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概述
1. 区域基本信息
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位于非洲东北部，地处红海南端、亚丁湾南岸，向东延伸至印度洋，是连接非洲、亚洲和欧洲的重要战略通道。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非洲之角既是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的重要枢纽，也是全球主要地缘政治力量竞争的重要区域。狭义上的非洲之角通常包括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四国；广义概念则根据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的范围，将肯尼亚、苏丹、南苏丹和乌干达等国家纳入其中。这一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一方面，该地区控制红海—亚丁湾航线，是连接印度洋、地中海和欧洲市场的重要海上通道；另一方面，其长期存在的政治不稳定和安全困境，使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地区。红海地区既是全球互联互通的重要枢纽，也是重要军事战略走廊，近年来域内外国家不断加强在该地区的战略投入，使非洲之角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从区域治理角度看，非洲之角长期面临安全与发展的双重挑战。地区国家在殖民历史、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存在深层问题，同时也形成了较强的区域合作需求。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发展成为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要机制。该组织最初于1986年由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等国共同建立，1996年更名为政府间发展组织，并将和平与安全治理纳入核心使命。近年来，非洲之角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和中非合作的重要地区。中国认为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不仅关系非洲发展，也影响红海、印度洋乃至更广泛区域的安全环境，并提出支持地区国家实现和平、发展与合作的相关倡议。
2. 区域发展与和平安全挑战
非洲之角的发展困境与安全问题长期相互交织，形成了“冲突影响发展、发展不足加剧冲突”的循环。区域挑战不仅表现为传统安全问题，也涉及治理能力、经济发展、人道危机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
第一，长期冲突与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制约区域和平与发展。非洲之角是全球安全挑战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其面临的问题涵盖国家间冲突、内战、恐怖主义、边境争端、贫困、粮食安全和难民问题等多个层面。 地区内部冲突既包括国家之间的边界和领土争端，也包括国家内部民族、政治和权力竞争。例如，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曾因边境问题爆发战争，索马里长期受到国家治理弱化和武装冲突影响，埃塞俄比亚近年来也经历严重内部冲突。这些冲突不仅造成直接人员伤亡，也削弱国家治理能力，阻碍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苏丹危机进一步体现了非洲之角安全困境的区域联动性：苏丹作为连接北非、东非和红海地区的重要国家，其内部冲突可能向周边国家扩散，并引发更大范围的人道主义危机。
第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叠加。非洲之角面临的安全挑战已从传统军事冲突扩展至恐怖主义、海盗、跨国犯罪、难民流动和气候变化等综合性威胁。长期动荡导致索马里青年党等极端组织活动持续存在，同时干旱、洪涝和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社会脆弱性。其中，难民问题成为区域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挑战。相关研究指出，非洲之角难民流动与地缘冲突之间存在明显互动关系，即“冲突催生难民，难民加剧冲突”的循环机制。难民流动不仅影响国家治理能力，也进一步强化区域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第三，域外力量竞争增加地区安全治理复杂性。由于连接红海、印度洋和全球主要贸易航线，非洲之角长期受到域外力量关注。近年来，美国、欧洲国家以及中东国家不断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参与，使地区安全治理呈现明显的国际化特征。红海地区军事化趋势增强，域内外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断加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外部力量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安全支持和发展资源，但也可能加剧地区竞争，使非洲之角国家面临复杂的战略选择。因此，如何增强地区国家自主治理能力，避免安全治理过度依赖外部力量，成为区域和平建设的重要议题。
