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别概况
1. 区域地位与发展基础
尼日利亚位于非洲西部几内亚湾沿岸，是非洲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被称为“非洲巨人”。凭借庞大的人口规模、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大的经济体量，尼日利亚长期在西非地区发挥重要影响力，并在非洲政治、经济和区域合作中占据核心位置。相关研究指出，尼日利亚人口超过2亿，是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同时也是非洲重要经济体；其经济规模、资源禀赋和区域影响力使其成为西非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支柱。 尼日利亚也是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的重要成员，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安全合作以及西非危机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相关研究指出，西非经济共同体成立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政治、社会和经济合作促进区域发展，提高成员国居民生活水平，而尼日利亚作为区域最大国家，对该组织运行具有重要影响。
尼日利亚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基础。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长期构成国家财政收入和出口的重要来源，同时国家还拥有农业、矿产和服务业等多元经济潜力。尼日利亚议会制度研究指出，该国拥有40多种矿藏资源，天然气储量位居非洲前列，资源优势构成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资源禀赋使尼日利亚具备较强的发展潜力，也使其成为国际资本、跨国企业和发展合作的重要对象。
从国家形成与政治结构看，尼日利亚的发展基础同时受到殖民历史和多元社会结构影响。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政治行政体系以及区域差异，对独立后的国家治理产生持续影响。相关研究认为，英国殖民政策改变了尼日利亚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并加剧了南北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当代尼日利亚仍面临民族、宗教、区域政治竞争以及经济不平等等问题。 独立后，尼日利亚逐渐形成联邦共和制度，通过36个州和联邦首都区构成多层级治理体系，以适应其复杂的区域和族群结构。
尼日利亚社会结构具有高度多元化特征。国家内部存在众多族群和宗教群体，其中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是影响最大的三大族群。不同族群长期与特定地区和宗教传统相联系，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政治格局。相关研究指出，尼日利亚北部主要以豪萨—富拉尼族和伊斯兰文化为重要特征，南部伊博族主要信奉基督教，西南部约鲁巴族则同时受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影响，民族、宗教和地区因素深刻影响国家政治运行。 宗教同样是尼日利亚国家治理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尼日利亚既不是典型政教合一国家，也不是完全政教分离模式，而是一种“政教通融”状态，即政治合法性部分受到宗教影响，宗教因素在特定地区和领域发挥作用。这种模式虽然存在治理复杂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同宗教和族群之间形成更深裂痕。
2. 发展挑战与和平稳定压力
尼日利亚面临的发展挑战首先来自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不平衡。虽然尼日利亚拥有丰富资源和较大的经济规模，但资源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均衡的发展成果。石油经济长期占据重要地位，使国家经济容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同时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也较为明显。相关研究指出，尼日利亚南北之间长期存在经济发展差异，南部尤其是产油地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而北部部分地区则面临贫困、发展不足等问题，这种区域不平衡进一步强化了族群和地区认同之间的政治张力。
公共服务不足和国家能力建设不足，是影响尼日利亚发展式和平的重要因素。发展不仅依赖经济增长，也取决于国家能否有效提供教育、医疗、饮水和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尼日利亚在部分地区仍面临公共服务覆盖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和安全形势较差地区，国家治理能力受到明显限制。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ASWA II项目研究显示，尼日利亚部分地区仍存在清洁水资源和卫生设施不足的问题，而相关项目通过改善水资源获取和卫生条件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实现。该研究指出，在尼日利亚项目干预区域，家庭获得清洁水源的概率显著提高，显示基础公共服务改善对于提升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安全问题是尼日利亚和平稳定面临的最突出压力之一。近年来，恐怖主义、地方武装、农牧冲突以及绑架犯罪等多种安全风险交织存在，对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造成持续影响。相关研究指出，自2017年以来，尼日利亚国内农牧冲突、恐怖袭击、民兵武装和社会抗议等安全事件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失业率上升、食品价格上涨和经济压力加剧进一步推动安全风险增长。 