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别概况
1. 区域地位与发展基础
津巴布韦位于非洲南部内陆地区，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的重要成员，也是南部非洲地区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国家之一。独立以来，津巴布韦凭借较完善的教育体系、相对发达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一度被视为非洲发展较好的国家之一。独立初期，津巴布韦在农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领域均具有较强基础，并曾被称为“非洲奇迹”。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政策调整、经济结构问题以及外部环境变化，津巴布韦逐渐陷入经济衰退。相关研究指出，20世纪80年代津巴布韦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90年代后开始持续衰退，这既受到国内经济政策失误的影响，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新冠疫情以及西方制裁等外部因素冲击。
津巴布韦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发展条件。矿业长期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黄金、铂族金属、钻石、铬矿等矿产资源为国家出口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农业在津巴布韦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土地不仅是经济资源，也是国家政治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指出，在多数非洲国家，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农业仍是大量人口赖以生存的重要产业；由于殖民历史影响，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长期存在复杂矛盾。 对津巴布韦而言，土地问题尤其具有特殊意义。自殖民时期以来，土地占有不平等一直与国家政治发展密切相关，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白人农场主占有大量优质土地、黑人农民土地资源不足的格局，成为独立后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
土地改革是理解津巴布韦国家发展基础的重要因素。殖民时期，欧洲殖民者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占有大量土地，并建立以白人商业农业为核心的土地体系。独立后，津巴布韦政府试图通过土地改革改善土地分配不平等问题，但由于国内政治矛盾、国际关系因素以及改革推进缓慢等原因，土地问题长期未能彻底解决。 2000年启动的“快车道”土地改革最终改变了津巴布韦土地所有格局，解决了殖民时期形成的白人与黑人之间土地占有不平等问题，但改革过程也带来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深远影响。
从政治和社会结构看，津巴布韦具有较强的民族国家认同基础。津巴布韦主体民族包括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两大族群在国家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指出，民族问题在津巴布韦政治中长期存在，但民族因素并非唯一决定政治竞争的因素，政府政策和政治治理方式同样影响国家稳定与发展。 独立后长期执政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津民盟）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并通过调整组织结构、回应社会需求以及控制国家重要资源维持政治影响力。
2. 发展挑战与和平稳定压力
津巴布韦的发展挑战首先体现在经济结构脆弱与发展能力不足。虽然津巴布韦拥有丰富资源，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受到产业结构单一、政策不稳定以及投资环境不足等因素制约。相关研究认为，2000年以来津巴布韦经济困难与“快车道”土地改革、本土化政策、货币政策失序等国内因素密切相关，同时国际制裁进一步限制了其对外经济活动，加剧了农业、制造业和矿业等支柱产业的发展压力。
农业发展问题是津巴布韦发展困境的重要体现。土地改革虽然改变了殖民时期形成的不平等土地占有结构，但农业生产能力恢复仍面临技术、资金、市场和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相关研究指出，非洲国家土地与农业事务中长期存在传统土地制度与现代土地制度并存、生计农业与商业农业并存等二元结构，这些问题影响农业效率和农村发展。 对津巴布韦而言，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后进一步实现“田地有效耕作”，成为土地改革后的核心发展任务。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也是制约津巴布韦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能源供应问题较为突出。相关研究指出，津巴布韦长期存在电力供应不足问题，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垄断电力行业，导致供电体系效率不足、可靠性下降，并对社会运行、公共设施和工业生产造成影响。 电力短缺不仅影响居民生活，也限制制造业发展和经济恢复能力。
政治治理和国际关系压力同样影响津巴布韦的发展环境。2000年以来，土地改革及相关政策导致津巴布韦与部分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并受到长期制裁影响。相关研究指出，“快车道”土地改革虽然源于黑人民众对于土地不平等的长期不满，但其实施过程中也引发政治分化、种族关系紧张和政治暴力等问题，对津巴布韦政治发展产生长期影响。 此外，津巴布韦长期一党优势政治结构也带来治理挑战。研究认为，津民盟虽然通过适应社会环境和调整政治策略维持长期执政，但姆南加古瓦政府仍面临经济复苏、巩固政治合法性以及应对反对党竞争等挑战。
