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别概况
1. 区域地位与发展基础
埃及位于北非东北部，是北非、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具有重要政治、文化和战略影响力的国家。其国家发展具有较强的历史连续性和区域外溢性：一方面，埃及长期是阿拉伯世界政治和思想的重要中心；另一方面，其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外交选择又与东地中海、红海、尼罗河流域以及非洲之角等多个区域密切相连。近年来，埃及在处理对美关系时更加重视战略自主，通过发展与中国、俄罗斯以及地区国家的关系，减少对单一外部力量的依赖，并试图恢复传统地区大国的主动性和影响力。相关研究认为，塞西执政以来，埃及逐步形成以战略自主、地区主导性和国家安全为核心的“软平衡”外交，通过多元化外部关系扩大政策空间。
埃及的发展基础首先体现在其较长的现代化探索历史。毕健康指出，埃及现代化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上半叶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其核心在于通过工业化、农业改革、教育发展和国家能力建设推动富国强兵。穆罕默德·阿里时期曾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水利灌溉、长绒棉生产、机器工业和现代军队建设开启自主现代化探索，并推动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埃及化”，为民族国家形成和现代治理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1952年革命以后，纳赛尔时期进一步推进国家主导的自主现代化，强调工业化、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能力建设。由此形成的工业、行政、教育和社会治理基础，至今仍是理解埃及国家发展能力的重要历史起点。
不过，埃及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并非线性推进。相关研究认为，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改变了纳赛尔时期以国家主导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道路，本土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乃至倒退，经济结构逐渐呈现“由实而虚”的特点。与此同时，市场化和私有化并未形成足够强大的中小企业与稳定中间阶层，反而加剧社会两极分化。 因此，埃及虽然具有较强的国家组织基础和长期现代化传统，但其发展模式长期面临如何在经济开放、工业能力、自主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
埃及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基础是较强的民族国家框架和国家认同传统。埃及社会以阿拉伯人为主体，同时存在科普特人、努比亚人、贝都因人、柏柏尔人、亚美尼亚人等不同族群，并具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多元宗教文化传统。相关研究指出，埃及人口已经超过1.07亿，社会内部呈现宗教文化多元、族群多样和阶层分化并存的结构。国家长期通过教育、宗教治理和国家认同塑造等方式推进社会整合，这使民族凝聚力成为埃及维持政治稳定和推动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发展资源。
宗教机构同样是埃及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爱资哈尔不仅是伊斯兰世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宗教权威，也是埃及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其职能已超出单纯宗教教育，在宗教话语、公共领域和社会调解等方面发挥作用；塞西政府则通过与爱资哈尔合作推进宗教治理和去极端化，在保持其宗教权威的同时，将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这种国家与宗教机构相互协调的治理模式，是埃及维持社会秩序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制度基础。
2. 发展挑战与和平稳定压力
埃及当前的发展挑战首先表现为工业化不足、经济结构失衡与社会两极分化之间的相互作用。长期以来，埃及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通过工业化推动国家自主发展，但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弱了本土工业体系，私有化和资本集中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差距。研究指出，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大型私人企业凭借政商关系迅速扩张，而中小企业受到大型资本、公有企业和外国资本多重挤压，大量失业人口进入低效率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与此同时，城乡人口流动、农村失地人口和城市失业问题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层。 因而，埃及面临的不只是经济增长问题，更是增长成果能否转化为就业、产业发展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问题。
