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区域概述
1. 区域基本信息
萨赫勒地区（Sahel）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苏丹草原以北，是连接北非、中东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重要地理区域。由于不同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对其范围界定存在差异，广义萨赫勒地区可从大西洋沿岸延伸至红海，涵盖西非、中非和东北非多个国家；从政治与安全研究角度看，国际社会通常关注由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组成的萨赫勒核心区域，即“萨赫勒五国”范围。张春、杨琦指出，萨赫勒地区不仅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也是当前非洲安全治理最受关注的区域之一。该地区连接北非伊斯兰世界与非洲内陆，历史上长期承担人员、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的功能，同时也是多重地缘政治力量交汇的重要空间。
从发展基础来看，萨赫勒地区具有一定的资源和区位优势。该地区拥有石油、天然气以及多种矿产资源，在能源和资源开发方面具有潜力；同时，其横跨非洲大陆东西方向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区域贸易、跨境交通和能源合作中具有重要意义。芦鹏等指出，萨赫勒地区虽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地区之一，但区域内仍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地缘位置连接北非、中东和非洲内陆，使其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人口结构是萨赫勒地区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影响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自20世纪60年代独立以来，萨赫勒地区人口经历快速增长。陈希平以苏丹、塞内加尔、尼日利亚、马里和尼日尔五国为案例指出，1960年至2020年间，萨赫勒地区人口由约6700万增长至超过3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增长与农业生产、医疗条件改善和社会秩序恢复有关，但快速人口增长也增加了就业、粮食供应、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压力。
然而，人口增长、资源禀赋和地理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发展动力。长期以来，萨赫勒国家普遍面临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足和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等问题。农业仍是大量人口的重要生计来源，但受到干旱、气候变化、土地退化以及技术条件不足等因素影响，农业生产能力较为脆弱。与此同时，人口增长与资源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使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进一步交织。陈希平指出，人口增长、粮食供给、医疗卫生和战争冲突等因素共同塑造了萨赫勒地区的发展困境，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区域政治经济稳定的重要变量。
2. 区域发展与和平安全挑战
萨赫勒地区长期面临发展不足与安全危机相互强化的问题，其核心挑战并非单一的恐怖主义威胁，而是由国家能力不足、经济贫困、社会矛盾、气候压力以及外部干预共同形成的复杂安全困境。
首先，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是萨赫勒地区安全困境的重要根源。长期以来，部分萨赫勒国家难以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安全保障，对边远地区的行政控制能力有限，为武装组织、犯罪网络和地方性冲突提供了空间。孟瑾指出，萨赫勒国家受到族群矛盾、武装冲突、贫困和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影响，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面临严峻挑战。民主化进程虽然带来制度变化，但并未形成足够有效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政府难以持续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安全保障。
其次，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扩散成为萨赫勒地区最突出的安全问题。2011年利比亚战争后，地区武器扩散、边境失控和武装人员流动加剧，推动极端组织向萨赫勒地区扩散。张春、杨琦指出，自利比亚战争结束以来，萨赫勒五国集团所在地区逐渐成为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重要区域，2012年至2022年间，该地区极端暴恐事件数量大幅增加，成为非洲恐怖主义活动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恐怖主义威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贫困、地方冲突、跨境犯罪和社会不平等相互结合。关于“伊斯兰国”在非洲扩张的研究指出，极端组织能够在非洲扩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利用当地群体矛盾、政府治理不足和人道主义危机寻找支持基础，同时利用边境地区治理薄弱获得人员和资源。孟瑾进一步指出，当前萨赫勒恐怖主义呈现出组织分化重组加速、与地方社会融合程度提高，以及与跨国犯罪和气候变化相互叠加等特点。
再次，发展困境和生态压力进一步强化了地区不稳定。萨赫勒地区高度依赖农业和牧业，但气候变化导致降水不稳定、土地退化和水资源压力增加，加剧了农牧民之间的资源竞争。快速人口增长进一步扩大了就业、粮食和土地需求，使社会压力不断积累。陈希平指出，人口快速增长虽然体现了社会恢复和医疗条件改善，但同时也对粮食供给、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