当前尼日利亚安全风险主要表现为三类：东北部“博科圣地”等恐怖主义活动、中北部农牧民冲突以及西北部土匪武装活动。这些暴力形式不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也削弱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族群、宗教和地区矛盾也是影响尼日利亚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国家内部存在多民族、多宗教结构，政治竞争往往与族群和地区身份相结合。相关研究指出，尼日利亚南北分裂具有深刻历史和现实因素，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政治经济结构差异、民族关系紧张、宗教政治化、经济不平等、区域政治竞争以及腐败问题，共同强化了国家内部的分裂倾向。 另一项关于族群冲突的研究指出，尼日利亚案例显示，国际与国内政治结构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可能影响族群冲突的发展过程，国内族群认知、政治竞争和资源分配问题会进一步塑造冲突风险。
此外，分离主义和地方认同政治也是尼日利亚国家整合面临的长期挑战。尼日利亚历史上曾经历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近年来东南部部分地区仍存在分离主义诉求。相关研究认为，非洲国家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生往往与地缘文化、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同作用有关，国家治理能力、资源分配方式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会影响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轨迹。 对尼日利亚而言，如何在保持国家统一的同时实现区域公平发展，是国家能力建设和和平治理的重要任务。
二、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发展式和平合作实践
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发展合作是中非合作和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71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深化，并逐渐形成覆盖基础设施建设、经贸投资、能源开发、公共卫生、农业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综合合作体系。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尼合作进一步从传统贸易关系向以发展能力建设为核心的综合伙伴关系转变。相关研究指出，中尼合作建立在长期政治互信和经济互补基础之上，双方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医疗卫生等领域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合作网络。
1. 基础设施合作：以互联互通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融合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与尼日利亚发展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发展式和平实践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尼日利亚铁路、公路、港口和能源基础设施不足，限制了国内市场联通和产业发展。中国通过工程建设、技术合作和融资支持等方式参与尼日利亚基础设施现代化进程，推动交通网络建设和区域经济连接。
铁路合作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实践。相关研究指出，尼日利亚作为西非最大经济体和非洲人口大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较大需求；中国凭借铁路建设技术优势，在“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以及双方发展规划推动下积极参与尼日利亚铁路建设。 截至2019年底，中尼双方已签署10余个铁路项目合同，合同金额达到361亿美元，合作内容涵盖既有铁路改造和新建铁路项目。
铁路合作不仅改善了尼日利亚交通条件，也具有促进社会经济融合的作用。一方面，铁路网络提升了人口流动和区域市场联系能力，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当地经济参与程度。相关研究认为，中尼铁路合作弥补了尼日利亚铁路基础设施长期不足的问题，推动互联互通，并通过就业创造和民生改善助力经济发展。
除铁路外，中国企业还参与港口、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研究指出，中国与尼日利亚合作建设的公路、港口、机场航站楼等项目已经成为尼日利亚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拉各斯—伊巴丹铁路、莱基深水港以及拉各斯轻轨等项目提升了尼日利亚交通运输能力。 这些项目不仅具有经济效益，也通过改善区域连接、扩大就业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为发展式和平提供物质基础。
2. 产业投资与能源合作：通过经济能力建设推动发展转型
经济发展和产业能力提升是实现长期和平的重要条件。中国与尼日利亚经济具有较强互补性：尼日利亚拥有丰富资源和庞大市场，但面临基础设施不足和工业化水平有限的问题；中国则具备较强制造能力、工程技术和投资能力。双方合作因此逐渐从资源贸易向产业投资和生产能力合作拓展。
中国投资在尼日利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对尼投资不仅涉及建筑业，也逐渐扩展到制造业、农业开发、医药卫生、数字经济等多个产业领域，有助于提升尼日利亚产业化水平、完善产业配套并增强出口能力。 通过投资合作，中国企业参与尼日利亚工业园区、自贸区建设和产业项目发展，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
