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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概述
非洲国别投资促进机构（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IPA）是各国统筹外资引进、产业对接与营商服务的专业化载体，涵盖政府直属法定机构、半官方执行实体、公私合营运作平台等多种形态，运作模式突出市场化招商、全周期企业服务与产业精准对接。在中非工业合作进程中，这类机构承担着政策落地、项目对接与价值调节的核心功能，可将中国的资本、技术优势与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市场空间与发展战略精准匹配，推动中非产能合作落地见效 [1]。
截至 2025 年，非洲 54 个国家中已有 49 个设立了专门的国家级投资促进机构，南部非洲、东非与西非的核心经济体已形成成熟的专业化投资服务体系。在中非合作论坛整体框架下，各国投资促进机构成为承接中非产能合作、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产业人才培养等项目的核心执行主体，直接影响中资工业项目的落地效率、合规成本与本地化融合程度 [1]。
二、核心职能
1. 投资准入一站式服务
投资促进机构承担外资准入端的全流程服务职能，通过整合工商注册、税务登记、许可审批、签证办理等行政事项，降低中资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多数非洲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设立了 “一站式服务中心”，例如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可在 3‑5 个工作日内完成投资许可证办理，赞比亚发展署为经济区内企业提供注册、通关、外汇登记的并联审批服务 [3][5]。这类流程优化有效缩短了中资制造项目的落地周期，为非洲国家承接中国产能转移提供基础制度保障。
2. 产业政策工具执行
非洲各国投资促进机构是工业化激励政策的核心主体，掌握税收减免、土地供给、关税豁免等核心政策工具，可根据国家产业战略引导中资投资流向优先领域。例如加纳投资促进中心将农产品加工、纺织服装、建材制造列为优先激励行业，对符合条件的中资企业给予 3‑5 年所得税减免；肯尼亚投资局针对经济特区内的制造企业提供设备进口免税、利润汇出便利等政策包，引导中资企业布局出口导向型产业 [6][7]。通过差异化的激励政策，投资促进机构可将中非工业合作锚定在东道国的工业化优先级上，保障投资方向契合本土发展需求。
3. 本土化监管与产供应链调节
伴随非洲工业化进入提质阶段，越来越多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承担起本地化合规监管职能，通过设置本地采购配额、本土雇员比例、技术培训要求等规则，推动中资企业向本土经济体释放溢出效应。赞比亚发展署依据《投资、贸易与商业发展法》，对矿业深加工项目设置阶梯式本地采购要求，推动中资矿业企业从原矿出口向冶炼、精加工延伸；加纳投资促进中心将外资企业的本地供应商培育情况与激励政策续期挂钩，带动中资制造企业构建本土供应链 [4][7]。这类监管职能可对合作收益进行本土化调节，推动工业合作的成果更多惠及东道国。
4.对接双边产业合作
在国家层面，非洲各国投资促进机构是中非双边产能合作机制的核心对接部门。中国商务部、地方商务部门与非洲各国投资促进机构建立了常态化产业对接机制，联合举办投资推介会、产业对接会，推动中资产业集群式落地。例如尼日利亚投资促进委员会与中国地方商务部门合作推动奥贡广东自由贸易区建设，肯尼亚投资局与行业商会对接塔图城经济特区的产业招商，形成政企协同的合作模式 [8]。同时，投资促进机构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各项举措在国别层面的落地执行者，负责对接中方的援助、培训与产业合作项目。
三、主要任务与重点实践
1. 赞比亚发展署（ZDA）
赞比亚发展署是依据国家立法设立的专业化投资促进机构，统筹全国投资审批、政策激励与产业促进工作，独立行使投资领域的行政服务与监管职能。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国家，赞比亚将矿业深加工与制造业多元化作为工业化核心目标，赞比亚发展署通过政策工具引导中资投资从资源开采向工业加工延伸 [3]。
在具体实践中，赞比亚发展署主导了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的政策设计与运营监管，为园区内的铜深加工、农产品加工、光伏装备制造企业提供 10 年所得税减免、设备进口免税等政策支持。该合作区已成为赞比亚最大的制造业集群之一，2024 年园区产值突破 12 亿美元，带动上下游就业超过 2 万人。同时，赞比亚发展署联合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推出新版国家本地化战略，要求矿业领域中资企业逐步提升本地采购占比，推动配套零部件、物流、餐饮等服务环节本土化，带动中资企业构建区域价值链 [10]。
赞比亚本土实证研究表明，赞比亚发展署的产业引导政策有效改变了中资投资的结构：2015‑2025 年，中资在赞比亚制造业投资占比从 18% 提升至 42%，铜材深加工产能增长了 3.7 倍，初步实现从资源出口向工业增值的转型 [4]。
2. 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EIC）：出口导向型园区工业的制度构建
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是直属总理府的专业化投资管理机构，统筹全国投资准入、工业园区管理与产业促进工作。埃塞俄比亚推行 “以园区为载体、出口为导向” 的工业化战略，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是这一战略的核心执行主体，建立了 “国家工业园 + 私人工业园” 双层园区体系，配套出台完整的税收、土地、外汇激励政策 [5]。
