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别概况
1. 区域地位与发展基础
乌干达位于非洲大湖地区与东非交界地带，是连接东非、中部非洲和大湖地区的重要国家。大湖地区通常包括环绕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和基伍湖周边的国家，其中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是直接相关国家。该地区人口密集、族群关系复杂，同时拥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和丰富自然资源，长期以来是非洲地区政治互动和安全博弈的重要区域。 乌干达处于这一地缘网络中心，与刚果（金）、卢旺达、南苏丹、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国相邻，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不仅影响国内社会，也与大湖地区整体和平进程密切相关。
作为东非内陆国家，乌干达长期依赖区域交通网络参与国际贸易，其经济发展与周边国家联系紧密。特别是肯尼亚蒙巴萨港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等印度洋出海通道，对乌干达对外贸易具有重要意义。乌干达与东非共同体（EAC）的区域合作进一步增强了其在东非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使其能够通过区域市场扩大贸易和投资机会。从区域发展角度看，乌干达虽然缺乏直接出海口，但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连接东非沿海地区、大湖地区和中部非洲的重要节点。
乌干达的发展基础具有明显的农业经济特征。农业长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人口依赖农业生产维持生计。农业不仅承担粮食供应功能，也是农村就业和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推动产业多元化，是乌干达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然而，农业生产仍受到技术水平、基础设施不足、市场连接有限等因素制约，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仍面临较大压力。
与此同时，乌干达的发展基础也受到其复杂政治历史的深刻影响。独立后，乌干达经历了长期政治动荡，20世纪70—80年代的独裁统治、军事政变和内战造成严重社会破坏。魏翠萍指出，独立后的二十多年间，乌干达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冲突不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族群关系紧张。 1986年全国抵抗运动（National Resistance Movement, NRM）执政后，穆塞韦尼政府通过建立“无党政治”体制，试图弱化党派竞争和族群政治，推动国家重建。该体制在恢复政治秩序、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包括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基础教育、改善妇女地位以及加强艾滋病防治等。
从发展式和平视角看，乌干达的发展基础不仅包括经济资源和区域区位，也包括长期国家重建过程中形成的治理能力。穆塞韦尼政府时期建立的国家稳定框架，为经济恢复和公共治理提供了一定条件。然而，这种稳定更多依赖国家权威和政治控制，其长期可持续性仍取决于制度建设、社会包容和地方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2. 发展挑战与和平稳定压力
乌干达面临的发展挑战首先来自后冲突国家遗留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虽然1986年全国抵抗运动上台后结束了长期大规模政治动荡，但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和历史矛盾仍然存在。乌干达政治发展过程中，南北地区之间长期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差异，北部地区尤其受到长期武装冲突影响。魏翠萍指出，乌干达历史上的政治冲突与南北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动荡导致严重社会创伤。其中，北乌干达长期受到“圣灵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 LRA）冲突影响，是国家和平建设中的重要挑战。Tshimba对北部阿乔利地区（Acholiland）的研究指出，虽然政府军与LRA之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已经结束，但战争遗留的社会关系破裂、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矛盾以及转型正义问题仍持续影响当地和平。 研究进一步指出，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和平建设完成，后冲突社会仍需要持续处理历史记忆、社区关系修复以及社会重新融合等问题。
