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机构
联合国难民署是联合国体系内负责保护因战争、冲突和迫害等原因被迫流离失所者的重要人道主义机构，主要服务于难民、寻求庇护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和无国籍人士。在非洲，UNHCR的工作贯穿强迫流离失所的不同阶段，从危机发生后的紧急保护与救助，到长期安置、社会融入和可持续解决方案。紧急情况下，其主要提供住所、清洁饮水、食品、医疗等基本生活支持，并特别关注老人、无人陪伴儿童、孕妇等脆弱群体。
在长期流离失所情境下，UNHCR的工作逐渐由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延伸至生计恢复、经济融入和社会保护。机构通过促进就业和劳动市场准入、金融服务、农业与粮食安全以及减贫项目，支持难民提高自立能力，同时推动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群体进入所在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护体系。UNHCR尤其强调将自身援助与政府主导的社会保护制度衔接，以减少长期依赖临时性人道主义救助，并使难民和东道社区共同受益。在非洲实践中，UNHCR还将紧急人道主义响应与长期发展解决方案相结合，通过现金援助、生计支持、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经济融入等方式帮助流离失所群体恢复生活，并与政府、国际发展机构及社会组织合作改善东道社区的承载能力。综上，UNHCR的代表性在于其工作连接了“紧急救助”与“长期社会发展”两个层面：一方面通过保护和基本生活援助缓解战争、冲突和流离失所造成的突发性社会脆弱；另一方面通过生计恢复、社会保护和经济社会融入增强难民及东道社区的自立与应对风险能力。
世界粮食计划署是联合国系统开展多边粮食援助的重要机构，由联合国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创办，1963年正式开展业务，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其宗旨是以粮食援助为重要手段帮助受援国改善粮食保障能力，减少饥饿和贫困，主要工作涵盖紧急援助、救济与恢复、发展援助等领域。在人道主义援助与社会发展领域，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工作并不限于危机时期的粮食救济，而是逐渐将紧急援助与长期粮食安全、营养改善和发展能力建设结合起来。在冲突、灾害和气候变化等危机发生时，WFP通过粮食援助满足受影响群体的基本生存需求；在长期发展层面，则重点关注社会保护和安全网、学校供餐、营养与食品强化、小农发展、农村减贫、灾害风险管理、气候适应以及应急准备等领域。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也是WFP推动长期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WFP支持发展中国家围绕粮食和营养问题交流知识、经验、技能、资源和技术，并通过培训、管理支持和技术系统等方式促进发展经验共享。其合作尤其关注学校供餐等社会保护措施、小农与市场连接、农村发展和扶贫、减少灾害风险以及应急准备，同时加强政府、区域组织、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WFP的实践体现出从紧急粮食救助向长期社会发展和风险应对能力建设延伸的特点：危机时期通过粮食和营养援助保障基本生存，长期则通过社会保护、减贫、小农发展和灾害风险管理等方式改善粮食安全并增强社会应对冲击的能力。WFP自身也将其工作表述为向受冲突、灾害和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提供粮食援助，并帮助其走向“和平、稳定和繁荣”。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中立、独立的人道主义组织，主要致力于保护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影响民众的生命与尊严，并向其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其职责根植于国际人道法，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中坚持人道、公正、中立和独立原则，通过与冲突各方及有关当局开展对话、促进国际人道法得到尊重，以及直接开展保护和援助行动，减轻战争对平民、伤病人员、被拘留者和其他受影响群体造成的伤害。在非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长期活跃于受到武装冲突和暴力影响的地区，其工作不仅包括紧急人道救援，也涉及维持受冲突影响社区的基本生活条件。具体实践涵盖食品和基本生活物资援助、医疗卫生、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住所、恢复家庭联系、减少武器污染风险以及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等。例如，在埃塞俄比亚，ICRC与埃塞俄比亚红十字会等伙伴合作，为受冲突影响的脆弱群体提供人道服务；在利比亚，其工作还涉及支持医疗康复机构以及改善受多年冲突影响社区获得水、卫生和医疗等基本服务的条件。