第四，发展不足限制和平巩固能力。非洲之角的安全困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不足密切相关。贫困、就业不足、基础设施缺失、公共服务能力有限等问题削弱了国家应对危机和维护和平的能力。相关研究指出，地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不足，经济发展滞后和社会贫困构成长期不稳定因素。
因此，非洲之角和平建设不能仅依靠冲突调解和安全治理，而需要将和平与发展结合起来，通过提升国家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和增强区域合作，实现从“消除暴力”向“建设可持续和平”的转变。这也构成了发展式和平视角下理解非洲之角的重要基础。
二、和平逻辑比较研究
1. 安全竞争逻辑：西方国家主导的非洲之角和平实践
西方国家（主要包括美国和欧盟）在非洲之角的和平实践长期受到国际体系竞争、安全利益和地区战略利益的影响，其和平逻辑经历了从冷战时期的地缘竞争逻辑，到冷战后以安全治理和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调整。
冷战时期，非洲之角是美苏全球战略竞争的重要区域。由于该地区连接红海、印度洋，并靠近中东石油运输通道，美国和苏联均将其视为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地区。相关研究指出，超级大国在非洲之角的介入主要服务于自身全球战略利益，美国关注维护苏伊士运河、波斯湾等战略区域的稳定，并遏制苏联影响力扩张；苏联则试图通过支持地区盟友扩大自身战略存在。 在这一背景下，和平更多被理解为维护战略均势和保障国家安全利益，地区冲突往往被纳入大国竞争框架之中。
美国对非洲之角政策的演变体现了这一安全竞争逻辑。卡特政府时期，随着埃塞俄比亚革命、奥加登战争以及苏美关系变化，美国逐渐调整政策，从传统盟友支持转向通过政治、经济和安全手段影响地区力量格局。美国政策目标并非单纯解决地区冲突，而是在保持自身战略优势的基础上限制苏联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和平政策逐渐转向“安全治理逻辑”。欧盟成为非洲之角和平建设的重要外部力量，其政策重点从传统援助逐渐转向冲突预防、反恐、移民治理、海上安全以及制度建设。欧盟2011年发布《非洲之角战略框架》，标志着其地区战略形成；2021年新版战略进一步强化地缘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导向。相关研究认为，欧盟非洲之角战略调整体现出安全导向不断增强的趋势，在维持安全关注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移民问题、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新兴议题。
2. 和平介入逻辑：中东国家以地缘安全和影响力竞争为导向的和平实践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东国家介入非洲之角具有更加明显的地缘邻近特征。红海和亚丁湾将中东与非洲之角直接连接，地区安全变化会直接影响海湾国家的贸易、安全和战略环境。因此，中东国家更多从维护自身区域安全、扩大政治影响和争夺地区话语权出发参与非洲之角事务。进入21世纪以来，沙特、阿联酋、土耳其、卡塔尔和伊朗等中东国家不断加强对非洲之角的介入，通过军事基地、安全合作、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扩大地区影响。相关研究指出，中东国家介入非洲之角，一方面有助于缓解部分冲突、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增加了非洲之角国家在不同外部力量之间进行战略选择的压力。
以沙特为例，其政策变化体现了中东国家和平逻辑的转型。“阿拉伯之春”后，地区权力竞争加剧，沙特逐渐从过去相对谨慎的外交方式转向更加主动的地区介入。其非洲之角政策主要围绕安全建设、经济援助和反恐合作展开，并通过国际组织、安全合作以及援助工具扩大影响。 沙特介入的核心目标并非单纯推动地区和平，而是在红海安全、伊朗竞争以及伊斯兰世界影响力竞争背景下维护自身战略利益。除此之外，土耳其则形成了“人道援助+安全合作+软实力”的综合介入模式。自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11年埃尔多安访问索马里后，土耳其加强了在非洲之角的存在，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军事训练、教育和宗教交流等方式扩大影响。 其和平逻辑更多体现为通过增强伙伴国能力、扩大自身影响力来实现地区稳定。
3. 发展式和平逻辑：中国参与非洲之角和平建设的路径
与西方国家强调安全治理、中东国家强调战略安全不同，中国在非洲之角的和平实践更多体现为“发展式和平”逻辑，即将和平视为发展的基础，同时将发展视为实现长期和平的重要条件。
具体来说，中国参与非洲之角事务并非主要通过军事介入或安全联盟，而是以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建设和民生改善为主要方式，通过发展合作缓解导致冲突的结构性因素。这种逻辑认为，贫困、发展不足、治理能力弱化是地区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因此和平建设不能仅依靠冲突调解和安全维持，而需要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自主和平能力。从实践来看，中国在非洲之角的合作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公共卫生、农业发展、人力资源培训以及和平安全能力建设等领域。与传统安全模式相比，发展式和平更加关注“和平之后如何发展”以及“如何通过发展避免冲突再次发生”。