能源合作同样是中尼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尼日利亚作为非洲重要能源生产国，长期面临能源开发能力不足、电力供应不足等问题。中国参与尼日利亚能源领域合作，不仅关注资源开发，也涉及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供应能力提升。能源合作有助于改善尼日利亚工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提高经济运行能力。
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看，产业和能源合作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收益，更在于通过增强国家发展能力降低社会不稳定因素。贫困、失业和发展机会不足往往与社会冲突风险密切相关。相关研究指出，尼日利亚贫困问题受到经济结构单一、治理能力不足和安全形势恶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经济增长未能充分转化为社会发展成果。 因此，通过产业发展和就业创造改善民生，是推动尼日利亚实现发展式和平的重要路径。
3. 公共卫生合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与发展韧性
公共卫生合作是中国与尼日利亚发展式和平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安全不仅关系民众福祉，也影响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稳定。近年来，随着全球公共卫生风险增加，中尼卫生合作逐渐从医疗援助向能力建设、经验交流和长期合作方向发展。
相关研究指出，中尼卫生合作是在全球卫生治理背景下不断深化的。尼日利亚希望通过国际合作改善自身卫生体系能力，中国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经验和资源支持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基础。 双方合作内容包括医疗技术交流、卫生人员培训、医疗设施建设以及疫情防控合作等领域。
卫生合作对于发展式和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直接回应了社会发展的基础需求。医疗资源不足和公共卫生体系薄弱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而改善卫生服务能够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韧性。中国与尼日利亚在卫生领域的合作，有助于提升尼日利亚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为社会稳定创造条件。
4. 减贫与发展经验交流：推动包容性发展和国家能力建设
贫困治理是尼日利亚实现发展式和平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中国与尼日利亚之间围绕减贫经验、发展模式和治理能力建设开展交流，为尼日利亚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提供参考。相关研究指出，尼日利亚贫困问题是历史、政治、经济和安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尼日利亚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但由于制度建设滞后、治理能力不足、经济结构单一以及安全局势恶化等因素影响，贫困治理效果有限。与此同时，中国减贫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治理思路，包括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改善和政府能力提升实现综合减贫。
在中尼合作框架下，减贫合作并非简单复制发展模式，而更多体现为经验交流和政策借鉴。通过分享发展经验，中国帮助尼日利亚认识到经济增长需要与产业升级、社会治理和民生改善相结合，从而推动发展成果更加广泛惠及社会群体。
三、中国与尼日利亚合作模式的特点
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发展合作是在长期政治互信、经济互补和共同发展需求基础上形成的综合性合作模式。与传统以单一援助或资源交换为核心的合作方式不同，中尼合作逐渐形成了以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为支撑、以能力建设和民生改善为目标的多层次合作体系。从发展式和平视角看，这种合作模式的核心特点在于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能力和改善社会治理条件，为尼日利亚长期和平稳定创造基础。
首先，中尼合作具有明显的发展导向性和能力建设特征。中国与尼日利亚合作并非局限于资源贸易，而是围绕尼日利亚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需求展开。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国通过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项目帮助尼日利亚改善长期存在的交通瓶颈，提高区域互联互通水平；在产业领域，中国投资涉及制造业、农业、能源、数字经济和医药卫生等多个方向，推动尼日利亚产业体系建设。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对尼投资已经从单纯贸易关系拓展到矿业、加工制造、农业开发、医药卫生和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有助于提升尼日利亚产业化水平、产业配套能力和出口能力。 因此，中尼合作的重要特点在于通过经济活动增强尼日利亚自身发展能力，而不仅是提供短期经济收益。
其次，中尼合作体现出基础设施先行、促进互联互通的发展模式。尼日利亚长期面临基础设施不足问题，这不仅限制经济增长，也影响区域资源流动和社会融合。中国参与尼日利亚铁路、港口和城市交通建设，实际上承担了改善国家发展基础条件的重要作用。以铁路合作为例，尼日利亚铁路体系长期因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和运营能力有限而发展滞后，中国参与铁路建设帮助其改善交通网络，并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关研究指出，中尼铁路合作不仅弥补了尼日利亚铁路基础设施不足，也通过就业创造、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融合。 这种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增长和社会整合的路径，是中尼发展式和平合作的重要体现。
