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概述
1. 区域基本信息
南部非洲位于非洲大陆南端，其具体范围因地理划分和政治经济研究口径不同而有所差异。按照联合国的地理划分，南部非洲主要包括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现称埃斯瓦蒂尼）；而在区域合作研究中，通常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为主要制度框架，将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更多国家纳入南部非洲区域体系。相关研究认为，南部非洲是非洲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长期形成的区域合作机制使各国在经济、安全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
南部非洲具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相对较好的工业发展基础，矿业长期塑造着区域经济结构。其中，南非是区域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其现代经济体系与19世纪后期以来的“矿业革命”密切相关。钻石和黄金开发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并推动铁路、公路、制造业、能源和商品农业发展，使南非逐渐形成以矿业为基础、制造业和农业共同发展的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以南非为中心形成的资本、劳动力和交通网络也深刻影响了周边国家，使矿业开发成为塑造南部非洲经济联系和区域格局的重要历史力量。
区域经济同时具有较强的资源互补性和跨境联系。能源领域尤其具有代表性。1995年成立的南部非洲电力联盟（SAPP）已经形成覆盖多个SADC成员国的跨境电力合作体系。由于南非、博茨瓦纳等国较多依赖火力发电，而刚果（金）、赞比亚和莫桑比克具有较丰富的水电资源，区域形成较为明显的“北水南煤”能源结构。跨境输电网络和区域电力市场使不同国家能够进行电力调配，也使能源基础设施成为南部非洲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已有多个成员国实现输电线路互联，并通过区域电力市场进行跨境电力交易。
农业则构成南部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基础。相关研究指出，农业为SADC国家超过60%的农村人口提供就业和生计保障，可耕地和农业劳动力资源使区域具有较大的农业发展潜力。但与矿业和制造业相比，农业生产率和投资水平仍然偏低，政策不稳定、土地权属问题和基础设施不足限制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因此，南部非洲的发展基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双重特征：一方面拥有丰富矿产、农业和能源资源，并形成了一定的工业体系和区域一体化基础；另一方面，各国发展水平和产业能力差距较大，资源和基础设施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均衡、包容的发展成果。
南部非洲的区域政治结构还具有鲜明的历史延续性。殖民统治、种族隔离和民族解放运动长期塑造着区域国家关系。与非洲许多地区相比，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进程持续时间更长，直至1994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才基本完成区域政治转型。民族解放时期形成的跨国政治联系此后继续影响南部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并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政治基础之一。
2. 区域发展与和平安全挑战
与萨赫勒和大湖地区相比，南部非洲总体拥有相对成熟的区域合作和安全治理机制，但和平稳定仍受到发展不平衡、局部武装冲突、社会经济压力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共同影响。随着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逐步退出区域政治议程，南部非洲的安全问题已由传统的民族解放和国家间对抗，逐渐转向国内政治冲突、跨境犯罪、恐怖主义以及经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的复合型安全挑战。相关研究指出，刚果（金）、莫桑比克等地的暴力冲突以及津巴布韦、赞比亚、莱索托等国的政治动荡具有一定外溢风险，同时非法移民、毒品走私、轻武器扩散等问题也对区域稳定形成持续压力。
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构成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结构性压力。南非虽然拥有区域内较强的工业、金融和基础设施能力，但其自身也长期面临失业、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等问题；周边国家的发展能力则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增长不足与就业压力还可能转化为跨境社会矛盾。例如，相关研究指出，经济压力和失业问题曾推动南非排外主义上升，并引发针对周边国家移民的暴力事件，说明区域人口流动与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农业和粮食安全也是南部非洲发展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农业承担大量农村人口的就业和生计功能，但区域农业仍存在生产率增长缓慢、投资不足和粮食安全压力上升等问题。基础设施薄弱、土地制度和政策不确定性又进一步限制农业投资和生产能力提升。 对高度依赖农业生计的人口而言，农业发展不足不仅是经济问题，也会增加贫困、失业和社会脆弱性，使发展问题与人的安全相互关联。