这一逻辑与非洲之角自身面临的发展困境高度相关。该地区长期存在政治不稳定、贫困、粮食安全问题、气候脆弱性和治理能力不足等挑战，而这些问题往往相互强化。相关研究指出，非洲之角安全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不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偏低，治理不足进一步造成政治动荡和贫困问题。 因此，中国的发展式和平强调通过提升发展能力和治理能力，为和平提供长期基础。
4.三种和平逻辑的比较：从安全维持到发展和平
总体来看，西方国家、中东国家和中国在非洲之角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和平逻辑。西方国家以安全治理为核心，将和平主要理解为通过冲突调解、反恐合作、制度建设和维和行动降低地区安全风险，其政策重点更多集中于维护地区稳定和防范外溢性安全威胁；中东国家则基于地缘邻近、红海安全和地区影响力竞争，通过军事合作、经济援助和外交介入参与非洲之角事务，其和平实践更多体现维护自身战略利益与塑造地区秩序的考量；中国则以发展式和平为主要逻辑，将发展视为实现长期和平的重要基础，强调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合作、能力建设和民生改善，缓解贫困、发展不足和治理能力薄弱等结构性问题，从而增强非洲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三种和平逻辑并非完全对立，近年来西方和中东国家也逐渐增加对发展和治理议题的关注，中国的发展合作同样包含安全合作内容，但三者对和平来源的理解存在差异：西方和中东模式更多强调通过安全维护实现和平，而中国模式则强调通过发展塑造和平。对于长期面临冲突、贫困和发展困境的非洲之角而言，发展式和平提供了一种从“维持和平”走向“建设和平”的路径，即通过将和平、安全与发展相结合，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地区稳定。
三、中国与非洲之角的发展式和平合作
中国与非洲之角国家的发展式和平合作具有鲜明的区域独特性。非洲之角位于亚非欧交通要冲，长期受到国内政治冲突、跨境安全威胁、恐怖主义、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以及外部力量竞争等多重因素影响，形成了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与部分非洲地区主要面临单一类型冲突不同，非洲之角的和平困境既包含国家内部治理挑战，也涉及区域安全秩序和国际地缘竞争，因此传统以军事安全和危机应对为中心的和平治理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地区不稳定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对非洲之角的合作逐渐形成以发展促和平、以合作促安全的发展式和平理念，强调通过推动经济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和加强区域合作，从源头缓解冲突产生的结构性因素，为实现长期和平创造条件。
在理念层面，中国在非洲之角的发展式和平合作主要体现为“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认为发展与安全相互关联，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提升和区域合作，可以为和平创造更加稳定的社会基础。相关研究认为，中国参与非洲之角安全治理的重要特点，是将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相结合，通过发展合作推动和平实现，而不是单纯依靠军事力量维持秩序。
在实践层面，中国主要通过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建设和安全合作等方式参与非洲之角和平进程。长期以来，中国与非洲之角国家在经贸、人文和基础设施领域保持密切联系，是该地区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由于非洲之角连接亚非欧三大洲，是重要国际交通通道，中国在该地区不仅具有经济合作利益，也关注地区和平稳定对区域发展和中非合作持续推进的重要意义。 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中国支持地区国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增强经济发展能力，为和平治理提供发展基础。相关研究认为，中国与非洲之角合作有助于推动地区治理思维从“安全优先”向“发展优先”转变，促进地区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发展。
在安全治理方面，中国逐渐从传统的安全参与者转向更加积极的和平建设者。2022年，中国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并任命非洲之角事务特使，推动建立非洲之角和平会议等合作平台，为地区国家提供新的安全对话和争端调解机制。相关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这些机制支持非洲国家以自身方式解决安全问题，推动地区国家增强自主维护和平的能力。 此外，中国还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打击海盗合作、支持索马里和平进程等方式参与地区安全事务，体现出从传统安全维护向综合治理转变的特点。
中国的发展式和平合作还强调尊重非洲国家主体性，推动“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相关研究指出，中国提出的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并非单纯的外部干预模式，而是强调支持地区国家提升自身安全、发展和治理能力，通过合作机制帮助其解决内部发展和治理挑战。 在具体实践中，中国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斡旋，到支持索马里发展与和平进程，再到推动非洲之角和平会议机制建设，逐步形成了以创造性介入、发展合作和多边协调为特点的参与方式。