区域发展不平衡、青年失业和社会包容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国家整合压力。周丽娅、冯琪指出，埃及民族凝聚力建设长期受到文化认同张力、宗教信任危机、区域发展失衡和青年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虽然近年来政府通过就业政策、教育改革和地区发展项目改善部分边缘地区民生，并使青年失业率有所下降，但社会经济分层、资源配置不均、基层行政能力不足以及少数群体实质性政治代表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 这意味着埃及的和平稳定不仅取决于政治秩序，也取决于国家能否通过就业、教育和公共服务减少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
宗教治理与极端主义问题是埃及和平稳定面临的另一项长期压力。埃及是现代政治伊斯兰主义的重要发源地之一，20世纪后半叶激进伊斯兰主义经历了由国内政治运动向暴力极端主义乃至跨国恐怖主义网络发展的过程。相关研究指出，纳赛尔时期的政治压制、萨达特时期对伊斯兰力量的策略性利用以及穆巴拉克时期激进组织的国际化，共同塑造了埃及极端主义发展的复杂历史。激进组织不仅造成严重人员和财产损失，也加剧宗教和族群矛盾，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产生长期影响。
塞西执政后，政府将反恐、去极端化和宗教治理相结合，试图通过国家与爱资哈尔等宗教机构合作重新塑造宗教话语和社会秩序。相关研究指出，2011年以后政治伊斯兰化及其引发的安全混乱促使塞西政府推动所谓“宗教革命”，并将其延伸至反恐、社会治理和宗教机构权力调整。 这种治理路径在维护秩序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也意味着国家需要长期协调宗教权威、社会自主性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关系。
国家治理能力与治安体系改革同样直接关系社会稳定。穆巴拉克时期警察系统存在腐败、滥权和暴力执法等结构性问题，不仅削弱警察公信力，也成为2011年政治危机的重要诱因。塞西执政后推动警察制度改革，加强军事化管理和军队对警察体系的控制，提高执法效率并强化政府对治安系统的掌控。研究认为，这一改革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提高政府控制能力方面取得一定效果，但同时也带来了警务体系路径依赖、民主化空间受限等新的治理难题。 因此，埃及国家能力建设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在秩序维护、公共服务和制度合法性之间形成更加可持续的平衡。
尼罗河水资源安全构成埃及发展与和平稳定中极具战略性的非传统安全压力。埃及经济社会发展高度依赖尼罗河水资源，而流域国家人口增长和上游水资源开发不断改变既有水资源格局。2011年埃塞俄比亚启动复兴大坝建设后，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围绕水资源分配和大坝运行问题的博弈明显加剧。相关研究指出，埃及将复兴大坝视为直接关系国家水资源安全的重要问题，而流域水资源争端也已成为东非和东北非重要地区性政治议题。 这一问题说明，埃及的和平稳定不仅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也受到跨境资源治理和地区合作机制的制约。
此外，埃及还面临地区安全环境和战略自主之间的双重压力。塞西执政以来，埃及通过扩大军备进口、深化与多国的战略关系增强军事和外交自主性，希望维护地区影响力并减少对美国的单一依赖。但相关研究也指出，在经济压力已经较大的情况下，大规模军备进口会进一步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并可能形成发展资源向安全领域过度倾斜的问题。 同时，埃及虽然通过多元外交扩大了战略空间，但在大国竞争和地区力量重组背景下，如何避免外部竞争转化为新的地区安全压力，仍是其长期面临的挑战。
二、中国与埃及的发展式和平合作实践
中国与埃及的发展合作具有较深的历史和政治基础。1956年5月30日，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中埃关系由此成为中国与非洲及阿拉伯世界关系发展的重要起点。万隆会议后，两国首先从贸易合作和商务往来入手推动关系正常化，此后逐步拓展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领域。进入21世纪后，中埃合作进一步制度化和多元化，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对接背景下，合作重点越来越突出基础设施、工业化、本地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源建设。2024—2028年《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施纲要》更将产业本土化和技术转移列为未来合作的优先方向。
1. 基础设施与产业能力建设
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是中埃发展合作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埃及近年来持续通过大型公共建设和工业化项目推动经济转型，中国企业则广泛参与交通、电力、城市建设、通信和工业园区等项目。相关材料显示，由中国中铁—中航国际联合体总承包的“斋月十日城”市郊轻轨一、二期于2022年投入运营，连接开罗老城区与新行政首都；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参与建设埃及国家输电公司500千伏输电工程；中国企业还与埃及主要通信运营商合作完善光纤网络和移动通信基础设施。 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也是这一合作的重要代表，中国建筑集团承担项目总承包，“非洲第一高楼”中央商务区标志塔于2021年完成封顶。
与单一工程承包相比，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更能体现中埃合作从基础设施建设向产业能力培育转变的特点。该合作区位于苏伊士湾西北经济特区，是“一带一路”与苏伊士运河经济带相衔接的重要产业平台。相关研究显示，合作区一期已经吸引装备制造、纺织、玻璃纤维、电力设备等企业进入，并逐步形成产业集群。 截至相关研究统计时期，中国对埃累计投资超过70亿美元，并在当地创造近3万个就业岗位，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成为中国企业在埃投资的重要承载平台。