土地问题是乌干达发展与和平稳定面临的另一项重要压力。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资料，也是身份认同、地方权力关系和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基础。Baligira对西部基巴莱地区的研究指出，该地区土地冲突源于殖民时期形成的土地所有权结构、人口迁移以及不同土地权利体系之间的竞争。1900年《布干达协定》导致大量土地被分配给来自布干达地区的酋长和精英，而当地巴尼奥罗居民则认为自身拥有传统土地权利，由此形成长期土地争议。 此外，大规模人口迁入进一步加剧土地竞争，移民获得土地以及土地权利政治化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暴力冲突的发生。土地问题之所以具有和平安全意义，在于其连接了经济发展、生计保障和社会关系。对于大量依靠农业维持生活的农村人口而言，土地权利的不确定性可能直接影响家庭收入和社会稳定。基巴莱案例显示，当土地所有权制度、地方人口流动和政治竞争相互结合时，经济资源问题可能转化为身份冲突和政治动员问题。 因此，完善土地治理、保护农村居民权益以及提升地方治理能力，是乌干达实现长期和平的重要条件。
此外，国家治理能力和政治包容性仍是乌干达和平稳定面临的重要议题。穆塞韦尼时期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全国抵抗运动的组织能力和国家控制能力，但随着多党政治恢复，政治竞争加剧，国家治理面临新的挑战。魏翠萍指出，进入21世纪后，抵运内部出现分化，反对党力量增强，推动乌干达重新实行多党竞争体制。2005年全民公决决定恢复多党制，乌干达政治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这一变化提高了政治参与空间，但也增加了国家协调社会利益和维持政治稳定的复杂性。
从区域层面看，乌干达的和平环境还受到大湖地区复杂地缘政治关系影响。胡洋指出，大湖地区国家间关系长期受到国家利益、族群关系和地缘战略互动影响，族群问题不仅是国内治理问题，也会通过跨境联系影响地区安全。 乌干达历史上曾参与刚果（金）等地区冲突，其区域角色使其国内安全与周边国家局势密切相关。
二、中国与乌干达的发展式和平合作实践
1. 政治互信与和平发展合作基础
中国与乌干达的发展合作建立在长期政治互信基础之上。两国于1962年乌干达独立后不久建立外交关系，此后双边关系经历国际环境变化和乌干达国内政治转型，但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周霜指出，中乌政治交往经历了建交初期的关系建立、冷战时期的调整以及21世纪以来全面合作深化等阶段，两国关系逐渐从传统外交往来扩展至经济、社会和发展合作领域。
中乌政治关系的发展为双方开展发展合作提供了制度基础。20世纪60年代，中国即开始与乌干达开展经济和政治交流，双方合作虽然受到乌干达国内政治动荡影响，但并未中断。相关研究指出，毛泽东时期的中国较早承认独立后的乌干达，并通过援助、贷款和外交支持等方式开展接触。 随着乌干达进入国家重建和经济发展阶段，中乌合作逐渐由政治支持转向更加注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合作。
进入21世纪后，中乌关系进一步融入中非合作整体框架。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推动双方在基础设施、农业、医疗卫生、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开展合作。相关研究认为，中国与乌干达关系的发展并非单纯基于援助关系，而是在双边外交、经济联系和地区合作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多层次互动体系。中国对乌发展援助不仅涉及具体项目，也嵌入乌干达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之中。
2. 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能力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参与乌干达发展式和平实践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交通、电力和城市基础设施不足限制了乌干达经济增长和区域互联互通能力。中国通过融资、工程建设和企业参与等方式支持乌干达基础设施发展，推动经济活动连接、市场扩展和国家发展能力提升。
交通基础设施合作尤其具有代表性。近年来，中国企业参与了坎帕拉—恩德培高速公路、恩德培国际机场扩建等项目，这些项目旨在改善乌干达首都地区交通条件，加强国际联通能力。相关研究指出，中国支持的道路建设主要体现为“硬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工程项目改善交通条件，为经济活动和区域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在乌干达道路部门，中国参与主要集中于道路建设和工程实施，而传统援助方更多关注制度建设、政策改革和治理体系，这形成了不同发展主体之间相互补充的合作格局。
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看，基础设施合作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社会稳定意义。交通网络改善能够降低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提高农村和边远地区进入市场的机会，并增强国家内部空间联系。对于乌干达这一内陆国家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升区域贸易能力，加强其在东非共同体中的经济联系。
同时，基础设施合作也反映出发展合作中的治理挑战。部分研究指出，中国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规划不足、透明度不足以及地方社区参与不足等问题。以坎帕拉—恩德培高速公路和恩德培机场扩建项目为例，相关研究认为，项目预期收益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一定落差，这与乌干达自身国家能力、项目管理和治理体系问题密切相关。 因此，从发展式和平视角而言，基础设施合作的长期效果不仅取决于资金和工程投入，也取决于东道国制度能力、公共治理和社会参与程度。