总体而言，中国在非洲之角的发展式和平合作体现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安全治理的和平逻辑，即通过发展减少冲突根源，通过合作提升治理能力，通过机制建设推动区域稳定。这一模式并非否定安全治理的重要性，而是将安全置于发展和治理的更大框架之中，强调只有改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增强国家自主能力，才能实现更加持久和可持续的和平。未来，中国与非洲之角国家的合作仍面临地区冲突复杂化、外部力量竞争加剧等挑战，但发展式和平理念为探索符合地区实际的和平路径提供了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 《缓和的落幕——美国非洲之角政策转变与发展(1977—1980)》
摘要：卡特政府时期是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政策变动的分水岭, 其间美苏缓和落幕, 中美正式建交。 非洲之角局势的戏剧性演变不仅反映了美苏力量对比变化及全球战略调整, 而且也透露出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对于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 非洲之角奥加登战争的爆发、 美苏与埃塞俄比亚及索马里联盟关系的转换、 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走低等因素,促使美国非洲之角政策发生转变。 与此同时, 美国国内国务院与中央情报局之间的权力博弈、 万斯与布热津斯基对于总统的影响、 卡特自身的选择, 都深深地左右了美国非洲之角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以及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即便非洲之角发生了联盟转换, 美国并不乐意与索马里结盟, 仍以争取埃塞俄比亚为第一选择并制定了行动计划。 卡特政府在埃塞俄比亚的行动以颠覆门格斯图政权为首要目标, 采取了分化埃苏关系、 扶持政权反对者、 寻找同情者、 稀释政权共产主义力量、 组织海外反埃塞联盟等多种方式, 并从内部瓦解了埃塞俄比亚共产主义政权, 美苏在非洲之角的缓和最终落幕。
作者：张舒君
来源：南大亚太评论,2025,(1):263-290.
发表时间：2025
2. 《难民流动对非洲之角国家地缘冲突的影响研究》
摘要：：非洲之角地区作为全球重要的战略要地，其安全问题尤为突出。难民的跨国流动不仅制约各国的安全环境建设，更通过复杂的互动机制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本文基于联合国难民署（UNHCR）公布的难民流动数据集和全球新闻事件数据库（GDELT）发布的国家间冲突事件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重心耦合和QAP回归方法，揭示1980—2023年非洲之角地区难民流动与区域地缘冲突的演变格局，探讨难民流动与国家间地缘冲突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非洲之角国家间的难民流动与地缘冲突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耦合性，且二者的重心变化具有同步性。尤其是21世纪以来，这种空间关联性持续增强；②在影响程度上，QAP回归结果表明，非洲之角国家间的难民流动对地缘冲突呈现正向推动作用，且影响程度随时间推移而深化；③非洲之角地区的难民流动与地缘冲突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表现为“冲突催生难民、难民加剧冲突”的恶性循环。本研究探讨了非洲之角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及其治理议题，为中非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参考。
作者：许美霞,胡洋,廖亚辉,等
来源：世界地理研究,2025,34(11):33-45.
发表时间：2025
3. 《卡特政府对1977至1978年欧加登战争的认知与因应》
摘要：美国和苏联在变化莫测的冷战局势下，终于 20 世纪 70 年代迎来了“缓和”，双方都为“和平共处”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然而，1977 年非洲之角地区的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因欧加登地区归属问题发动的一场区域边境冲突，却因为蒙上了冷战的色彩，使美苏牵涉其中。而后，双方在对于第三世界的争夺中逐渐迷失，将“缓和”抛之脑后。1979 年 12 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彻底将美苏冷战带回了对抗的正轨。在描述战争、尽量还原历史原貌的同时，本文强调美国政府在危机期间“摇摆”的政策，将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理念分歧作为卡特对“非洲之角”政策忽软忽硬的主要原因。正是卡特犹豫不决的政策导致美国民众对其失去了信任，以及在“非洲之角”短期内的失利，甚至美苏关系的破裂。笔者最后得出结论，虽然不能完全认定美国“非洲之角”政策的失误就是政府内部分歧造成，但美国的“无作为”确实给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提供了空间，并最终令双方的“缓和”在八十年代初化为乌有。
作者：李桂峰，薛鹏程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2024,38(5):111-124.