合作区的扩展规划进一步体现了生产能力和就业导向。研究指出，其扩展区计划引入生产、研发、物流、商贸服务等不同类型企业，产业方向包括交通运输装备、纺织服装、石油装备、高低压电器、精细化工、新型建材及高技术产业，并预计形成较大规模的当地就业。 此外，中埃合作采取合资经营、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方式，体现出由传统援助或单向承包向产业投资和长期运营转变的趋势。
这一实践与埃及自身现代化面临的工业化不足问题具有直接联系。相关研究提出，中埃产能合作应与埃及国内产业升级结合，将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逐渐由劳动密集型生产平台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创新平台，从而增强埃及工业化能力。 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看，这类合作的重要性不在于工程数量本身，而在于基础设施、产业集聚和本地就业能否逐渐转化为稳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改善埃及长期面临的就业压力与发展结构失衡。
2. 职业教育与青年技能能力建设
职业教育是中埃合作中较具特色的能力建设实践，也与埃及青年就业和教育结构问题直接相关。埃及职业教育长期存在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较大、但高等职业教育相对薄弱的问题，中高职之间衔接不足，大量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继续接受高层次职业教育的机会有限。 在这一背景下，埃及鲁班工坊并非单纯的人文交流项目，而是直接进入埃及职业教育体系并服务其产业发展需求。
2020年11月，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分别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和开罗高级维修技术学校合作建设的两所鲁班工坊投入运行，形成“一国两坊”的合作格局。工坊对接埃及“2030愿景”，重点围绕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汽车技术等产业，设置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新能源应用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数控加工和汽车维修等专业。
这一合作的重要特点在于并非仅向学生提供短期技能培训，而是参与埃及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开罗高级维修技术学校鲁班工坊通过“3+2”方式推动中高职贯通；艾因夏姆斯大学鲁班工坊则开展本科课程合作并延伸至研究生培养。双方共同开发的专业教学标准被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鲁班工坊也进入埃及职业教育改革中的“卓越基地”试点。相关材料显示，两个工坊已经培训本土教师200余人次，培养学历生2000余人，并开展数百人次技能培训。
更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教育合作开始与中埃产业合作连接。相关研究指出，两所鲁班工坊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及入驻企业加强合作，建设培训就业基地，并围绕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产业探索校企协同和产教融合机制。 这使职业教育、人力资本和产业投资之间形成了较明显的衔接关系。对于青年人口规模较大、就业问题长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埃及而言，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于将发展合作进一步延伸至人的能力建设，通过教育—技能—产业之间的连接提升青年进入劳动市场和参与现代产业的能力。
3. 公共卫生合作与医疗生产能力建设
公共卫生是中埃发展合作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与埃及在疫苗研发和生产领域开展了较深入合作。相关研究指出，中国与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非洲阿拉伯国家开展疫苗合作，其中埃及建成了非洲首条新冠疫苗联合生产线，推动新冠疫苗由外部供应进一步转向本地生产，并促进相关药物研发能力建设。 另一份材料进一步指出，埃及是非洲第一个与中国合作生产新冠疫苗的国家，中埃合作还具有向第三方提供抗疫产品和服务的延伸意义。
这一案例尤其适合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理解。中埃卫生合作并非仅停留在危机时期提供医疗物资，而是进一步推动生产能力向埃及转移，使其逐渐具备更强的疫苗生产和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对于一个人口超过一亿、公共服务承受较大压力的国家而言，公共卫生体系本身就是国家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疫苗本地化生产因此不仅具有卫生意义，也体现了中埃合作由物资援助向技术转移和自主卫生能力建设发展的趋势。
4. 科技与航天合作：拓展自主发展能力
科技合作也是近年来中埃合作中逐渐突出的领域。孙德刚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分析视角，即中国对中东国家科技外交总体更强调“发展本位”，将科技视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通过技术合作形成“发展—科技”伙伴关系，而不是优先将科技合作安全化。 在这一框架下，中埃科技合作较有代表性的实践是航空航天和卫星能力建设。