此外，外部安全治理模式的局限也影响了萨赫勒地区和平进程。长期以来，法国、联合国、非洲联盟以及其他国际力量主要通过军事反恐和安全援助方式介入地区事务，但安全形势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张春、杨琦认为，萨赫勒地区已经形成从冲突陷阱、贫困陷阱、气候陷阱到治理陷阱相互叠加的安全复合体，而大量外部安全援助的进入反而造成“安全拥堵”，原因在于其忽视了发展、安全和治理之间的联系。孟瑾也指出，当前地区反恐治理过度依赖军事手段，而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等长期因素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难以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根源。
近年来，萨赫勒地区政治格局也发生明显变化。2020年以来，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相继发生军事政变，并逐渐调整与法国等传统外部力量的关系。王雄发指出，军政府上台后，这些国家与法国关系持续恶化，其原因既包括双方利益分歧，也受到地区大国竞争和寻求政治自主的影响。与此同时，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退出萨赫勒五国集团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并推动建立萨赫勒国家联盟，反映出地区国家试图重新塑造安全合作和外交自主空间。
二、和平逻辑比较研究
萨赫勒地区长期面临恐怖主义扩散、国家能力不足、贫困和治理危机等多重挑战。不同外部行为体基于自身战略利益、历史经验和对地区问题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安全与和平实践逻辑。总体来看，法国和欧盟更多从安全威胁和危机管理角度介入萨赫勒事务，强调通过反恐、安全援助和治理改革维护地区稳定；中国则更多强调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联系，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合作和能力提升改善和平基础；印度等新兴伙伴则逐渐形成以发展外交和南南合作为特点的参与方式。不同逻辑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萨赫勒和平问题不同的理解路径。
1. 法国与欧盟：以安全稳定为核心的危机管理逻辑
法国和欧盟长期将萨赫勒地区视为与自身安全利益高度相关的战略区域。由于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等问题可能向欧洲外溢，萨赫勒危机在法国和欧盟政策中首先被定义为安全问题。因此，其政策重点长期集中于反恐行动、安全部门改革以及危机管理能力建设。
法国作为萨赫勒地区传统影响力最大的外部力量，其政策长期受到历史联系和战略利益影响。马克龙政府虽然试图调整传统法非关系，提出更加重视“伙伴关系”“投资”和“多边主义”的政策理念，但法国对萨赫勒问题的核心关注仍然围绕安全稳定展开。相关研究指出，法国长期维持的“法非特殊关系”以非正式网络、双边关系和军事干预为重要特征，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法国影响力下降以及新兴力量进入非洲，法国开始寻求政策调整。欧盟则试图通过更加综合的方式介入萨赫勒危机。其《欧盟萨赫勒安全与发展战略》提出安全与发展的结合，并通过政治对话、安全培训、发展援助等方式参与地区治理。然而，相关研究指出，欧盟在实践过程中仍然较大程度受到安全逻辑影响，反恐和移民治理往往优先于长期发展问题。杨召指出，欧盟萨赫勒战略虽然强调安全、发展和治理结合，但执行过程中政治与安全目标仍占据主导，导致对萨赫勒国家长期发展需求关注不足。
这种危机管理逻辑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回应恐怖主义和暴力冲突，但其局限在于容易将萨赫勒问题安全化，将复杂的发展困境转化为安全治理问题。张文昱指出，欧盟虽然在政治、安全和发展领域均开展合作，包括支持萨赫勒五国安全机制建设、提供军事技术援助以及推动社会治理项目，但相关措施并未有效改善地区整体安全和发展状况。近年来马里的“去法国化”也反映出这种安全逻辑面临的政治挑战。相关研究指出，马里在政变后逐渐减少与法国军事合作，通过调整安全伙伴关系寻求更大的自主性，这既与国内政治因素有关，也体现出部分非洲国家对长期外部安全介入模式的不满。
2. 中国：以发展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发展安全逻辑
与法国和欧盟主要从安全威胁出发不同，中国对非合作更多强调发展与安全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国的政策逻辑认为，贫困、基础设施不足、经济机会缺失和国家发展能力不足，是影响长期和平的重要因素。因此，和平不仅需要减少暴力冲突，也需要通过发展改善社会稳定基础。
中国在非洲的合作模式逐渐从传统双边援助扩展为包含经济合作、多边机制和安全合作的综合性参与方式。相关研究指出，在新时代，中国对非关系已经形成涵盖国家间合作、中非合作论坛、非盟合作以及联合国维和等多层次体系。这一逻辑在萨赫勒地区尤其体现为发展合作与能力建设。面对萨赫勒地区长期存在的贫困、就业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和治理能力有限等问题，中国并未将地区危机单纯理解为恐怖主义问题，而是强调通过经济发展减少冲突产生的社会基础。德维尔潘指出，非洲未来发展需要建立符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模式，外部伙伴应关注如何释放非洲经济增长潜力，而不是仅从安全视角看待非洲问题。同时，中国也并非完全忽视安全问题，而是强调安全与发展的结合。张春、杨琦指出，中国提出的安全理念强调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通过合作分工和伙伴关系推动更加持久的和平，而不是单纯依靠军事援助维持秩序。
因此，中国参与萨赫勒和平建设的特点在于，将安全问题放置于更广泛的发展背景中理解，通过基础设施、农业、公共卫生、产业合作和能力建设等方式改善和平基础。这种逻辑并不意味着发展可以替代安全治理，而是强调只有解决发展不足这一深层问题，才能实现更加稳定和持续的和平。
3. 印度等新兴伙伴：以发展外交为核心的伙伴合作逻辑
除中国和西方国家外，印度等新兴国家近年来也逐渐加强对萨赫勒和西非地区的参与。与传统援助模式不同，印度更多强调“发展外交”（development diplomacy），通过能力建设、贸易合作和南南合作扩大自身影响力。相关研究指出，在全球力量结构变化背景下，印度试图通过西非区域合作框架加强自身存在，并将发展合作作为外交工具。然而，印度在萨赫勒地区的影响仍受到多方面限制，包括中国较早进入形成的合作优势、当地对不同伙伴关系的平衡需求以及印度自身资源和能力限制。印度的发展外交逻辑与中国存在一定相似之处，即都强调经济发展和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而不是单纯依靠安全干预。但相比中国已经形成较完整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体系，印度目前更多集中于技术培训、能力建设和外交合作，其对萨赫勒和平建设的影响仍处于发展阶段。
三、中国与萨赫勒地区的发展式和平合作