3. 医疗卫生合作与社会韧性建设
医疗卫生合作是中国与乌干达发展式和平实践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之一。卫生合作不仅直接改善民众健康状况，也通过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培养医疗人才和增强社会韧性，为和平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中国对乌干达医疗卫生援助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3年，中国向乌干达派遣第一批医疗队，标志着中国对乌发展援助卫生合作正式开始。此后，中国对乌卫生援助主要包括派遣医疗队、提供药品和医疗设备等形式。 随着中非合作深化，合作领域逐渐扩展至医院建设、疾病防治、人员培训等更加综合的发展合作模式。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对非卫生援助已经从单纯医疗服务提供，逐渐发展为包括医疗设施建设、设备援助、人员培训和卫生体系支持在内的综合模式。
中国援乌医疗队是中乌卫生合作的重要载体。通过长期驻乌医疗服务，中国医生不仅参与疾病诊疗，也与当地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医疗知识交流和技术转移。姜如璋等研究指出，中国对乌医疗卫生合作正在尝试加强与当地医疗机构和社区的结合，但其可持续发展仍受到乌干达医疗体系依赖外部援助、人员结构以及语言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
除医疗服务外，中国援助还关注乌干达卫生能力建设。例如，中国援建的中乌友谊医院等项目不仅提供医疗设施，也成为双方卫生合作的重要平台。相关研究指出，该医院作为中国援非医疗合作项目的一部分，同时嵌入乌干达自身卫生体系布局以及中非卫生援助整体体系之中。
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看，医疗卫生合作体现了“以发展促和平”的路径。健康水平提升能够降低社会脆弱性，提高人口发展能力，并增强国家面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治理能力。特别是在非洲部分国家公共卫生资源不足的背景下，卫生合作不仅是人道主义支持，也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与乌干达合作模式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从“无党政治”到多党民主——乌干达政治体制演变探析》
摘要：穆塞韦尼领导的全国抵抗运动在政治上独树一帜,建立并长期维持了”无党政治”体制,使乌干达形成了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被西方视为非洲经济发展的典范。进入21世纪,抵运内部分裂,组成反对党,要求恢复多党民主,从而引发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骚乱。考虑到国内政治形势,同时在西方以撤资和停止援助等形式为特点的要挟下,抵运同意实行多党制。乌干达比较顺利地过渡到多党体制,乌干达的政治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长期执政的抵运将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
作者：魏翠萍
发表日期：2009
2. 《Peace, Security and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the Great Lake Region of Africa》
摘要：非洲大湖地区的主要特征包括抗议政治、有限或不完全的民主化、政治合法性不足以及经济增长不稳定。大湖地区问题国际会议（ICGLR）的成员国包括布隆迪、安哥拉、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苏丹、南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其中许多国家都曾在不同时期经历政治暴力和流血冲突。尽管部分国家在推进选举民主、环境保护与和平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整个地区长期存在的高强度暴力仍导致了内战、外部入侵、种族灭绝、独裁统治、政治不稳定和发展不足等严重后果。迄今为止，地区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和平、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参与式民主方面所作的努力，并未取得充分成效。本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对大湖地区冲突成因的复杂性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考察这些冲突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及其深层后果。作者认为，与地区冲突相关的非共识性行动，以及受到“野蛮”资本主义行为体支持的权力斗争，阻碍了地区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努力。因此，本书主张从区域主义视角和新现实主义政治框架出发，探索新的政策体系，以推动大湖地区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和平。
作者：Lumumba-Kasongo, Tukumbi.
