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机构
非洲联盟卫生、人道主义事务与社会发展部（HHS）是非盟负责推动健康、人道主义事务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部门，也是非洲大陆层面协调人道主义治理和社会发展合作的重要机构。该部门围绕非盟《2063年议程》的发展目标，推动成员国在人口、健康、就业、移民、社会保护、人道主义援助等领域的政策协调与能力建设。
HHS下设健康与人道主义事务司（Directorate of Health and Humanitarian Affairs）以及社会发展、文化与体育司（Directorate of Social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Sports）。其中，人道主义事务司主要负责为解决非洲大陆人道主义危机提供政策指导和战略协调，推动建立应对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其他脆弱群体问题的长期解决机制。社会发展领域则关注就业、人口流动、社会福利、儿童保护以及弱势群体支持等议题。
非洲风险能力组织（African Risk Capacity, ARC）是非盟框架下建立的专门机构，旨在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应对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的规划、准备和响应能力。ARC由非洲风险能力机构（ARC Agency）和非洲风险能力保险公司（ARC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两个部分组成，分别承担能力建设与风险融资职能。
ARC通过灾害风险评估、预警系统建设、国家应急规划支持以及风险转移机制，为成员国提供灾害风险管理工具。与传统灾害援助模式不同，ARC强调通过风险融资和保险机制，将灾害响应从事后救援转向事前准备，提高政府面对干旱、洪水、气旋等气候灾害时的快速响应能力。
ARC的建立体现了非洲在人道主义治理领域推动“非洲自主解决方案”的趋势。通过建立大陆层面的灾害风险融资机制，ARC减少了非洲国家对外部紧急援助的依赖，并将灾害治理与气候适应、粮食安全和长期发展结合起来。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是西非地区重要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其人道主义和社会发展事务主要由人类发展与社会事务部（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Affairs）负责。该部门旨在推动区域社会发展，提高成员国居民福祉，并通过人道主义合作、社会保护和能力建设促进区域稳定。
ECOWAS下设人道主义与社会事务司（Directorate of Humanitarian & Social Affairs），负责协调区域人道主义事务，包括灾害管理、紧急援助、脆弱群体保护和社会恢复等工作。该部门的人道主义事务最初源于区域和平与安全机制建设，随后逐步扩展至灾害风险降低、人道主义响应和社会发展领域。
在灾害治理方面，ECOWAS强调将风险降低理念纳入区域发展政策，通过灾害预防、应急准备、灾后恢复和制度能力建设，提高西非地区面对危机的韧性。其人道主义政策和援助实践体现了区域组织从单纯危机管理向综合发展治理转型的趋势。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是南部非洲区域一体化组织，其目标是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的同时，加强和平、安全和社会发展。SADC在人道主义援助与社会发展领域主要通过灾害风险管理和社会人力资本发展两大方向开展合作。
在灾害治理方面，SADC关注南部非洲地区面临的干旱、洪水、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风险，强调通过区域合作建立灾害预警、风险评估、应急响应和恢复机制。由于许多灾害具有跨境特点，SADC认为区域层面的灾害风险管理是提升成员国韧性的必要途径。
在人力资本和社会发展方面，SADC通过《区域战略发展计划》（RISDP 2020—2030）的社会与人力资本发展支柱，推动健康体系建设、就业促进、技能发展和社会包容，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祉之间的结合。
非洲灾害风险管理中心（African Centre for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CDRM）是一家专注于非洲灾害风险治理、韧性建设和人道主义领导力发展的专业机构，致力于通过制度建设、能力培养、研究支持和政策创新，提升非洲国家灾害风险管理能力。该机构定位自身为“泛非韧性机构”（Pan-African Resilience Institution），强调基于非洲现实需求建立灾害治理体系。
ACDRM关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制度和治理问题，而不仅仅是灾害发生后的紧急响应。其主要工作领域包括灾害风险治理、能力建设与培训、研究与知识生产、灾害准备与响应体系建设、气候韧性建设以及灾害风险融资等六个方面。通过支持政府和相关机构完善政策框架、培养专业人才、推动风险数据研究，ACDRM旨在加强非洲大陆灾害治理体系建设。
在具体实践中，ACDRM强调灾害管理应从“危机响应”转向“系统韧性建设”。该机构认为，灾害风险不仅来源于自然事件，也与制度能力不足、政策协调不足以及融资机制缺失等治理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其工作重点包括帮助政府建立风险治理体系、完善预警和应急机制，并推动灾害风险融资工具的发展。
二、核心项目
1. 非洲灾害风险治理与韧性建设项目
·《非洲灾害风险降低区域战略》