萨赫勒地区长期面临恐怖主义扩散、贫困、基础设施不足、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和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与传统以军事反恐为核心的安全治理方式不同，中国对萨赫勒地区的参与更多强调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联，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民生改善和能力建设等方式，提升地区发展能力和社会韧性。相关研究指出，非洲安全问题不仅表现为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威胁，也与经济发展不足、治理能力欠缺和社会脆弱性密切相关，因此中非安全合作需要超越单纯安全治理，关注冲突产生的深层发展因素。
中国与萨赫勒地区的发展合作首先体现为基础设施互联和发展能力建设。“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在非洲推动铁路、公路、港口、电力、通信以及工业园区等项目建设，这些合作不仅服务经济增长，也改善了长期制约非洲国家发展的基础条件。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对非合作已经形成涵盖贸易、投资和承包工程的综合合作模式，大量基础设施项目涉及铁路、公路、桥梁、电力、通信、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供水、学校和医院等领域，对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推动作用。 对于萨赫勒地区而言，基础设施不足长期限制区域经济联系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中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增强地区经济联通，改善公共服务供给，并为和平稳定提供更加持续的发展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在萨赫勒地区的发展合作也关注社会民生和人的安全。医疗卫生合作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孙贵生等研究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政府在萨赫勒地区援建了现代化医院，并结合当地自然环境特点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提高医疗设施运行效率。 相关项目不仅改善当地医疗服务条件，也体现出中国合作模式从单纯工程建设向适应当地发展需求和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转变。由于萨赫勒地区长期受到贫困、疾病和社会脆弱性影响，医疗设施建设和公共卫生能力提升能够增强社会抵御风险能力，成为发展式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色能源合作也是中国参与萨赫勒发展的重要方向。萨赫勒地区虽然经济基础薄弱，但拥有丰富太阳能资源。研究显示，该地区全年日照条件较好，太阳能利用具有较大潜力，而当地工业基础薄弱、电力供应不足，发展清洁能源能够降低能源成本并改善基础设施运行条件。 中国援建医院采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实践表明，绿色技术合作不仅服务环境保护，也能够提升公共设施可持续运行能力，为当地社会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基础条件。
此外，中国对萨赫勒地区的合作并不排斥安全领域，而是强调发展与安全的结合。随着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萨赫勒地区扩散，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活动和人员利益也面临新的安全挑战。齐赵园指出，近年来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加剧，对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中国与萨赫勒地区经贸联系不断加强，在该地区投资增加，因此需要在尊重非洲国家主权和国际合作框架基础上，加强与法国、非洲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安全合作。 这一合作思路体现出中国安全参与的特点：安全并非独立于发展之外，而是通过改善发展环境、加强能力建设和推动多边合作降低风险。
同时，中国企业在萨赫勒及周边地区开展项目时，也逐渐形成更加系统的风险治理机制。相关研究指出，非洲部分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对中资企业生产经营、资产和人员安全造成威胁，因此企业需要加强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体系建设，并通过多方协同、本地化融合以及社区合作降低安全风险。 这种从项目安全管理到社区融合发展的实践，也体现出中国发展合作逐渐重视社会韧性建设。
参考文献
摘要：利比亚战争结束以来，萨赫勒地区安全态势持续恶化，地区安全治理陷入长期性和结构性困境，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安全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从冲突陷阱到贫困陷阱，从气候陷阱再到治理陷阱，使该地区演变为典型的安全复合体；二是随着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升级和扩散，各类治理行为体的纷纷涌入事实上造成了“安全拥堵”,非但没有缓解地区安全局势，反而制造了更大麻烦。萨赫勒地区安全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自主治理和外部安全援助均严重忽视发展—安全—治理关联，其“治标不治本”的方法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地区安全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优先、发展与安全统筹的成功经验，可为萨赫勒地区摆脱安全治理困境、迈向可持续稳定与和平提供重要启示。
作者：张春，杨琦
发表时间：2024