经济安全与生计恢复是ICRC连接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与长期社会恢复的重要领域。ICRC将“经济安全”界定为个人、家庭或社区能够以可持续且有尊严的方式满足食物、住所、卫生、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的能力。针对受冲突影响的群体，其行动既包括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等紧急救济，也包括现金援助、种子和农业工具、技能培训、农业与畜牧业支持等生计项目，并通过加强当地机构能力改善相关服务。2025年的行动中，ICRC继续在苏丹、南苏丹等非洲地区向流离失所者、返乡者和收容社区提供现金与生计支持，以帮助家庭恢复一定程度的自给能力。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会联合会成立于1919年，是由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组成的国际人道主义网络，目前拥有191个成员国家红会，并通过全球秘书处和超过1800万名志愿者开展工作。IFRC与各国红十字会、红新月会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共同构成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与主要聚焦武装冲突及其他暴力局势的ICRC相比，IFRC的工作重点更多集中于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及其他人道主义危机发生前、发生期间和发生后的救助与恢复，通过支持各国红会开展本地化行动，改善脆弱群体生活并增强社区应对危机的能力。在非洲，IFRC依托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形成广泛的基层人道主义网络，其工作涵盖灾害应急、粮食安全与生计、公共卫生、饮水与环境卫生、气候风险、人口流动以及社区韧性建设等领域。国家红会及其基层分支和志愿者通常直接扎根当地社区，在灾害发生时能够较早参与救援，并在紧急阶段结束后继续提供长期服务。IFRC则通过资金、技术、人员培训、行动协调和国家红会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这些本地人道主义行动。
IFRC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紧急人道主义救助与灾后恢复、长期生计和社区韧性建设相衔接。在粮食安全和生计领域，其行动大体贯穿三个阶段：危机发生期间通过现金和实物援助保障食品获取并保护基本生计；恢复阶段帮助家庭和社区恢复资产、生产能力和生计方式；长期则通过农业生产、就业、创业以及气候适应型生计等方式增强家庭抵御未来冲击的能力。《2030战略》进一步强调，人道主义行动不应仅帮助个人和社区承受危机，还应增强其预测、应对和快速恢复能力，并关注气候与环境危机、健康不平等、人口迁移和社会包容等长期挑战。
IFRC的工作不仅针对灾害、疫情和粮食危机造成的即时人道需求，也通过恢复生计、加强基层卫生服务、提升地方人道机构能力和社区防灾能力，降低家庭和社区面对下一次危机时的脆弱性。国家红会能力建设本身也是IFRC的重要工作，通过提升成员红会的组织、项目、治理和长期服务能力，使人道主义行动更多由当地社会主体持续开展。
国际移民组织是联合国体系内处理移民和人口流动问题的重要国际组织，其工作对象涵盖移民、境内流离失所者、返乡人员以及受到冲突、灾害和其他危机影响的社区。围绕人口流动，IOM的工作不仅涉及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也包括危机时期的人道主义援助、流离失所应对、灾害风险管理以及危机后的恢复与持久解决方案。在非洲，冲突、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经济社会脆弱性相互交织，使强迫流离失所和不安全移民成为其重要工作领域。IOM最新的《2025—2029年非洲战略》因此将解决流离失所问题作为主要优先事项之一，并强调从单纯的危机响应进一步转向预防、早期行动和长期解决方案。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IOM主要面向因冲突、灾害和人口流动陷入困境的群体提供紧急支持，并通过流离失所监测、基本生活援助、住所、饮水与环境卫生、医疗卫生和保护等措施回应危机造成的即时需求。与此同时，其工作并不止于紧急救助，而是进一步关注流离失所者、返乡者和东道社区能否恢复正常社会经济生活。在非洲相关行动中，IOM通过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现金援助、职业培训、生计项目和经济恢复等方式促进受影响群体逐步实现自立，并将返乡、当地融入或迁移安置等纳入持久解决方案。