相关研究指出，中国长期通过资金、技术和空间科技教育培训等方式支持埃及遥感、通信卫星及空间技术能力建设，并围绕北斗卫星导航应用、联合研发和人员培训等领域开展合作。 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还成功发射“埃及二号”卫星，并将卫星合作与人才交流、卫星数据应用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结合起来。
这一合作与传统基础设施有所不同，其重点是帮助埃及提升科技和专业能力，而不只是建设有形项目。遥感、卫星数据和空间技术可以进一步服务于资源监测、城市规划、环境治理以及其他经济社会领域，因此具有较强的长期能力建设属性。
三、中国与埃及合作模式的特点
中国与埃及的合作模式体现出较强的发展导向、能力建设导向和长期伙伴关系特征。从前文所呈现的实践看，中埃合作并不是围绕单一项目或单一资源展开，而是逐步形成了基础设施、产业园区、职业教育、公共卫生和科技合作相互衔接的综合性发展合作体系。其核心逻辑是通过改善发展条件、增强生产能力、提升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能力，为国家现代化和社会稳定提供长期支撑。
这一合作首先表现为从“项目建设”向“发展能力建设”延伸。交通、电力、通信、新行政首都等基础设施项目改善了埃及经济运行和城市发展的物质条件，而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则进一步把合作从工程承包延伸到产业集聚、企业投资和长期运营。合作区吸引装备制造、纺织、玻璃纤维、电力设备等企业进入，并通过合资经营、风险共担等方式推动双方形成更稳定的利益联系。相关研究还提出，应将合作区由劳动密集型平台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使其真正服务于埃及工业化和价值链提升。由此看，中埃合作并不只是“建设基础设施”，而是尝试把基础设施转化为产业能力、就业机会和经济自主性。
其次，中埃合作具有明显的“产业—教育—就业”联动特点。埃及鲁班工坊并不是孤立的教育交流项目，而是直接对接埃及“2030愿景”以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维修等产业需求。两所鲁班工坊不仅开展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还推动中高职、本科和研究生培养衔接，并将部分专业教学标准纳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更重要的是，鲁班工坊进一步与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及入驻企业建立培训和就业联系，使职业教育与产业投资形成衔接。 这种模式回应了埃及青年就业和职业教育结构不足的问题，也体现出中埃合作越来越重视本地技能、技术和就业能力，而不只是资本和工程输入。
再次，中埃合作表现出较强的本土化和技术转移导向。这一特点在公共卫生和科技合作中尤其明显。新冠疫情期间，中埃合作并未停留在疫苗捐赠层面，而是推动疫苗在埃及本地生产，使埃及成为非洲较早实现中国新冠疫苗本地化生产的国家，并进一步提升其药物研发和公共卫生应急能力。 在科技领域，中国通过卫星、遥感、北斗导航、人员培训等合作支持埃及提升空间科技应用能力，并将合作与卫星数据应用、联合研发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 这与2024—2028年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施纲要强调产业本土化和技术转移的方向是一致的。
中埃合作还体现出较明显的“发展本位”科技合作逻辑，通过较为开放和包容的机制推进科技合作，而不是优先将科技问题安全化。 在埃及案例中，这种特点表现为科技合作更多服务于现代化、产业升级和国家能力提升，如卫星、遥感和职业技术教育等合作均与埃及自身发展需求相衔接。因此，科技在中埃合作中更多被视为提升发展能力的工具，而非单纯的战略竞争手段。
此外，中埃合作具有较强的国家战略对接和长期制度化特征。中方“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形成较明显的政策衔接，基础设施、工业园区、职业教育和科技合作均在这一框架下展开。与此同时，中埃关系并非临时项目驱动，而是建立在长期政治互信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基础之上。2024—2028年《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施纲要》进一步明确未来合作方向，使双方合作从单个项目逐渐转向制度化、长期化和规划化发展。
参考文献
摘要：埃及现代化历经200余年曲折演进，呈现从自主探索到外部依附、“由实而虚”的阶段性特征。埃及现代化萌生于19世纪上半叶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受欧洲列强外部干预与压制而被迫中断，1882～1952年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埃及现代化呈现畸形发展态势。萨达特—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扭转纳赛尔自主现代化路径，造成埃及工业化“由实而虚”，本土工业化进程陷入停滞乃至倒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内在分配逻辑，让社会两极分化持续加剧、底层群体规模持续扩张，深刻制约国家现代化进程。埃及现代化演进历程为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启示：立足本国国情、坚持自主探索道路，坚守工业化重要地位与民生导向，方可实现自主且可持续的现代化。
作者：毕健康
发表时间：2026
