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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定位与核心特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战略实现重大转折,从服务于“世界革命”与意识形态划线,全面转向“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国际环境”。这一时期,中非政治合作褪去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步入“冷静观察、务实调整”的轨道。中国在继续保持与非洲国家传统政治友谊、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同时,对非政策的核心诉求向“经济上的互利共赢”倾斜,经援模式从前期的“单方面无偿援助”向“互利合作、多种经营”的现代化范式转型。
重大政治活动与政策实践
1980年:见证与支持津巴布韦独立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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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在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中长期提供政治、军事与道义支持的缩影,1980年津巴布韦正式宣告独立。中国不仅第一时间予以承认并建交,更将其视为中非政党外交(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转化为国家间高度政治互信的成功典范。
1982年12月—1983年1月:赵紫阳总理访非与“四项原则”的确立
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几内亚、坦桑尼亚等非洲11国进行历史性访问。在访问期间,中国正式提出了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不仅是中非经济关系的转折点,更在政治上重申了中国绝不因国内经济重心转移而放弃中非友好的战略定力。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非经援模式的系统性改革
中国对非援助机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幅压缩了超出自身国力承受范围的无偿援助项目。取而代之的是,开始在非洲推行合资经营、劳务承包、提供优惠贴息贷款等新型务实合作模式,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使中非双边互动建立在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地基之上。
1989年风波后的政治互信检验
在1989年中国面临西方全面制裁与外交孤立的严峻时刻,广大非洲国家基于“不干涉内政”原则,普遍对中国政府采取了理解、同情与支持的立场。这一关键时期的政治声援,证明了中非政治互信在经历务实调整后依然坚不可摧,并为90年代双方在人权等多边领域的深度抱团奠定了基础。
相关学术文献
1.《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1980年以来双边合作关系分析》
摘要:近年来,中国与非洲之间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受到学者的日益重视。中国与津巴布韦的相互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对津巴布韦反对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的支持。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独立,中国与津巴布韦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中国在非洲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加深,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津合作表现在许多领域层面,如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尤其是建筑、采矿、农业、能源、交通运输、资讯科技、电讯、纺织、旅游和军事等领域。津巴布韦推行了土地改革,此举遭受到西方的批评,于是津巴布韦将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作为其东望政策的组成部分。津巴布韦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坚持了对于他国国内事务的不干涉原则,与津巴布韦的关系不断加深,中国由一个传统的援助国变为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支持者。本文主要分析研究了1980年以来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双边合作关系,全文分为五个章节: 第一章是背景介绍。失去西方的援助对津巴布韦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最近几年,中国已成为津巴布韦最大的投资者、贸易伙伴和援助国。回顾中国和津巴布韦相互关系的历史对本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其对中津当代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津巴布韦独立后,中津关系的历史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0年至1999年,第二个阶段是从2003年至今。第一章提出了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2000年以来,中国与津巴布韦关系不断加强最终导致了2003年东望政策提出的原因和动力是什么?这是津巴布韦国内和国外因素相结合所导致的结果吗?另外一些问题是:在1980年之前,中国和津巴布韦是否存在关系?它与现如今的中津关系是否有明显的不同?中国是何时参与到非洲事务之中?中国对津巴布韦经济发展的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从津巴布韦的发展中所获得收益是什么?中国的捐助是如何被津巴布韦政府所接受的?加强与中国的合作,能否帮助维持津巴布韦经济的稳定?中国与津巴布韦双边合作的经验与教训是什么?中国对津巴布韦或者非洲的援助与西方国家的援助有何不同?在这一章提出了研究的目标、理论假设、研究的关键词,并对本课题的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本研究应用了数据收集的研究方法,以依附理论为研究的理论框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依附是“国家或国际行为体之间在国际贸易的资金、商品、劳动力、信息等流动上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此外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还指出,当前国际体系的特点是相互依存、共同的责任和彼此依赖,这点在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上体现的很明显。全球化的推动使得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中国和津巴布韦彼此互助的战略定位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相互依存的关系。 第二章是自1980年到1999年中国与津巴布韦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津巴布韦和中国的政治与外交关系由此开始。中国和非洲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中国支持了非洲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对非洲提供了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中非关系不断加强,尤其是成立于2000年10月的中非合作论坛成为了双方合作的官方平台。