从和平稳定角度看，津巴布韦当前面临的压力主要并非大规模武装冲突，而是发展不足、经济困难、政治竞争和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结构性风险。土地问题、经济衰退和社会资源分配问题相互交织，影响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凝聚力。民族与政治关系处理方式也对国家稳定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指出，民族政策处理是否得当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存在密切联系。 因此，对于津巴布韦而言，实现发展式和平的关键不仅在于维持政治稳定，更在于通过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和公共服务改善，提升国家能力并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发展式和平合作
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合作建立在长期政治互信基础之上。两国关系可以追溯至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中国曾支持津巴布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1980年4月津巴布韦独立后，中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边合作逐步从政治支持拓展至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领域。随着津巴布韦在土地改革后受到西方制裁和国际孤立，中国逐渐成为其重要的发展伙伴，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农业、能源、人力资源和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相关研究指出，中津合作已覆盖建筑、采矿、农业、能源、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电讯、纺织、旅游和军事等多个领域，中国也由传统援助提供方逐渐转变为津巴布韦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1. 支持经济恢复与国家发展能力建设
经济发展是中津合作推动发展式和平的重要基础。长期经济危机背景下，津巴布韦面临产业衰退、投资不足和基础设施落后等发展困境。中国通过贸易、投资、援助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式，为津巴布韦经济恢复提供支持。相关研究指出，在西方国家减少对津巴布韦政治和经济支持的背景下，中国通过贸易安排、贷款、援助和投资等方式加强与津巴布韦合作，并在国际层面提供外交支持。
中国企业在津巴布韦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已成为津巴布韦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之一，在矿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投资合作。据相关研究统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在津巴布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8亿美元，并连续多年成为津巴布韦外国投资的重要来源。 这些投资不仅推动了资源开发和产业活动，也为当地就业、税收增长和经济能力建设提供了支持。
在产业合作过程中，中国企业也面临津巴布韦本土化政策带来的制度环境变化。2007年，津巴布韦政府提出本土化政策，其目标在于纠正殖民历史造成的经济不平等，使本国民众更多参与资源开发和经济活动。该政策要求外资企业将51%以上股份转让或预留给津巴布韦本地人，对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投资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看，中津经济合作不仅关注资本投入，也需要在投资、产业发展与本地能力建设之间形成更加平衡的合作模式。
2. 推动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合作
农业合作是中津发展式和平合作的重要领域。津巴布韦土地改革改变了殖民时期形成的不平等土地占有结构，但农业生产恢复仍面临技术、资金、市场和农业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相关研究指出，津巴布韦土地改革虽然结束了少数白人与黑人大众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土地占有格局，但土地利用效率、农业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解决。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津巴布韦围绕农业生产、农业技术交流和农业投资开展合作。中国的农业合作重点并非单纯提供粮食援助，而是通过技术转移、农业投资和生产能力提升帮助津巴布韦改善农业发展基础。土地改革后，津巴布韦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农业投入、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和完善农业政策体系，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粮食安全。 中国在农业机械、种植技术、农产品生产以及农业投资方面的参与，为津巴布韦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合作空间。
从发展式和平视角看，农业合作回应了津巴布韦长期存在的土地、贫困和粮食安全问题。通过提升农村地区生产能力、改善农业就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津农业合作有助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为国家长期和平发展提供经济基础。
3. 加强基础设施与能源领域合作