能源与气候转型则构成南部非洲新的发展压力。区域一方面拥有煤炭、水电、太阳能等多样化能源资源，另一方面仍存在能源供应不足和能源结构不平衡问题。南非经济增长近年来受到电力危机等因素制约，而整个区域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又面临减排和能源转型压力。相关研究指出，非洲仍有大量人口缺乏稳定电力供应，而预算和技术条件又限制了清洁能源投资，因此如何同时满足工业化、电力普及与低碳转型需求，成为南部非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挑战。
在和平安全治理方面，南部非洲已经形成较为制度化的区域机制。前线国家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以及后来的SADC，使区域合作逐渐由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和安全领域，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区域安全治理经验。 在SADC框架下，政治、防务与安全合作机制以及《相互防御条约》等制度安排进一步推动了集体安全建设。 南非凭借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在区域冲突调解、维和及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但其自身经济压力以及成员国对其领导地位的不同态度，也限制了单一地区大国维持区域秩序的能力。
总体而言，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呈现出不同于非洲地区的特点：区域整体并非以持续性大规模武装冲突为主要特征，而是在较高程度区域一体化和相对成熟安全机制基础上，面临发展不平衡、局部冲突、能源短缺与转型、农业和粮食安全以及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 因此，南部非洲的和平建设不仅需要维持既有区域安全机制，也需要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合作、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各国发展能力，使区域合作产生更加广泛的发展收益。这也为后续分析南部非洲的不同和平逻辑以及中国在该地区的发展式和平实践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和平逻辑比较研究
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秩序具有鲜明的历史层次。殖民主义、种族隔离、民族解放和冷战竞争长期交织，使这一地区的和平问题既涉及国家独立与民族自决，也受到域外大国战略竞争影响。冷战结束后，随着南非完成民主转型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安全机制逐步完善，地区和平治理又越来越强调区域自主、政治调解和集体安全。近年来，印度、土耳其等新兴国家不断扩大对南部非洲乃至非洲安全事务的参与，使发展合作、经济利益与安全合作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增强。由此看，南部非洲的和平实践不是单一逻辑主导，而是经历了从大国地缘竞争，到区域自主治理，再到发展与安全相互嵌入的演变过程。
1. 美国：从地缘遏制到民主发展与安全治理并行
美国在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政策并非建立在单一逻辑之上，而是随着国际格局和地区环境变化不断调整。总体来看，其政策经历了从冷战时期以地缘政治和战略稳定为主导，到冷战后更加重视民主治理、市场经济和区域合作，再到21世纪将发展援助与安全能力建设相结合的变化。因此，美国在南部非洲的和平逻辑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也长期存在规范性目标与现实战略利益之间的张力。
冷战时期，美国主要从美苏竞争和全球战略布局理解南部非洲的和平稳定。南部非洲不仅是民族解放运动和东西方竞争交汇的重要区域，还拥有铀、铬、锰、铂等战略资源。美国虽然在政治话语中支持民族自决、人权和反种族隔离，但在这些目标与反共、盟友关系、战略资源和地区稳定发生冲突时，战略利益往往具有更高优先级。美国对南非、纳米比亚等问题的政策由此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既希望推动政治变革，又避免地区秩序发生不利于西方阵营的剧烈变化。Parrott也指出，南部非洲集中体现了美国自由民主传统与冷战战略之间的矛盾。 因而，这一时期美国的和平逻辑更接近以地缘政治和力量格局维持战略稳定，而不能简单归入自由和平。
冷战结束以及南非完成民主转型后，美国对南部非洲的政策重心发生明显变化。克林顿政府更加突出民主化、市场经济和区域合作，希望以新的政策框架取代传统遏制战略，并支持南非向后种族隔离民主制度转型。Schraeder将这一时期美国对南部非洲政策的变化概括为贸易投资地位上升、政策区域化、重新评估美国直接介入非洲冲突的方式，以及民主促进等方面。 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重视通过贸易和投资推动经济联系，《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等政策体现出市场机制在对非政策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在冲突治理方面，美国则更加倾向于支持SADC和南非等地区力量承担主要责任，而自身提供相应支持。这一时期由此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民主治理、市场发展与区域稳定相联系的和平思路，与自由和平强调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和治理改革具有较强关联。但美国的实践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一规范性逻辑展开。Schraeder指出，克林顿政府的民主促进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对博茨瓦纳强调民主制度建设，对莫桑比克更加关注人道问题，而在安哥拉，贸易投资和石油利益可能比民主促进具有更高优先级。 这表明即使在自由主义议程明显上升之后，经济利益和地区稳定仍然持续影响美国的政策选择。