社区稳定是IOM连接人道主义援助与长期社会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其重点并非仅针对流离失所者个人提供援助，而是同时改善受到人口流动影响的返乡社区、东道社区和其他脆弱社区的基本服务、生计机会和社会关系。IOM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津巴布韦等国的实践表明，社区稳定项目通过社区参与和地方政府主导的规划，帮助受流离失所危机影响的社区降低脆弱性和援助依赖，并逐步转向恢复和持久解决方案。在非洲之角等地区，其相关行动进一步包括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气候适应型生计、职业培训和社会安全网，并通过社会凝聚活动降低返乡者、移民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
IOM的非洲战略明确提出加强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行动之间的整合，并通过基本服务、生计恢复、社区主导的发展、地方能力建设和社会凝聚等措施增强流离失所者及受影响社区的韧性。例如在苏丹等受冲突和大规模流离失所影响的地区，相关项目将供水、卫生、医疗和教育设施恢复与社区参与、社会和解、生计恢复相结合，以缓解资源竞争和社会分化造成的压力。
国际救援委员会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组织，成立于1933年，主要面向受战争、冲突、灾害及其他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人群开展救援和恢复工作，目前在40多个国家开展行动。其基本目标是帮助受危机影响的人群实现从“生存”到“恢复”并重新掌握自身生活，其工作集中于健康、安全、教育、经济福祉以及个人参与影响自身生活决策的能力等领域，并特别关注妇女和女童在危机中的需求。
在人道主义危机发生后，IRC首先通过医疗卫生、营养、清洁饮水与环境卫生、基本生活保障等措施回应受影响群体的紧迫需求。例如，其卫生项目贯穿紧急状态早期至恢复阶段，涉及初级医疗、生殖健康、儿童健康、营养和心理健康等服务；饮水与环境卫生项目则通过提供安全饮水、改善卫生设施和推广卫生习惯，降低危机环境中的疾病风险。与此同时，IRC将妇女、儿童、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等脆弱群体的安全保护纳入危机响应，通过预防和应对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儿童保护等措施减少危机造成的进一步社会伤害。
IRC的工作并不限于紧急救助，而是强调危机后的教育恢复和经济社会恢复。其教育项目致力于在冲突和危机环境中维持安全、持续的学习机会，并将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情感发展、职业技能及长期福祉纳入教育干预。在经济福祉方面，IRC既关注食品和基本生活需求，也通过就业和创业支持、职业技能培训、金融服务以及农业和农村生计项目，帮助受危机影响的人群重新获得收入和生产性资产，逐步由满足即时生存需要转向恢复长期自立能力。其项目将紧急医疗、营养、饮水和基本生活援助与教育、生计、就业、社会保护和个人赋权结合起来，关注的不仅是危机期间的生存问题，也包括危机对个人和家庭长期发展能力造成的损害。IRC自身将经济福祉界定为既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又具有可持续收入和资产，从而体现出从短期人道救援向长期社会经济恢复延伸的实践取向。
CARE International是一个全球性人道主义与发展组织网络，其历史可追溯至1945年二战结束后开展的“CARE Package”援助。机构目前在10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主要致力于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减少贫困与不平等。CARE特别关注妇女和女童，认为其往往受到战争、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更为严重的影响，因此将妇女和女童的基本需求、权利、经济能力和社会参与贯穿于人道主义与发展项目之中。CARE同时强调与当地组织建立平等合作关系，使危机影响地区的社会组织和社区参与项目设计与实施。
非洲是CARE开展人道主义和社会发展合作的重要地区。目前其项目分布于东部和中部非洲、南部非洲及西部非洲多个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南苏丹、苏丹、乌干达、刚果（金）、马里、尼日利亚、乍得、莫桑比克、马拉维和津巴布韦等。在这些国家，CARE面对的问题通常具有明显的复合性，即冲突和流离失所与贫困、粮食不安全、公共卫生风险、气候变化及性别不平等等问题相互交织。例如在尼日利亚，其工作最初主要回应东北部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和粮食不安全造成的人道主义需求，随后逐渐扩展至社区恢复、生计和妇女参与；在马里，则将人道主义响应与长期发展项目结合，以增强反复受到冲突、气候变化和经济不稳定影响社区的韧性。