摘要：萨赫勒地区是非洲恐怖主义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受到族群矛盾、武装冲突、贫困和自然灾害困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近年来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频度和烈度明显上升，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恐怖组织分化重组加速，两大极端组织集团对抗加剧；恐怖组织与本土社会融合程度加深，对本土社会控制能力增强；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气候变化叠加效应凸显。国际及地区组织、域外大国、地区国家政府、地方自卫民兵组织等不同层级行为体介入了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治理。由于治理主体缺乏有效协调，治理方式过度依赖军事手段，多维反恐理念未被充分重视等问题，导致恐怖主义治理成效不彰，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依旧存在。未来，在推动地区国家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发挥各国在反恐事务自主性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协同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战略，系应对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有效路径。
作者：孟瑾
发表时间：2023
3. 《非洲萨赫勒地区人口暴增问题（1960—2020年）——以苏丹、塞内加尔、尼日利亚、马里、尼日尔五国为例》
摘要：为什么萨赫勒地区五国持续六十多年人口爆发性增长?自1960年独立以来,萨赫勒地区的人口由0.8亿增长至3.6亿,增加了2.8亿,年均增长率为2.54%;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由2.3亿至11亿,增加了8.7亿,年均增长率为2.64%;而与此同时,世界人口总数从30亿增长至2020年的77亿,增加了47亿,年均增长率仅为1.58%。鉴于人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是其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萨赫勒地区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人口却保持着持续性的暴增,而与此同时,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国家的人口却进入了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这为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均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萨赫勒地区人口问题日益是国内外政治的重要话题,成为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的对象。本文通过研究萨赫勒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如东部国家苏丹、西部国家塞内加尔、南部国家尼日利亚、北部国家马里以及中部国家尼日尔五个案例,给出了如下解释:第一,第二次世界战争后的亚非拉独立运动,彻底结束了几百年来致使萨赫勒地区国家的人口大量损失、人口长期保持在低位的奴隶贩卖和殖民残酷统治,从秩序稳定方面保障了其人口迅速恢复增长。第二,美洲的高产农作物传入、二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三次工业革命对自然资源更为有效的使用提高了土地承载力的上限,三者保障了萨赫勒地区五国的粮食供给,从物质基础方面保障了人口快速增长。第三,萨赫勒地区国家医疗卫生水平的提升降低了各类疫病的传播和提高了疾病的治愈率,从而延长了存量人口的预期寿命,从降低死亡率方面保障了人口快速增长。在内外战争、粮食供给和医疗卫生三个条件共同作用下,萨赫勒地区五国人口得到了迅速地恢复和增长。本文新意在于,尝试梳理归纳学术界对萨赫勒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不同方面的研究,如传统文化、历史殖民、民族冲突、农业处于粗放经济阶段、医疗卫生条件发展情况,并结合土地承载力与人口之间的理论,以期全景式展现60年来萨赫勒地区人口暴增的更为深层次原因。
作者：陈希平
发表时间：2023
4. 《海外利益保护视角下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风险研究——基于ACLED数据库的SWOT模型分析》
摘要：自2011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以来，非洲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事件呈现高发态势。长期以来，非洲国家抗风险能力脆弱、国家安全治理能力匮乏，而国际恐怖主义与萨赫勒地区的政变战乱、族群冲突等问题相互作用，使该地区演变成为非洲恐怖主义的“震中区”。目前，萨赫勒地区国家都和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客观上造成中国在当地面临着较大的海外利益保护风险。虽然萨赫勒地区大部分恐怖袭击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人，但中国作为当地主要海外投资者的身份增加了成为受袭目标的可能性。中国应当加强与萨赫勒地区国家的反恐协作，鼓励智库、安保公司等非政府机构走出国门，为海外利益保护提供智力和安全上的保障。
作者：芦鹏，汪洋，王天勤
发表时间：2025
摘要：2020年以来，萨赫勒地区的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皆在军政府上台后主动恶化了与法国的双边关系。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借助不对称联盟瓦解的相关理论，本文试图厘清萨赫勒军人政权国家对法政策转变的共性解释。研究发现，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皆与法国存在重大利益分歧，同时萨赫勒地区的法俄竞争又使三国军政府获得俄罗斯的大国支持，在重大利益分歧和俄罗斯援助期望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军人政权国家对法政策转变的表现，一是军事上摒弃与法国的安全合作，二是政治上降低与法国的友好程度，三是文化上削弱法语的传统影响。非洲仍然是全球军事政变风险最高的区域，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底色的对非政策和注重受援国需求的对非援助，有助于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长期友好发展。
作者：王雄发
发表时间：2025
6. 《同呼吸，共命运——萨赫勒国家邦联对外关系：从萨赫勒五国集团成立至今》