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中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津巴布韦长期受到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影响，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发展滞后限制了工业生产和社会服务能力。中国企业参与津巴布韦基础设施建设，在能源、交通、建筑等领域开展合作，为改善国家发展条件提供支持。
能源合作尤其具有代表性。津巴布韦长期面临电力供应不足问题，电力短缺影响工业生产、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相关研究指出，津巴布韦电力供应体系长期存在效率不足和可持续性不足的问题，能源短缺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此背景下，中国参与津巴布韦卡里巴南水电站扩建、万基火电站扩建等项目，有助于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国家经济运行能力。
基础设施合作体现了发展式和平强调的“发展促进稳定”逻辑。通过改善交通、能源和生产条件，中国合作帮助津巴布韦增强国家发展能力，使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社会稳定形成良性互动。
4. 促进教育、人文交流与社会能力提升
除经济领域外，中津合作也涵盖教育、文化和人员交流等社会发展领域。文化交流成为增进两国民众相互理解的重要渠道。津巴布韦大学孔子学院是中津文化合作的重要案例。相关研究指出，津巴布韦大学孔子学院通过汉语教学、中国文化推广和相关交流活动，促进了津巴布韦民众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并对参与学生的中国认知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孔子学院等文化交流机制也体现了中津合作从政府间关系向社会层面延伸的发展趋势。相关研究认为，中非关系已经从传统政府间交往逐渐发展为政府、企业、学术机构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合作模式。 通过教育交流、知识传播和人员往来，中津合作不仅推动经济联系，也促进社会理解和长期关系稳定。
三、中国与津巴布韦合作模式的特点
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合作模式体现出一种以政治互信为基础、以发展能力建设为核心、以多领域合作为支撑的发展式和平路径。与传统以安全干预或制度改造为主要特征的和平建设模式不同，中津合作更多关注经济发展、社会能力提升和国家自主发展条件改善，通过发展减少社会脆弱性，为长期稳定创造基础。从津巴布韦案例来看，中国合作并非直接针对政治冲突或社会矛盾本身，而是通过农业、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和文化交流等领域的持续投入，回应经济发展不足、公共服务能力有限和社会机会不足等结构性问题。
首先，中津合作具有明显的政治互信基础上的发展伙伴关系特征。两国关系形成于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中国长期支持津巴布韦争取民族独立，并在独立后保持稳定外交关系。特别是在2000年土地改革后津巴布韦受到西方国家制裁、国际投资减少的背景下，中国仍与津巴布韦保持政治和经济联系，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合作空间。这种合作逻辑并非建立在外部政治条件施加基础上，而是强调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和自主发展。中津关系也因此逐渐从早期以政治支持为核心的伙伴关系，转向涵盖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综合合作模式。
其次，中津合作体现出以经济发展和能力建设促进和平稳定的特点。津巴布韦长期面临经济衰退、产业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这些发展困境不仅影响经济增长，也可能进一步强化贫困、就业不足和社会不平等等稳定压力。中国参与津巴布韦经济建设的重点并非单纯提供资金，而是通过投资、产业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当地发展能力。例如，中国企业参与矿业、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为津巴布韦提供资本、技术和就业机会；交通和能源项目则改善了经济运行条件，提高国家生产和公共服务能力。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看，这种合作模式试图通过改善经济基础，减少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结构性因素。
再次，中津合作具有农业与民生领域相结合的发展导向。农业在津巴布韦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土地问题又长期与国家政治和社会关系相联系。因此，中国与津巴布韦农业合作并不仅限于农业生产本身，而是与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发展、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紧密相关。通过农业技术交流、农业投资和生产能力提升，中国合作帮助津巴布韦改善农业发展条件。相比短期粮食援助，这种以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为重点的合作方式，更强调增强本地生产能力和发展自主性，体现了发展式和平中“通过发展创造稳定条件”的理念。
同时，中津合作也表现出政府、企业与社会交流多主体参与的特点。早期中津关系主要以政府间政治合作为基础，但随着双边关系发展，中国企业、教育机构和文化交流平台逐渐成为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在经济领域，中国企业参与矿业、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人文领域，孔子学院、教育交流和人员培训推动两国社会层面的联系。这种多层次合作使中津关系不再局限于国家间外交，而逐渐形成政府推动、企业参与、社会互动的发展合作网络，有助于增强合作的持续性。