进入21世纪，美国对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参与进一步呈现出发展与安全并行的特点。一方面，民主促进、紧急援助和公共卫生逐渐成为美国改善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工具。Parrott指出，21世纪初美国在南部非洲的参与越来越重视通过民主促进、紧急救援和卫生援助推动社会经济改善。 其中，PEPFAR在南部非洲广泛开展艾滋病治疗、检测、预防和弱势群体照护，使公共卫生成为美国在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长期发展合作领域之一。另一方面，“9·11”以后美国整体对非政策中的安全因素明显增强，军事合作、安全能力建设以及AFRICOM等机制的重要性上升。但这一趋势在南部非洲的表现相对有限。相关研究指出，美国在非洲扩大的军事行动主要集中于受极端主义影响更明显的北部地区，而南非等南部非洲国家对美国建立永久军事存在保持警惕。 因此，与萨赫勒等地区相比，美国在南部非洲并没有形成以直接军事反恐为核心的和平路径，而更多是在民主治理、发展援助之外，通过军事培训、安全合作和支持区域机制补充其和平与安全政策。
2. 南非与SADC：区域自主、调解与集体安全相结合
冷战结束和南非民主转型后，南部非洲的和平逻辑出现重要变化，即逐渐从外部大国竞争转向以本地区国家和区域组织为主体的安全治理。这一逻辑最鲜明的特点是强调“非洲问题非洲解决”，通过SADC等机制构建地区自身的和平与安全秩序。
南非是这一体系中的核心行为体。民主转型后的南非依托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参与推动SADC政治、防务与安全机构建设，并支持建立区域集体安全机制。2003年SADC成员国通过《相互防御条约》，明确成员国遭受武力攻击属于地区和平与安全威胁，为集体行动提供制度依据；此后SADC常备力量建设进一步加强了区域自主处理冲突的能力。但南非的安全角色又并非单纯依赖军事力量。其民主转型经验使“和解、协商和政治解决”在区域外交中占据重要位置。相关研究指出，非国大推动多种族平等、民族和解和民主治理，使南非在区域事务中获得较强政治和道义影响力；在具体实践中，南非通常综合运用制度建设、斡旋调解、维和与必要的集体安全行动处理地区危机。南非还长期倡导“以谅解促和平”，将政治调解视为解决地区冲突的重要手段。
因此，与冷战时期域外力量从全球战略出发塑造地区秩序不同，南非—SADC路径更接近一种区域自主型和平治理逻辑：地区国家承担主要责任，区域组织提供制度框架，外交调解和集体安全相结合。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存在权力政治。南非凭借经济、军事和话语优势承担大量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也因此容易产生成员国对南非主导地位的疑虑。在刚果（金）等问题上，SADC内部不同成员国之间也曾出现军事介入与外交解决路线的明显分歧。
3. 新兴国家：发展、安全与国家利益相互嵌入的务实参与逻辑
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以及非洲对外合作伙伴日益多元，部分新兴国家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南部非洲事务。与传统域外力量相比，这类国家的参与通常没有形成单一的和平建设模式，而是将经贸合作、发展伙伴关系、能力建设与安全合作结合起来，在扩大双边关系的同时介入地区发展与安全事务。印度和土耳其可以作为这一趋势的代表性案例。发展与经济合作构成新兴国家参与的重要基础。印度在南部非洲的合作涉及贸易投资、基础设施、技能培训、可再生能源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并以南南合作和发展伙伴关系作为重要政策框架。 土耳其对非政策同样广泛运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人道援助、卫生、教育和公共外交等工具，通过经济与社会合作扩大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 因而，与单纯围绕冲突治理展开的外部介入相比，新兴国家更加重视通过经济社会合作建立长期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安全合作逐渐成为这种参与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在发展和经贸合作之外不断拓展军事培训、防务合作和海上安全等领域， 土耳其则将军事培训、安全协议、防务合作等安全工具与经济、人道和公共外交手段结合使用。相关研究将其概括为一种综合性和务实性的政策取向，并显示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之间存在较强联系。
三、中国与南部非洲的发展式和平合作
中国与南部非洲的合作具有较深的历史基础。早期双方关系与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事业密切相关，南部非洲国家独立后，合作逐渐转向经济援助、贸易和发展建设。随着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及非洲区域一体化不断推进，中国与南部非洲的合作又由以国别双边合作为主，逐渐扩展到区域层面的经济发展、互联互通和能力建设。张瑾指出，中国与南共体成员国长期具有较好的双边合作基础，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则推动中国对非合作由传统双边关系向多边磋商和集体对话拓展。
