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合作的行为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军事安全力量、外交机构以及相关发展合作机构。不同于传统安全合作主要关注军事介入，中国在非洲和平安全领域逐渐形成“外交斡旋—维和行动—安全能力建设—发展促进和平”的综合合作模式。外交部负责政策协调和外交斡旋，国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维和、防务交流和安全能力建设，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则通过援助项目支持冲突后恢复和和平建设。上述行为体共同构成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治理的重要网络。
一、相关机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是中国开展对外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的主要政府部门，也是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合作的重要政策协调主体。外交部通过区域司局、外交代表机制以及多边外交平台，推动中国与非洲国家、非洲联盟及区域组织之间的政治沟通与安全合作。在非洲和平安全领域，外交部主要通过非洲司和西亚北非司开展相关工作。非洲司负责研究规划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办理与非洲国家及相关区域组织的外交事务，并协调双边及多边合作；西亚北非司负责中国与北非、阿拉伯国家以及相关地区组织的外交事务，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等区域机制。
从和平安全合作角度来看，外交部承担战略设计、政策协调和外交推动功能。其核心作用在于将中国外交理念与非洲地区和平安全需求相结合，通过外交机制建设、政治对话和国际协调推动地区和平进程。随着非洲安全问题从传统国家冲突逐渐转向恐怖主义、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发展不平衡等综合性挑战，中国对非和平安全合作也逐渐从单纯关注冲突控制转向更加综合的治理模式。外交部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连接“安全”与“发展”的作用，将和平安全合作纳入中非整体发展合作框架之中。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是中国负责国防事务管理和军事外交协调的重要政府部门，也是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合作的重要行为体之一。与外交部侧重外交政策协调不同，国防部主要围绕防务交流、军事互信、安全能力建设以及国际军事合作开展相关工作。在中非和平安全合作体系中，国防部承担着连接中国国防政策与非洲安全需求的重要作用。随着非洲地区安全问题逐渐由传统军事冲突扩展至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地区不稳定以及国家安全能力不足等综合性挑战，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安全合作也逐渐从单纯军事交流转向更加综合的安全治理合作。国防部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合作主要体现为：推动中非防务交流机制建设；开展军事领域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支持非洲国家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这一合作逻辑不同于传统军事同盟模式，而更多强调通过交流、培训和能力建设帮助非洲国家增强自主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能力。
从发展式和平视角来看，国防部并非单纯承担军事安全功能，而是在更广泛意义上参与国家能力建设。通过提升非洲国家安全部门专业能力、促进军事互信以及支持区域和平机制建设，中国试图通过增强安全基础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条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参与国际和平安全合作的重要执行力量，也是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治理最直接的行动主体之一。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安全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非洲事务的方式已经从早期有限的联合国维和参与，逐渐扩展至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救援、军事交流以及安全能力建设等多个领域。
与传统军事力量主要承担国家防卫任务不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合作主要依托联合国授权、多边安全机制以及双边军事合作框架展开。其核心任务并非通过军事力量介入地区政治进程，而是在国际和地区安全机制框架下，为冲突预防、和平维护和社会恢复提供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非洲的主要合作领域包括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承担工程、医疗、运输等保障任务、开展海上安全合作、参与人道主义救援、支持非洲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从发展式和平视角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用并不局限于传统安全领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和平建设”的功能。通过维和行动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服务和民生保障，中国军事力量将安全任务与发展、人道目标结合起来，为冲突地区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条件提供支持。
