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合作：从产能输出到产业链共生

中非工业合作的政策演进，最核心的主线是产能合作的内涵不断延展。双方从最初的产能落地，逐步走向产业分层布局和价值链深度合作。达喀尔行动计划中针对非洲不同的国家禀赋，分类推进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精细化布局，以及向新能源、绿色制造、信息通信等新兴领域的拓展，这体现了前两个合作周期的实践积累。

早在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阶段，中非首次系统性搭建产能合作框架时，核心抓手还是劳动密集型产能的有序转移，配套设立首批 100 亿美元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派遣政府高级专家顾问提供规划咨询，本质是针对非洲工业化初期的现实需求，补上最基础的制造能力缺口，快速带动当地就业、税收与外汇增长。

3.2.4 中方愿将非洲作为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的优先对象。非方欢迎中方优质劳动密集型产能向非洲有序转移，帮助非洲增加就业、税收和外汇，实现技术转让和共同发展。双方同意优先选择几个非洲国家打造先行先试示范点，合作新建或升级一批工业园区，并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支持，为全面、有序推进中非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积累经验，探讨有效途径，提供合作样板。

3.2.5 中方将设立首批资金100亿美元的“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支持中非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

3.2.6 中方将向非洲国家派遣政府高级专家顾问，提供工业化规划布局、政策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咨询和帮助 [1]。

到北京 2019 合作周期，产能合作全面嵌入 “一带一路” 建设与非盟《2063 年议程》双战略框架，政策重心不再单纯追求落地项目的数量规模，而是转向机制化运作与质量效益的提升，合作模式从政府主导向 “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政府引导” 过渡，标志性大项目的示范带动效应逐步替代了零散的产能转移 [2]。发展到北京 2025 行动计划，产能合作已经彻底跳出 “中方输出、非方承接” 的传统单向模式。双方建立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网络、延伸矿业价值链至精炼加工环节，系统培育“非洲制造” 品牌，从简单的产业对接走向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绑定[3]；而中非中小微企业对话机制的探索，更是让合作下沉到市场微观主体，最终指向非洲自主工业发展能力的构建 [4]。

整个演进过程不是线性的政策叠加，而是围绕非洲工业化不同阶段的真实需求，持续调整合作的深度与颗粒度，从 “授人以鱼” 的产能输送，逐步转向 “授人以渔” 的产业生态共建。

产业园区：从生产集聚平台到供应链协同节点

在中非工业合作的各类落地载体中，产业园区的功能迭代最能直观体现合作理念的升级。产业园区从最初承接产能转移的空间，一步步成长为串联产业链、培育本土产业的核心节点。不少人对中非产业园的认知还停留在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先行先试示范点，彼时园区的核心定位是为转移产能提供落地载体，通过新建或升级工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降低企业落地成本，核心作用是集聚生产要素，本质是工业合作的 “容器”[5]。但随着产能合作的不断深化，园区的功能早已突破了生产集聚的单一属性。在北京 2019 行动计划周期，园区建设就已经与非洲经济特区培育、加工制造业升级深度绑定，鼓励中国民营企业参与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并开展技术转让，让园区从单纯的物理空间，变成了技术扩散与产业培育的平台；而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这一国家级常态化对接平台的出现，让园区的招商引资与产业协同效率得到了系统性提升 [6]。达喀尔行动计划提出将在非经贸合作区升级为中非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示范区，这是园区功能的关键跃迁。这一阶段的园区发展不再以入驻企业数量为核心指标，而是转向关注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能力、本土供应链的培育程度，本土化用工、本地采购与技术转移成为明确的政策导向，园区真正开始承担起带动非洲本土工业化的增长极作用。

3.3.6 双方赞赏经贸合作区对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聚集和辐射作用，将积极扶持经贸合作区建设发展，为新建和升级非洲经贸合作区提供服务和指导。中方支持在非经贸合作区升级为中非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示范区，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建设、运营和投资入驻非洲经贸合作区 [7]。