在中非工业合作中，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与中方形成深度协同：一方面，为东方工业园等中资民营园区提供政策背书与行政审批支持，推动园区成为埃塞纺织、建材、食品加工产业的核心载体；另一方面，主动对接中资龙头企业，推动特色产业集群落地，例如 2026 年与中资企业签署咖啡综合产业园合作备忘录，布局咖啡深加工、出口全产业链项目，助力埃塞从咖啡豆出口国向高附加值咖啡产品出口国转型 [2]。截至 2024 年，埃塞俄比亚在册中资制造企业超过 300 家，其中 80% 以上落户于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管辖的各类工业园区，贡献了埃塞制造业出口额的 35% 以上。
法国财政部经济研究报告指出，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强统筹能力与清晰的产业定位，可通过集中配置土地、电力、劳动力等要素，快速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能转移；该模式受宏观经济波动与外汇短缺影响较大，外部环境变化会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 [9]。
3. 加纳投资促进中心（GIPC）：市场化制造业的引资与规制
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是依据国家立法设立的独立法人机构，兼具投资促进与行业监管双重职能。加纳的工业合作更依赖市场驱动，中资企业多以民营主体为主，从贸易环节逐步向生产制造延伸 [7]。
加纳投资促进中心在合作中承担 “引路人” 与 “规制者” 的双重角色：在引资端，在中国设立招商代表处，对接浙江、广东等制造业发达省份的企业，推动家电、建材、食品加工领域的中资企业落地；在规制端，严格执行最低投资门槛、本地用工比例等要求，同时推出 “里程碑式激励机制”，将税收优惠与企业的本土采购、技术培训、就业创造指标挂钩，引导中资企业深度融入本土经济 [7]。
加纳本土学者的实证研究显示，2004‑2024 年间，共有 448 家中资制造企业在加纳投资促进中心注册，累计投资超过 23 亿美元，带动加纳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4.2 个百分点。受监管能力限制，部分中资贸易企业通过本地代持规避投资门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的实际效果 [7]。
4. 肯尼亚投资局（KenInvest）：东非枢纽型的特区合作模式
肯尼亚投资局直属于投资、贸易与工业部，是东非地区专业化的投资促进机构，依托肯尼亚的区域枢纽地位，着力打造面向东共体市场的制造产业集群。肯尼亚投资局将经济特区（SEZ）与出口加工区（EPZ）作为中非工业合作的核心载体，推出分层级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口加工区主打面向欧美市场的纺织服装企业，享受 10 年零所得税；经济特区则兼顾区域市场与本土市场，吸引家电组装、建材、医疗器械等中资企业落地 [6]。
在实践中，肯尼亚投资局与中资合作打造了塔图城经济特区等标杆项目，该特区已吸引 20 余家中资制造企业入驻，形成面向东非 2 亿人口市场的生产基地。同时，肯尼亚投资局推动中非在数字经济、绿色制造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引导中资新能源企业布局肯尼亚，助力该国工业化向低碳转型 [6]。肯尼亚的模式体现了非洲中等收入国家的合作路径：依托区域市场优势，承接中国中端制造产能，打造区域工业枢纽。
参考文献
[1] 《中非合作论坛 — 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
摘要：中非合作官方顶层文件，明确提出支持非洲国家工业化发展，推动中非产能合作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为非洲各国投资促进机构开展对华工业合作提供政策框架与行动指引。
来源：中非合作论坛官网
发表时间：2024‑09‑05
摘要：从“一双鞋”起步，到“一块光伏板”落地，华坚经济特区的产业升级之路，正是中国—埃塞经贸合作从传统制造业向多元化、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经济园区以其要素集聚、产业协同、就业带动、政策集成的独特优势，持续释放合作红利，已然成为中国—埃塞经贸合作的“强引擎”。
来源：中国贸易报
发表时间：2026-07-07
[3] 《赞比亚投资政策审议》Investment Policy Review of Zambia
摘要：20 世纪 90 年代初经济改革之后，包含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私人投资在赞比亚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外资助力该国推动生产与出口结构从矿业向多元产业转型。受资本与本土生产要素成本偏高制约，赞比亚本土私营部门发展表现有限，但本国各行业仍具备可观的投资开发潜力。报告围绕投资监管框架、宏观经济、基础设施、本土私营部门培育、投资促进五个维度提出改革建议。2013 年赞比亚政府委托贸发会议评估政策落地成效，26 项建议中 12 项得到充分落实、12 项部分落实。贸发会议通过编制实务手册、开展能力培训、协助立法、举办投资论坛等多种方式，为赞比亚发展署等机构提供政策实操支持，同期赞比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实现明显增长。