《非洲灾害风险降低区域战略》是非洲联盟推动非洲大陆灾害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政策框架，于2004年发布。该战略旨在应对灾害风险不断增加对非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推动成员国建立更加系统化的灾害风险降低机制。文件指出，灾害影响已经成为制约非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部分国家已经建立了灾害风险治理政策和制度，但其有效性仍然有限，因此需要通过大陆层面的战略协调提升灾害风险治理能力。
该战略强调将灾害风险降低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和区域合作体系，通过加强政治承诺、风险识别与评估、知识管理、公众意识提升、制度建设以及应急响应能力建设，提高非洲国家应对灾害冲击的能力。战略提出提升灾害风险降低治理机构能力，并推动灾害风险管理与应急响应体系相结合。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非洲实施行动计划》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非洲实施行动计划》是在《非洲灾害风险降低区域战略》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由非洲联盟委员会推动制定，旨在将全球灾害风险治理框架与非洲大陆的发展需求相结合。
该行动计划的重要特点是推动灾害治理理念从“灾害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向“灾害风险管理”（disaster risk management）转型。文件指出，该计划通过增强非洲应对多重灾害风险的韧性，支持实现《2063年议程》中关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减少灾害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行动计划重点围绕灾害风险治理体系建设、风险评估和预警能力提升、灾害信息共享、国家与区域机构协调以及灾害风险降低能力建设展开。相比传统的人道主义响应模式，该计划更加重视灾害发生前的预防和准备，通过提升治理能力降低未来危机发生时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2. 区域人道主义援助与危机响应机制
·ECOWAS人道主义政策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人道主义政策是西非地区建立区域人道主义治理体系的重要政策文件，于2012年发布。该政策旨在应对西非地区长期存在的冲突、灾害、人口流离失所和社会脆弱性问题，通过区域合作提升成员国的人道主义响应能力。
该政策建立了较为系统的人道主义治理框架，内容包括人道主义原则、灾害管理、人道主义行动主体协调、区域合作机制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基金等内容。文件专门设置灾害管理和人道主义行动章节，并提出建立区域协调体系以及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以增强ECOWAS在危机情况下的资源调动和行动能力。
ECOWAS人道主义政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推动区域组织从单纯的经济合作机构向综合治理平台转型。通过将人道主义援助、灾害管理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ECOWAS试图建立更加自主的区域危机应对机制，减少成员国面对危机时对外部援助的依赖。
3. 人口流动治理与社会融合项目
·IGAD移民与流离失所社会融合项目
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针对东非地区长期存在的人口流动和流离失所问题，推动建立以社会融合为目标的移民治理合作机制。相关政策研究指出，IGAD地区的人口流动受到冲突、气候灾害和经济压力等多重因素影响，该地区长期面临大量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人口问题。该项目强调，通过改善流离失所人口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机会，促进社会包容和社会凝聚。重点关注医疗、教育、水资源、卫生设施以及就业等基本服务供给，并认为公共服务获取能力是推动社会融合的重要基础。此外，IGAD《移民统计报告》通过建立区域移民数据体系，对东非地区国际迁移、非正规迁移、人口贩运以及相关保护风险进行系统分析，为区域移民治理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三、相关研究
1. 非洲区域组织如何推动人道主义治理体系建设？
传统研究通常将非洲人道主义危机理解为战争、灾害和贫困导致的紧急救援问题，强调国际组织和外部援助机构在危机响应中的作用。然而，近年来相关研究开始关注非洲区域组织在构建自主性人道主义治理体系中的作用，认为非盟及区域经济共同体正在推动非洲人道主义治理从被动响应向预防治理和能力建设转型。
相关研究指出，非洲联盟在人道主义领域逐渐形成了包括政策框架、法律工具、预警机制和机构建设在内的综合治理体系。研究认为，非盟并不只是关注灾害或冲突发生后的救援，而更加重视通过早期预警、冲突预防和制度建设降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例如，非盟相关政策和机构建设体现出一种“预防优先”的治理逻辑，即通过识别冲突和灾害风险根源，在危机升级之前采取行动，以减少人员伤亡和社会破坏。进一步研究发现，非洲区域组织在人道主义治理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提供援助，也体现在协调国家机构、国际组织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非盟在人道主义事务中的制度建设，反映出非洲国家试图减少对外部援助体系的依赖，通过区域机制增强自身治理能力。