不过，中津合作模式也面临一定挑战。首先，津巴布韦经济结构长期依赖矿产资源，如何避免资源开发停留于出口和资本投入，而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本地就业和技术转移，是未来合作的重要问题。其次，中国企业在津巴布韦开展投资时，也需要面对本土化政策、劳资关系以及社会认知等问题。相关研究指出，中国投资虽然为津巴布韦带来了经济机会，但部分社会矛盾也可能围绕就业、资源分配和经济利益展开。因此，中津合作能否进一步转化为更加稳定的发展成果，不仅取决于外部投资规模，也取决于当地治理能力、制度环境以及社会参与程度。
参考文献
摘要：文章围绕2023年津巴布韦总统、议会和地方政府“三合一”选举后的政治经济走向展开分析。文章指出，姆南加古瓦成功连任后，津巴布韦新政府将继续把经济发展作为执政重点。长期以来，津巴布韦因土地改革、本土化政策、货币政策失序以及西方制裁等内外因素影响，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农业、制造业和矿业等主要产业受到冲击。2017年执政后，姆南加古瓦政府提出“203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目标，通过《2030年愿景》《过渡期稳定计划》和《国家发展五年计划》等政策推动经济恢复，并取消限制外国投资的本土化政策，以改善投资环境。文章认为，第二任期内津政府的重点议程主要包括改善投资环境、吸引矿业投资、发展灌溉农业以保障粮食安全，以及推动发展成果惠及全国各地区。近年来，津巴布韦经济在农业增产和矿业投资推动下有所恢复，粮食产量增长，中国矿业企业投资也推动锂矿产业发展，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提供新的动力。 但与此同时，津政府仍面临基础设施不足、电力供应短缺、通货膨胀、失业以及西方制裁等多重挑战，实现经济快速、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仍需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在外交方面，文章指出，姆南加古瓦政府继续寻求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以获得更多援助、贸易和投资，同时加强与南部非洲国家合作，并拓展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家的联系。中国仍是津巴布韦最重要的双边伙伴之一，未来中津关系将在经贸、农业和矿业等领域进一步深化。
作者：沈晓雷
发表时间：2023
摘要：非洲国家土地与农业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既有历史原因，也在随现实而变化，还要考虑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对于外部的关注者和投资者来说，除了要认识土地与农业发展本身的复杂性外，还要考虑非洲国家相关改革和措施中包含和衍生的不确定性土地是非洲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农业是大部分非洲国家一半乃至四分之三以上人口的依赖产业。由于殖民统治等方面的历史原因，非洲国家土地与农业事务中长期存在若干二元性矛盾；随着独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外形势的发展，一些问题又进一步凸显。
作者：刘伟才
发表时间：2022
摘要：津巴布韦在2000年启动的”快车道”土地改革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并引发了一些相关争论,诸如土地改革导致津巴布韦经济崩溃,大部分土地都流入政府官员手中等。”快车道”土地改革虽源于黑人民众对土地的强烈渴望及对土地和财富占有不均的严重不满,但从本质上而言,它是穆加贝政府在民众的反抗、老兵的不满和民主变革运动的挑战面前,为应对政治危机和保持执政地位而不得不采取的举措。就此而言,它标志着津巴布韦的土地问题被最终政治化。”快车道”土地改革最终解决了津巴布韦自殖民时期所形成的白人农场主与黑人农民之间不平等的二元土地所有制问题,但其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政治分立、种族主义和政治暴力等一系列政治后果。”快车道”土地改革还对津巴布韦的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构成、农民反抗、政治局势和政治意识形态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已不可逆转,但随着后穆加贝时代的到来,其对津巴布韦政治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有可能会逐渐消弭。
作者：沈晓雷
发表时间：2019
摘要：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由来已久。白人殖民者早年来到津巴布韦淘金,转而侵占黑人土地,并以立法的方式使这一占有合法化。国家独立后,为改变土地分配的极端不平等状况,政府着手土改,陆续出台了法律。然而,由于国内外矛盾交织,土改进展缓慢,土改援助国中止了援助,穆加贝政府强行没收白人农场,导致西方国家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津巴布韦土改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进而使”田地有所耕”,以确保农业丰收,渡过经济难关。
作者：李新烽
发表时间：2011
摘要：本文分别对南非和津巴布韦的民族和民族政策问题进行述评,并比较了两者之间的异同。作者认为,在南非和津巴布韦的国内政治中,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下降。换言之,是政策而不是族际分野或民族情感在驱动两国的政党竞争,民族问题仅仅是影响政治行为的诸因素之一。民族问题处理是否得当对一国的政治稳定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民族问题上的失策可以引起经济上的损失甚至倒退;民族政策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和互动作用。
作者：李安山
发表时间：2011