摘要：民族凝聚力是维护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的关键，也是推动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力量。埃及作为北非地区具有重要地缘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国家，其民族凝聚力建设面临文化认同张力、宗教信任危机、区域发展失衡、青年失业普遍等多重挑战。该国力图通过强化国家认同教育、推动宗教对话、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青年就业及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形态等实践路径推进国家整合。总体看，埃及在国家认同建构、少数群体政治参与和区域民生改善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政策实施仍受社会保守观念、基层执行能力、资源配置不均和实质性代表不足等因素制约。未来埃及民族凝聚力建设仍需从形式包容转向实质公平，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推动国家整合由政策动员走向制度化、可持续的包容治理，方能实现民族凝聚力的持久提升与国家长治久安。
作者：周丽娅，冯琪
发表时间：2026
摘要：伊斯兰主义(或称政治伊斯兰)是一种主张以伊斯兰教法治国的宗教政治思潮,其现代形态的起源可追溯至中世纪的“尊经复古”理论。20世纪下半叶,埃及在民族独立后成为伊斯兰主义的重要策源地,其中主张以暴力手段推进宗教政治议程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势力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深度参与埃及社会政治,对埃及和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系统考察1952至2011年间埃及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勃兴的内外因素,评估其对国家安全、地区稳定及全球政治的影响,并探讨治理极端主义的可行路径。 研究表明,埃及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演变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纳赛尔时期,政府的高压政策催生了赛义德·库特布为代表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理论;萨达特时期,当局对伊斯兰主义的策略性纵容助长了极端组织的蔓延,如“赎罪与迁徙组织”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等,这些组织将库特布的思想极端化,最终导致了萨达特遇刺等极端暴力事件;穆巴拉克时代,激进势力进一步溢出国境走向国际化,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与“基地”组织的合流标志着其从一国的激进主义威胁开始发展为全球恐怖主义网络。 经过了几十年的演进,激进伊斯兰主义对于埃及与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危害,这主要体现在:激进原教旨势力拖累了埃及的世俗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激化埃及国内以及周边地区的宗教间、族群间社会矛盾;激进伊斯兰政治组织活动加剧地区政治局势动荡;恐怖分子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激进势力曲解伊斯兰教义加剧“伊斯兰恐惧症”;以及伊斯兰复兴思潮为境外势力所利用来干涉埃及与中东各国内政等方面。
作者：殷正清
发表时间：2026
4. 《双重角色与关系平衡：塞西执政以来的爱资哈尔与埃及宗教治理》
摘要爱资哈尔是广受伊斯兰世界承认的伊斯兰权威和重要的宗教实体。埃及塞西总统执政以来，政府同爱资哈尔协作进行宗教治理的过程，是研究埃及政教关系时需要关注的重要侧面。既有政教关系研究多基于“政教二分”预设，未能充分体现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关系的特殊性。本文提出应搁置对政教主从关系的讨论，基于“结构—能动”二重性看待爱资哈尔的角色。在宗教治理的语境下，爱资哈尔既是在结构框架下调动资源、发挥影响的“治理主体”,又是受结构制约和管制的“治理对象”。作为治理主体，爱资哈尔扮演着宗教产品供给者、宗教生态维护者、公共领域补足者、双重利益代表方等角色；作为治理对象，爱资哈尔的行动能力和方向受到国家政策和权力结构的制约和引导。正是这种二重性，使爱资哈尔在维护宗教权威与配合国家治理之间寻找平衡，也决定了其角色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作者：孙丰轩，刘欣路
发表时间：2025
摘要：警察是街头官僚中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埃及警察在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政府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工作效率直接影响到政府绩效与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塞西执政后的警察系统存在诸多问题，对警察的制度性改革是基于穆巴拉克时代后期警察系统诸如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暴力执法等结构性问题的反思。这些问题不仅造成了警察机构公信力的缺失，对社会秩序维护造成负面影响，而且成为了政权倾覆的导火线。塞西通过加强警察的军事化和军队对警察系统的控制，有效改善了警察的执法效率和形象，加强了政府对警察的控制力，整合了军警优势。经过十余年的改革效果评估，证明了警察改革具有显著的成效，民众对此也普遍认可，然而尽管成果初现，但也造成了埃及警察制度与民主化进程背道而驰以及警察系统陷入“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困境。未来塞西政府对警察的接续改革还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在维护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巩固改革成果，并进行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之路还很长。
作者：高鑫
发表时间：2025
6. 《权力竞争与合作治理：“双重嵌套”机制下美国介入尼罗河水资源争端的策略与影响》