发表时间：2024
摘要：非洲之角是全球最动荡的地区之一，地区国家内部冲突、国家间关系紧张、域外大国干预以及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威胁等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局势复杂动荡。联合国、非盟和非洲次地区组织以及域内外大国是非洲之角安全治理的主要参与方，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发挥不同作用。中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积极参与非洲之角安全治理进程，不仅通过联合国等全球性多边机制推动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之角安全问题的关注、提供安全公共产品，而且推动设立非洲之角和平会议等专门机制，凝聚非洲之角国家的共识与力量，支持其以非洲方式解决自身安全问题。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发展合作促和平，推动非洲之角成为和平发展之角、合作共赢之角。伴随全球安全倡议的持续落实，中国将在推动非洲之角安全治理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作者：贺文萍
来源：当代世界,2024,(9):30-36.
发表时间：2024
摘要：非洲之角是世界上最不稳定和最受危机困扰的地区之一，多年来面临着各种形式的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冲突，以及国际安全威胁的影响。自红海危机爆发以来，非洲之角地区的安全挑战和风险不断加剧，进一步暴露了该地区业已存在的安全问题。无论是国际还是地区层面，都不乏针对非洲之角安全困境的治理措施，但现有的治理模式未能找到冲突的根本原因，忽视了非洲之角地区自主维护和平的诉求，因而不能有效解决该地区安全治理赤字。在全球安全倡议指引下，中国提出的“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顺应地区国家需求，助力地区国家提升应对安全、发展和治理挑战的自我保障能力，为非洲之角国家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实现长治久安、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路径选择。
作者：张梦颖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4,(4):76-98+140-141.
发表时间：2024
摘要：本文基于21世纪以来欧盟非洲之角战略的历史沿革及其在该地区的行动情况，认为此次调整是欧盟非洲之角战略地缘政治转向的体现，在维持安全导向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地缘政治导向性增强，地缘政治在欧盟内外政策中回归；二是移民问题主导关系发展，移民问题重要性明显上升，“阻遏性”移民政策成为重要手段；三是援助的政治导向性更加隐蔽，更加注重在诸如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欧盟具备技术优势的领域输出欧洲标准；四是新兴领域议题重要性凸显，显示出对新兴议题的关注。欧盟调整非洲之角政策可以看作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与十年前相比，新版非洲之角战略面临不同的实践环境。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是欧盟调整非洲之角战略的宏观背景，大国博弈、非西方国家的战略竞争加重了欧盟的危机感，是欧盟内外政策“地缘政治”化倾向明显的根本原因。地区安全形势是欧盟调整非洲之角战略的直接动因，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威胁欧盟经济与安全利益。同时，欧盟对非洲之角战略的反思和追求战略自主的需要是复杂宏观背景下做出调整决定的内生动力。欧盟非洲之角战略的局限体现在：一是政策宏观缺乏明确规划和资金支持，目前仅仅是一份宏观的战略规划；二是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深厚，其本质是维护欧盟自身利益而非促进非洲之角地区及国家发展；三是欧盟非洲之角战略是欧盟价值观外交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本质上是不平等的。未来欧盟在非洲之角的实践会更加强调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强化自身在该地区的安全部署，巩固自身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影响力，服务于地缘政治竞争。以地缘政治竞争为逻辑的欧盟非洲之角战略不会给地区国家带来和平与发展，只会令地区局势更加复杂，欧盟力图与非洲构建“平等伙伴关系”的愿景恐难实现。
作者：张聪伟
来源：北京外国语大学
发表时间：2024
摘要：非洲之角战略位置特殊，发展潜力巨大。然而，长期以来，该地区热点问题突出，局势动荡，严重限制了区域国家的发展。为缓解该地区安全问题，中国在2022 年 1 月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为推动其落实，外交部于 2 月宣布任命非洲之角事务特使，并于 6 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举办首届“非洲之角和平会议”。这一系列新举措，表明中国正尝试在安全治理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基于此背景，本文将分析中国参与非洲之角安全治理的动因、作用与挑战。综合来看，中国在该地区倡导的“以发展促和平”的安全治理理念，符合非洲之角国家的利益和需求，有助于从根源上解决长期困扰该地区的安全问题。然而，区域大国及世界大国从经济及军事两方面加大对该地区的介入，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该地区对中国展开激烈角逐，将改变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导致区域安全问题愈发错综复杂。因此，中国在参与该地区的安全治理时，应当将外部大国的安全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纳入考量，从而有效维护其在该地区的利益，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黄诗洁