摘要：1974年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世界各地蔓延,它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一党独大制下,一些执政党的权力不断丧失,导致了彻底的政治变革。与之相反,其他部分独大党仍在掌权。可见,政党是可以独立推动政治制度变革的,在民主化研究中影响巨大。一党独大制与独大党密切相关,其适应性也是如此。文章聚焦于政党活动,理性不会在所有情况下都发挥作用,政党政治也是如此,如果不契合环境,从而导致较低的适应性,将引发独大党面临政治危机,进而导致政治突变。政党如果能契合环境并做出有效回应,就可以获得资源维持自身发展,保持适应性;与此同时,为满足因环境变迁引起的内部变化调整需求,可以合理地改变组织结构、行动目标和策略以配合成员行动,还需激发内部活力以应对环境挑战。 此前以往国内外研究中关于一党独大制以及独大党适应性的文献,文献中主要从政党的历史起源、一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等因素、政治共同体整合程度以及政党制度化水平等视角进行分析,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精英路径,忽略了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与之相比,在政党变迁和适应性变革研究领域中,政党适应性理论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范式。它的核心在于建构政党同环境的契合关系,政党要适应的关键环境变量在于民众的需求,主要关注的内容在于根据民众的需求来对政党及其各类活动做出调整,实现政党与民众的契合。借助此视角对津民盟在津巴布韦长期执政历史的研究发现,津民盟在执政期间不断回应民众需求、同反对党构建联合政党及控制国家重要资源如媒体和军队实现满足民众需求以换取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并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自身结构、整顿组织内部人员以保持政党内部活力,后穆加贝时代还通过转变执政理念、政治改革以及反腐活动进行增强党内凝聚力。 最后,本文在对津民盟在津巴布韦长期执政情况的分析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反思,指出津民盟在内外动态适应过程中虽保持长期执政,但目前津民盟姆南加古瓦政府在牢固党内权威,巩固执政地位、重振经济发展以及应对反对党方面仍面临着巨大挑战。
作者：阎爽
发表时间：2025
7. 《从打破严苛的国家垄断角度构建有竞争力、可持续的电力供应体系》
摘要：研究人员发现,津巴布韦政府长期垄断能源部门,因此该国越来越需要建立一个可持续和有竞争力的电力供应系统。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拥抱创新和能源民主来打破津巴布韦的电力供应垄断,以此来解决由此引发的电力供应问题。该研究采用了定性方法,从生产者和消费者部分抽取了450名关键知情人作为样本,并以访谈和文献审查作为数据收集方法。研究发现,供电系统由政府通过其国有企业垄断。电力垄断的影响体现在社会功能、公共设施和民用消费方面。就社会功能而言,长期和广泛的停电意味着电力供应系统受限,这将对基本服务和便利设施产生负面影响。此外,供电系统与该国的生产工业相关,今后需要有竞争力和可持续的供电系统。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津巴布韦正在经历电力供应问题,这使得该系统不可靠、效率低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可持续。建设一个可持续的电力供应反对国家垄断地位需要在解决与电力供应基础设施相关的问题之前打破垄断。打破垄断必须从统一政策、打击贪污、摆脱复杂性和繁文缛节中产生。津巴布韦垄断的不可持续电力系统的解决方案取决于通过去正规化和改变主导协调系统从等级制度到网络到价格机制和/或额外的协调系统来创建竞争市场。
作者：CHIHAMBAKWE MUNASHE
发表时间：2024
8. 《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1980年以来双边合作关系分析》
摘要：近年来，中国与非洲之间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受到学者的日益重视。中国与津巴布韦的相互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对津巴布韦反对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的支持。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独立，中国与津巴布韦建立了外交关系。随着中国在非洲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加深，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津合作表现在许多领域层面，如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尤其是建筑、采矿、农业、能源、交通运输、资讯科技、电讯、纺织、旅游和军事等领域。津巴布韦推行了土地改革，此举遭受到西方的批评，于是津巴布韦将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作为其东望政策的组成部分。津巴布韦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坚持了对于他国国内事务的不干涉原则，与津巴布韦的关系不断加深，中国由一个传统的援助国变为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支持者。
作者：马如莎
发表时间：2012
9. 《中国—津巴布韦的关系：中国对津巴布韦的经济和政治影响》
摘要：2000-2009年,津巴布韦经历了自独立以来最严峻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危机,这段时间,经济急剧恶化,政治形势动荡。由于经济恶化以及糟糕的人权记录,津巴布韦原先的西方贸易伙伴和援助捐赠国从该国退出,不再向淖巴布韦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援。在遭到西方孤立和制裁的时候,中国增加了在津巴布韦的利益。中国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事务,因此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向津巴布韦政府施加政治和经济改革压力。因此,中国以不同的方式向津巴布韦提供政治和经济支援。中国以各种不同方式向津巴布韦政府提供贸易安排、贷款、援助、投资,并在危机时期在联合国安理会提供外交支持。本文探究了2000年后中国加大介入津巴布韦的力度的实质以及两国紧密关系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效应。本文认为,尽管没有能够避免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崩溃,但是中国援助还是非常重要的,它为津巴布韦政府反对西方制裁赢得了充分时间。