再次，中尼合作具有政府引导与市场主体参与相结合的特点。双方合作既依靠政府间政治互信和合作机制推动，也通过企业投资和市场力量实现具体项目落地。一方面，中尼两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双边合作机制，为经贸、基础设施和社会领域合作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金融机构和尼日利亚本地市场主体共同参与项目实施，使合作具有较强的经济活力。相关研究指出，中尼关系在政治、经贸、社会文化和卫生医疗等领域均不断深化，政府间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为双方长期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这种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模式，使合作能够同时兼顾国家发展战略和市场实际需求。
此外，中尼合作具有多领域协同推进的综合性特征。尼日利亚的发展问题并非单纯经济问题，而是涉及贫困、公共服务、安全治理和社会稳定等多个方面。因此，中国与尼日利亚合作逐渐从基础设施和贸易领域延伸至卫生、农业、减贫和人文交流等社会发展领域。例如，卫生合作通过医疗技术交流、人员培训和公共卫生能力建设，提高尼日利亚社会治理能力；减贫经验交流则强调通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推动包容性发展。这种综合性合作模式体现了发展式和平理念，即通过解决导致不稳定的结构性问题，为和平创造更加持久的社会基础。
最后，中尼合作也具有互利共赢与共同发展的南南合作特征。中尼双方并非简单的援助关系，而是在资源、市场、技术和发展经验方面形成互补。尼日利亚拥有丰富资源、庞大市场和人口优势，中国则拥有工业能力、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资金技术优势，双方合作建立在优势互补基础之上。相关研究指出，中尼经贸合作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特点，两国合作涵盖资源开发、市场准入、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 这种合作逻辑突破了传统中心—外围关系，更强调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合作提升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 《地缘张力、行动顺序与分离主义运动治理绩效——基于对四个非洲国家的考察》
摘要：非洲国家如何治理分离主义运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地缘张力模型是将地缘观念与文化、政治和经济因素串联起来的动态结构，用于解释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类型差异的原因，并研判国家治理分离主义运动的绩效。按照地缘张力模型的分析逻辑，笔者认为非洲国家对地缘张力的调适可分为两套机制。第一套机制是国家优先调适地缘文化张力的机制。在地缘关系高度紧张的环境下，优先调适地缘文化张力反而会扩大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张力，进而导致国家对分离主义运动的治理失效。第二套机制是国家优先调适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的机制。稳定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关系是有效治理分离主义运动的前提，但单独调适地缘政治张力或地缘经济张力只能实现对分离主义运动的部分治理。本文认为治理分离主义运动的关键在于调适地缘张力，而国家控制地缘张力的行动顺序也将显著影响其治理效果。地缘张力模型为研究分离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在政策上也能为发展中国家治理分离主义运动提供经验参考。
作者：胡洋，许美霞
发表时间：2024
2. 《非洲萨赫勒地区人口暴增问题（1960—2020年）——以苏丹、塞内加尔、尼日利亚、马里、尼日尔五国为例》
摘要：为什么萨赫勒地区五国持续六十多年人口爆发性增长?自1960年独立以来,萨赫勒地区的人口由0.8亿增长至3.6亿,增加了2.8亿,年均增长率为2.54%;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由2.3亿至11亿,增加了8.7亿,年均增长率为2.64%;而与此同时,世界人口总数从30亿增长至2020年的77亿,增加了47亿,年均增长率仅为1.58%。鉴于人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是其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萨赫勒地区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人口却保持着持续性的暴增,而与此同时,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国家的人口却进入了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这为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均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萨赫勒地区人口问题日益是国内外政治的重要话题,成为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的对象。本文通过研究萨赫勒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如东部国家苏丹、西部国家塞内加尔、南部国家尼日利亚、北部国家马里以及中部国家尼日尔五个案例,给出了如下解释:第一,第二次世界战争后的亚非拉独立运动,彻底结束了几百年来致使萨赫勒地区国家的人口大量损失、人口长期保持在低位的奴隶贩卖和殖民残酷统治,从秩序稳定方面保障了其人口迅速恢复增长。第二,美洲的高产农作物传入、二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三次工业革命对自然资源更为有效的使用提高了土地承载力的上限,三者保障了萨赫勒地区五国的粮食供给,从物质基础方面保障了人口快速增长。第三,萨赫勒地区国家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降低了各类疫病的传播和提高了疾病的治愈率,从而延长了存量人口的预期寿命,从降低死亡率方面保障了人口快速增长。在内外战争、粮食供给和医疗卫生三个条件共同作用下,萨赫勒地区五国人口得到了迅速地恢复和增长。本文新意在于,尝试梳理归纳学术界对萨赫勒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不同方面的研究,如传统文化、历史殖民、民族冲突、农业处于粗放经济阶段、医疗卫生条件发展情况,并结合土地承载力与人口之间的理论,以期全景式展现60年来萨赫勒地区人口暴增的更为深层次原因。