中国支持津巴布韦总统Mugabe的非洲民族联盟(ZANU),民盟成立于1963年,致力于津巴布韦的解放运动与受苏联支持的Joshua Nkomo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是一种对抗关系。ZANU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大量援助,其成员也被派往中国接受训练。中国成为了津巴布韦解放斗争的重要支持力量。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实现独立,中国与津巴布韦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和津巴布韦合作的第一阶段(1980-1999年),中国和津巴布韦政府签署协议,从经济技术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向津巴布韦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例如哈拉雷国家体育场就是中国向津巴布韦援建的重大建设项目之一。津巴布韦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不断扩大,不仅在外交领域而且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双方的关系都得到了不断加强。双方的合作强调共赢,这种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快的发展态势。 第三章深入研究了中国与津巴布韦关系不断加强的原因。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造成了其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这促使了津巴布韦去寻求中国这一强有力的伙伴的支持。土地问题对津巴布韦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殖民时代,津巴布韦的原住民被剥夺了土地并被驱逐到Gwaai和Shangani这些土地贫瘠的地区。2000年初土地改革达到高潮,政府从白人农场主手中收回土地,重新分配给津巴布韦黑人。土地改革争论的焦点是根据1979年的Lancaster House协定,由英国提供赎买土地的资金。到2002年,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赢得了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但是西方却对此改革表示了反对。英国、美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家和组织认为它违背了法律准则,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违反了民主原则和缺乏透明度,因此要求制裁津巴布韦,削减对津巴布韦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取消津巴布韦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般资源的资格,并且将它从贫困与增长贷款的国家名单中删除,发出了解除与津巴布韦合作的正式声明,暂停了对津巴布韦的所有技术援助。但是西方的制裁最主要的却是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第三,津巴布韦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斥,导致了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影响到许多部门的发展。尽管津巴布韦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经济危机导致了国内失业率的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不断恶化,人才流失、卫生医疗水平下降、贫困人口不断增加。第四,中国对土地改革的支持是津巴布韦加强与中国伙伴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力量之一,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努力呼吁解除对津巴布韦的制裁,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表决中对津巴布韦表示了支持。因土地改革而遭受西方制裁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出现的津巴布韦,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寻求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来应对西方的反对。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津巴布韦推行东望政策,寻求中国的支持。此举加强和深化了中津关系,中津双边合作关系进入了第二阶段。 第四章是分析中国与津巴布韦双边合作关系的第二阶段。自2003年至今,中津双边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中津双边合作有了强化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津巴布韦重新制订了其关注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为中非关系的加强注入了新的动力。2006年公布的一份名为“中国的非洲政策”的官方文件阐释了中国与非洲双边政治经济合作的目标是建立与非洲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外交政策长期坚持的原则。西方国家与津巴布韦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津巴布韦重新制订其外交政策,在2003年制订了加强与亚洲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合作的东望政策。东望政策通过深化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双边合作关系,解决津巴布韦国内的经济问题,打破西方对津巴布韦的封锁。津巴布韦的东望政策,使得中津签订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投资和合作协议,而津巴布韦也毫不动摇地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及中国的其他核心利益。本章分析了中国在津巴布韦的投资项目,如建筑行业、采矿、农业、能源、运输、资讯科技及电讯、纺织、旅游和军事。津巴布韦投资中心(ZIC)报告称中国的援助项目总价值约有5.30—6亿美元,到2008年中国已成为津巴布韦最大的投资者。东望政策为津巴布韦各个部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愿意资助津巴布韦大型项目的建设,例如中国机械制造国际公司帮助津巴布韦进行煤矿开采以及援助建设三个燃煤火力发电站以减少津巴布韦的电力短缺。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加强,中国已成为津巴布韦最大的贸易伙伴。本章还着重分析了东望政策以及中国的不干涉原则的影响。中国主张津巴布韦和非洲大陆是一个整体,对于他国内部的事务不能随意加以干涉。东望政策获得了中国的积极响应,在安理会上,中国(以及俄罗斯)采取行动,阻止除呼吁和解外任何对津巴布韦实施的联合国或安理会决定。中国与津巴布韦加强在诸多关键部门的合作,反映出了双方的互信、互利、平等、互信、合作共赢以及文化交流的共同诉求。中国对津巴布韦的援助获得了津巴布韦的广泛认同,中国通过投资、贷款、捐助、改善基础设施、发展贸易关系,加强了同津巴布韦的经济联系。在中国的援助下,哈拉雷成为了世界第二大铂金(含有40种贵金属的矿物)产地,中国企业也推动了津巴布韦矿石开采业以及养殖业的发展。通过东望政策,津巴布韦着力寻求东方尤其是中国作为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盟友,同时津巴布韦也与其他国家,如巴西、印度、伊朗和俄罗斯发展了合作,但与中国的合作是津巴布韦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 第五章是结论部分。本章讨论了中国与津巴布韦关系的核心问题,例如劳动、就业问题,中国商品对津巴布韦本土产业的冲击,中国与津巴布韦在语言上的交流障碍等等。虽然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双边关系存在着种种考验,但是双方都可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加强彼此的合作。最后,文章对中国与津巴布韦双边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自2000年中津关系的不断强化与发展推动了“东望政策”的形成,中国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对津巴布韦的支持,以及西方对津巴布韦的封锁与制裁加强了中国对津巴布韦的意义,也加强了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合作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合作关系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与津巴布韦将会保持长期的亲密合作关系。