发表时间：2017
摘要：在非洲国家间的地缘关系中,通常存在两个行为主体,即国家行为体和族群行为体。非洲地缘关系的发展演变,既有国家地缘战略的影响,又离不开族群问题的作用。非洲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常常以族群问题作为干预手段,族际冲突也因此越演越烈。族群问题的恶性发展,会反作用于地缘关系,令地缘关系与族群问题呈现出双向互构的态势。以非洲大湖地区为研究案例,将大湖地区的地缘关系变动情况分为三个时间段,从历史的维度对非洲地缘关系与族群问题的关联性和互动机制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在大湖地区的稳定期、冲突期和重建期,地缘关系格局、地缘政治博弈、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分别对族群问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族群问题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大湖地区国家的地缘战略和地缘关系。
作者：胡洋
发表日期：2019
摘要：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举行,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既重视与非洲多边关系的发展,也注重同非洲国家双边关系的推进。目前,急需系统梳理和审视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现状、特点、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详细地梳理了中国与东非的一个小国——乌干达的政治交往情况,探讨两国政治交往的特点、成效、不足,并就如何保持中国和乌干达政治关系的良好发展态势,提出笔者的看法。本文综合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与实证研究法,在吸收现有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回顾从中国和乌干达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和乌干达政治交往发展历程,以期对两国的政治交往有整体和宏观的把握;其次,分别从中国和乌干达首脑外交、行政机构交往、立法机构交往和政党交往的角度,对中国和乌干达政治交往的特点、成效、不足及应对作深入地分析;最后,期望通过前文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和乌干达政治交往的经验与不足,并对两国未来的政治关系进行展望。回顾中国和乌干达政治关系发展历程,可以得出:首脑外交更加密切;行政机构的政治交往规格更高;立法机构的政治交往逐渐兴起;政党交往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当然,中国和乌干达的政治交往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两国在经济体量、国土面积、国际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就中国和乌干达首脑外交而言,中国方面有失信的行为,在以后的首脑交往中,中方要做到“真、实、亲、诚”;就中国和乌干达行政机构交往而言,西方认为中国宣传“中国模式”,两国在政治往来的过程中要避免受其影响;就中国和乌干达立法机构交往而言,交流不频繁、实质性合作少,今后可以多往来多合作多交流;就中国和乌干达政党交往而言,中国和乌干达政党交往的形式单一,在今后可以朝着机制化方向发展。
作者：周霜
发表日期：2020
摘要：本文评介Barney Walsh于2022年出版的《乌干达在中非关系中的能动性：穆塞韦尼总统与中国在东非的外交政策》。该书以“非洲能动性（African agency）”为核心视角，突破将非洲国家视为中非关系中被动接受者的传统认识，强调乌干达政治领导人及国内政治力量能够主动利用中国的参与来实现自身政治、安全与地区战略目标。书中以乌干达为主要案例，并重点围绕反恐和石油投资两个安全与发展议题，分析穆塞韦尼政府如何利用中国在乌干达及东非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存在，巩固国内政治地位，并扩大乌干达在东非共同体及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作者进一步将中乌关系置于东非区域政治背景中考察，认为中国参与并非单纯作用于乌干达国内发展，而会不可避免地嵌入东非既有的地区安全、经济一体化和国家间关系。中国在反恐、石油和区域发展等领域的参与，为穆塞韦尼政府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和行动空间，使其能够强化乌干达在东非安全与发展议程中的地位。由此，中非关系的实际结果并非由中国单方面塑造，而是中国政策与非洲国家自身政治目标相互作用的产物。该书同时对中国坚持的不干涉原则进行了更复杂的讨论。作者认为，中国虽然强调主权和不干涉，并支持非洲区域组织，但实际合作仍较多通过国家层面展开，对区域组织的支持具有一定选择性。这说明中国在东非的参与既受到自身外交原则影响，也受到非洲国家权力结构和地区政治现实的塑造。 总体而言，该书的重要贡献在于强调乌干达并非中国外交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能够主动利用中西方等不同外部伙伴之间的关系，为自身政治、安全和地区战略服务。由此，中乌合作应被理解为中国参与、乌干达主体性与东非区域政治相互作用形成的动态过程，这也为分析中国发展合作如何嵌入非洲国家自身的发展与安全战略提供了重要视角。
作者：
发表日期：2022
6. 《When Friendship Comes First: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id for Health in Uganda》