作者：Mike Mukhetiwa Moyo
发表时间：2014
摘要：本土化是津巴布韦穆加贝政府于2007年提出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其本意在于消除殖民主义影响,纠正殖民统治造成的历史不公正,将国家资源和经济主权掌握在本国手中。该政策的核心是外资企业必须将51%以上的股份转让或者预留给津巴布韦本地人,并为此制定通过了《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本土化法案在备受争议和诟病中走过了10年历程,批评者认为该政策会严重影响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对津巴布韦开放市场、发展经济是极大的阻碍。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法案并非专门针对中国投资者,但在实践层面不可避免地对中国投资产生了影响,其中矿业领域的中资企业受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未来中津产能合作也绕不开本土化问题。
作者：吴传华
发表时间：2017
摘要：文章围绕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对中津农业合作的影响展开分析。文章指出，土地不仅是非洲国家重要的经济资源，也是影响社会结构、政治关系和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津巴布韦独立后继承了殖民时期形成的种族化土地不平等格局，少数白人商业农场主占有大量优质土地，而黑人农民土地资源有限。为改变这一状况，津政府自1980年开始推进土地改革，并经历了1980—2000年的土地重新安置以及2000年启动的“快车道”土地改革两个阶段。 “快车道”土地改革通过征收白人农场并重新分配给黑人农户，基本改变了殖民时期形成的土地占有不平等格局，实现了黑人农民土地权益扩大的目标。文章认为，津巴布韦土地改革虽然解决了土地所有权不平等问题，但农业发展仍面临土地利用效率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和粮食生产能力不足等挑战。大量农户获得土地后仍缺乏充分的生产条件，部分土地处于闲置状态，农业生产水平长期未恢复到2000年前水平，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津政府在土地改革后进一步推动土地确权、农业政策完善、“一人一农场”政策以及吸引具有农业经验的前白人农场主参与农业恢复等措施，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能力。在中津农业合作方面，文章指出，两国已经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农业合作具有较大发展空间。津巴布韦拥有丰富农业资源，在烟草、棉花、粮食作物、园艺和畜牧业等领域具有投资潜力，同时津政府也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外国农业投资。中国农业技术专家、援津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以及相关企业已经参与津巴布韦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生产恢复，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农业合作奠定基础。不过，文章也指出，中津农业合作仍面临土地改革遗留问题、农业基础设施不足、土地规模化利用困难、金融环境不稳定等挑战。特别是土地改革后灌溉设施受损，可灌溉土地比例较低，加之土地分散在大量小农户手中，使现代农业投资和规模化经营面临一定限制。 因此，中津农业合作需要在技术转移、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链完善和本地能力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以推动津巴布韦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目标实现。
作者：高明秀
发表时间：2022
摘要：文化作为软实力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其影响力已被广泛认可。提到软实力机制，人们通常会想起文化。中国想要在国际政治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并提升其国际形象，但遭到了“中国威胁论”的损害；中国意识到文化崛起将增强战略的提升，因此，与其他国家展开文化外交以扩大中国文化在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本文旨在通过论述中国海外语言和文化促进机构——孔子学院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外交努力。孔子学院项目一方面被认为是试图增加对中国语言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赞赏，另一个方面是作为更为广泛的软实力规划的一部分，中国试图赢得国外公众的喜爱。在努力打造并保护全球的形象的过程中，中国已经意识到语言是建立软实力的基本要素之一。这项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在其他国家的正面形象对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认可其国际大国抱负是至关重要的。研究结果为孔子学院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关于如何提升中国语言和文化机构的有效性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作为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机构，孔子学院被视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外交手段。