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CARE主要通过食品与营养、现金和代金券、医疗卫生、安全饮水与环境卫生以及针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服务满足危机影响群体的基本需求。其危机响应并不止于短期救济，而是强调在紧急援助过程中为恢复和长期韧性奠定基础。例如，在提供食品、饮水和医疗等救命援助的同时，通过现金支持、储蓄组织和生计项目帮助家庭逐步恢复经济能力，并通过支持当地组织和妇女组织参与危机响应，加强社区自身的人道行动能力。在长期社会发展领域，CARE尤其重视粮食安全、生计、妇女经济赋权和社区韧性。例如在乌干达，其项目一方面向难民及东道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另一方面通过创业、金融服务、市场机会和气候适应型农业帮助妇女和青年建立可持续生计；在肯尼亚，则通过改善粮食生产、水资源获取、金融和技能发展，提高家庭应对经济与气候冲击的能力。因此，其社会发展实践具有较明显的基层取向，即通过经济机会、基本服务和社区能力建设，使危机影响群体逐渐从依赖紧急援助转向恢复生计和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二、核心项目
1. 减贫联盟
该项目是联合国难民署为应对难民及东道社区的极端贫困问题建立的全球合作机制。由于部分被迫流离失所者长期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缺乏参与一般生计项目所需要的基本技能、资源和信心，UNHCR依据《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相关目标，与世界银行经济包容伙伴关系及16家非政府组织共同组成联盟，将人道主义机构和发展行为体的专业能力、基层网络以及资金和政策资源结合起来，为脆弱难民及东道社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减贫支持。联盟的核心方法是“毕业模式”（Graduation Approach），即根据极端贫困家庭的具体情况提供综合性和个性化支持，帮助其逐渐建立参与经济活动和实现自立所需的能力。与主要解决即时生活需求的人道主义救助相比，该模式更关注极端贫困群体如何逐步建立可持续生计并摆脱长期贫困，从而将难民援助由基本生存保障进一步延伸至经济融入和长期发展。
减贫联盟同时覆盖被迫流离失所者和东道社区，具有明显的跨区域合作特征。2023年全球难民论坛期间，联盟承诺在2024—2027年间，在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等地区35个以上国家运用“毕业模式”，帮助19万户受流离失所影响家庭及东道社区家庭减轻贫困。UNHCR页面显示，自2019年全球难民论坛以来，联盟已经覆盖超过12.3万户相关家庭，并计划到2027年累计覆盖35万户。
2. 非洲零饥饿行动
“非洲零饥饿行动”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会联合会（IFRC）在非洲推动的区域性粮食安全行动，旨在应对长期困扰非洲的饥饿与营养不良问题。该行动强调与各国政府、捐助方和社区领导者合作，扩大由社区主导、具有气候适应能力的粮食安全解决方案。其背景在于非洲超过2.82亿人口面临营养不足，气候异常、干旱洪灾、冲突、贫困、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不稳定的水资源获取共同削弱了粮食生产和家庭生计，使部分社区长期依赖紧急援助。
该行动强调从短期援助转向可持续的社区解决方案。主要措施包括改善从农业生产到家庭消费的粮食供应体系、减少粮食损耗，增强家庭应对干旱、洪灾和经济危机等冲击的能力；通过发展地方经济和改善市场可及性，提高居民获得营养食品的能力；同时支持社区参与粮食生产、分配和消费决策，并通过环境友好型农业和水资源管理保障长期粮食生产。IFRC还将气候智慧型农业、生态系统恢复、金融和市场准入、社区主导的社会保护、妇女和青年合作组织以及粮食—健康—营养综合体系作为重点投入方向。
行动依托非洲48个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及其基层志愿者网络推进，将地方社区视为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的重要主体，而非单纯的援助接受者。例如，尼日利亚的“母亲俱乐部”通过向妇女传授儿童营养食品制作和相关生计技能，在改善儿童营养的同时增强家庭自立能力。行动计划到2030年在15个非洲国家支持6000万脆弱人口，以扩大和复制此类社区主导的长期解决方案。
3. 社区稳定项目体系