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互联互通是中国参与南部非洲发展的重要领域。南部非洲虽然具有一定基础设施基础，但区域内部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跨境交通、能源和通信网络仍是制约区域经济联系的重要因素。中国长期通过融资、工程建设和企业投资参与非洲交通、能源、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逐渐将单个项目与非洲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需求结合起来。相关研究认为，中非基础设施合作不仅改善项目所在国的发展条件，也通过交通和能源网络加强国家与次区域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为工业化和经济转型提供基础。 在南部非洲，中南合作进一步依托南部非洲发展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机构参与能源、道路和港口建设，将基础设施合作与区域发展规划相衔接。
工业化和区域一体化构成合作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方向。南部非洲许多国家长期依赖矿产、能源和初级产品出口，除南非外整体工业能力相对有限，区域价值链发展也较为滞后。 在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背景下，中国与南非及其他南部非洲国家的合作开始更加关注产业投资、工业化和跨境价值链建设。现有研究显示，中南双方以区域工业化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重点，通过发挥南非的工业和区域经济网络优势，并扩大对其他南部非洲国家的产业投资，推动能源、矿产、制造业和农业加工等领域的跨境价值链发展。 这种合作使基础设施建设不再只是改善交通条件，而是进一步与贸易便利化、产业发展和区域市场形成联系。
合作领域也由传统基础设施和经贸往来向新的发展需求延伸。在南非等区域主要经济体，中国企业已经参与数字基础设施、新能源和绿色金融等领域。例如，中国企业参与通信网络、云计算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通过投资太阳能、储能等项目回应当地电力短缺和能源转型需求。 在非洲大陆自贸区框架下，中南合作的议题也逐渐覆盖粮食安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反映出双方合作由传统工程和资源开发向更加综合的发展合作拓展。
发展能力和治理经验交流是这一合作中较具特色的另一层面。中国与南部非洲国家之间长期存在政党和治国理政交流，并通过研修培训等方式开展能力建设。2022年举办的南部非洲国家政党妇女干部研修班就吸收了南部非洲10个国家的执政党妇女组织和政府机构代表，围绕发展实践、妇女事业和能力建设开展交流。 来自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希拉里奥也特别强调，应结合本国实际探索发展道路，并关注中国在农业现代化、农村基础设施、减贫和国家发展方面的经验。 这表明双方合作不仅涉及资金和项目，也包含发展经验、人才培养和治理能力等层面的交流。
参考文献
摘要：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期,和平的外部环境为各地区国家进行一体化实践提供了机遇。在这一背景下,非洲大陆各次区域秩序建构凭借其历史、文化、地理等优势发展迅猛,其中南部非洲是非洲大陆众多次区域中发展最快、前景最好的地区。南部非洲秩序建构主要经历了由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到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转变过程。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南部非洲地区内部国家自身发展的需要,南部非洲次区域安全秩序建构逐渐开始进行,前后成立了作为次区域准集体安全机制的前线国家组织和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南共体政治、防务和安全机构。在南部非洲次区域安全秩序建构的过程中,南非的大国作用必不可少。作为南部非洲乃至非洲地区的新兴大国,南非的国际地位在其实现民主转型后与日剧增,其在南部非洲次区域安全秩序建构中凭借资金、经验和话语三方面的优势不仅在具体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制度性建设的推动者和支持者。具体而言,南非强劲的经济发展可持续性、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现代化的产业结构为其供给南部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运转以及常备军事力量的培训和维护提供了充足资金;军事工业、武器出口上的传统优势和在1994年转型以来的维和实践使南非具有丰富的维和经验;非国大倡导的以和解促发展的冲突解决方式以及南非历任领导人对南部非洲事务的积极参与和斡旋,也使南非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显著话语优势。凭借上述优势,南非在南部非洲地区内莱索托危机、刚果(金)冲突和津巴布韦政治危机中都扮演着安全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参与者的角色。同时,南非大力推动南共体安全机制改革,将政治、防务与安全机构纳入南共体的制度框架内,并起草、通过了《相互防御条约》等法律文件,为南部非洲国家在和平安全领域展开集体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尽管如此,作为区域大国的南非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面临着提供次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和实现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尽管稳定的外部环境和积极的安全公共产品供应助力了其自身经济发展和区域影响力,但由于南部非洲次区域安全机制的不完善,南非仍面临着能力上和合法性上的挑战。因此,在南部非洲安全秩序建构的过程中,作为区域大国的南非需利用好其大国形象,以引导次区域经济合作为基础,加强与域内国家的交流合作,并适度引入域外大国参与,推动南部非洲地区安全机制的和谐发展。