不过，相关研究也指出，非洲人道主义治理仍面临制度能力不足、资源有限以及区域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部分研究强调，人道主义治理不能仅依靠国际组织推动，而需要加强非洲国家自身制度建设，使国家和地方机构成为危机治理的重要主体。因此，未来非洲人道主义合作的核心方向并非简单扩大援助规模，而是提升区域组织和国家治理体系应对危机的能力。
2. 非洲灾害治理如何从危机响应转向风险治理？
灾害风险治理是近年来非洲人道主义研究的重要方向。相关研究普遍认为，非洲灾害问题并非单纯由自然因素导致，而是与制度能力、社会脆弱性以及发展不平衡密切相关。因此，灾害治理需要从灾害发生后的紧急救援转向灾害发生前的风险降低和韧性建设。
关于《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在非洲实施效果的研究指出，虽然许多非洲国家已经建立灾害风险降低政策、法律框架和协调机制，但灾害治理体系仍存在明显不足。例如，一些国家缺少完善的灾害立法，部门之间政策协调不足，地方政府缺乏执行能力，同时正式制度与地方社会实际运行方式之间存在脱节。
该研究进一步指出，当前非洲灾害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于，部分治理模式过度依赖技术化和行政化方案，而忽视了灾害风险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灾害风险并不是单纯的自然变量，而是由贫困、不平等、治理能力不足等因素共同塑造。因此，未来灾害风险治理需要更加关注地方参与、制度学习以及社会公平。
关于非洲城市灾害风险的研究进一步说明，快速城市化正在增加非洲城市的灾害脆弱性。大量人口进入缺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保障的城市空间，使城市成为灾害风险高度集中的区域。研究认为，城市灾害治理不能仅依赖应急管理部门，而需要将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区参与结合起来。
因此，相关研究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非洲灾害治理的关键不在于提高灾后救援效率，而在于通过制度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和社会能力提升降低灾害风险。
3. 人道主义援助如何转化为长期发展能力？
在人道主义研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避免援助停留在短期救济层面，并推动其与长期发展目标结合。相关研究提出，“韧性人道主义”（resilience humanitarianism）正在成为新的治理趋势，其核心是将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建设联系起来，通过增强国家、地方政府和社区能力，提高社会面对危机的长期恢复能力。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传统人道主义治理通常由国际机构主导，强调外部援助机构在危机响应中的作用；而新的韧性治理模式则更加重视国家和地方政府、社区以及受影响群体的参与。研究认为，人道主义治理实际上是在政府、执行机构和社区之间互动形成的，而不是由单一国际机构决定。
该研究进一步指出，地方机构在提升人道主义援助有效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国际社会近年来推动援助本地化（localisation of aid），但援助本地化并不意味着简单减少国际参与，而是需要理解并支持国家和地方行动者，使其具备保护弱势群体的能力。
有关马拉维洪灾案例研究进一步说明，如果忽视国家治理能力，人道主义援助可能难以形成长期效果。研究发现，2015年洪灾期间，联合国通过集群协调机制推动政府、人道主义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但由于马拉维国家灾害治理能力有限，救援体系仍面临协调困难。研究因此强调，在援助本地化过程中，需要重新关注国家机构在灾害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总体来看，相关研究认为，人道主义援助的发展方向应从“提供救济”转向“建设能力”，通过强化国家治理、地方参与和社会韧性，实现人道主义与发展的结合。
4. 人口流离失所问题如何通过社会治理实现长期解决？
人口流离失所是非洲人道主义治理中的重要议题。相关研究指出，传统难民治理框架主要关注因政治迫害产生的难民，但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口由于国家治理失效、冲突、贫困、粮食危机和自然灾害被迫迁移，这些群体往往难以完全纳入传统难民保护体系。
Betts提出的“生存性迁移”（survival migration）概念强调，许多迁移者并非单纯逃避政治迫害，而是在国家无法保障基本人权和生存条件时寻求保护。研究指出，当国家无法提供基本安全、社会服务和生活保障时，人口跨境流动成为获得保护的重要方式。
这一研究视角拓展了对非洲流离失所问题的理解。人口迁移并不仅仅是安全问题，也是治理问题。弱国家能力、冲突和灾害共同造成社会保障缺失，使大量人口陷入长期脆弱状态。
因此，相关研究认为，解决非洲人口流离失所问题不能仅依赖难民救助，而需要加强社会服务供给、促进社会融合，并提升国家和区域治理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IGAD、SADC等区域组织近年来越来越重视移民治理、难民保护和社会融合，将人口流动问题纳入长期发展框架。
5. 社会发展合作如何体现弱势群体保护与人权保障？
除灾害和流离失所治理外，部分研究从人权保护角度讨论非洲社会发展合作。相关研究指出，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往往伴随着严重的人权问题，因此区域机构不仅需要提供物质援助，也需要建立保护机制。