摘要美国在介入尼罗河水资源争端过程中建构的“双重嵌套”机制通过权力竞争与合作治理的双轨策略形成动态互补结构。在权力竞争维度，美国依托联盟网络构建和意识形态渗透，搭建起涵盖流域内外的水资源战略支点体系，并将水资源作为多边制衡政策的工具；在合作治理维度，美国通过经济议程嵌入与制度规则主导，实现从物质性权力到制度性权力的转换。“权力竞争”与“合作治理”二者通过“嵌套式”互动形成战略闭环——竞争性实践为合作治理提供现实支撑，合作治理则为竞争行为赋予规范合法性。美国在“双重嵌套”机制下介入尼罗河水资源争端，以推动流域国家间对话合作和经济社会发展为名，实际服务于其尼罗河流域的战略和霸权利益，加剧了流域国家内政分裂、国家间关系恶化以及域外国家博弈程度。
作者：苏楚婷
发表时间：2025
摘要：塞西执政后，埃及的军队建设迈入“再军备”的新阶段。2014年以来，埃及通过进口实现了军备扩张，主要呈现进口规模大幅扩增、进口来源多元化和进口类型延续传统偏好等特点。在此期间，埃及虽然身处较为复杂的安全地缘环境之中，但其面临的安全风险可控，且国内正遭遇日益严峻的经济困境，这使得传统视角阐释其军备进口政策动因具有局限性。究其原因，是埃及把军备进口作为一种灵活的战略工具，旨在维持地区影响力、增强国内向心力、谋求政权的国际支持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由于该政策未能紧跟地区军备竞争的范式转变、统筹军备现代化的长远大局以及对国家经济承压的前瞻不足，导致其实际成效不彰，为埃及的国家发展带来隐忧。作为全球军备贸易的主要市场之一，中东地区不少国家将军备进口“工具化”以实现特定意图，洞悉该政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动向有利于中国在中东构建新型防务合作关系。
作者：潘基宏，谷伟
发表时间：2025
摘要：从美国联盟体系角度看，埃及在美埃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在战略上高度依赖美国，这虽有利于保持政局稳定，但在一定程度上令埃及失去战略自主和纳赛尔时期享有的地区主导地位。穆巴拉克积极推进平衡外交，但效果较为有限。塞西上台后，在冲突与合作的双重影响下，埃及外交战略逐步实现以谋求战略主动性、地区主导性和国家安全为核心内容的“软平衡”外交战略转型。但“软平衡”战略的实施同样存在风险，战略运用有误则极易招致美国的猜忌甚至制裁，或引发大国势力竞争而导致地区安全危机。总体而言，塞西执政期间，埃及对美外交战略转型较为成功，两国关系虽有摩擦，但双方安全合作需求远大于分歧和矛盾。未来埃及对美外交战略会不断调整，在国际大国间和地区强国间稳步构建“软平衡”战略模式。
作者：高鑫，寿慧生
发表时间：2025
摘要：文章回顾了中埃建交70年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历程，指出埃及既是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也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外交中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1956年两国正式建交后，中埃关系在政治互信、主权支持和国际事务协作基础上不断深化；进入21世纪，双方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机制进一步拓展合作，并于2014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双方明确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对接，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为重要抓手。文章重点总结了近年来中埃务实合作成果。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企业参与“斋月十日城”市郊轻轨、500千伏输电工程、通信网络建设和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等项目，改善埃及交通、电力、数字通信和城市发展条件。与此同时，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已形成新型建材、石油装备、机械制造、纺织化工和新能源等产业集群，成为产业园区合作的重要样板。 在经贸和投融资领域，中国长期保持埃及主要贸易伙伴地位，中国企业投资集中于制造业、矿业和服务业，双边金融合作也通过本币互换、贷款和熊猫债等方式持续深化。文章还指出，中埃合作已从经济建设进一步延伸至人文交流和公共卫生领域。埃及中文教育不断扩大，两国文化交流持续深化；新冠疫情期间，埃及成为非洲第一个与中国合作生产新冠疫苗的国家，并开展惠及第三方的抗疫合作。 2024年双方发表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并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施纲要（2024—2028）》，将产业本土化和技术转移列为未来合作优先方向，显示中埃合作正在由传统贸易、工程建设进一步向生产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建设转型。
作者：余建华
发表时间：2026
10. 《以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天津城市外交——以埃及“鲁班工坊”为例》