作者：陈希平
发表时间：2023
摘要：随着文化要素成为国际领域中的一种重要的资源禀赋,文化外交愈加成为各国政府政策关切的一个重要部分。尼日利亚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区域大国,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也对于文化外交的重要性与实践赋予了越来越高的关注度。尼日利亚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20世纪末就出台了国家文化政策。另一方面,历史上长期的殖民主义及其持续性影响塑造了尼日利亚文化外交的后殖民主义背景。在后殖民的国际权力结构框架下,尼日利亚的文化外交需要重新定位。内部的文化资源破坏和文化自卑心理、区域层面的仇外主义暴力、全球领域的污名化和边缘性角色,构成了尼日利亚文化外交需要应对的挑战。同样的,这种背景也带给了尼日利亚文化外交独特的文化外交目标和策略,通过文化外交实现去殖民化和再国家化,并在文化外交的实践中针对不同主体侧重不同的文化外交议题、关注自主性叙事和非洲集体性叙事逻辑,以及国家利益和超国家利益两个维度的价值实现。然而,受制于尼日利亚的国家内部矛盾现状、文化外交的质量管理不足和可及性有限,以及政府、公民等主体在这一进程中的被动性,尼日利亚文化外交的潜力尚未得到充足的发挥,并影响着尼日利亚其他方面的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关注到文化外交的矛盾性并投入更多努力致力于文化外交的发展,将给尼日利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此,本文在结合后殖民主义与文化外交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对独特背景下的尼日利亚文化外交做出一个结构性的分析,为解释尼日利亚的文化外交背景、目标、基本内容、策略选择、成效与现实矛盾做出贡献,并为尼日利亚文化外交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可能的建议。
作者：李梦瑄
发表时间：2025
4. 《基于逻辑框架法（LFA）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ASWA II项目对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影响研究：以马里和尼日利亚为例》
摘要：可持续发展目标6重点强调了实现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普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鉴于全球气候变化持续加剧、不平等现象频发,评估水和卫生领域的气候适应性和性别平等性显得尤为关键。因此,本研究以马里和尼日利亚为例,重点关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加速水资源和卫生服务普及第二阶段(ASWA Ⅱ)项目,运用逻辑框架法理论以及质性与量化评估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了该项目对两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双重差分法等研究方法进行量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项目干预区的家庭相较于未干预区的家庭,普遍面临清洁水资源短缺和卫生设施不足的困境。 2)ASWA Ⅱ项目在应对清洁水资源和卫生相关问题方面具备较大潜力,对马里和尼日利亚两国可持续发展目标6的影响亦存在差异。在马里,干预区的清洁水获得率有所提升,但统计学上并不显著;然而,该项目显著提高了干预区域家庭13.7%的卫生设施获取率。在尼日利亚,项目显著提高了清洁水获得率,将干预区域家庭获得清洁水源的概率提升了32.7%;在卫生设施方面,干预区域呈现出负面影响,但并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量化分析结果进一步突出了该项目在提升清洁水和卫生服务普及方面的重要性,并明确了其对两国实现目标6的影响。本研究对ASWA Ⅱ项目的质性分析突显了项目在气候适应性和性别平等性方面的战略举措,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可持续发展目标6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不平等问题方面的重要性。这些战略举措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转化为具体行动,如太阳能供水系统和性别包容的卫生设施等。因此,质性和量化分析相辅相成,共同为国际发展项目的评估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研究方法亦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例如,干预地区与非干预地区之间的数据量差异大、潜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干预以及质性分析中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的依赖可能导致偏倚并影响研究结论。未来研究应致力于获取全面高质量数据,开展稳健的纵向研究,纳入独立评估,并实施持续监测评估,以克服上述局限性,进一步推进国际发展项目评估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作者：刘小菁
发表时间：2025