4.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hin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CIDCA）成立于2018年，是负责统筹协调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政府机构。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主要承担对外援助政策制定、援外项目规划协调、援外资金管理以及重大国际发展合作事项协调等职责，推动中国对外援助由过去多个部门分别实施逐步转向更加系统化、专业化的管理模式。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体现了中国对外合作理念从传统援助模式向国际发展合作模式转变。与单纯提供资金或物资援助不同，CIDCA更加重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建设、民生改善和发展经验交流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对外援助被赋予了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治理能力和增强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
在非洲地区，CIDCA是推动中非发展合作的重要协调机构之一。随着中非合作从传统经济合作不断拓展至公共卫生、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减贫、数字发展和和平安全等领域，CIDCA在统筹中国对非发展合作资源、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以及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实施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相关组织与合作机制概览
简介：为加强对话与合作、促进和平与发展，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设在埃及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rab States—LAS）（下称“阿盟”）总部，会见阿盟秘书长阿姆鲁·马哈茂德·穆萨（Amr Mahmoud Moussa）和22个阿盟成员国代表。会见结束后，李肇星外长与穆萨秘书长共同宣布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并发表了《关于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的公报》。论坛成员包括中国和阿盟22个成员国：约旦、阿联酋、巴林、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吉布提、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索马里、伊拉克、阿曼、巴勒斯坦、卡塔尔、科摩罗、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埃及、摩洛哥、毛里塔尼亚、也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已建立19项机制。（1）部长级会议：为论坛长期机制，由各国外长和阿盟秘书长组成，每2年在中国或阿盟总部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轮流举办1次部长级例会，必要时可以召开非常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加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会议所讨论的热点问题交换意见；回顾论坛行动计划执行情况；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其他事务。（2）高官会：每年召开例会，由中阿双方轮流承办，必要时经双方同意也可随时开会。负责筹备部长级会议并落实部长级会议的决议和决定，并自2015年起同期举办中阿高官级战略政治对话。（3）其他机制：中阿文明对话会、中阿改革发展论坛、中阿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中阿能源合作大会、中阿互办艺术节、中阿新闻合作论坛、中阿友好大会、中阿城市论坛、中阿北斗合作论坛、中阿妇女论坛、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中阿广播电视合作论坛、中阿图书馆与信息领域专家会议、中阿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交流会、中阿青年发展论坛和中阿智库联盟。（4）联络组：中国驻埃及使馆为中方联络组，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委员会和阿盟驻华代表处为阿方联络方，负责双方的联络并落实部长会和高官会的决议和决定。论坛中方秘书处办公室设在外交部西亚北非司。
简介： 1969年9月正式成立，原名伊斯兰会议组织，2011年6月改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该组织宗旨在于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加强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合作；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重返家园的斗争；支持所有穆斯林信众保障尊严、独立和民族权利的斗争；呼吁各成员国通过政府间合作，遏制和根除“伊斯兰恐惧症”。1974年2月，第2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向大会致贺电。此后，中国总理多次向该组织首脑会议致电祝贺。1993年8月，由巴基斯坦外长阿卜杜尔·萨塔尔率领的伊斯兰会议组织部长级代表团访华。1994年11月，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邀请，伊斯兰会议组织副秘书长穆罕默德·穆哈辛率团访华。1995年7月，由摩洛哥外交部多边关系合作司总司长本希马率领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代表团访华。2005年7月，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伊赫桑奥卢访华。这是该组织秘书长首次访华。2009年8月，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处代表团访华。2010年6月，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伊赫桑奥卢访华，吴邦国委员长、杨洁篪外长、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分别会见，外交部副部长翟隽同伊赫桑奥卢会谈。