“社区稳定”是国际移民组织（IOM）用于帮助受流离失所危机影响的社区摆脱急性脆弱状态、降低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长期依赖，并逐步迈向持久解决方案的一套项目方法和行动体系。IOM在《社区稳定——推动持久解决方案并落实人道主义—发展—和平纽带的方法》中指出，流离失所危机的影响并不限于人口迁移本身，还会同时冲击社区经济、生计、公共服务、社会关系和地方治理能力，使受影响社区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社区稳定的核心并非单纯解决流离失所者的即时需求，而是改善流离失所者、返乡者和东道社区共同面对的社会经济环境，为社区从人道主义危机向长期恢复和发展过渡创造条件。
社区稳定强调社区驱动和地方政府参与。IOM通过社区规划识别影响当地稳定的主要问题和优先需求，由社区、地方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确定干预措施，在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同时，推动生计恢复、就业和技能发展，并增强地方治理、社会凝聚和冲突预防能力。其目标并非通过单一项目解决所有结构性问题，而是减少阻碍社区摆脱危机的关键因素，使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和平建设之间形成衔接。这一模式在非洲多个受冲突和流离失所影响的国家得到应用。以中非共和国为例，IOM在2024年危机应对计划中将社区稳定纳入“推动流离失所问题解决”目标，针对青年失业、地方治理能力不足、资源竞争和社区关系紧张等不稳定因素开展干预。具体措施包括改善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当地市场需求为青年创造就业和经济机会，加强政府、企业与职业培训机构之间的合作；同时提升地方政府在社会凝聚、和平共处、冲突预防和解决方面的能力，并通过社区参与建设或修复公共基础设施。
这一实践还进一步将基本民生改善与冲突预防结合起来。针对土地、水源等有限资源引发的社区矛盾，IOM通过改善返乡社区的供水设施、提高基础设施应对洪水和干旱等气候风险的能力，并支持地方社区建立资源冲突预防、早期预警和应对机制，减少资源竞争转化为暴力冲突的风险。社区稳定项目同时将青年、妇女、地方政府、传统和宗教领袖等纳入社区项目，使改善生计和公共服务的过程与地方和平建设和社会凝聚相结合。
4. 学校供餐计划
“学校供餐计划”是世界粮食计划署长期推动的社会保护与儿童发展项目体系，旨在通过学校提供营养膳食，减少饥饿和营养不良对儿童教育与成长造成的影响。WFP将学校供餐视为连接营养、教育、社会保护和粮食体系的重要平台：学校膳食不仅能够改善儿童营养状况，还可以提高入学率、出勤率和学习能力，并在冲突和其他危机环境中通过维持学校生活，为儿童提供相对稳定的生活秩序和基本服务。对女童而言，学校供餐还能够增强家庭持续送其入学的意愿，降低因贫困而辍学、童婚和童工等风险。当前全球约有4.66亿儿童受益于学校供餐项目，WFP同时通过技术援助帮助各国建立由本国政府主导和持续运行的学校供餐体系。
WFP强调将项目与卫生和营养服务、社会保护以及地方粮食体系相结合，并通过本地采购学校供餐进一步扩大项目的社会经济效应。这种模式主要从当地小农和生产者采购学校食品，使公共学校供餐形成稳定的农产品需求，在改善儿童膳食质量的同时，为小农创造市场和收入机会，并促进就业、气候智慧型农业以及更加多样化和符合当地饮食习惯的食品生产。由此，学校供餐形成了从儿童基本需求保障向家庭生计和地方粮食体系发展的延伸。
这一模式在非洲具有较强的实践基础。WFP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等机构开展的西非本地学校供餐研究，将学校供餐置于区域粮食安全、营养、教育和本地农业发展的综合框架下，重点关注如何通过本地采购将学校需求与小农生产和地方市场连接起来。 在东非，WFP同样将学校项目作为长期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布隆迪、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和乌干达等国家推动学校供餐及相关项目，并强调通过国家能力建设和政府主导机制扩大项目的可持续性。
5. Re:BUiLD项目
该项目全称为“东非难民：促进城市生计发展创新”（Refugees in East Africa: Boosting Urban Innovations for Livelihoods Development），是由国际救援委员会（IRC）与宜家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城市难民生计项目。项目实施周期为五年，投入约3000万欧元，是东非城市难民生计领域规模较大的私人投资项目之一，主要面向城市难民以及脆弱的东道社区成员，包括妇女、男性和青年。项目原计划覆盖2万人，最终服务21,171人，完成目标的106%。
Re围绕生计服务（Livelihood Services）、证据与学习（Evidence and Learning）、影响与采纳（Influence and Adoption）三个核心支柱展开。生计服务主要帮助难民和东道社区成员获得体面工作，通过提供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能培训，以及支持小型企业创建和发展，提高参与者的经济自立能力。项目由此将援助重点从满足短期生活需求进一步延伸到就业、创业和长期生计能力建设。