到最新的北京 2025 行动计划，园区体系进一步向多层次、网络化方向发展，中非地方工业园区联动机制的建立、各次区域示范园区的布局，让园区合作从单个项目的点状突破，演变为覆盖非洲不同区域的产业协作网络，成为中非产供链深度合作的核心落地抓手 [8]。

能源合作：绿色转型远超预期的供给升级

中非能源合作的绿色转型步伐，远比普遍认知得更快、更系统，核心思想已经从 “填补能源供给缺口” 转向 “赋能非洲绿色工业化”。在北京 2025 行动计划中，能源合作的版图已经覆盖太阳能、风能、绿氢、水电、地热等多元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光伏储能系统援助、大型清洁能源发电项目落地、中非能源创新合作加速器合作建设，构成了从技术输出到产业生态的完整绿色能源体系。在约翰内斯堡合作时期，能源合作的重心还集中在传统能矿资源的共同开发与产品深加工，核心目标是提高资源产品附加值、保障工业发展的基础能源供给，配套的能源从业者培训项目也更多围绕传统能源领域展开 [9]。真正的转向发生在北京 2019 周期，这一版行动计划首次明确将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作为支持重点，提出推动设立中非能源合作中心、开展绿色金融能源示范项目，绿色发展从零散的项目尝试上升为明确的政策方向，同时也与债务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形成呼应，更强调项目的长期经济社会效益 。

3.4.2 双方鼓励和支持中非企业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开展能源贸易、能源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实施绿色金融能源示范项目，探索绿色、可持续的能源合作方式。中方将支持可再生能源，主要是太阳能在非洲的发展，支持使用蓄电池和完善电网[10]。

到达喀尔行动计划阶段，绿色转型进一步延伸到标准与机制层面，绿色可持续标准对接互认、“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作用的发挥，让绿色不再只是单个项目的属性，而是成为能源合作的底层原则；三方、多方合作模式的引入，也让绿色能源合作的资金与技术来源更加多元 [11]。中非能源合作的每一步升级都紧扣非洲工业化的能源需求，同时也呼应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

基建与数字科技：从硬件补短板到数实融合赋能

在中非工业合作起步阶段，基础设施滞后是制约非洲工业化最突出的瓶颈，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提出的 “三网一化” 工程，聚焦铁路、公路、港口、电力、信息通信等核心领域，鼓励以公私合营、建设 – 经营 – 转让等多种模式扩大投资规模，本质是为工业发展搭建最基础的硬件骨架；此时的数字相关合作还仅停留在光缆网建设、广播电视数字化等基础层面，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分支领域 [12]。随着硬件框架逐步成型，支撑体系的重心开始转向质量提升与可持续发展。北京 2019 行动计划推广的投建营一体化模式、首次明确提出债务可持续性要求，让基建合作从 “重建设” 转向 “重运营、重效益”；与此同时，数字科技的战略地位开始凸显，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的推广，智慧城市建设持续推进，数字合作跳出了基建配套的定位，开始成为赋能产业升级的独立力量 [13]。达喀尔合作时期的支撑体系进一步向软联通延伸，实施交通基础设施标准对接、行业人员职业资格互认、物流信息共享等举措，硬件设施的协同效率大幅提升；数字基建则向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数据中心、跨境互联互通网络等高端领域拓展，与制造业、能源等产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14]。发展到北京 2025 行动计划，基建与数字科技已经呈现出深度融合的趋势：北斗导航赋能工业生产与物流管理、高性能计算与机器人技术助力制造业升级、数字技术合作中心与创新加速器的建设，让数字科技从配套工具变成了工业创新的核心动力；而基建领域的绿色转型、海外仓与物流网络的完善，也进一步与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需求深度匹配，共同为非洲工业化提供软硬协同的全方位支撑 [15]。