双方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强调将共同努力，深化双方在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12月，外交部副部长翟隽访问伊斯兰会议组织总部，同伊赫桑奥卢秘书长举行会谈，这是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访问伊斯兰会议组织总部。2012年1月，温家宝总理出访沙特期间在利雅得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赫桑奥卢，双方就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西亚北非地区局势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2012年6月，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赫桑奥卢来华参加首届“中国与伊斯兰文明研讨会”，期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外交部副部长翟隽同伊赫桑奥卢会谈。2013年9月，外交部长王毅在第6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亚德举行会谈。2015年2月，伊斯兰合作组织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问题部长联络小组代表团访华。2015年4月，伊斯兰合作组织助理秘书长阿里姆访华并举行中国与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轮司局级磋商。2016年1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利雅得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亚德。2019年1月，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顾问杜拜伊在北京举行政治磋商，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会见。杜一行还赴新疆参访。2019年3月，在阿布扎比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第46次会议通过决议，欢迎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访问中国，赞赏中国政府为关怀中国穆斯林所作的努力，并表示伊斯兰合作组织愿意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主席致电祝贺第14届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在麦加召开。2019年12月，伊斯兰合作组织助理秘书长杜拜伊及部分伊斯兰国家常驻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访华，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会见，代表团一行还赴新疆参访。2020年3月，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发表声明，赞赏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透明度和与各国交流信息方面所作努力。2020年7月，中国外交部通过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向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捐赠了一批抗疫物资。2021年6月13 日，中国驻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陈伟庆（中国驻沙特大使）向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欧赛敏递交任命书，这是中国首次任命驻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2021年6月14日，中国外交部同伊斯兰合作组织下属伊斯兰开发银行签署了关于援助伊开行成员国抗疫公共卫生实验室的协议。2021年11月，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就职，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向塔哈致贺电。2022年1月27日，外交部副部长邓励同伊斯兰合作组织政治事务助理秘书长杜拜伊举行视频政治磋商。2022年3月22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邀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开幕式并发表致辞，会见该组织秘书长塔哈。王毅表示，中国外长首次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充分体现了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加强交流合作的真诚愿望，必将推动双方关系迈上新台阶。中伊双方始终坚持互尊互信、坚持团结互助、坚持互学互鉴。中方愿同伊方一道，做团结协作的伙伴、做发展振兴的伙伴、做安全稳定的伙伴、做文明互鉴的伙伴。2022年9月28日，外交部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处签署关于援助伊合组织非洲成员国加强卫生体系建设有关合作协议。2023年8月16日至21日，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访华并赴新疆参访，外交部副部长邓励会见代表团。2024年5月4日至5日，伊斯兰合作组织第15届首脑会议在冈比亚首都班珠尔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建邦作为特别代表出席会议，并向会议致贺电。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伊斯兰合作组织是伊斯兰国家团结自主的象征，为加强伊斯兰国家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同伊斯兰国家是好朋友、好伙伴，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友好关系不断提质升级，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中方愿继续同伊斯兰国家一道，赓续传统友好，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扩大文明交流，共同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2024年10月13日至19日，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访华并赴天津、新疆参访，外交部副部长邓励会见。