关于非洲区域人权机构的研究指出，虽然这些机构最初并非专门为武装冲突中的人权保护而建立，但其法律框架和制度能力可以进一步扩展，以应对冲突环境下的人权侵害问题。研究认为，加强区域人权机构能力，有助于减少冲突期间的权利侵害，并提升非洲社会治理水平。
这一研究方向说明，人道主义援助与社会发展并不仅限于灾害救济和物质支持，也包括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未来相关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非盟性别战略、女性和平安全议程以及儿童保护机制，拓展社会发展合作的研究范围。
参考文献
1. 《Africa Reg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摘要：该战略旨在通过推动将灾害风险降低（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纳入发展进程，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目标的实现。非洲各国不同程度上已经建立了灾害风险降低政策和制度机制，但这些政策和机制的完整性和有效性仍存在差异，其实际效果仍然有限。因此，有必要采取战略性措施，通过强化灾害风险降低理念，提高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与效率。非洲联盟（AU）及其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为推动这一战略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为制定该战略，相关机构开展了一项基线研究，以评估非洲灾害风险降低工作的现状。研究发现，灾害风险正在对非洲的发展进程构成威胁，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领域存在不足：制度框架建设不足；灾害风险识别能力有限；灾害风险知识管理体系不完善；治理机制存在缺陷；应急响应能力不足等。基于上述问题，该战略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推动灾害风险降低与发展政策相融合，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贫困消除。该战略提出的具体目标包括：提高各国对灾害风险降低的政治承诺；改善灾害风险识别和评估能力；加强灾害风险降低领域的知识管理；提高公众对灾害风险降低的认识；完善灾害风险降低机构的治理能力；推动灾害风险降低理念融入应急响应管理体系。为实现上述目标，该战略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方向和行动路径，以推动非洲灾害风险治理体系的完善。
来源：African Union
发表时间：2019.12.18
摘要：该文件由非洲联盟委员会于2017年制定，是非盟在《非洲灾害风险降低区域战略》基础上，为落实全球《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而建立的大陆层面灾害治理行动框架。该行动计划旨在推动非洲国家将灾害风险降低（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纳入可持续发展进程，通过减少灾害损失、增强社会韧性，实现《2063年议程》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所提出的发展目标。该行动计划反映了非洲灾害治理理念的重要转变，即从传统的灾害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转向更加注重风险预防和长期韧性建设的灾害风险管理（disaster risk management）。文件指出，非洲面临干旱、洪水、气旋、地震、流行病以及环境退化等多重灾害风险，而气候变化、无序城市化、贫困、冲突和基础设施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脆弱性。因此，灾害治理不能仅依靠灾后救援，而需要通过风险识别、制度建设、知识管理、预警体系和能力建设降低灾害风险。行动计划提出四个重点行动领域，包括：理解灾害风险、强化灾害风险治理、投资灾害风险降低以提升韧性，以及加强灾害准备和恢复能力建设。其具体目标包括减少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受影响人口数量、经济损失和关键基础设施损害，同时推动更多国家建立灾害风险降低战略、完善多灾种预警系统、加强风险信息共享，并将灾害风险降低纳入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发展规划。在实施机制方面，该行动计划建立了多层级治理体系。非盟委员会负责大陆层面的总体协调，包括推动政策实施、组织区域灾害风险平台、支持成员国能力建设以及促进知识共享；区域经济共同体（RECs）负责推动区域战略实施、跨境风险治理和区域预警机制建设；国家政府则承担将灾害风险降低纳入国家发展政策、建立制度体系和动员资源的主要责任。同时，文件强调地方政府、社区、女性组织、青年群体、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等多元主体参与灾害治理的重要性。
来源：African Union
发表时间：2016.11
3. 《ECOWAS Humanitarian Policy》