摘要：这本富有启发性的著作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考察了中国对非洲的对外援助，尤其关注中国在乌干达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援助。本书深入分析了中国如何选择援助对象国家和地区，并详细呈现了工作在援助一线的人员如何具体开展和实施援助项目。作者综合运用既有研究成果、参与式观察、访谈以及其他实地调研资料，系统梳理了过去三十余年来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的演变过程、当前实施方式及其实际意义。其中，中国援建**中乌友好医院（China-Uganda Friendship Hospital）**等标志性项目被作为重要案例，用以呈现中乌医疗卫生合作从医疗队和物资援助逐步向医疗设施建设、卫生能力提升等更加多元化形式发展的过程。此外，本书还将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其他国家的援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不同援助理念和实践方式之间的异同。总体而言，该书以乌干达医疗卫生合作为具体案例，为理解中国对非发展援助的运行机制、基层实践及其长期演变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经验材料，也为考察医疗卫生合作如何影响受援国公共服务和发展能力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Qiu, zeqi
发表日期：2019.11.22
摘要：中国主导的发展合作如何改变非洲的制度与治理建设进程？这一领域传统上一直是西方发展干预的重要对象。本文以乌干达道路部门为研究对象，尤其关注其主要执行机构——乌干达国家道路管理局（Uganda National Roads Authority，UNRA）。作者认为，中国在乌干达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并没有取代或削弱传统援助方在部门制度建设中的作用。中国的参与主要表现为中国建筑企业以追求利润的承包商身份参与道路项目。这些企业更加关注项目的快速实施和工程建设，而不是系统性地介入或塑造东道国道路部门的治理体系。与此同时，与中国相比，传统援助方的发展融资仍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后附加条件时代”（post-conditionality regime），传统援助方在项目设计、实施和监督方式上与中方存在明显差异。这些特点使传统援助方能够继续深度嵌入乌干达道路部门的制度改革，并长期参与相关国家机构的治理能力建设。由此，中国与西方发展行为体在乌干达道路部门逐渐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分工”（tacit division of labour）：中国主要集中于道路等“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传统援助方则更多关注部门治理、制度改革和公共政策等“软件”领域。两种具有不同侧重点的发展合作同时存在，使乌干达政府能够根据具体议题在不同外部合作伙伴之间进行选择和利用，从而形成一定的议题性自主性（issue-specific agency）**，服务于本国道路部门的发展。不过，作者也指出，这两种发展合作模式并存并不必然带来更加良好的治理结果。相反，中国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传统援助方推动的制度治理在共同作用于乌干达发展进程的同时，似乎也为乌干达政治领导层日益增强的威权主义倾向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本文表明，中西方在乌干达的参与并非简单的竞争或替代关系，而更表现为一种在“硬基础设施建设—软制度治理”之间形成的功能性分工，其实际政治与发展效果则受到乌干达自身政治结构和国家能动性的深刻影响。
作者：Hang Zhou
发表日期：2022.01
8. 《Contesting the imagined futures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Uganda》
摘要：本文批判性考察了中国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在乌干达产生的影响，重点关注项目开发过程中出现的紧张关系与冲突。文章指出，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所预期的发展收益往往受到质疑，并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不同形式的集体抵制。研究结合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与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跨学科分析框架，以中国支持的两个代表性基础设施项目——坎帕拉—恩德培高速公路（Kampala-Entebbe Expressway，KEE）和恩德培国际机场扩建项目（Entebbe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pansion Project）——为案例展开分析。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乌干达较弱的国家能力导致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在规划和执行过程中存在不足，使项目最终未能完全达到原有预期。作者认为，社会不满的重要来源在于基础设施项目所承诺的未来发展愿景与实际产生的效果之间存在落差。这种差距与乌干达国家在有效治理和项目管理方面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密切相关。国家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腐败问题突出、透明度与问责机制不足、对人权保障重视不够、风险评估不充分以及相关法规执行不力等。与此同时，项目实施过程中社区参与有限以及地方诉求未能得到充分回应，进一步加剧了相关社会政治矛盾。这些问题逐渐表现为公众对政府和基础设施发展模式的失望，并通过反复出现的抗议活动体现出来。
作者：Abdou rahim, lemaa and Joel Odotab
发表日期：2025
摘要：如何实现可持续性是中国对非洲医疗卫生援助与合作领域的重要议题。随着中国对非医疗卫生援助与合作步入新阶段，可持续性目标的实现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总结已有成功经验和阻碍因素对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考察当前中国对乌干达的医疗卫生援助与合作现状后发现，中方积极尝试与当地医疗机构合作以融入当地社区。但当前乌干达公私割裂且依赖外部援助的医疗体系、中国医疗队的人员结构和中乌间的语言文化壁垒等限制了可持续性的进一步提高。基于中乌双方官方政策文件和调研，本文建议支持并协助乌方建立自主的医疗卫生体系，重点关注妇幼保健、青年健康和慢性病等领域，增强文化交流，为中乌、中非医疗卫生援助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助力。
作者：姜如璋，富晓星，季健，卢一杭，冷志伟
发表日期：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