摘要：本文分析了萨赫勒国家邦联在历经2014年成立萨赫勒五国集团及2023年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以来十年间对外关系的演变。本文重点分析了邦联成员国区域合作框架的逐步转变，其特点是逐步与法国等西方国家决裂的同时寻求与俄罗斯等新兴国际伙伴深入合作。萨赫勒地区局势动荡，战略地位重要，称其以来一直是重大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的核心。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五个国家（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和乍得）在法国和其他西方伙伴的支持下于2014年创建了萨赫勒五国集团。然而，人们对法国的无效干预以及对外国干涉的不满导致了集团逐渐破裂。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在经历数次政变后退出萨赫勒五国集团，并于2023年成立了萨赫勒国家联盟，随后又于2024年成立了萨赫勒国家邦联。因此，本论文的目的是以几个重点国家为抓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客观分析巴马科-瓦加杜古-尼亚美集团的对外关系，以更好地理解他们与西方决裂的原因并了解他们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现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萨赫勒国家联邦成员国寻求通过脱离北方国家和西共体等西方组织以及实现南方国家合作伙伴多元化来维护其政治和经济自主权。然而，邦联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包括安全上持续的不稳定以及有效政府治理的缺失。
作者：杜泽琛
发表时间：2025
7. 《The State and Complex Threat Syndrome in the Sahel: Conflict, Crime, and Terror》
摘要：本研究从萨赫勒地区国家功能不断弱化的角度，考察了该地区“复杂威胁综合征”（Complex Threat Syndrome，CTS）的形成与发展。文章认为，萨赫勒地区的复杂威胁综合征体现为一种“冲突—犯罪—恐怖主义”相互交织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国家脆弱性不断上升。萨赫勒国家在治理能力、安全保障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与治理危机，使国家难以有效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并进一步加剧了反国家武装活动和极端主义的发展。政府无法在面对这些威胁时展现足够的治理能力，反而助长了犯罪活动蔓延、违法不受惩罚以及机会主义行为扩张。这一复杂威胁局势的主要表现包括圣战组织叛乱活动增加、匪帮活动扩散、社区间冲突加剧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事件频发。其结果是，暴力冲突与犯罪活动相互强化，共同形成长期持续的不安全环境和危机状态。文章认为，要缓解萨赫勒地区这种复杂安全困境，需要地区国家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包括加强国家建设、推进安全治理改革，以及提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和协同能力。只有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才能有效应对复杂威胁，实现地区长期稳定。
作者：Okoli, Al Chukwuma
发表时间：2024.10
摘要：萨赫勒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与苏丹草原之间，是连接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重要通道。该地区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脆弱性特征，气候恶化、人口增长以及农牧资源竞争加剧了地方矛盾。同时，经济发展滞后、治理能力不足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扩散，使萨赫勒长期面临严重的和平与安全挑战，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地区。欧盟长期将萨赫勒视为影响欧洲安全的重要区域，并通过萨赫勒战略介入地区事务。法国作为该地区传统影响力国家，在推动欧盟萨赫勒政策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欧盟的萨赫勒安全与发展战略》首次提出安全与发展相结合的治理思路，但实践中反恐和安全治理仍占据主导地位；2015年《萨赫勒行动计划》进一步将反恐、移民治理和发展援助作为重点；2021年《欧盟的一体化萨赫勒战略》则试图转向安全、发展与治理相结合的综合路径。然而，欧盟萨赫勒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明显困境。一方面，欧盟政策较多关注自身安全利益，短期安全行动优先于地区长期发展；另一方面，成员国之间协调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综合治理模式。近年来，随着萨赫勒国家政变频发、法国影响力下降以及欧盟安全任务受限，其地区危机管理能力受到挑战。未来欧盟可能进一步减少军事介入，转向以发展援助、经贸合作和外交关系为重点的参与方式。
作者：杨召
发表时间：2025
9. 《欧盟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反恐政策与合作研究（2011-2020）》
摘要：多年来,非洲萨赫勒地区长期面临较为严峻的恐怖主义安全威胁,这不仅对萨赫勒地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造成严重破坏,还可能出现外溢现象,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安全隐患。因此,改善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局势迫在眉睫。作为打击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重要国际行为体之一,欧盟积极推动其与萨赫勒五国间在政治、安全、发展方面的反恐合作。在政治方面,欧盟就热点议题与萨赫勒五国集团召开的双边会议,力图从外交上达成共识;在安全方面,欧盟不仅支持萨赫勒五国集团建立安全机制,而且还为联合部队以及各国安全部队提供了可观的军事技术援助;在发展方面,欧盟对萨赫勒国家的就业政策进行了改革,为该地区的社会重建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同时开展了社会治理工作。然而,在考察了等萨赫勒恐袭次数、犯罪次数、失业率、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和政府透明感知指数等主要指标的变化情况之后发现,欧盟的反恐合作与举措未能有效缓和萨赫勒地区糟糕的经济和安全形势。针对这一问题,本文认为这一结果是由三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下导致的,一是极端与恐怖组织的迅速发展与对外仇视;二是萨赫勒国家政府的腐败与权力滥用;三是欧盟不全面的反恐合作、反恐机制的冗杂以及萨赫勒边境管理模式的不当。由此可见,欧盟仍需要从反恐政策与实践两方面对反恐策略和内容进行更多的调整和修缮。