摘要：西非经共体是1975年成立的一个区域机构,由15个西非国家组成,具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愿景。该机构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政治、社会和经济努力促进合作与发展。西非国家在面临特别贫穷的类似挑战后,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国家联合协会,通过增加和维持经济稳定,帮助提高其公民的生活水平。该区域通过西非经共体于1980年签署了《人民自由行动议定书》,该议定书加强了成员国之间的货物、服务和人员流动。西非经共体在成立时没有一个安全机构,该区机构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的内战和该地区的一系列政变等几个问题上都受到影响。自2009年博科圣地(Boko Haram)叛乱在尼日利亚爆发以来,西非的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显然,由于恐怖主义,该分区域的安全策略发生了变化。次区域的内部冲突包括一些团体为自然资源、政治、宗教原教旨主义和酋长而与政府斗争。这些冲突往往导致本土恐怖主义组织的形成,这些组织由于溢出效应而国际化,并进一步影响到该区域各国的一体化。这项研究旨在分析恐怖主义对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影响程度。本研究以尼日利亚为例,说明博科圣地如何影响尼日利亚在该地区的区域一体化,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在这项研究中,西非区域一体化是利用贸易一体化或货物流动、区域服务联系和西非经共体成员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来衡量的。这项研究表明,博科圣地组织的叛乱活动如何影响尼日利亚,使其在区域成员中的一体化程度降低。尼日利亚的恐怖主义导致尼日利亚北部博尔诺、约贝、阿达马瓦等州的社会经济事业崩溃。恐怖主义对尼日利亚和该区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该区域由于商品的稀缺和运输费用,即服务,商品价格居高不下。电信、教育和卫生等方面遭到破坏;该区域的人口流动减少。在尼日利亚北部,人们的行动受到政府的限制,也限制了他们的作物生产。在其他地方,正如媒体平台报道的恐怖袭击、某些地区的绑架,人们将他们的行动限制在据信是恐怖分子东道国的国家。西非边界的漏洞也有助于博科圣地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在该区域建立协调良好的犯罪网络。为此,该区域各国制定了严格的跨界措施,以减少恐怖主义祸害在整个区域蔓延。这进一步损害了旨在实现西非政治、社会和经济一体化区域的既定区域一体化协定。
作者：Innocent Chambisha
发表时间：2020
摘要：近年来尼日利亚国内安全风险不断提升，对我中企在尼项目及员工人身安全构成极大威胁。武装暴力事件是尼国内最突出的风险，主要分为恐怖袭击、民兵武装和农牧冲突三类。数据分析发现，各类事件体现出一定的时空特征。目前，我企业及公民在尼主要面临风险为来自民兵武装的绑架和社区用地抗议。针对尼当前紧张的安全局势，建议在尼投资企业从项目管理、信息收集研判、员工管理等方面切实加强管理和防护。
作者：徐舒扬，王璟璇
发表时间：2023
摘要：本文系统分析了近年来尼日利亚匪患问题的发展态势、空间分布、形成原因及其对国家安全和海外投资环境的影响。文章指出，区别于“博科圣地”和“伊斯兰国西非省”等具有明确政治或宗教目标的恐怖组织，尼日利亚匪患主要表现为地方性非法武装团体以抢劫、绑架、偷盗牲畜和勒索赎金为主要活动方式。近年来，匪患迅速扩散，已成为尼日利亚国内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犯罪组织之一，尤其集中于西北部扎姆法拉州、卡杜纳州、索科托州、尼日尔州和卡齐纳州等地区。文章认为，尼日利亚匪患并非单一安全问题，而是长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积累的结果。其主要原因包括地方治理能力不足、部分地区长期处于国家治理覆盖薄弱状态、贫困和发展不足、资源竞争加剧以及安全投入不足等。其中，西北地区贫困程度较高，土地、水源和牧场等资源竞争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进一步激化，使部分农村人口转向武装犯罪活动；与此同时，政府在基层治安维护、边境管理和地方治理方面能力有限，为武装团伙提供了活动空间。
作者：李克歌
发表时间：2023
摘要：现有的政教关系类型，如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均难以准确概括尼日利亚的政教关系。因此，本文根据宗教政治化程度的高、中、低三个等级，对政教关系进行了重新分类。尼日利亚的政教关系实则是介于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之间的第三种模式——政教通融。所谓政教通融，是指尼日利亚主权者的政治合法性部分源于宗教;宗教法的实施局限于特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宗教教育在公立教育中属于选择性必修课;部分男性坚持宗教性着装，而其他男性则穿世俗化服饰。政教通融并不是现代国家理想的政教关系模式，却是尼日利亚各方都能勉强接受的模式，它避免了不同宗教、不同族群之间出现更大的裂痕，防止了国家的分裂。尼日利亚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且历史文化悠久的非洲国家，其国内的政教关系和宗教间关系都错综复杂。一方面，尼日利亚的三大族群在前殖民时期的政教传统以及现代国家的政教通融，塑造了宗教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宗教间的关系也反作用于政教关系的形成。
作者：施煜华
发表时间：2026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造成尼日利亚南北分裂的历史和当代因素,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尼日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拥有众多文化各异的种族、宗教群体和丰富的习俗。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深入研究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及其持续影响,来加深对尼日利亚南北分裂因素的理解。 为达到这一目的,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方法,通过阅读并整理现有学术文献、政府报告和调查,同时结合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再加上本人针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对这一问题作出分析和阐释。