2025年10月19日至21日，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团访华并赴新疆、上海参访。外交部亚非司司长陈伟庆会见代表团，就中国同伊斯兰合作组织、伊斯兰世界关系进行交流。2026年1月22日至27日，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塔哈访华，访问新疆、上海、北京。1月26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塔哈。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塔哈会谈。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简称“西共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成立于1975年5月28日，成立宗旨在于促进成员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与合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强相互关系，为非洲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贡献。下设多重组织结构，（1）首脑会议：最高权力机构，由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组成，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例会。首脑会议设执行主席1名，由首脑会议选举产生，任期一年。（2）部长理事会：由各成员国外交部长和另一位部长组成，负责监督西共体机构运转情况，审查并通过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的建议。（3）委员会：常设执行机构，负责西共体日常事务，设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4）西共体议会：职责包括就政策制定、条约修改等问题接受咨询，听取西共体委员会主席工作报告等。（5）西共体法院：最高司法机构。主要负责处理与西共体相关的法律解释、争议、诉讼等。（6）西共体投资和开发银行：主要职能是制定区域投资政策，向西共体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项目提供资金。下设西共体地区投资银行和西共体地区发展基金，主要向公共和私营部门发放贷款。中国与西共体成员国均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参与联合国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科特迪瓦的维和行动。自2003年起，中国向西共体派驻大使（由驻尼日利亚大使兼任）。2000年以来，西共体作为观察员列席中非合作论坛历届部长级会议和论坛北京峰会有关活动。2007年，西共体委员会主席钱巴斯率团访华。2008年，中国—西共体经贸论坛在北京召开。2011年，西共体委员会主席贝霍应中国贸促会邀请率经贸代表团访华。2012年3月，中国—西共体第二届经贸论坛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于平率团与会。7月，西共体委员会副主席麦金托什率团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和中非企业家大会。同月，湖北省举办中国—非洲（西共体）经贸合作洽谈会。2015年11月，中国—西共体首届经贸联委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同西共体委员会主席韦德拉奥果共同主持会议。2018年9月，西共体委员会主席布鲁率团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24年9月，西共体委员会主席奥马尔应邀作为观察员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九届部长级会议。2026年7月，中国援建的西共体总部办公楼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启用。
西非经济货币联盟于1994年1月10日成立，其前身是“西非货币联盟”。《西非经济货币联盟条约》于同年8月1日起正式生效。宗旨在于促进成员国间人员、物资和资金流通，最终建立西非共同体。成员国共8个，即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和几内亚比绍。组织机构包括（1）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最高权力机构，每年至少召开1次会议，执行主席由成员国国家元首轮流担任。（2）部长会议：各成员国包括财长在内的2位部长参加，每年至少召开2次会议。（3）联盟委员会：联盟常设领导机构，由各成员国分别推举1名委员组成。委员不代表派出国，任期4年，不可中途罢免，可连任。（4）联盟法院：1995年1月27日正式成立，由各成员国分别推举1名成员组成，任期6年，可连任。根据联盟条约，还设有联盟审计法院、商会等机构。除此之外，联盟下设两家银行：（1）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发行西非经货联盟的统一货币（简称为“西非法郎”），总部设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在各成员国均设有分支机构。（2）西非开发银行（简称“西非行”）：系区域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总部设在多哥首都洛美，旨在促进联盟成员国经济平衡发展和西非经济一体化。西非行的资本金由其股东认缴，股东分为A、B两类，A类为区内成员，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多哥、西非国家中央银行，B类为区外成员，包括法国、中国、比利时、德国、印度、摩洛哥、欧洲投资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
5. 环印度洋联盟