作者：王益明
发表时间：2021
摘要：“矿业革命”之所以被称为“革命”，除了因为它带来了南非经济的翻天覆地变化外，还因为它极大地影响并塑造了南非社会和政治，也极大地影响了南部非洲的经济和政治格局钻石和黄金在短期内的接连发现和开采给南非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南非在经济上逐渐向现代化国家迈进，但同时又越来越深地陷入种族主义的泥潭。整个南部非洲也受到影响，从奥兰治河到刚果河的大片土地进入白人扩张的视野，黑人诸族群的传统经济和社会不断遭受冲击，它们不得不在压力和困境中探寻延续和转型的机会。
作者：刘伟才
发表时间：2025
3. 《多维视阈下的非洲左翼执政党联合自强——以南部非洲六姊妹党为例》
摘要：在南部非洲的现代发展演进历程中，坦桑尼亚等六国的左翼执政党将社会主义理念与本国的民族解放、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以联合自强的方式在非洲稳定构筑了独特的左翼政治力量跨国矩阵，有力推动了非洲在实现区域一体化和国家现代化等方面的独立探索，为社会主义在非洲复兴提供了前提条件。以历史发展为轴线，从政治、经济、安全、对外关系等多个维度梳理六姊妹党联合自强的特点与意义，有助于从具象化与实证研究的视角，解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非洲左翼政治力量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作者：邓延庭
发表时间：2024
4. 《2010—2020年东非与南部非洲11国化石能源碳排放格局演变研究》
摘要：南非是世界第十四大温室气体排放国，除南非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位列世界第一。东非、南部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新兴经济体正面临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压力，各国已陆续提交国家自主贡献(NDCs)承诺减排。但受限于数据缺失、统计准确性等问题，目前该地区仍然缺乏全面、细致且统一的二氧化碳排放清单以支持其减排政策及脱碳路径的制定。本研究基于多源数据构建了东非、南部非洲11个国家2010年至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清单，动态分析了各个国家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能源类型的二氧化碳排放格局变化及原因。本研究弥补了东非和南部非洲11个国家长期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的缺失，系统细分了行业和区域碳排放，实现了更高精度的碳排放核算，深入揭示了该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研究结果将为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非、南部非洲等欠发达国家探索能源结构转型和低碳减排路径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参考。
作者：关大博，李婕，格桑央吉
发表时间：2025
5. 《南部非洲电力联盟（SAPP）：区域内电力交易市场简析》
摘要：南部非洲电力联盟自1995年成立至今，区域内电力交易方式已由传统双边交易市场完成向竞争性市场的转型。对投资者而言，南部非洲电力能源市场仍蕴含巨大未开发潜力,投资逻辑应围绕现存瓶颈与未来发展规划展开综合评估SAPP运营概述南部非洲电力联盟（SAPP,Southern African Power Pool）是非洲大陆五大电力联盟之一，1995年8月在南非肯普顿公园举行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峰会上成立。现有成员国12个，依次为：安哥拉、博茨瓦纳、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斯威士兰、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据SAPP官方资料，截至2025年在SAPP电力交易平台开展跨境电力交易的共有22个成员（见表1），包括12个成员国的国有电力公司、5家独立输电/发电公司、以及5个活跃于SAPP竞争性电力市场的运营成员。
作者：石晶晶
发表时间：2026
6. 《影响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特定国家农业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因素研究》
摘要：农业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国家的经济支柱,为超过60%的农村人口提供就业和生计保障,但该领域发展依然滞后,生产力增长停滞,粮食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尽管地位关键,与采矿业和制造业相比,农业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严重不足,仅占区域FDI总额的10-15%。本研究以(莱索托、马拉维、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赞比亚)五国为样本,基于OLI理论框架,深入探究在农业转型潜力巨大的背景下,该领域FDI长期低迷的根源。 研究发现:一方面,可耕地资源和农业劳动力优势显著吸引FDI,印证行业发展潜力;另一方面,政策反复性、土地权属不清、基础设施薄弱等结构性障碍严重制约投资流入。这种矛盾现象解释了为何在坐拥庞大劳动力和丰富耕地资源的背景下,该地区农业FDI仍持续低迷。 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1)推进制度性改革确保政策稳定性;(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3)完善金融激励机制;(4)深化区域市场一体化;(通过系统实施这些措施,SADC国家有望显著提升农业FDI规模,从根本上破解生产力低下、就业不足和粮食安全等发展困境,充分释放农业经济潜力。