作者：Igwebuike Ifechukwu Love
发表时间：2026
摘要：尼日利亚位于非洲西部，濒临大西洋几内亚湾，人口约2.27亿，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自然资源丰富，有40多种矿藏，天然气储量5.8万亿立方米居非洲第一，凭借体量优势和经济实力，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素有“非洲巨人”之称。尼日利亚实行联邦共和制，全国划分为36个州和1个联邦首都区，另有774个地方政府。总统由普选产生，任期四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现任总统博拉·提努布隶属全体进步大会党，2023年5月上台执政。
作者：李文刚
发表时间：2026
摘要：中国和尼日利亚的合作是中非合作和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尼发展合作的实践表明，中尼关系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符合中尼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2014年，尼日利亚经济总量超越南非，一举成为非洲最大经济体。作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地区大国，尼日利亚有着重要的国际和地区影响，是中国在非洲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之一。自1971年中尼两国建交，中国和尼日利亚已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风雨历程，走出了一条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团结振兴之路。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以后，中尼关系稳步提升，于2005年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回顾近年来中尼双边关系发展，中尼关系呈现出鲜明特点。
作者：陈彪
发表时间：2023
摘要：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对各个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一条高效的铁路网能刺激国家经济增长,促进社会融合。尼日利亚作为西非第一大经济体、非洲人口大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较快发展的阶段,为了实现国家振兴,提升交通运输能力,实现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其进行铁路建设的需求与日俱增,并已开始向外寻找铁路合作伙伴。这为中国先进的铁路技术走出去,扩大中尼经贸合作带来了发展机遇。在中非合作论坛、“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下,中国政府根据尼日利亚铁路发展规划,秉持“互利共赢”原则,积极展开中尼铁路基础设施合作。截止到2019年底,两国已签订10余个铁路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达361亿美元,除原有铁路修复项目外,还包括铁路新建项目。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与尼日利亚铁路基础设施合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尼日利亚铁路现状和中尼铁路合作现状,探讨两国在合作中取得的成效和面对的挑战,并为双方基础设施合作提质升级提出相关对策,进一步丰富现有的中尼发展合作研究。
作者：高秋婧
发表时间：2020
摘要：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减少贫困是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尼日利亚作为非洲地区大国，亦是受贫困问题困扰颇深的典型国家，其贫困问题是历史、政治、经济、安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虽然尼日利亚政府为消除贫困进行了一些努力，但是受制度建设滞后、治理能力不足、经济结构单一、安全局势持续恶化等因素影响，收效甚微。中国曾作为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率先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消除贫困的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对全世界反贫困进程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创造了全球贫困治理的中国样本，可供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选择地借鉴。
作者：迈克尔·哈福德
发表时间：2023
摘要：尼日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热门的题目,无论是在“新”非洲斗争的背景下,还是在国际关系重组的背景下。此环境使尼日利亚有了新的选择,制定一条不依赖西方的替代发展道路。近年来,我们逐渐认识到前所未有的贸易、全球化、旅游、气候变化、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民粹主义,以及流行病健康威胁,不再是一个国家问题。随着世界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作为全球卫生捐助者的作用,以及该领域的知识差距,本文希望以某种方式为尼日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卫生关系做出贡献。
作者：Chinemerem Nora Nneamaka Umeokwuegbu
发表时间：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