作者：张文昱
发表时间：2024
摘要：自2020年政变以来,马里与法国的关系持续波动,尤其是在2021年再次政变后,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马里开始推进“去法国化”政策。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三维度深入探讨马里“去法国化”现象,分析其动因及影响,并揭示其对区域格局和国际关系的深远意义。 政治层面,马里通过解除与法国的军事协议、组建萨赫勒国家联盟等方式,寻求政治与安全自主,力图摆脱对法国的传统依赖。经济层面,马里修订国内法律以增强经济自主性,并尝试发行新货币以减少对法国金融体系的依附。文化层面,马里通过削弱法语地位、限制与法国的文化交流等措施,逐步减少法国在其社会中的影响力。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过程追踪和比较分析等方法,系统剖析了马里“去法国化”进程的动因。在国内层次,“去法国化”符合马里的内部政治需求;在地区体系层次,法国和马里之间的不对称依附关系以及法国行动释放的衰退信号,为“去法国化”提供了结构性动力;在国际体系层次,大国竞争为马里“去法国化”提供了外部保障,使其能够借助多元化的国际支持推进这一进程。本文还探讨了马里“去法国化”的多重影响。其一,这一进程对恐怖主义势力的扩张与反恐战争烈度产生了复杂作用;其二,其对马里国家主权与社会稳定具有双重效应;其三,这一政策对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地位构成了冲击,并对区域格局产生了重塑作用。 研究发现,“去法国化”是马里追求自主发展、应对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的复杂战略选择。然而,马里政府需采取切实措施以满足国内民众的合理需求,过度依赖俄罗斯等外部势力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地区反恐需采取综合性战略,法国则应摒弃殖民主义思维,改善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去法国化”现象不仅改变了马里的内外政策方向,也对非洲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当前国际格局中,“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愿望和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日益显著。展望未来,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类似现象可能在其他地区出现,需持续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
作者：杨栋
发表时间：2026
摘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洲独立潮后,法国通过维系与非洲前殖民地国家领导层的非正式关系网络,持续巩固“法非特殊关系”(Fran?afrique)。这种以双边主义和单边干预为特征的政策模式,在21世纪面临结构性挑战,即法国在非影响力持续衰退、新兴大国竞争加剧和非洲本土意识觉醒。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聚焦法国对非政策的多边主义转型,以马克龙政府提出的对非“有效多边主义”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马克龙政府第一任期至第二任期中期(2017-2024)中的相关政策实践,探讨有效多边主义政策实践的关键点和局限性。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法梳理法国对非政策的历史演进,结合政策文本分析解读多边主义转型的官方表述。在内容上,研究回溯了非洲独立潮后法国长期维系的带有殖民色彩的“法非特殊关系”,其单边主义政策在军事干预和经济援助方面过度依赖双边关系与私人网络。进入二十一世纪,面对自身影响力的下滑以及新兴国家的竞争,法国对非政策向多边主义转型。马克龙政府的有效多边主义政策脱颖而出,该政策强调多边机制中公民社会、企业和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参与,创新合作机制与联盟形式,并针对气候、数字化转型和文化传播等多元社会需求设置合作议题。 本研究运用案例分析和对比研究方法,选取塞内加尔和马里作为对比案例。两国地理位置相近且同为法国前殖民地,但在法国主导的多边合作平台,如巴黎和平论坛、法语国家地区组织中,合作效果却截然不同。塞内加尔借助法国的有效多边主义机制推动自身多元发展,与法国保持紧密合作;而马里却受困于泛安全化议题,与法国关系疏离,甚至走向“弃法亲俄”。 从结果来看,马克龙政府对非有效多边主义政策实践效果参差不齐。在部分国家取得了一定积极成果,2020-2024年间,法国在非洲青年眼中的形象有所改善,影响力度在下降后出现回升。然而,在一些国家,如马里,由于殖民治理惯性影响,政策在包容性、创新性和具体性方面贯彻不足,加之双方信任恶化,政策效果则大打折扣。 研究结论表明,马克龙政府对非有效多边主义政策的局限性主要源于法国自身实力与目标之间的差距,以及政策逻辑与非洲社会现实的脱节。当前,非洲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法国维持在非影响力面临巨大的挑战。进入第二任期中期,该政策更多面临来自法国国内的政治挑战,政策效果不佳,易被反对党利用,政府更迭也影响政策的连贯性。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该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法国在非影响力的颓势,为法非关系调整与发展提供了新方向与路径。
作者：郭鋆儿
发表时间：2026
摘要：由于现有研究中尚未有学者系统考察“伊斯兰国萨赫勒省”（Islamic State Sahel Province）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并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分析：第一，伊斯兰国萨赫勒省是否对中国在中萨赫勒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第二，该组织是否可能影响中国与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之间的关系。研究最终认为，从短期来看，伊斯兰国萨赫勒省尚未对中国在中萨赫勒地区的利益构成明显威胁；但随着地区安全形势变化，该组织未来可能对中国利益产生潜在影响，因此需要关注其长期发展趋势。
作者：Rachael M. Rudolph
发表时间：2023.11.04