发表时间：2026
7.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摘要：19世纪和20世纪，与英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不同，美国从未试图在非洲建立殖民帝国。然而，随着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联系逐渐加深，美国开始与非洲大陆南部地区发展关系，包括今天以英语为主要官方语言的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和纳米比亚，曾为葡萄牙殖民地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以及一些较小国家。在官方联系长期有限的情况下，传教士和商业力量率先在当地建立起规模不大但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存在，主要集中于不断发展的欧洲移民殖民地。这不仅使美国在20世纪成为该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也强化了以白人基督教“文明使命”为统治黑人群体辩护的观念。南部非洲在建立种族隔离法律制度的过程中也曾将美国作为参照。与此同时，随着美苏意识形态竞争的发展，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介入不断加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洲殖民帝国逐渐瓦解，美国与南非、安哥拉和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等白人移民统治地区的官方关系，使其日益面临来自国际和国内的非殖民化、民族自决与种族平等诉求。南部非洲由此集中体现了美国政策中的一重矛盾：一方面是建立在欧美优势地位基础上的冷战战略，另一方面则是美国自身所宣扬的自由与民主传统。围绕这一矛盾，美国国内的公民权利和人权团体不断展开抗议，并最终汇入20世纪80年代取得重要成果的反种族隔离运动。进入21世纪之初，尽管南部非洲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优先级仍然较低，但美国参与该地区事务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开始更加重视通过民主促进、紧急救援和卫生援助推动当地社会和经济状况改善，尽管这些政策取得的成效并不一致。因此，美国与南部非洲关系的历史也反映了过去150年间跨大西洋种族观念与政治的转变：早期参与并影响了白人至上治理体系的形成，后来则逐渐转向对这一模式的否定和摒弃。
发表时间：2018.02.26
摘要：本文基于对美国驻博茨瓦纳、南非和津巴布韦外交官的实地访谈，分析了克林顿政府（1993—2001年）对南部非洲的外交政策。文章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揭示美国对南部非洲外交政策的五个主要趋势：贸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外交政策倡议的“区域化”；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僚机构的主导作用；对美国直接介入非洲冲突的重新评估；以及在推进民主方面采取的不均衡政策。文章主要通过博茨瓦纳、南非和津巴布韦三个案例来说明上述趋势，同时也涉及安哥拉、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赞比亚等南部非洲国家。文章最后对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的南部非洲政策进行了总体总结，并对新上台的乔治·W·布什政府（2001年起）可能采取的政策方向作出展望。
作者：Peter J. Schraeder
发表时间：2001.12.31
9. 《印度莫迪政府对南部非洲国家的政策（2014-2024）》
摘要：莫迪政府时期印度与南部非洲国家的互动体现了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动态交织。制度性机遇,例如全球权力格局的转变和南南合作,为合作提供了途径;而国内优势,如经济增长、政治影响力和战略愿景,为加强联系创造了潜力。莫迪的领导以及他将印度定位为一个主要全球大国的愿景,推动了对南部非洲地区的针对性政策。本研究考察了这些因素如何塑造印度对南部非洲国家的政策,并评估了其对地区发展和印度全球领导地位抱负的影响。研究探讨了四个问题:(1)莫迪政府为何积极推行对南部非洲国家的政策?(2)影响莫迪政府对南部非洲国家政策的因素有哪些?(3)印度与南部非洲国家的互动如何反映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战略,以及印度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如何塑造这一战略?(4)莫迪政府对南部非洲国家的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 有人认为,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印度与南部非洲国家的互动是由国际、国内和战略因素的汇聚所塑造的,这种因素的汇聚构建了一个框架,使得加强双边和区域联系成为可能。南部非洲地区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新兴市场以及在非洲大陆内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已成为印度更广泛的外交政策战略中的关键伙伴。