参考文献

[1]《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年）》

链接：https://www.mfa.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fzs_673445/dqzzhzjz_673449/zfhzlt_673563/xgxw_673569/201512/t20151210_336013.shtml

来源：外交部

发表时间：2015-12-10

[2]《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

链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cwj_674915/201809/t20180905_7949984.shtml

来源：外交部

发表时间：2018-09-05

[3]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升级发展及风险挑战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非经贸合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平台，聚焦落实三届论坛务实举措，取得互利双赢的丰硕成果，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能矿资源供应链和产业转移的承接地，而且有力推动了非洲工业化、城镇化、一体化和信息化进程，提升了非洲人民的福祉。然而，过去的十年正值中非合作转型升级期、非洲发展道路探索期和国际社会对非合作调整期“三期叠加”,中非经贸合作也面临非洲地区政局动荡和政策多变风险多发、大国间竞争持续升温、中国对非合作结构性挑战等问题。展望未来，中非经贸合作仍然大有可为，非洲市场的巨大潜力，非洲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强劲需求，中非经贸合作的强互补和高契合，叠加中非合作论坛的定向领航，为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随着中国和非洲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人民至上、绿色发展、成果共享等新发展理念呼唤中非经贸合作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加强中非在民生工程、矿业开发、气候变化、自由贸易区等领域合作。为规避各类合作风险，中方不仅要聚力提升抗风险能力，而且应继续探索中非+第三方合作，推动国际合作健康发展。

作者：姚桂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来源：中国非洲学刊

发表时间：2022-06-03

[4]深化中非经贸关系能否缓解非洲 “过早去工业化”—— 基于贸易与投资视角

摘要：深化中非经贸关系能够为非洲国家应对“过早去工业化”提供新动能。本文基于扩展的Krugman模型,论证了产业间贸易环境下贸易、投资与工业发展之间的理论联系,并通过识别和构建非洲“过早去工业化”指标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能够缓解非洲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并促进其工业发展。扩展分析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深化中非经贸关系具有积极的作用,对非贸易与投资能够显著缓解拥有境外经贸合作区国家的“过早去工业化”;深化中非经贸关系能够更好地促进非洲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良好的“益贫性”效应。本文研究为非洲国家工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以及中国对非贸易与投资提供了经验证据。

作者：郭浩、李荣林；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发表时间：2025-03-15

[5] 中非经贸合作区对中非产能合作的启示

摘要：中非产能合作是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所确定的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中非合作的重点领域,它既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又有利于非洲加快工业化进程。事实上,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已包含了中非产能合作的内容,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中国已经在非洲建立了6个国家级经贸合作区。近10年来,这6个经贸合作区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又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汲取。本文试图在总结中非经贸合作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利于推进当今中非产能合作的启示。

作者：张忠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来源：非洲研究

发表时间：2016-06-30

[6]中国—非洲国际合作园区跨国投资网络的演化及影响因素（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ransnational investment network of China–Afric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rks）

摘要：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非洲国际合作园区（China-Afric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arks, CAICPs）的发展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CAICPs跨国投资网络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CAICPs数量持续增加，其主导产业主要集中于纺织服装、农业及食品加工、贸易物流与管理、建筑材料与建筑业，以及电气机械与设备制造业。这些园区不仅促进了东道国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所在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也为中国带来了积极效益。CAICPs投资网络由中国、非洲国家以及第三方投资主体共同构成。该网络日益复杂化，整体密度不断提高。然而，尽管网络结构持续演变，核心节点国家和中国省级投资主体的地位仍保持相对稳定。网络重心呈现出明显的偏移与回归特征，省际间投资合作也不断加强。中国—非洲合作是推动该网络演化的重要动力。在中国方面，企业对非投资受到国内政策导向、经济利益追求以及投资安全因素的影响；在非洲方面，CAICPs的发展主要受非洲国家发展政策与建设成效的推动，同时也受到当地营商环境的影响。

作者：赵胜波,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来源：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发表时间：2022-12-08