作者：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发表时间：2006年
摘要：学界已经围绕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及其利弊开展大量研究。但针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具体社会经济影响的批判性考察仍存在明显研究空白，赞比亚本土情境下的相关研究尤为不足。深入理解这类具体的社会经济影响，有助于缓解赞比亚国内对本国亟需的外资所产生的抵触情绪。本文为批判性综述，剖析中国对赞比亚投资带来的收益与代价。为筛选具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文献，研究检索了谷歌学术、Emerald Insight、全球商业洞察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世界银行官网以及赞比亚政策分析与研究所（ZIPAR），仅选取 2006‑2023 年间的学术论文与官方政府报告，最终整理得到 24 份研究资料作为分析样本。与西方企业相似，中国企业在赞比亚开展大规模投资，但投资产生的社会经济成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综述结果进一步表明，赞比亚政府并未切实落实绩效要求，也缺少相应执行手段对履职不到位的投资方开展问责。本文梳理中国对赞比亚投资的利弊，以此解释一个现实问题：在普通民众心存顾虑的背景下，包括赞比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人依旧将中国视作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来源，本文希冀为理解该现象提供研究补充。
作者：Patrick Lunda
来源：ResearchGate
发表时间：2024-11
[5] 《埃塞俄比亚投资指南》INVESTMENT GUIDE TO ETHIOPIA
摘要：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官方发布的权威政策文件，明确该国投资准入流程、工业园区管理机制、税收激励政策，是中资制造业企业落地埃塞的核心政策依据。
来源：Ethiopian Investment Commission（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
发表时间：公开网页
摘要：21 世纪初以来，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欧洲进口产品；2010 年代之后，中国企业开始在非洲各经济体开展生产本土化经营。中国投资规模不断增长，由此引出一项问题：中国民间资本的本土化布局能否助力非洲实现结构转型与发展目标，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落地实施的背景下，该问题更具现实意义。本政策报告详细梳理中国民间资本在加纳的发展态势。在加纳，中国贸易商占据可观的市场份额，2004 至 2024 年间已有 400 余家中资制造企业完成注册开展经营。从贸易向制造业转型能够创造就业岗位，推动区域价值链建设，但价值获取不均衡、监管体系缺乏协同等挑战依旧客观存在。若要充分利用中国民间资本，相关政策应当优先强化投资的本土嵌入性，以此支撑工业化建设以及更广范围的社会经济发展。
作者：Elisa Gambino，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来源：International Affairs
发表时间：2025-11
摘要：加纳本土学者的实证研究，基于加纳投资促进中心 2020‑2024 年的外资数据，分析中资工业项目对加纳就业、产业结构的影响，评估投资促进政策的实施成效。
作者：Emmanuel Atobrah（海岸角大学，加纳）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Studies
发表时间：2025‑12
摘要：尼日利亚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在非洲的主要流向国之一，国内制造业领域已经形成若干新兴产业集群。外商直接投资具备推动技术转移的潜力，进而带动更大范围的工业化与经济结构转型，但该潜力能否释放，取决于本土关联产业的培育，以此实现正向技术外溢。本文采用田野调查与结构化问卷的研究方法，考察 2014‑2017 年中国对尼日利亚对外投资的驱动因素，重点分析能够助推经济转型的本土产业关联与技术转移机制，并对上述机制的现实潜力开展审慎评析。研究发现，尼日利亚虽然存在技术与技能转移的实际案例，但投资企业面临基础设施落后、本土技能人才短缺、社会信任不足等现实难题，制约产业关联与本土工业供应链的发展。2014 年经济衰退发生之后，企业将政局动荡与汇率波动列为主要风险；提升本土化经营水平、搭建本土产业关联网络，能够增强企业抵御此类风险的能力。
作者：Yunnan Chen（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倡议）
来源：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发表时间：2021‑07‑23
摘要：法国财政部经济研究报告，分析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与工业园区发展公司的职能分工，评估中资工业园项目对埃塞工业化的实际带动作用，指出基建短板是投资促进政策的核心约束。
来源：Direction générale du Trésor（法国财政部总司）
发表时间：2024‑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