摘要：城市外交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补充,天津在城市外交中屡开先河,不断创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对外交流形式。本文以城市外交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梳理了城市外交的主要形式,并以天津海外鲁班工坊的建设为例,分析了职业教育对外交流在城市外交中的角色和作用。 本文将天津城市外交历程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7年,天津开创了中国对外缔结友好城市的先河,与日本神户结为首对友好城市,推动了中日交流的同时也改善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2009年,天津成立科技外事工作会议,借此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对外交流,通过多个渠道派出人员远赴国外学习先进技术,解决了许多当时国内面临的生产技术难题。在此背景下,天津市形成了以职业教育对外交流为特色的城市外交。第三个阶段从2010年开始发展至今,天津市又创建了海外鲁班工坊这一新的职业教育对外交流形式,并在亚洲、欧洲、非洲开展了海外鲁班工坊建设。 本文选取了天津市在埃及建设的鲁班工坊为研究案例,通过梳理和分析埃及鲁班工坊的建设背景、合作成效和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以海外鲁班工坊为重要形式的职业教育对外交流创新了城市外交实践,提升了城市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并且能够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战略。天津在以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城市外交实践中,先后创建半工半读制度、职业院校和鲁班工坊等多元化的职业教育交流新模式,在实现城市外交可持续性的同时,天津市也分享了海外鲁班工坊的建设经验。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海外鲁班工坊建设,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影响力和地位也不断提升。
作者：曹新蕾
发表时间：2026
摘要：非洲阿拉伯国家长期整体医疗水平不高，每个国家面临的医疗卫生问题背后成因各不相同，深受各自社会状况的影响。医疗卫生情况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复合性的特点。在当前全球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医疗卫生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本文聚焦于以非洲阿拉伯十国为中心的中阿卫生发展合作，从非洲阿拉伯国家医疗卫生治理的问题与特点出发，深入探讨中国参与非洲阿拉伯国家卫生发展合作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文章系统性地回顾了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60年卫生发展合作历程，并特别关注双方医疗合作中的重点领域——中医药在卫生发展合作中的实践情况，旨在积极探索双方卫生发展合作支持途径，为中阿卫生发展合作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提供积极建议。
作者：徐丽莉，张可心，宋欣阳
发表时间：2024
12. 《发展本位还是安全本位：中美对中东国家科技外交比较研究》
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科技竞争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边疆，中东地区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新舞台。中美对中东国家的科技外交是两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彰显技术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差异性。中国将科技合作视为发展议题，寻求与中东所有国家形成差异化的科技合作格局，打造包容性的科技共同体，以“找朋友”的方式组建“发展—科技”伙伴，探索平等协商的南南科技合作范式；美国将科技合作视为安全议题，通过与中东盟伴开展科技合作，形成排他性的“小院高墙”,以“找敌人”的方式组建“安全—科技”复合联盟，强化“中心—外围”科技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美科技博弈主要表现在清洁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网络、芯片技术和航空航天等5个领域。中国依托中阿合作论坛、中海战略对话、金砖合作机制等平台，通过技术转移帮助中东国家共同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美国以美阿峰会(1+9)、内盖夫论坛、西亚版四方机制、印欧经济走廊等非正式机制推进科技合作，体现“科技门罗主义”。中美都是科技大国，唯有超越地缘政治分歧，才能防止科技合作政治化、安全化与泛意识形态化，使科技合作成果造福中东人民。
作者：孙德刚，钟灵
发表时间：2025
13. 《试析鲁班工坊品牌建设的典型项目——从品牌构建、模式分享、课程嵌入、装备应用、师资培养“五维度”说起》
摘要：鲁班工坊是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实践平台，历经十年发展，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项目。本文围绕鲁班工坊建设的五个关键维度，选取泰国、埃及、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柬埔寨、肯尼亚、吉布提、葡萄牙、埃塞俄比亚等9个项目，系统梳理其在品牌构建、教学模式、标准认证、装备应用、师资培养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成效。文章旨在总结鲁班工坊品牌建设的典型范式，为深化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
作者：徐宏伟，黎志东，吕景泉
发表时间：2026
14. 《中非工业园区合作的得失与影响研究—以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