自从孔子学院在2004年成立以来，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因此关于孔子学院是否运用着中国的软实力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孔子学院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而其他学者声称，这些机构没有运用中国的软实力。尽管争论越来越激烈，但对这些机构在提升中国形象和发挥软实力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很少。也有一些是从一般层面上对孔子学院项目在发挥中国软实力中的作用进行研究，但没有对孔子学院进行个案分析。在一些文献著作中对孔子学院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作用也有激烈的争论，本文对津巴布韦大学孔子学院（UZCI）进行实证研究，这一问题尚未被人触及。近年来，津巴布韦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尽管两国关系密切，但在津巴布韦人民中仍存在对中国的消极评价。该研究旨在回答三个问题：UZCI发挥了中国在津巴布韦的软实力吗？UZCI活动和项目对津巴布韦人的中国观产生了积极还是消极的影响？还是没有影响？批评者对孔子学院的质疑在津巴布韦真的存在吗？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丰富了现有的分析中国通过孔子学院项目展开文化外交（这一问题是学术界的热点）的文献。 为了分析作为中国在津巴布韦文化外交措施的孔子学院，UZCI根据由在校的和离校的学生填写的调查问卷和书籍、杂志、报纸、时事新闻以及万维网发布的信息收集了大量的实验数据，证明它对津巴布韦人中国观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将是一次关于不同学者对孔子学院项目称赞或批评的测试。本文是在软实力的理论框架和文化外交的概念下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UZCI的活动以更积极的方式影响着学生的中国观，而在UZCI学习之前的消极中国观转化为在孔子学院学习之后的积极中国观。 本文是在软实力理论和文化外交概念框架下进行的。本文的调查结果表明，UZCI的活动正在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影响学生的中国观。UZCI的学生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改变，从进入孔子学院之前持有消极中国观到在孔子学院学习之后持有积极中国观。 本文表明UZCI推动了津巴布韦人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学习，在学汉语的学生中成功的建立了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虽然有一些挑战阻碍了其有效性的充分发挥，但这种成功将延续到未来。挑战之一是，孔子学院过于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而忽视了中国现代文化。同时，UZCI的影响范围也仅限于津巴布韦大学及其附属的6所孔子课堂，这只占津巴布韦的一小部分，从而减少了对整个国家的影响。虽然UZCI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只要根据本文提出的建议不遗余力地克服孔子学院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它在未来有在津巴布韦发挥更多的中国软实力的潜力。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借助UZCI官方人员、国家汉办以及津巴布韦6所孔子课堂的学生和管理者的意见。
作者：Tafirenyika Nyakufu
发表时间：2015
13. 《更好地维护我国在非洲的权益——参加第二届中津、中非关系研讨会的思考》
摘要：
本文基于参加第二届中津、中非关系国际研讨会的观察，分析了中非关系、中津关系发展的新阶段以及中国进一步深化对非合作的方向。文章指出，随着非洲国家发展目标从民族解放转向经济建设，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已经由传统政治伙伴关系逐步转向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的新型合作关系，合作主体也由过去以政府间交往为主，扩展到政府、企业、学术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 在这一背景下，中津关系也进入新的调整阶段，需要通过机制创新和多元主体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文章以研讨会为例，指出官、产、学、社会力量的结合能够增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并促进双方对彼此发展经验和政策理念的理解。
文章进一步讨论了“中国模式”对非洲国家发展的启示。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受到非洲国家关注，其特点包括统筹政治与经济改革进程、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开放相结合、发挥国有经济作用以及调动地方发展积极性等方面。 但文章强调，中国经验在非洲传播过程中不应简单复制，而应结合非洲国家自身历史、制度和发展条件，通过平等交流和经验分享促进相互借鉴。
针对中津合作，文章指出津巴布韦具有丰富自然资源、较高教育水平和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在中国对非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作者建议进一步扩大中国制造业企业对津投资，改变双边经济关系中过度依赖商品贸易和矿业开发的结构，增加当地就业机会并改善民生，以推动中津关系更加均衡发展。 同时，文章强调应关注津巴布韦经济恢复、货币体系重建和社会发展需求，通过更加积极的发展合作维护双方长期利益。
作者：王勇
发表时间：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