摘要：该文件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ECOWAS Commission）于2012年制定，旨在建立区域性人道主义治理框架，加强成员国应对冲突、自然灾害和其他危机的能力。该政策认为，西非地区长期面临贫困、粮食不安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政治不稳定和武装冲突等多重挑战，这些因素导致人口流离失所、基础设施破坏、人道需求增加，并对区域一体化、和平与发展目标构成影响。因此，ECOWAS需要通过统一的人道主义政策，加强区域团结和协调行动。该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人道主义行动、人类安全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协调结合，通过预测、预防和管理灾害与冲突，减少人员伤亡、人道苦难和发展损失，同时提升西非民众的保护水平和社会福祉。政策重点覆盖四个领域：冲突、人为灾害、自然灾害以及混合移民与难民保护，强调通过区域合作解决跨国性人道主义问题。在实施路径方面，该政策提出七项战略目标，包括完善应急和灾害管理法律政策体系、加强人道主义机构建设、提升社会主体应对能力、推动国际人道法落实、加强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保护、利用媒体和信息技术支持危机管理，以及提升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应急响应能力。政策特别强调将性别、儿童保护、艾滋病毒防治、性别暴力和武装冲突中的平民保护等跨领域议题纳入人道主义行动体系。为保障政策落实，ECOWAS建立了多层级人道主义协调机制，包括区域、国家、次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行动主体，并推动建立人道主义响应机制、人道主义救济基金和人道主义协调体系，以提高资金可预测性、行动协调性和危机响应效率。政策同时强调与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及捐助方开展合作，形成多元参与的人道主义治理网络。
来源：ECOWAS
发表时间：2012.03
4. 《Migration and Displacement: Inclusion and Social Cohesion》
摘要：IGAD地区内部的多样性既是其优势所在，也带来了独特挑战，需要制定具有创新性和针对性的政策解决方案。该地区长期面临多重导致人口流离失所和迁移的因素，包括冲突和气候灾害等，人们因此被迫寻求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机会。此外，IGAD地区也是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区之一。公平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水资源、就业和住房，是衡量政府政策有效实施能力的重要体现。同时，弱势群体往往处于高度分化的政策讨论中心，使得针对其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和发展机会进行平衡、基于证据的评估空间受到限制。随着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日益紧张，各国政府、社会组织及相关利益攸关方必须进一步加强政策建设，并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框架，以促进社会包容和社会凝聚。
来源：IGAD
发表时间：2023.11
摘要：文章主要考察非洲联盟（AU）在人道主义事务和国际人道法领域建立的法律工具、政策框架及相关机构，分析非盟如何通过区域制度建设提升非洲大陆的人道主义预防和响应能力。文章指出，长期以来，非洲大陆受到武装冲突、政治不稳定、流离失所和公共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人道主义灾害不仅造成生命损失，也进一步加剧贫困、粮食不安全和发展受阻等问题。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冲突、疾病、气候变化和人口流离失所等因素相互交织，使非洲面临更加复杂的人道主义挑战。 在此背景下，非盟逐渐突破非洲统一组织（OAU）时期强调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传统治理模式，转向更加重视保护平民、维护人权和开展集体行动的区域治理模式。文章重点分析了非盟在人道主义治理领域建立的制度体系，包括《非盟人道主义政策框架》、和平与安全理事会（PSC）、非洲待命部队（ASF）、移民、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专门技术委员会（STC）以及非洲人道主义机构（African Humanitarian Agency, AfHA）等。研究指出，《非盟人道主义政策框架》于2015年建立，其目标是为非盟及其他人道主义行动主体提供预防、准备、响应和缓解人道主义危机的战略指导，并强调通过提升制度能力和利用非洲自身资源推动大陆人道主义行动。文章进一步指出，非盟在人道主义治理中的重要转变在于更加重视预防性治理。与传统灾害发生后的被动救援不同，非盟通过早期预警系统、风险识别和制度建设，试图解决冲突和灾害产生的根源，从而减少生命损失和人道苦难。 同时，非盟还推动建立非洲人道主义机构，以加强大陆层面的危机协调、信息共享、能力建设和资源动员，提升非洲自主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能力。
作者：Negm, Namira
发表时间：2022
摘要：在《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2015—2030》（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通过十年后，灾害风险治理仍然是该框架中最具雄心但实施程度最不均衡的重点领域之一，尤其是在非洲地区。尽管《仙台框架》的优先领域二（Priority 2）提出了包容性、协调性和多部门参与的综合治理理念，但许多非洲国家仍然缺乏更新后的灾害立法或协调一致的制度框架。本研究通过定性文件分析方法，并依据《仙台框架》中关于治理维度的分析框架，对五个非洲国家——肯尼亚、尼日利亚、埃及、纳米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如何理解和实施优先领域二进行了批判性考察。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在法律改革、多层级规划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等方面，与《仙台框架》的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尤其是在肯尼亚和纳米比亚等国家表现较为明显。