摘要：工业园区合作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除了资源类投资外,目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落户于中国在非工业园区,园区是中非产能合作和中企实施对非“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平台。目前中国在非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已超过50个,在中非自由贸易区(FTA)和双边贸易协定(BIT)体系建立起来之前,工业园区的经济特区性质将成为中国在非投资和中企在非效益的重要保障。加之非洲国家大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投资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非工业园区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顺利实施。同时中非进一步密切经贸合作也将对区域经济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2018年非洲44个国家签署成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非洲大陆形成统一的区域市场前景可期,非洲自贸区的成立将为中国在非工业园区的未来发展提供有效环境支撑。埃及是北非的一个文明古国,地跨亚非两大洲,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享有特殊地位,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天然合作伙伴”。中埃苏伊士经贸园区是中国企业在北非“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在非工业园区中的典型项目,经过数年发展已取得可喜成就。2014年塞西总统上台后推出“埃及愿景2030”计划,主要用于指导埃及到2030年前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下的双边合作目标相当契合,这为合作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目前合作区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溢出效应即东道国动态收益不足,中埃经贸合作是中非基于工业园区的经贸合作的一个缩影,在建设成就和现存问题上存在共性。同时非盟“2063年议程”作为非盟对未来非洲工业化和一体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已经成为指导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政策框架。研究工业园区在中非战略合作中的影响和作用有利于为中国海外投资特别是工业园区建设及国际产能合作提供有力参考,同时在当前世界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风潮起此彼伏的大环境下,中非基于工业园区的战略合作具有深远意义。
作者：戚洪波
发表时间：2021
摘要自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60多年来,中埃关系经历了国际和地区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健康稳步发展,成为南南合作与文明交往的典范。全面深化中埃关系,可进一步引领和示范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新时期中埃关系新的内容,双方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埃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发展目标,双方存在巨大的共生性,均推动着两国关系迈向更高层次、更深水平的发展。双方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紧密协作,在文化繁荣的事业中交流互鉴,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南南合作上呼应配合,在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进入快速升温轨道,双方均从互惠合作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迎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埃关系在取得众多成果、迎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进一步促进并推进中埃关系长期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而且需要立足现实,开拓创新,从而使新时期的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行稳致远。
作者：卢秋怡
发表时间：2018
摘要：今年是中国与非洲国家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1956年5月30日，具有悠久历史、向以古代文明著称的埃及率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启了非洲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新篇章。此后，随着非洲独立国家增多，民族独立性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建交。至2018年5月，在非洲大陆54个独立国家中，有53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中国与非洲国家建交，使中非友好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发展，开创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新纪元。
作者：陆苗耕
发表时间：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