作者:马如莎(吉林大学)
来源: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发表日期:2012-06-01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非洲的成功实践》
摘要:70年前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非洲国家形成共鸣,并得到成功实践,由此成为中国对非政策的基石和处理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在开展与非洲国家关系时始终坚持并不断发扬这一原则,中国领导人先后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同非洲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1954年),中国对非合作“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1983),新时期对非关系“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的四项准则(1996年),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在2000年与非洲国家共同创建了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非关系与中非合作中得到了更好的践行。
来源:《世界知识》
发表时间:2024年
3.《中国对非援助70年——理念与实践创新》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开始对非援助,并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最重要的内容。70年来,根据中非双方不同的发展诉求,中国对非援助的指导思想也相应调整。从万隆会议后大力支持非洲国家民族自强,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点推动中非双方的平等互利与共同发展,再到十八大后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首访非洲提出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对非援助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在援助理念上,中国对非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尊重受援国自主发展是对西方主导的功利化援助的突破。在援助实践上,不同于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对外援助延续宗主国影响的做法,中国对非援助从非洲国家的发展现状和需求出发,在国别援助政策设计上主动与非洲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以最大限度呼应受援国的发展诉求;在援助领域上侧重于提升生产能力以培育自主发展能力;在管理模式上,将项目管理与资金管理分离以避免腐败和道德陷阱。如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对非援助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超越中非关系的范畴,影响着全球发展治理格局的变革。面对新的时代要求,中国对非援助应该在总结和继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新突破。
来源:《国际展望》
发表时间:2019年
4.《中非合作的发展历程及动因研究》
摘要:中国与非洲虽相距遥远,但已有悠久的交往史。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非关系翻开了新的篇章。出于拥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几乎相同的历史任务,中非友好合作关系自上世纪50年代一经建立,历经半个世纪的国际风云变幻,始终稳固推进,历久弥坚。冷战结束以来,中非合作模式逐渐改变了过去以政治合作为主,经济方面的合作以中方向非洲国家提供单方面的援助且主要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格局,变为政治与经济合作并重,以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为主。合作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逐渐淡化,合作层次、方式与途径日益丰富多样。中非合作历经国际风云变幻,几经变迁而演化为现今的状态。其发展演进既受到历史规律推动作用的影响,又受到现实发展基本要求的制约;既有其内部的决定因素,又有其外部的条件因素。但归根结底,中非合作的演进是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的作用下,随着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及时代主题的不断变换,最终由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博弈变化而决定的。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发表时间:2011年
5.《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
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从百年以上的时间维度来观察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变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也伴生着百年未有之不确定性,新旧力量和大国格局的改变必然带来大震荡和大调整。中国与非洲作为“新南方”发展中国家团结的最坚强力量,在百年大变局的国际格局大调整过程中迫切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展现团结的力量,发出共同的声音,通过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来把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定位与力量。中国与非洲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程中不仅具有坚实的历史基础、道义基础和共同的价值观理念,而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又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赋能具有了更坚实和广阔的发展条件和上升空间。
作者:贺文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非洲研究院)
来源:《当代中国与世界》
发表日期: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