[7] 《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

链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20/kjgzbdfyyq_699171/202112/t20211202_10461174.shtml

来源：外交部

发表时间：2021-12-02

[8] 从愿景到行动：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包容性增长效应

摘要：包容性增长一直以来是中非共同利益和愿景的交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中非境外经贸合作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以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指标体系为基础，探究合作区设立与东道国包容性增长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合作区设立具有显著的包容性增长效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双重机器学习等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合作区的包容性增长效应在北部非洲、收入水平较高、不平等程度较高、文化距离较低的国家中更加明显，尤其是通过考核的合作区以及由国企主导投资的合作区。进一步地，合作区与东道国特征因素的协同效应检验显示，制度质量与合作区存在联动效应，而自然资源未显现此效应；利用Oaxaca-Blinder模型对包容性增长进行分解发现，“多园区组”的布局使得包容性增长更快。研究结果为合作区成为非洲经济增长和减贫新引擎提供经验证据，也对中非共同推动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启示。

作者：张晨霞 淮阴工学院；陈默 山东财经大学中国国际低碳学院；刘满成 淮阴工学院

来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发表时间：2025-11-14

[9] 中非发展基金助力中非产能合作

摘要：中非发展基金是中国政府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布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旨在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非投资合作,其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农业民生和能矿资源四大板块。中非发展基金开业运营9年来,注重支持中非产能合作,其特点主要表现在:直输优势产能,由”中国制造”变为”中非联合制造”;以投资促贸易、扩外需,发挥投资引领撬动作用;依托非洲资源禀赋,提升当地农业深加工能力;打造集群基地,构建全产业链配套体系;改善基础设施等硬件条件,破解产能合作和装备”走出去”瓶颈;创新投资开发模式,发挥对非投资引领作用。总体看,中非发展基金通过市场化的股权投资基金运作方式,为实现非洲工业化和经济腾飞提供了投融资支持,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效促进了中非务实合作和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约堡峰会上提出了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中国政府加强了以”三网一化”和产能合作项目为重点的中非投资合作,这是切合中非实际的重大决策。中非基金将进一步发挥对非投资团队、专业经验和平台优势,通过加大产融结合力度推动中非产能合作取得更大成效。

作者：迟建新；中非发展基金党委

来源：西亚非洲

发表时间：2016-08-10

[10]《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

链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cwj_674915/201809/t20180905_7949984.shtml

来源：外交部

发表时间：2018-09-05

[11] 中国经济特区与非洲工业化（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Africa）

摘要：非洲对中国工业化经验的关注推动了非洲大陆经济特区（SEZs）的发展。过去二十年间，非洲经济特区经历了从依赖传统工业园区向建设大量现代国际经济特区的转变，并从最初仅拥有7个中非经贸合作区，发展到形成由不同开发商和运营主体建设与管理的现代化非洲经济特区体系。受中国经验启发的非洲经济特区正在不断扩大和普及。作为推动发展的新路径，基于完善基础设施和政府积极参与的经济特区模式，非洲工业化呈现出以下特征：强调出口导向，以及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国在融资、建设、运营管理、产业转移以及投资等全过程中持续支持非洲经济特区的发展。尽管经济特区带来了显著的发展机遇，非洲国家在成功实施经济特区战略方面仍面临诸多限制。非洲政策制定者及参与经济特区建设的相关主体，需要通过适当调整，更好地适应这一新的工业化发展路径。

作者：CHEN Lijuan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Canada

来源：Journal of Sino-African Studies

发表时间：2023-03

[12]中国与非洲：全球变局下日益深化的经济联系（China and Africa: Expanding Economic Ties in an Evolving Global Context）