来源：外交学院
发表时间：2023
摘要：本文以2023年苏丹危机为切入点，分析非洲之角地区长期存在的安全困境及其深层原因。文章指出，苏丹冲突表面上源于军方与快速反应部队之间的权力争夺，根本原因则在于巴希尔政权倒台后国家权力结构未能有效重建、政治转型进程失衡等治理问题。由于苏丹地处连接中非、北非、东非和红海的重要战略位置，危机不仅造成严重人道主义后果，也可能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外溢，进一步加剧非洲之角安全不稳定。文章认为，苏丹危机是非洲之角长期动荡的缩影。该地区安全困境具有复杂性和联动性，既受到殖民遗产、边界问题等历史因素影响，也与外部力量干涉、地缘政治竞争以及地区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密切相关。当前非洲之角面临政治冲突、民族矛盾、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的问题。此外，文章提出，破解地区安全困境需要坚持地区国家主导，将安全、发展与治理相结合，推动国家能力建设和区域安全合作。国际社会应支持非洲之角国家自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而非将该地区作为大国竞争场域。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和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为推动地区和平稳定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者：唐志超
来源：当代世界,2023,(5):72-73.
发表时间：2023
摘要：本文围绕“非洲之角”地区长期动荡与和平发展问题展开分析，指出该地区因其连接红海、印度洋和中东的重要地缘位置，长期成为域内冲突与域外力量竞争交织的焦点。文章认为，非洲之角的安全困境既源于国家间历史矛盾、民族与领土争端，也受到国内治理能力不足、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国的内部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地区不稳定，使非洲之角面临安全与发展双重挑战。文章指出，由于非洲之角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美国、中东国家、俄罗斯等域外力量持续介入，通过军事、安全合作、投资援助等方式扩大地区影响力，使该地区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场域。与此同时，中国将非洲之角视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中非合作的重要地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和发展援助推动地区发展，并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强调加强地区对话、促进区域振兴、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文章认为，非洲之角和平稳定的实现需要超越单纯安全治理逻辑，将和平与发展结合起来，支持地区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中国的发展合作模式体现了以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和区域互联互通，为非洲之角探索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合作路径。
作者：高群博,殷悦.
来源：世界知识,2023,(6):54-56.
发表时间：2023
摘要：近年来，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安全治理问题呈现新特点且日益复杂化，体现在红海地区 “军事化”趋势加剧、域内外国家地缘竞争激烈，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难民、非法移民、海盗和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等方面。红海国家国内政治转型动荡、自身海洋治理能力不足、地区国家间的重重矛盾、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是导致地区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美国、欧盟、非盟、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等各方力量探寻出台各自主导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但都有其局限性。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路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推动地区和国家内部由乱向治; 促进地区国家发展，以发展促安全; 建立包容性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红海地区安全共同体，把红海建成和平、合作、和谐之海。
作者：王广大,马小东
来源：西亚非洲,2023,(2):73-96+158-159.
发表时间：2021
摘要：“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地区局势发生剧烈变化，迫使沙特调整对外战略。考虑到地理位置、历史联系以及宗教与文化认同等因素，非洲之角在沙特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愈发突出。2015 年萨勒曼上台后，沙特外交进入新阶段，其非洲之角政策主要涉及安全建设、经济援助和反恐合作三个方面，并体现出以国际组织为依托、以军事部署为重要手段和通过经济援助不断渗透等特点。沙特在非洲之角的战略目标是维持地区影响力，进一步与伊朗争夺话语权。目前，沙特的非洲之角政策已经发挥出一定作用，但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这些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预期目标仍是未知数。
作者：马晓霖,梁国璇
来源：中国非洲学刊,2023,4(1):123-136+159-160.
