本的均衡。中国在铁路建设中注重技术转移,培训了大量当地员工,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传递了积极的价值观念。铁路在建设完成后开始发挥作用,未来将被纳入地区一体化交通网络。中非共同致力于铁路沿线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园区建设,希望通过工业化保证铁路的可持续运营。此外,论文还研究了欧盟-非洲基础设施基金援助的相关项目,该类项目规模较小,欧盟运用自身比较优势主要提供融资及前期研究援助,实现了较好的撬动作用。文章随后总结了非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外力参与结构,外力参与结构受到双方力量、地位等因素影响,呈现不同结构。在外力参与结构方面,乌干达铁路因其殖民属性呈现统治性结构,蒙内铁路及亚吉铁路因中非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呈现伙伴结构,坦赞铁路与欧盟-非洲基础设施基金援助项目因为外力参与的力度与广度较小呈现支持结构。外力结构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基础设施工程在决策、融资、建设方式与后续开发等方面有较大差异。文章还关注到崛起大国与落后国家间的互动,指出中非发展伙伴关系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身份认同、增量空间及边缘博弈场,非洲国家也将从中获得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机会。文章最后指出当前的中非交通基础设施合作是双方政治意愿、经济诉求、技术条件等多种因素耦合的结果,需要抓住战略机遇期,克服决策中的集体迷思,加强与西方国家及多边发展援助机构的合作,抓紧实施中非交通基础设施合作的现有及后续项目。
作者：王振
发表时间：2019.06.16
10. 《鲁班工坊项目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以非洲三国为例》
摘要：鲁班工坊已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合作的知名品牌，成功实现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走出去”战略。但不同国家鲁班工坊建设过程中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如何实现鲁班工坊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始终是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非洲三国(乌干达、埃及、肯尼亚)为例，阐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对策和建议，为鲁班工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作者：李敭
发表时间：2024.11.19
11. 《试析鲁班工坊品牌建设的典型项目——从品牌构建、模式分享、课程嵌入、装备应用、师资培养“五维度”说起》
摘要：鲁班工坊是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实践平台，历经十年发展，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项目。本文围绕鲁班工坊建设的五个关键维度，选取泰国、埃及、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柬埔寨、肯尼亚、吉布提、葡萄牙、埃塞俄比亚等9个项目，系统梳理其在品牌构建、教学模式、标准认证、装备应用、师资培养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成效。文章旨在总结鲁班工坊品牌建设的典型范式，为深化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
作者：徐宏伟，黎志东，吕景泉
发表时间：2026.03.23
12. 《中非能源合作理念模式与话语权博弈——以肯尼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为例》
摘要：在全球地缘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双重推动下,能源合作正逐步上升为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核心领域。非洲凭借其丰富的资源禀赋,正逐步成为大国开展能源外交的重要战略空间。本文对中非能源合作的机制演变与理念变化进行回顾,并以中国与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三国的合作实践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其多元化实践模式。研究显示,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不断成熟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中非能源合作已逐步突破早期单一的援助型框架,转向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能源开发、传统能源全产业链协同开发及清洁能源绿色创新为主的多元化发展模式。这一转型过程不仅体现了“真实亲诚”政策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更在实践层面推动形成以全球南方国家协同发展、平等互惠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合作模式。尽管面临复杂的外部挑战,中非双方仍通过探索新型发展路径,共同推动非洲能源结构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转型。这种以绿色创新为特色、以互信互鉴为基础的南南合作实践,不仅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挑战提供了现实路径,也为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创新范例,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作者：翁冰莹，吴岑
发表时间：2026.03.05
13. 《中国对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全球南方”治理能力提升——以中非数字合作为例》
摘要：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发展数字经济和推进数字治理的基石，其建设水平直接关系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构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了长期且深入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有效助力这些国家弥合数字鸿沟、提升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基于非洲地区的整体分析表明，中国对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能力。聚焦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三种具体作用路径：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公共服务效率，增强了政府的有效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数智主权，促进了发展安全，提高了治理的自主性；数字基础设施优化则拓展了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提升了风险应对效率，深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性。中非数字基建合作在治理层面的积极溢出效应，不仅是中国推动双边关系友好发展、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印证，也有助于消除国际舆论关于中国对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误解与偏见，推动建构更加公正多元、切实反映“全球南方”国家诉求的全球数字治理叙事体系。
作者：张立锟，叶成城
发表时间：2026.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