简介：1997年3月5日至7日，环印度洋地区14国外长聚会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通过《联盟章程》和《行动计划》，宣告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IOR－ARC）正式成立。2013年11月1日，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第13届部长理事会会议决定将该组织更名为环印度洋联盟（The 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IORA，简称“环印联盟”）。该组织遵循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平共处、平等互利与协商一致等原则，不卷入双边等有争议的问题，推动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促进地区经贸往来和科技交流，扩大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加强成员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协调。中国于2000年1月成为环印联盟对话伙伴国。2001年4月，外交部部长助理张业遂率团出席在阿曼举行的环印联盟第3届部长理事会会议。此后，驻斯里兰卡大使孙国祥、前亚太经合组织高官王嵎生、前驻肯尼亚大使安永玉、驻伊朗大使刘振堂、驻伊朗大使解晓岩、驻也门大使罗小光、外交部大使舒展、参赞杜小丛和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等分别出席第4届至第13届环印联盟部长理事会会议。2014年10月和2015年10月，外交部副部长张明率团出席在澳大利亚珀斯和印度尼西亚巴东举行的环印联盟第14届、第15届部长理事会会议。2016年10月，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林松添率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环印联盟第16届部长理事会会议。2017年3月，外交部部长助理钱洪山率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的环印联盟首次领导人峰会。2017年10月，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率团出席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环印联盟第17届部长理事会会议。2018年11月，驻南非大使林松添代表中方出席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环印联盟第18届部长理事会会议。2019年11月，外交部大使韦宏添代表中方出席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环印联盟第19届部长理事会会议。2020年5月，环印联盟轮值主席国阿联酋外交部与联盟秘书处共同举办抗击疫情视频会议，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戴兵代表中方出席会议。2020年12月，外交部部长助理邓励代表中方出席以视频会形式召开的环印联盟第20届部长理事会会议。2021年11月，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出席以“线上＋线下”方式召开的环印联盟第21届部长理事会会议。2022年11月，驻孟加拉国大使李极明代表中方出席在孟加拉国达卡举行的环印联盟第22届部长理事会。2023年10月，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豫锡出席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的环印联盟第23届部长理事会。2025年5月，外交部副部长苗得雨以视频方式出席由斯里兰卡牵头召开的环印联盟第24届部长理事会。
简介：非洲联盟的前身是成立于1963年5月25日的非洲统一组织（以下简称“非统”）。1999年9月9日，非统第四届特别首脑会议通过《锡尔特宣言》，决定成立非洲联盟（以下简称“非盟”）。2002年7月，非盟正式取代非统。《非盟章程》确定的目标是：实现非洲国家和人民间更广泛的团结和统一；维护成员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促进和平、安全和稳定；加快政治、社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民主原则、大众参与和良政；促进和保护人权；推动非洲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在各领域的泛非合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协调和统一次区域经济体当前和未来政策；维护非洲共同立场和利益；加强国际合作，创造条件使非洲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应有作用。非盟的宗旨是：成员国主权平等，相互依存；尊重独立时存在的边界；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制定共同的防务政策；和平解决争端，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尊重民主原则、人权、法治和良政；尊重个体生命的神圣性，谴责和反对暗杀、恐怖主义行为和颠覆活动；让非洲人民广泛参与非盟建设；反对以非宪政方式更迭政权；成员国发生战争罪、种族屠杀或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时，非盟有权依照首脑会议决定进行干预；为恢复和平与安全，成员国有权要求非盟干预；促进性别平等；促进社会公正，推动经济平衡发展。近年来，中国与非盟关系全面深入发展。2015年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非盟委员会签署关于促进中国与非洲开展铁路、公路、区域航空网络和工业化领域（简称“三网一化”）合作谅解备忘录。5月，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访问非盟总部，与非盟委员会主席祖马共同主持中国－非盟第六次战略对话，并共同出席中国驻非盟使团开馆仪式。6月，习近平主席致电祝贺第25届非盟首脑会议召开。非盟委员会副主席姆温查访华。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宣布，未来五年将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军事援助，用于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10月，非盟委员会主席祖马访华，张高丽副总理与其会见，王毅外长与其会谈。12月，习近平主席在南非会见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的非盟委员会主席祖马。2025年2月，习近平主席致电祝贺第38届非盟峰会召开。2026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在非盟总部举行的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访问非盟总部，同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共同主持中国—非盟第九次战略对话，并出席“中非人文交流年”开幕式，现场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2026年2月，习近平主席致电祝贺第39届非盟峰会召开，宣布中方将于2026年5月1日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同时继续推动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通过升级“绿色通道”等进一步扩大非洲输华产品准入。除此之外，中国与非盟在气候变化、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国际问题以及非洲热点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非盟在涉及中国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积极支持中方。中国还向非盟机构能力建设、有关维和行动和非盟总部会议中心、非洲疾控中心等项目建设提供援助。