发表时间：2023
摘要：超级大国在非洲之角地区的介入激发了众多政治关切，也对整个地区的发展、稳定和安全产生了种种影响。地缘政治是这种介入背后的原因，特别是在殖民时期后，以及冷战开始后的新时期。这种两极结构的形成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而本地区也成为了两个超级大国重要的角斗场。因此，两国的雄心和利益追求便体现在它们对地区冲突的介入中，而这使得该地区的政府机构和政治架构被大大削弱，对国家的生存和组织结构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在非洲之角地区的介入不仅对该地区本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也使得他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非洲之角地区不仅是一个冲突地区，也是美国和苏联竞争的场域，这两个超级大国不仅高度介入到该地区国家的政治和安全事务中，还持续给非洲之角地区的军备竞赛火上浇油。尽管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版图被重新划分，非洲之角地区仍然是全球冲突最致命和集中的地区之一：南苏丹、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达尔富尔和欧加登地区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国在其中的利益在于确保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等战略地区局势有利于美国与苏联在冷战中的战略竞争，因此，阻止一切苏联及其代理人的力量和影响力在中东、印度洋和非洲之角地区的扩散是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的。苏联在该地区扩展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努力是和其世界大国的角色相一致的，因此要削弱甚至消除西方的影响力，推动苏联政治和战略利益，尤其通过在全球布点海空军事设施、削弱西方核武器运送系统来实现。我们已经看到六十年代美国的影响力和存在是如何稳步扩展的，这也反映出了美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的升温，美国在埃塞俄比亚与日俱增的教育与发展项目，以及美国成为最受欢迎的目的地，都体现出了这一点。苏联在六十年代中期向索马里及苏丹提供远超国内需要的武器，随后欧加登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当地的地区局势。八十年代末，继美国对埃塞俄比亚的大力支持后，苏联也开始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支持。因此，各种力量在该地区的此消彼长给该地区局势增添了一定的复杂性。毫无疑问，这刺激并引发了该地区的冲突。
作者：IBRAHIM A. H .
来源：吉林大学
发表时间：2022
13. 《联合国维和行动与非洲之角的可持续和平与安全（1992-2020）》
摘要：本文以1992—2020年联合国在非洲之角地区开展的维和行动为研究对象，探讨国际维和机制在促进区域可持续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及其局限。文章指出，非洲之角长期受到殖民遗产、冷战时期外部干预、国家治理不足、资源竞争、贫困发展滞后以及族群矛盾等因素影响，成为非洲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自1990年代以来，联合国先后在索马里、苏丹、南苏丹等地部署多项维和行动，在缓解人道主义危机、保护平民和维持基本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未能从根本上实现持久和平。文章基于合法性理论分析认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效果有限的核心原因在于其面临地方与国际双重合法性不足，包括非洲国家在国际决策机制中的代表性不足、安理会内部缺乏共识、西方国家支持不足、外部单边干预以及区域合作机制薄弱等问题。同时，维和行动过度关注冲突后果管理，而未能有效解决导致冲突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文章认为，实现非洲之角的可持续和平，需要增强地方行为体参与，加强区域合作，并推动更加具有合法性和发展导向的和平建设模式。
作者：Bekele J. J .