与此同时，Re强调以研究和证据改善难民生计项目。项目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试点项目以及持续的监测和学习机制，评估不同生计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以了解哪些方式能够更有效地改善城市难民的生计状况。在此基础上，项目进一步推动研究成果进入政策和实践，通过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政策倡导和合作，影响相关政策、项目实践和投资决策，促进城市发展体系采用更加包容难民的政策与服务模式。项目不仅面向难民，也将脆弱东道社区成员纳入服务范围，通过职业技能、小微企业和就业支持增强个人及家庭维持生计的能力，同时尝试通过政策和制度改变改善难民参与城市经济的外部环境。
6. CARE International妇女赋权项目
“妇女赋权”（Women’s Empowerment）是CARE International长期推动的核心项目领域，主要通过改善妇女获取资源、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决策的能力，减少性别不平等对贫困、粮食安全和社会发展的影响。CARE认为，妇女在农业生产、家庭照护、社区治理和食品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土地、信贷、生产工具和信息获取等方面仍面临明显障碍，这些不平等不仅限制妇女自身的发展，也会影响家庭和社区的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因此，CARE将妇女赋权与减贫、粮食安全、生计改善和社区发展结合起来。
CARE的妇女赋权实践主要围绕增强个人能力、改变社会关系和推动制度结构转变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展开。在个人层面，CARE通过农业技术、商业经营、谈判和财务管理等培训，提高妇女获得生产资源和发展生计的能力；在社会关系层面，通过与妇女、男性、女童和男童共同开展社会规范讨论，改变限制妇女就业、资源获取和家庭决策参与的不平等关系；在制度层面，则通过社区参与和政策倡导推动改善妇女的土地权利、公共服务获取以及经济和社会参与条件。
村级储蓄和贷款协会（VSLA）是这一项目体系中的重要实践方式。CARE通过建立社区自主管理的储蓄小组，使妇女能够进行小额储蓄、获得贷款并应对家庭紧急支出，同时利用小组活动开展金融知识、领导能力和社会网络建设。CARE还通过支持妇女获得生产资料、市场和金融服务，帮助其发展农业生产、食品加工等农业相关经营以及其他非农生计，从而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降低家庭面对极端天气、市场波动等冲击时的经济风险。
妇女赋权也是CARE连接人道主义行动与长期社会发展的重要路径。尤其在贫困、冲突和其他危机环境中，妇女往往同时面临收入来源不足、资源获取受限、照护负担以及社会决策参与不足等问题。CARE通过将经济能力建设、金融包容、社会规范改变和妇女集体行动结合起来，使妇女不仅成为援助的接受者，也能够参与家庭和社区资源管理及社会决策。其VSLA模式还可以适应紧急状态，与现金和代金券援助结合，用于增强危机影响人口的经济应对能力。
三、相关研究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最初主要围绕战争、自然灾害、流离失所和粮食危机等紧急情境展开，以保护生命、提供食品、医疗、住所和基本生活保障为主要任务。但随着长期冲突、反复性灾害和人口流离失所持续存在，单纯依靠短期救援越来越难以回应危机人口面临的长期困境。许多危机地区同时受到贫困、公共服务不足、生计中断和社会关系紧张等因素影响，人道主义需求与长期发展问题相互交织，国际行为体的实践也逐渐从紧急救援延伸至生计恢复、社会保护、公共服务和社会韧性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救援—恢复—发展”线性模式逐渐被更加持续和交互的合作方式所取代，人道主义援助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界限也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推动了人道主义—发展关联（Humanitarian–Development Nexus）的发展。其核心并非简单延长援助周期，而是认识到长期危机中的紧急需求与结构性脆弱往往同时存在：食品和现金援助能够缓解即时生存压力，但家庭能否恢复稳定生计、儿童能否持续接受教育、社区能否获得基本医疗和社会保护，则关系到危机是否会不断转化为新的援助需求。因此，国际行为体开始将短期援助与生计、教育、卫生、粮食体系和社会保护等长期发展措施结合，并逐渐将韧性和自立作为连接救援与发展的重要目标。援助的重点由应对一次危机逐渐扩展到提高个人、家庭和社区应对未来冲击的能力。