多极化的兴起以及全球大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竞争的加剧,进一步促使印度重新调整其策略,确保其与该地区的历史联系能够发展成为当代的、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 在国内层面,印度在莫迪领导下实现的经济增长以及不断扩大的全球抱负,为与南部非洲的深入互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印度的发展轨迹需要多样化的、可靠的原材料、能源和市场供应,以满足其不断扩大的工业需求。南部非洲地区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为印度在这些领域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与印度的长期经济利益是一致的。此外,印度对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与该地区在太阳能、绿色技术和技能发展等领域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相契合,使南部非洲成为印度实现其环境和发展目标的重要伙伴。 在政治层面,莫迪政府通过强调南南合作、文化外交以及民间联系来提升印度的全球影响力。南部非洲地区因其庞大的印度侨民群体以及与印度共同经历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历史,已成为印度加强政治和文化联系的焦点。莫迪为提升印度与南部非洲国家的关系,从基于历史情谊提升到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外交和战略伙伴关系,采取了倡议和有针对性的双边互动。然而,莫迪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尽管印度与南部非洲国家的贸易总额有所增加,但双方存在不对称关系。莫迪政府过度关注南非,主要是因为南非在金砖国家(BRICS)和G20等多边论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表明,印度的互动更多是出于地缘政治战略,而非基于平衡的区域伙伴关系。此外,印度对南部非洲国家的援助仍然有限,且往往未能解决这些国家面临的根深蒂固的内部挑战。这种合作更多地反映了印度自身的经济和战略优先事项,而非南南合作所倡导的共同发展精神。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特别是内容分析和文献分析,以全面探讨这些动态。其意义在于通过提供对莫迪政策的因素和后果的集中分析,为印度与南部非洲关系的学术理解做出贡献。研究结果对于两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具有价值,为促进公平和互利伙伴关系的策略提供了见解。最后,这项研究为关于全球治理的更广泛讨论做出了贡献,强调了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在重塑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发表时间：2025
摘要：近年来,土耳其作为新兴区域大国在非洲的安全实践日益受到学界关注。土耳其通过软实力、公共外交与战略实用主义相结合的混合策略,逐步扩大在非影响力。然而,现有研究在政策形成、实施路径、成效评估及政策走向等方面仍存在分析空间。本文聚焦“土耳其如何拓展与非洲的安全合作,构建土非安全伙伴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案例研究、比较研究与定性分析方法,系统考察土耳其非洲安全政策的形成、实践和成效、特征与走向。 研究发现,土非安全关系历经三大阶段:奥斯曼帝国时期主要对北非的军事征服、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末的有限接触,以及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安全合作发展。特别是2009年“进取式人道主义外交”转向后,土耳其对非政策实现从边缘参与到战略布局的转型,安全合作已成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 土耳其对非洲安全政策的实施主要围绕四个维度展开:首先,借助宗教外交与援助塑造道义形象;其次,通过双边协议和多边机制构建制度性合作框架;再次,以军事合作与装备出口强化实质安全关系;最后,运用外交斡旋手段提升区域影响力。这一多管齐下的策略构建了较为广泛的土非安全伙伴关系网络,并在利比亚、索马里、尼日尔等重点国家取得显著突破。该政策体系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征:在政策布局上,采取北非和东非事务优先的策略;在政策工具运用上,强调综合性和务实性;在政策实施路径上,注重通过国际规范和法律程序实现政策合法化。 但该政策面临三个困境:首先,人道主义承诺与军事介入存在价值悖论;其次,伙伴网络扩张与资源投入持续性失衡;再次,非洲地缘竞争和非洲国家对外部干涉的敏感性加剧政策不确定性。土耳其非洲安全政策的未来发展趋势将呈现:在合作维度上,宗教外交与发展援助仍为核心抓手,以巩固土耳其在非洲国家中的“安全伙伴”形象;在合作机制上,由于土耳其认识到多边合作对其非洲安全政策自主性的限制逐步增大,将从多边框架向双边和小多边合作倾斜;在战略取向上,更强调实用主义导向的资源聚焦,即可能会减少对回报较小地区的参与,集中资源与关键国家深化安全联系。 总体而言,土耳其非洲安全政策正经历从机会性参与到制度化运作的转型,其最终成效将取决于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稳定性、非洲本土安全需求演变,以及大国竞争态势的发展。
作者：马金龙
发表时间：2026
摘要：新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由来已久,与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以下简称为南共体)国家已有良好的双边合作基础,但与南共体这一非洲区域经济组织的合作还相对滞后。在当前”后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加强中国与南共体的合作可以更好地促进中非合作与互鉴。本文从中国与南共体经济合作的历程出发,分析双方深化合作的可行性,探讨可合作的主要领域及其带来的影响,并认为双方既可以巩固传统的合作,又可以促进多边合作的开展。