简介：为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友好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谋求共同发展，在中非双方共同倡议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于2000年10月10～12日在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其宗旨在于平等磋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加强友谊、促进合作。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规定，中非双方同意建立后续机制，定期评估后续行动的落实情况。2001年7月，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磋商会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讨论并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后续机制程序》。2002年4月，后续机制程序正式生效。中非合作论坛后续机制建立在三个级别上：部长级会议每三年举行一届；高官级后续会议及为部长级会议作准备的高官预备会分别在部长级会议前一年及前数日各举行一次；非洲驻华使节与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部长级会议及其高官会轮流在中国和非洲国家举行。中国和承办会议的非洲国家担任共同主席国，共同主持会议并牵头落实会议成果。部长级会议由外交部长和负责国际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参加，高官会由各国主管部门的司局级或相当级别的官员参加。经商定，中非双方先后于2006年11月、2015年12月、2018年9月、2024年9月举行中非合作论坛峰会、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16年7月、2019年6月和2022年8月先后举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北京峰会及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2025年6月举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落实协调人部长级会议。2007、2010、2013和2017年9月，中非外长在纽约4次举行联大政治磋商。此外，随着中非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中非智库论坛、中非民间论坛、中非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研讨会、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中非民营经济合作论坛、中非农业合作论坛、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等中非合作论坛分论坛陆续成立。
简介：1982年12月，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塞舌尔三国外长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召开会议，签署《路易港协定》，决定成立印度洋委员会（简称“印委会”）。1984年1月，三国外长在塞舌尔首都维多利亚签署《维多利亚总协定》，印委会正式成立。其宗旨在于促进成员国间合作，协助本地区国家融入区域和世界一体化进程，并在国际合作中维护印度洋岛国的利益。中国与印委会成员关系友好。2008年印委会第24届部长理事会会议后，该组织秘书处表示希望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2010年3月，印委会秘书长卡利克斯特·多菲应邀访华，与外交部副部长翟隽会见，与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张明举行会谈。2013年1月，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代表中国政府率团出席印委会第28届部长理事会会议。同年11月，印委会秘书长德莱斯特拉访华，与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会谈。2014年1月，外交部非洲司组团出席印委会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2016年2月，驻毛里求斯大使李立代表中方出席印委会第31届部长理事会会议，会议正式通过批准中国成为印委会观察员的决议。2017年3月，驻毛里求斯大使李立代表中方出席印委会第32届部长理事会会议。2018年9月，驻毛里求斯大使孙功谊代表中方出席印委会第33届部长理事会会议。2019年4月，印委会秘书长博莱罗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政策沟通”分论坛。2020年3月，驻塞舌尔大使郭玮代表中方出席印委会第34届部长理事会会议。7月，驻毛里求斯大使兼驻印委会代表孙功谊出席印委会新任秘书长就职仪式视频活动。2021年5月，驻毛里求斯使馆临时代办宫宇峰代表中方出席印委会第35届部长理事会会议。2022年2月，驻法国使馆公使陈力代表中方出席印委会第36届部长理事会会议。2024年5月，驻毛里求斯大使朱立英代表中方出席印委会第38届部长理事会会议。2025年4月，驻塞舌尔大使林楠代表中方出席印委会第39届部长理事会会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赵峰涛出席第五届印度洋委员会峰会。2026年6月，驻科摩罗大使黄峥代表中方出席印委会第40届部长理事会会议。
三、联合国、非盟与中国：安全逻辑比较研究