然而，在将灾害风险降低（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纳入各领域政策、制度化公众参与机制以及确保治理过程透明度和问责性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研究指出，《仙台框架》强调技术协调和普遍适用的治理模式，但这种模式往往忽视了权力关系、历史不平等以及非正式制度环境等因素，从而限制了其推动深层次治理转型的能力。现实中，公众参与往往停留在形式层面，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参与；同时，灾害风险经常被视为一种技术变量，而没有被理解为由结构性脆弱性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因此，研究认为，灾害风险治理需要超越以遵循国际规范为导向的治理模式，转向更加关注具体社会环境、适应性和公平性的治理方式。随着全球风险格局不断变化，2030年后的灾害风险治理议程应更加重视制度学习、权力关系调整以及包容性决策机制建设。
作者：Okunola, Olasunkanmi Habeeb
发表时间：2025.06
摘要：马拉维是一个长期面临洪灾风险的国家，拥有频繁发生洪水灾害的历史。然而，该国的灾害响应政策长期未得到充分重视，灾害风险降低（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工作也主要由国际捐助方推动。2015年的洪灾暴露出马拉维地方和国家政府机构在灾害响应能力方面存在不足，难以及时、有效地应对大规模灾害。为了支持马拉维政府开展灾害应对工作，联合国引入了人道主义集群协调机制（UN Cluster System），以协调政府部门、人道主义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在灾害响应过程中的合作。本研究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以及对救援行动参与者的访谈，认为，在国家治理能力有限且长期依赖外部援助的背景下，单纯强调援助本地化（localization of aid），而忽视受援国家自身制度和政府机构能力建设，是存在问题的。研究指出，人道主义援助改革不能仅关注将援助执行权转移给地方组织或本地行动者，更需要重视国家机构在灾害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只有加强受援国政府的制度能力、协调能力和灾害治理体系，才能真正实现更加有效和可持续的人道主义响应。
作者：Hendriks, T.D. ; Boersma, F.K.
发表时间：2019.11
8. 《Humanitarian Governance and Resilience Building: Ethiop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摘要：人道主义治理通常被理解为基于经典的杜南主义范式，即强调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在人道主义行动中的核心作用。然而，近年来，一种强调“韧性人道主义”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其重要特点之一是将国家行动者纳入人道主义治理体系。本文认为，人道主义治理并非单纯由国际人道主义机构主导形成，而是在政府部门、项目执行机构以及社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建构出来的。研究基于“韧性伙伴关系组织”在五个国家开展的互动式民族志研究，通过“变化理论”工具，分析参与人道主义问题识别、解决方案设计以及项目治理的不同主体对于危机、应对方式和治理机制的理解与优先事项。例如，PfR项目更加关注“软件”层面的建设，即通过提升社区自身能力、释放社区韧性潜力来增强其应对危机的能力；然而，社区和地方政府则更倾向于获得具体的“硬件”支持，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和直接资源投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人道主义援助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发现对于当前国际社会推动的“援助本地化”议程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指出，援助本地化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将援助执行权转移给地方组织，而是需要充分理解、支持和强化国家及地方行动者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承担保护弱势群体的责任。总体而言，文章认为，人道主义治理正在从以国际援助机构为中心的传统模式，转向更加重视国家、地方政府和社区参与的韧性治理模式。只有将本地行动者纳入治理体系，并提升其制度能力，才能实现更加可持续和负责任的人道主义援助。
来源：Hilhorst, Dorothea ; Desportes, Isabelle ; de Milliano, Cecile W.J
发表时间：2019.04
9.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Cases from Urban Africa》