随着长期冲突和脆弱性问题受到更多关注，和平进一步进入人道主义与发展合作框架，形成人道主义—发展—和平关联（Humanitarian–Development–Peace Nexus，HDP Nexus）。这一框架强调，人道主义危机、发展不足和冲突并非彼此孤立：冲突会破坏生计、公共服务和发展成果，长期贫困、排斥和资源竞争又可能加剧社会紧张。因此，人道主义救援、长期发展与和平相关行动需要建立更强的协调关系。具体实践并不存在统一模式，有的项目直接整合紧急救援、生计恢复和社区和平建设，有的仍保持各领域相对独立，但在项目设计中考虑对其他领域的影响，还有一些通过不同机构之间共享长期目标和行动框架形成协调。由此，HDP Nexus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根据机构使命、危机环境和地方条件形成的多样化合作方式，而非要求所有国际行为体同时承担救援、发展和和平建设职能。
和平维度的加入进一步拓展了国际行为体对社会发展的关注。这里的“和平”并不必然表现为正式和平谈判、维和或国家层面的政治进程，也可以体现为社区社会凝聚、地方冲突预防、包容性参与和资源争端缓解等较为基层的实践。对许多人道主义和发展机构而言，这类社区层面的和平目标与其原有工作更容易形成联系，例如通过恢复生计减少资源竞争，通过社会保护缓解家庭脆弱性，或通过社区参与改善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不过，和平目标也使人道主义行动面临新的协调问题。不同机构对“和平”的理解存在差异，人道主义救援强调迅速回应当前需求，而发展与和平建设通常需要更长时间；不同领域的资金来源、项目周期和评估体系也并不一致。因此，HDP Nexus的落实不仅取决于具体项目设计，还涉及国际援助体系在资金、协调和长期合作方式上的调整。
非洲长期危机地区的实践进一步显示，人道主义与发展之间的衔接重点正在从单纯扩大援助内容转向建立能够持续运行的地方社会能力。以马里卫生领域为例，长期政治不稳定、冲突和多重社会经济压力使紧急医疗援助与卫生体系建设长期并存。相关实践逐渐关注卫生系统韧性、危机准备、人力资源培养和退出机制，希望在满足当前医疗需求的同时提高当地体系面对未来冲击的能力。但由人道主义资金转向发展资金并不自动意味着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公共服务仍主要依赖外部资金和国际机构，当地体系的自主运行能力仍然有限。因此，救援与发展的真正衔接不仅表现为项目期限延长或资金来源改变，更取决于当地制度、公共服务和社会主体能否逐渐形成持续应对危机的能力。
这一变化也使“地方化”成为国际人道主义合作的重要议题。传统国际人道主义体系长期由捐助方、联合国机构和大型国际非政府组织掌握主要资源与决策权，地方组织更多承担项目执行角色。近年来，“尽可能地方化、在必要时国际化”的理念推动国际社会重新思考地方行为体在危机应对中的地位。研究表明，地方能力不能仅以国际机构熟悉的项目管理、财务制度和捐助方合规标准衡量；地方组织拥有社区关系、社会信任、情境知识和长期在地存在等国际行为体难以替代的能力。因此，地方化并不只是增加地方组织获得国际资金的比例，而是重新认识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行为体各自的比较优势，并通过“互补性”重新安排危机应对中的角色、资源和决策关系。刚果（金）南基伍和开赛中部等冲突地区的经验尤其说明，能力建设和互补合作本质上也涉及国际人道主义体系内部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
随着国际人道主义行动不断进入社会保护、生计、韧性和社区稳定领域，其任务边界也成为研究中的重要讨论。一方面，长期危机使短期救援与社会发展之间越来越难以完全分离，人道主义行动需要考虑危机人口长期生活条件以及当地社会自身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如果国际人道主义机构长期替代国家和地方社会提供医疗、教育、供水、生计等基本服务，也可能形成新的援助依赖。由此，人道主义行动的发展并不只是不断扩大任务范围，也涉及不同主体之间责任的重新配置。部分研究据此强调，应更加重视危机人口自身的行动能力以及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网络和其他社会主体的作用，使国际人道主义机构成为更广泛社会危机应对体系中的参与者，而非长期替代当地制度。
围绕韧性、风险预防和长期危机治理的发展，还推动了国际人道主义合作方式的进一步变化。HDP Nexus越来越强调提前识别风险、增强社会韧性和预防危机反复发生，并通过共同目标、风险分析和长期规划连接不同领域。这使国际行为体能够从危机发生后的救援进一步进入危机预防和社会能力建设，同时也使国际金融机构、私人部门和专业化风险管理工具更多参与脆弱地区治理。相关研究由此指出，社会韧性并不能仅被理解为提高社区适应危机的能力，还需要关注产生脆弱性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如果援助只是帮助个人和社区更好地适应持续存在的贫困、冲突和公共服务不足，而没有改变形成这些脆弱性的条件，其长期社会发展作用仍然受到限制。
参考文献