摘要：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 SSA）的经济增长在过去十年中平均保持在约5%的水平，推动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改善了整个非洲大陆的人类发展指标。更为健全的公共机构、以私营部门为导向的支持性政策环境、审慎的宏观经济管理，以及对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极大拓展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参与全球市场的机会。近年来，该地区许多国家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强劲增长。长期来看，要利用中国投资促进广泛包容性增长，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以提升撒哈拉以南非洲各产业的竞争力，使其能够把握中国经济再平衡可能带来的比较优势。

作者：Pigato, Miria A.; Tang, Wenxia World Bank

来源：World Bank

发表时间：2015-03-20

[13] 《中国对非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推动中非产能合作 —— 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及“国际产能合作”新概念提出以来，中国对非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切实推进中非产能合作备受关注。本文从贸易增加值角度对不同方式的中非产能合作进行识别，探讨了中国对非基础设施建设与中非产能合作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非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中非产能合作，且机制检验证实了基础设施改善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两大重要渠道。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处于经济发展较好、建有中非经贸合作区的非洲国家，上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且在不同产业、行业，异质性表现得亦是十分突出。本文研究将有助于正确评价中国对非基础设施建设对中非产能合作的作用，可为后续南南基建合作长久开展及中非产能合作进一步深化提供重要策略参考。

作者：陈默、李荣林、冯凯；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经济学院

来源：国际贸易问题

发表时间：2022-03-15

[14] 中国-非洲数字经济合作：基于全球南方与依附理论的视角（Digit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A Global South and Dependency Theory Perspective）

摘要：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与竞争格局。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丝绸之路”强化了中非联系，使数字经济合作成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本文从全球南方与依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并未造成依附关系，反而有助于降低非洲对北方国家的依赖，并提升其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于北方国家，中国作为数字经济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致力于通过合作赋能全球南方，并推动纠正全球发展不平等。中非数字经济合作已展现出巨大潜力，并在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以及文化产业等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然而，该合作仍面临多层面的挑战：在全球层面，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在区域层面，非洲仍面临数字鸿沟问题；在国家层面，内部阻力仍然存在；在社会层面，贫困问题和文化差异等因素也构成制约。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数字丝绸之路”为非洲实现经济多元化与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为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未来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中国与非洲应继续深化合作，充分发挥技术赋能作用，实现共同发展，共建共享数字未来。

作者：Yu Dahao, Cai Cuihong；Fudan University

来源：Política Internacional

发表时间：2026-01-15

[15] 中非数字合作赋能非洲农业可持续发展（Empower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Africa through Sino-African Digital Cooperation）

摘要：

引言： 在地缘政治格局重构、粮食安全压力加剧以及数字经济兴起的背景下，本文探讨了中非合作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研究构建了“战略—技术—制度—成果”（Strategic-Technological-Institutional-Outcome, STIO）综合分析框架，用于评估跨维度互动关系及其治理影响。

方法： 基于STIO框架，本文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并结合来自多个非洲国家的实地调研数据开展分析。研究围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平台化农业生态系统以及普惠数字金融等领域进行证据整合，以评估其作用机制与可持续发展成效。

结果： 中非数字农业合作已由单向技术转移逐渐转向一种能够共同塑造农业治理体系的战略性合作模式。研究发现，该合作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1）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基础支撑层；（2）平台化生态系统作为协调与规模化发展的推动机制；（3）普惠数字金融作为促进技术采纳与风险共担的重要工具。这些机制与农业生产率提升、小农户韧性增强以及低碳转型加速等积极成果密切相关。然而，合作仍面临诸多持续性约束，包括明显的数字鸿沟、技术本土化程度不足、数据治理体系不完善以及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讨论： 本文提出“包容性数字转型”（inclu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作为中非数字农业合作的重要指导理念，并提出四方面政策路径：多层次战略协同、适应性技术创新、混合型融资机制以及多中心治理模式。本研究为理解中非数字农业合作提供了综合性分析视角，并对南南合作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UN SDGs）的推进具有重要启示。

作者：Sun Mingsong Huaqiao University； Yu Hong； Ren Fei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来源：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发表时间：2026-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