摘要：非洲是全球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但快速城市扩张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和环境风险。相关研究指出，非洲城市化并非简单的人口集中过程，而是在贫困、不平等、基础设施不足和治理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展开，大量人口进入非正式聚居区，使城市成为灾害风险不断积累的重要空间。城市移民、贫困人口和流离失所群体往往被迫居住在缺乏基础服务和安全保障的地区，由此形成新的社会脆弱群体。研究认为，洪水、火灾、公共卫生危机、水资源短缺等灾害并非单纯由自然因素导致，而是自然风险与城市规划不足、基础设施缺失、社会排斥和治理失败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进一步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非洲城市面临的灾害风险。洪水、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滑坡、水资源压力以及疾病传播风险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形成复合型灾害风险。与此同时，持续暴露于环境风险之中会不断削弱贫困群体的生计能力，使其陷入“脆弱性累积”过程。因此，灾害治理不能仅关注灾害发生后的救援，而需要将风险降低纳入城市发展规划，通过改善住房、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和社会服务体系，降低城市居民长期面临的结构性风险。在治理路径方面，研究强调灾害风险降低本质上是一个发展治理问题，而非单纯的灾害管理问题。有效的城市灾害治理需要实现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管理、风险评估和应急响应之间的协调。其中，地方政府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土地利用规划、改善高风险地区居住条件、完善建筑标准、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建立早期预警体系等。然而，许多非洲城市地方政府仍面临资金不足、技术能力有限和制度支持不足等问题，导致灾害风险治理难以有效落实。此外，研究强调社会参与在人道主义治理和灾害风险降低中的重要作用。城市贫困社区、地方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不仅是风险承受者，也是灾害治理的重要参与者。社区知识能够补充专业风险评估，提高政策措施的适应性，而地方组织参与也有助于增强社会韧性。相关研究指出，灾害风险降低最有效的模式，是将政府制度能力、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与社区层面的行动结合起来，通过多主体合作推动风险治理。
作者：Mark Pelling, Ben Wisner
发表时间：2009
10. 《Survival Migration: Failed Governance and the Crisis of Displacement》
摘要：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建立了一系列关于保护难民的国际条约、公约和组织，旨在保护那些因遭受本国政府有针对性的迫害而逃离家园的人。然而，自那以后，跨境流离失所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环境变化、粮食不安全以及普遍性暴力等威胁，迫使大量人口逃离那些无法或不愿保障其基本权利的国家。与此同时，国家失败和国家脆弱状态所造成的治理缺失，也使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不断发生。然而，由于这些原因并不符合现有国际难民法中对于“迫害”的法律定义，因此这些受影响群体通常无法被正式认定为“难民”，现有难民保护制度也因此无法为他们提供充分保护。在本书中，亚历山大·贝茨（Alexander Betts）提出了“生存性迁移（survival migration）”这一概念，用以描述这些群体所面临的困境。贝茨以非洲三个最脆弱国家——津巴布韦、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的人口外逃为案例，考察这些“生存性迁移者”在邻国接受不同制度回应的原因。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对于这类人口的处理存在巨大差异。一些生存性迁移者能够以难民身份获得庇护，而另一些人则可能遭到围捕、拘留甚至驱逐出境，并经常面临恶劣甚至残酷的待遇。贝茨认为，当前国际难民制度存在明显不足，这不仅对人权保护造成严重损害，也对国际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作者：Betts, Alexander
发表时间：1980
11. 《The Role of Reg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in Times of Armed Conflicts in Africa》
摘要：武装冲突是长期困扰非洲大陆的重要问题，数十年来持续造成严重的人权侵犯。本论文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识别非洲建立人权保护机构和相关机制的法律依据，并考察这些机构在非洲武装冲突时期保护人权方面是否具备充分的适应能力。本研究采用法理研究方法，即通过分析相关法律的一手资料，包括法律条文、国际条约以及法院对相关法律的解释，同时结合二手资料，如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和其他相关文献，对非洲人权保护机构的制度基础和实践能力进行考察。文章认为，尽管现有人权机构在最初建立时，并非专门为了应对武装冲突中的人权保护问题而设计，但这些机构可以通过调整其职能范围和运行机制，适应武装冲突背景下的人权保护需求，从而遏制冲突期间大规模人权侵犯现象。论文最后提出，应进一步扩大非洲人权保护机构的职权范围，在其现有任务基础上纳入更加明确的武装冲突期间人权保护机制，以增强这些机构应对冲突环境下严重人权侵犯问题的能力。
作者：Awhefeada, Ufuoma Veronica
发表时间：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