摘要：文章围绕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三者之间的关联建立Triple Nexus分析框架，将实践区分为triple nexus、double nexus和nexus-sensitive等不同形式，并通过“bundles”和“arrays”解释不同领域行动如何在项目和战略层面形成组合。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危机、发展不足和冲突相互影响，因此三类行动需要加强协调，但不同机构并不需要全部承担三重目标，应根据任务和环境选择适当的关联程度。
作者：Paul Howe
发表时间：2019
摘要：文章重点分析和平维度加入人道主义—发展关联后产生的实践问题，包括和平目标与人道主义原则的关系、三类行动不同的时间尺度以及援助资金机制对Nexus实施的影响。基于肯尼亚等国项目及55次访谈，文章指出，和平既可以表现为正式政治进程，也可以体现为社区社会凝聚和地方冲突预防，而真正落实Triple Nexus需要援助协调、资金和项目管理方式发生更系统的调整。
作者：Summer Brown、Rodrigo Mena、Sylvia Brown
发表时间：2024.04.19
3. 《The Humanitarian–Development Nexus and Its Operationalization for Health Interventions in Mali》
摘要：文章以马里卫生领域为案例，研究长期政治不稳定、冲突和社会经济脆弱环境下人道主义与发展行动如何衔接。研究关注卫生融资、卫生体系韧性、人力资源、危机准备和退出机制等问题，指出从人道主义资金转向发展资金并不自动产生可持续性，长期效果取决于当地卫生体系能否形成自主运行和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
作者：Amany Qaddour、Gabrielle Prager、Adama Yalcouye、Aminata Traore、Christopher Lindahl、Paul Spiegel等
发表时间：2025.12.23
4. 《The Humanitarian–Development–Peace (Triple) Nexus: A Typology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摘要：文章在系统梳理1993—2025年相关研究并结合项目分析和实地观察的基础上，将HDP Nexus实践归纳为integrated、nexus-sensitive和coordinated三种基本模式。文章强调，不同国际行为体受到机构使命、资金结构和政治环境等因素影响，不存在统一适用的Triple Nexus模式，应根据具体情境建立不同程度的跨领域联系。
作者：Rodrigo Mena
发表时间：2026.07.23
5. 《The ‘Triple Nexus’ and the Risk Management of Conflict》
摘要：文章从风险治理角度分析Triple Nexus，指出人道主义、发展与和平的整合伴随着从危机事后响应向风险预防、韧性和持续管理的转变。作者重点讨论冲突风险的技术化管理、国际金融机构作用扩大以及私人资本和管理工具进入脆弱地区治理等趋势，并提出社会韧性建设需要进一步关注产生脆弱性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该文收录于牛津大学出版社 From Protracted Conflict to Sustainable Peace? The Humanitarian-Development-Peace Nexus and International Law。
作者：Kathryn Greenman
发表时间：2026.04.03
6. 《The New Humanitarian Basics》
摘要：文章反思国际人道主义体系不断扩大的任务范围，主张重新明确人道主义行动在紧急危机中的基本作用。作者强调危机人口自身的主体性以及地方社会、政府和其他行为体在长期社会发展中的责任，认为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不应长期替代当地制度承担公共服务和发展职能。文章由此提出以“humanity-centred”取代机构中心的危机响应方式，为讨论长期援助、地方主体性以及人道主义与发展之间的责任边界提供了重要视角。
作者：Marc DuBois
发表时间：2018
7. 《Rethinking Capacity and Complementarity for a More Local Humanitarian Action》
摘要：报告围绕人道主义行动地方化中的“能力”和“互补性”展开研究，并结合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响应以及刚果（金）南基伍、开赛中部冲突地区的经验，反思以国际机构标准衡量地方组织能力的传统做法。研究强调地方行为体拥有社区关系、情境知识和长期在地存在等重要能力，地方化不应局限于向地方组织转移项目和资金，而应通过不同层级行为体之间的互补合作重新配置角色、资源和决策权，从而推动国际人道主义体系中的权力关系更加平衡。ODI: Think change
作者：Veronique Barbelet
发表时间：2019.1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