摘要：本文围绕21世纪非洲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变化，探讨非洲、中国与欧洲之间关系的新形态及其未来挑战。文章指出，非洲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全球边缘地区转变为影响世界经济、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重要中心，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年轻人口、农业潜力和战略位置为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但基础设施不足、人口压力、治理能力薄弱、冲突风险以及外部竞争加剧等因素仍构成主要发展障碍。作者认为，非洲的发展不能简单复制欧洲或中国的发展模式，而应探索根植于自身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和欧洲均可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合作和发展经验分享，为非洲工业化和经济转型提供支持；欧洲则需要重新调整对非关系，从传统危机管理和援助模式转向更加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文章强调，中欧非三方合作应避免陷入新的地缘竞争，而应以尊重非洲主体性、促进共同发展和构建多极合作秩序为目标。
作者：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杨晗轶
发表时间：2020
14. 《在公共产品与地缘政治之间：西方安全援助的理论反思》
摘要：安全援助旨在通过作战支持、能力培养、装备与技术援助及后勤支助等手段提升伙伴国安全治理能力。西方安全援助主要通过两种操作来掩饰其地缘政治关切：一是将新兴的民事支助纳入安全援助，以此稀释地缘政治关切；二是对冲突管理、稳定化与和平时期实现全覆盖，进而放大公共产品属性。但上述举措难以奏效：一方面，传统军事援助在西方安全援助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西方安全援助往往强调垄断供应、拒绝分工合作。这意味着，西方安全援助的既有实践往往输出自由和平论，诱发供应竞争，并对伙伴国安全治理产生消极影响。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发展和平观，促进安全援助分工合作，推动伙伴国的持久和平，有助于安全援助公共产品属性的回归。
作者：张春，杨琦
发表时间：2024
15. 《ECOWAS, the Sahel and India: Development Diplomacy and its Limitation》
摘要：在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重新调整关系、并重新评估其参与全球热点地区成本的背景下，以及中国不断巩固其在非洲影响力之际，研究印度与西非地区的互动具有重要意义。鉴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已经成为维护地区利益的重要区域组织，有必要探讨印度如何与这一多边框架合作，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有效应对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考虑到非洲地区“多边主义”的现实局限，本文从“发展外交”（development diplomacy）的视角出发，探讨印度参与西非事务是否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双方关系。文章采用探索性研究方法，并通过文献分析指出，印度进一步深化其在萨赫勒地区影响力面临多重限制，包括中国较早进入形成的先发优势、地区国家采取“对冲战略”（hedging）的外交选择、印度自身能力不足（capacity gap），以及缺乏深入的“民间纽带”（people-to-people ties）等因素。研究认为，尽管印度试图通过发展合作扩大其在西非的参与，但由于中国已经建立较为成熟的合作体系，加之印度自身资源和能力限制，其在萨赫勒地区进一步拓展影响力仍面临较大挑战。
作者：Konwer, Shubhrajeet
发表时间：2026.02
摘要：非洲安全问题不仅抑制了非洲大陆可持续发展，也造成了非洲部分国家和热点地区安全化和军事化激增现象，令非洲安全治理水平面临严峻挑战。中非“安全共筑”是构建中非命运共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能为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安全保障，而且能为解决非洲冲突的根源性问题和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机遇。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中方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支持非洲国家加强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能力。在全球安全倡议的引领下，中国将以中非合作论坛为平台发挥建设性作用，加强同非洲国家在团结抗疫、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非洲国家的和平与繁荣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作者：张梦颖
发表时间：2023
摘要：冷战结束后，非洲安全形势发生变化，国内冲突逐渐取代国家间冲突成为主要安全威胁，政变、内战、难民危机、疾病和部族冲突等问题长期影响地区稳定。由于非洲国家之间地理联系紧密，国内冲突往往具有跨境扩散效应，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西非作为冲突较为集中的地区，因国家能力不足和治理机制薄弱，逐渐推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共体）承担更多和平与安全职能。以1999年《关于冲突预防、管理、解决、维和与安全的协定》为基础，西共体逐步建立区域和平与安全架构，突破传统不干涉原则，将冲突预防、人道主义干预、民主治理和人的安全纳入安全治理体系。近年来，西共体通过早期预警、预防外交、调解机制以及与非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作，探索区域综合安全治理模式。但在马里危机等实践中，西共体仍面临维和能力不足、资源有限等挑战。随着中国海外利益和国际参与程度提升，中国逐渐加强与西非国家及西共体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相较于法国以军事介入为主的传统安全合作模式，中国更强调通过能力建设、发展合作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参与，帮助西非国家提升自主和平与安全治理能力。文章从区域安全治理视角出发，分析西共体安全机制的发展过程、实践经验及其局限，并探讨中国参与西非安全合作的特点与未来方向。
作者：朱丹炜
发表时间：2021