来源：吉林大学
发表时间：2022
摘要：“非洲之角”是指非洲东北部的苏丹、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吉布提等国家。土耳其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奥斯曼帝国在 1566-1683 年将其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延伸到了非洲之角的苏丹、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和索马里的部分地区。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作为其继承者的土耳其在很长时期没有系统地制定对非政策。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土耳其开始重新重视非洲对土耳其国家利益的重要作用，尤其是 2011 年埃尔多安访问索马里后，土耳其开始大力强化在非洲之角的存在：政治层面，与非洲国家设立五年召开一届的土非首脑峰会；通过官方或者民间机构等渠道加强对非洲之角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通过与非洲之角国家签订多种类型的军事合作协议，旨在帮助非洲之角国家培训反恐武装力量；利用教育和宗教等软实力工具树立土耳其在非洲之角的良好形象。土耳其选择非洲之角作为对非外交政策的重点，主要是基于非洲之角正处于全球贸易航线关键位置，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政治经济稳定，国力强盛促进外交转型，希望借助非盟的政治支持和扩大贸易市场来重塑大国形象的利益诉求。土耳其加大与非洲之角的联系，也对地区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有利于帮助非洲之角打击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另一方面，土耳其与海湾国家之间的竞争，使非洲之角国家不得不面临一些政治抉择，甚至有陷入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因此，本文在简要追溯土耳其与非洲之角关系演进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近年来土耳其介入非洲之角的表现、原因及其影响，以期深入认识土耳其介入非洲之角引起的国际问题
作者：陈洋
来源：浙江师范大学
发表时间：2021
摘要：本文结合中国外交中的物质和观念因素，提出了中国身份认同的迁移增强了其参与非洲之角安全事务意识的自觉，揭示中国国家利益和综合实力的变化对其国家认同演变的影响。基于“利益决定身份、身份影响政策”的逻辑，本文旨在分析中国在非洲之角安全事务中从“适度谨慎参与”到“创造性主动参与”的转变动因。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参与非洲安全事务主要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驱动力、对其他成员国利益漠不关心的看法相反，本文研究引入了一个双重关系的概念框架，阐明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和海外利益共生观。这一框架表
明，中国加强对非洲之角安全事务的参与，是出于经济、安全和政治-战略利益的综合考量，同时中国利益与非洲之角各国利益具有共生性和互补性，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集中体现。“利益决定身份、身份影响政策”在非洲之角得到了印证。中国加大对联合国在非洲之角维和行动的参与力度，在解决非洲冲突中实践创造性介入，在吉布提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海外后勤保障基地，加强了与非盟与次区域组织的安全合作，为非洲维和行动提供力所能及的资金支持，与非盟成员国共同发起“中非和平与安全倡议”，帮助非洲之角国家提高自己的维稳能力，从源头上消除冲突的根源。中国已在非洲安全事务中从规则的适应者（根据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模式治理非洲）转变为规则的共同塑造者，在后冲突的社会重建阶段实践“以发展促和平”理念。
作者：安然（Elmahly Mahmoud Sultan Nend）.
来源：上海外国语大学
发表时间：2020
摘要：非洲之角多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开启了整个地区的中长期转型。这一历史性转型同时在个人、国家和体系层次展开:个人层次是顺应地区人口年轻化趋势的政治领导人代际更替; 国家层次是顺应地区发展需求的从“安全第一”向“发展第一”的治理思维转型; 体系层次是因应全球和地区地缘政治变化而来的跨红海地缘政治回归。这一转型的推进充满不确定性，也蕴涵巨大的可塑性。鉴于地区内国家自身能力差距及其传统国际交流合作关系，中国与该地区的合作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可望把握好该地区的可塑性并降低不确定性，推动其政治转型稳步走向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
作者：张春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0,(3):49-56+66.
发表时间：2020
摘要：面对非洲之角复杂的地区安全挑战，政府间抗旱与发展管理局于 1996 年更名为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 伊加特) ，并显著拓展了自身的次地区安全治理功能。伊加特的次地区安全治理功能包括 3 个支柱，即安全治理战略设定、冲突早期预警与响应机制、冲突调解。在此后的 20 年里，伊加特在次地区安全治理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整个非洲推广冲突早期预警与响应机制，安全治理战略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在苏丹、索马里和南苏丹的冲突调解也取得一定成效。更为重要的是，伊加特发展出对次地区和平安全挑战的快速反应能力，并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坚持了对次地区事务的共识决策方法，较为成功地维护了对地区和平安全议题的主导权，发展并完善了与非盟的分工合作体制。伊加特安全治理的成就与不足对整个非洲地区都有重要参考意义。
作者：张春
来源：西亚非洲,2016,(4):76-93.
发表时间：2016
摘要：近年来，部分中东国家为扩大地区影响、争取地区盟友，积极介入非洲之角事务，扩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大对地区国家的援助力度，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东国家的介入对非洲之角经济发展及部分地区冲突的缓解有一定帮助，但同时也使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非洲之角国家应重点提升自主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能力，以更好应对区域安全挑战。
作者：张梦颖，李新烽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19,(4):96-109.
发表时间：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