作者：张瑾
发表时间：2016
摘要：自非盟成立起,为了达成非洲复兴与一体化的目标,在《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基础上,推出了《2063年议程》,旨在引领非洲在未来半个世纪内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为配合这一议程的推进,非盟提出了“泛非公路网”与“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等基建指南,旨在加强非洲大陆内部的互联互通,提升非洲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并积极规划建设非洲大陆贸易自由区,以期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商品与服务的自由流通,促进非洲经济与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为达成以上目标,非洲大陆对于基建的需求只增不减,亟需改善当前基建发展不平衡、不完善的现状。中非基建合作自20世纪50年代起,不断丰富合作理念,拓宽合作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中方利用“一带一路”为契机,依托中非合作论坛为平台,与非方深入交流、达成共识。继“十大合作规划”、“八大行动”与“九项工程”后,双方共同制定《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作为中长期合作规划,推动中国对非基建战略不断完善。中非双方均高度重视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并视其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机遇。中国企业基建能力的稳步提升、对非洲直接投资与多元化融资的资金支持,不仅改善了非洲基建环境,还加强了非洲各国与次区域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加速非洲国家的经济转型与工业化,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与非洲一体化战略的有效对接。同时,支持非洲的一体化发展对于引导中国企业“走出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安全倡议等外交理念的实施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中非双方在合作中依然面临着如非洲内部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部分非洲国家负债较重而偿还能力有限、国际竞争加剧等诸多问题。中非双方需要思考如何在延续互利共赢的原则上,尊重非洲国家主权与发展需求,在双方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宏观策略规划,持续对接非洲一体化战略需求、优化合作机制,开拓新的基建领域;同时还应注重优化企业管理,加速技术转移,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提升国际形象,为中非基建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孙佳音
发表时间：2025
13. 《中南合作促进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认知、实践与前景》
摘要：2023年8月22日至24日，第十五届金砖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作为轮值主席国，南非将峰会主题确定为“金砖与非洲：深化伙伴关系，促进彼此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拉马福萨总统表示：“非洲自贸区的成功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道路、港口、铁路、能源和电信网络，促进工业化和贸易，金砖国家对非合作将为非洲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与发展融资，推动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为非洲发展创造重大机遇。南非在不断增长的非洲市场中居有重要位置。南非拥有多元化且成熟的经济。南非拥有非洲最先进的工业创新和制造基地，深厚的本土资本市场和强大的金融体系，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丰富的自然资源，成熟的产业集群和完善的投资激励措施，为新兴国家对非投资提供了可观的利润空间。
作者：何则锐
发表时间：2026
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非洲国家学习的范本》
摘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已70余载，执政成就举世瞩目。对于中国的发展，我们不应仅仅看到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奇迹，也应看到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以及崭新的社会面貌。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成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发展道路。
作者：埃斯特维斯·希拉里奥
发表时间：2022
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表时间：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