摘要：近年来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肆虐非洲萨赫勒地区(Sahel),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因此而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萨赫勒地区大部分国家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在该地区的反恐斗争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当前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急需各方力量参与该地区的反恐行动,共同承担萨赫勒地区的安全责任。中国近年同非洲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与萨赫勒地区的贸易额不断增长,在该地区的投资越来越多。为保护我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中国应当与法国、非洲相关国家展开积极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作者：齐赵园
发表时间：2019
19. 《恐怖袭击影响下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社会脆弱性分析》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和中非合作深化，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然而，部分非洲国家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安全风险对中国海外投资和利益保护提出挑战。本文围绕恐怖袭击影响下中国在非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脆弱性展开研究，旨在评估不同国家投资风险，并提出安全保障路径。文章选取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尼日利亚、尼日尔、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喀麦隆、刚果（金）、莫桑比克和南非等11个非洲国家，以2005—2020年为研究范围，结合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世界银行等数据，构建基础设施投资社会脆弱性评价体系，从暴露性、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三个维度分析恐怖袭击对中国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在非基础设施投资的社会脆弱性主要受到暴露程度、社会敏感性和风险应对能力影响，其中应对能力影响最大。不同国家风险水平存在差异：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莫桑比克和南非总体风险较低；喀麦隆、苏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刚果（金）处于中低风险水平；尼日尔风险相对较高。针对上述风险，文章提出中国企业应通过加强反恐合作、完善风险预警机制、提升基础设施抗风险能力、加强本地化经营以及提高危机应对和恢复能力等方式，增强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安全保障能力。研究认为，在扩大对非投资的同时，应将安全风险评估与投资决策结合，以保障中国在非洲的长期发展利益。
作者：刘玉莹
发表时间：2023
摘要：当前，非洲地区局部政治与安全形势动荡进一步加剧，对在非洲的中资企业生产经营、资产和人员安全等造成多重威胁。近些年随着“走出去”企业国际化经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了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在内的风险管理体系。中国石油经过30多年的国际化经营，建立了海外风险防控管理体系和应急保障机制。为连锁联动有效防范各类风险，完善海外安全保障体系，维护中资企业海外项目利益和人身安全，建议：1)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法规，健全海外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体系；2)加强多方协同，健全“走出去”中资企业联防联保工作机制；3)加强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企业应对海外风险的能力；4)加强与当地社区的融合发展，构建以社区联结为核心的本地化风险防控网络。
作者：卢江波，张燕云，邹雨君，赵洁，罗继雨
发表时间：2025
21. 《21世纪以来中国对非洲整体合作外交的结构—功能研究》
摘要：整体合作外交指主权国家基于某种软性的制度化架构,与某个特定地区、次地区的国家群体或国际组织所开展的“一对多”对外关系的总和。就合作对象来看,整体合作外交主要依地理位置划定的世界各主要地区和次地区为主,而非零散的国家集团;就外交形态来看,整体合作外交呈现出双边和多边性质交织的复杂状态;就合作内容来看,整体合作的内容因时而定,领域宽泛又重点突出;就合作效益来看,整体合作外交兼顾合作的规模效应和长期效益;就组织架构来看,整体合作外交拥有相对灵活的弱制度化的组织架构。整体合作外交具体可分为“1+N”和“1+(N+X)”的主结构,“1+S”和“1+s”的次结构四种不同的结构模式,四种结构都普遍具有权力平衡、制度建设、身份认同和议程设置四种功能,但不同结构会引起整体合作外交功能的不同表现,其中“1+N”式结构的主导功能为权力平衡和议程设置;“1+S”式结构的主导功能为身份认同;“1+s”式结构的主导功能为议程设置;“1+(N+X)”式结构的主导功能为权力平衡和制度建设。2000年以来中国与非洲地区的合作不断加强,中国开始逐渐形成以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与非盟的战略对话及中国与非洲次地区组织对话三个层级为代表的中国对非洲整体合作外交布局。其中中非合作论坛表现为整体合作外交的“1+(N+X)”结构,发挥了平衡西方国家在非洲势力,使论坛成为管理中非跨区域合作的新的制度性平台的重要功能;其次,中国与非盟战略对话表现为“1+S”结构,该结构增强了非洲一体化发展的凝聚力和中国多边外交的影响力;最后,中国与非洲次地区组织对话和合作呈现出“1+s”结构,在合作方向和内容上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等低政治层级的内容。中国对非洲整体合作外交通过三类不同结构层级的互动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话语权,丰富了我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此同时,中非整体合作还面临着来自西方大国的干扰和机制重叠的多重困境。未来中非整体合作要进一步加强涉非三方合作,重视非盟和非洲次地区组织在整体合作中的作用,有效整合对非多边机制,形成发展合力。
作者：李瑞
发表时间：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