非洲长期是联合国安全行动部署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全球安全治理中多层次行为体互动最明显的区域之一。联合国、非盟和中国作为参与非洲和平安全治理的重要主体，分别代表了全球多边安全机制、区域自主安全机制以及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不同路径。三者虽然共同关注非洲冲突治理与和平维护，但其和平逻辑存在明显差异：联合国主要体现以国际合法性和多边授权为基础的全球安全治理逻辑，非盟体现“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区域自主逻辑，而中国则在联合国框架下形成了以安全与发展相结合为特征的发展式和平逻辑。
·联合国：以国际合法性和多边协调为核心的维和逻辑
联合国维和行动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授权基础之上，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国际社会共同介入，防止冲突扩大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由于非洲长期面临殖民遗产、国家建构不足、内部冲突和跨国安全威胁等问题，联合国在非洲部署了大量维和行动，成为非洲和平安全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外部力量。相关研究指出，非洲是联合国维和行动部署最密集、参与国家最多、任务授权最复杂的地区，联合国维和既为非洲国家从冲突走向稳定提供国际支持，也面临东道国政治环境、大国利益竞争以及资源不足等挑战。
从和平逻辑来看，联合国维和强调的是一种制度化和平。其基本路径是通过国际授权、军事部署、政治调解、人道援助和冲突后国家建设等方式，恢复冲突地区基本秩序。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维和逐渐从传统的停火监督转向多层面维和，不仅关注停止暴力，也涉及选举组织、国家能力建设、人权保护以及社会重建等内容。
然而，联合国模式也存在一定局限。一方面，联合国维和行动受到安理会大国协调机制影响，大国利益竞争可能影响任务授权和行动效率；另一方面，部分行动中过度强调政治制度转型和安全干预，而对冲突背后的经济发展不足、社会结构矛盾等问题关注不足。相关研究指出，联合国非洲维和始终处于“大国协调”与“区域自主”两种安全逻辑的互动之中，其效果取决于国际支持与地区自主之间能否形成平衡。
·非盟：“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区域自主逻辑
与联合国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模式不同，非盟维和逻辑建立在非洲区域自主和泛非主义基础之上。非盟认为，非洲安全问题最终需要依靠非洲自身力量解决，因此提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的理念，希望通过建立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提高非洲国家处理自身冲突的能力。
非盟和平逻辑的重要变化，是从传统非洲统一组织时期强调“不干涉内政”，逐渐转向“不漠视原则”。面对21世纪以来不断增加的国内冲突、恐怖主义和跨境安全威胁，非盟认识到单纯维护国家主权无法有效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因此开始强调区域组织在冲突预防、和平行动和危机管理中的责任。
从行动方式来看，非盟更加重视冲突根源治理。相比联合国维和更多关注冲突控制和秩序恢复，非盟希望通过政治调解、区域合作、社会重建以及发展支持等综合方式解决安全问题。相关研究指出，非盟维和逻辑不仅关注停止暴力，更强调通过系统性方式推动非洲大陆整体发展，因为非盟将和平、安全与发展视为相互联系的问题。
但是，非盟自主和平逻辑仍受到能力不足限制。首先，非盟维和行动在领导权方面长期面临联合国授权体系与区域自主需求之间的协调问题；其次，非盟成员国政治意愿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行动；再次，财政资源、军事能力和技术能力不足限制了其自主维和能力。
·中国：“发展促进和平”的安全发展融合逻辑
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逻辑不同于传统安全干预模式，而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形成了安全与发展相结合的发展式和平理念。中国并非试图替代联合国或非盟，而是在支持联合国多边机制的基础上，通过维和行动、能力建设和发展合作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相关研究指出，中国近年来已经从非洲安全治理规范的接受者和学习者，逐渐转向规范塑造者和实践提供者，并提出“发展和平”理念。
中国和平逻辑的突出特点，是认为冲突不能仅依靠军事手段解决，长期和平需要解决导致冲突产生的发展问题。因此，中国更加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援助、能力培养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在和平建设中的作用。相关研究认为，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体现出从“安全优先”向“安全—发展—治理”结合模式发展的趋势，通过工程部队、医疗分队等方式支持冲突地区公共服务恢复和治理能力建设。
以南苏丹等案例为例，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外交协调支持多边和平进程，另一方面通过医疗和工程力量参与当地社会恢复。这种方式并不以政治制度改变为目标，而是强调尊重东道国主权，通过发展援助增强国家治理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强调联合国在国际和平安全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并主张加强与非盟等区域组织合作。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参与非洲维和的特点之一，是坚持联合国框架，同时通过与区域组织协调，弥补联合国在地方认知和快速响应方面的不足。
四、发展式和平视角下的中方机构参与
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合作并非由单一安全机构推动，而是由外交、安全、军事和发展合作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形成了外交协调、安全保障、行动执行和发展支持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与传统以军事干预、冲突控制为核心的安全逻辑不同，中国参与非洲和平事务更加重视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之间的联系，强调通过改善发展条件、提升治理能力和增强社会韧性实现长期和平。
1. 外交协调：通过政治机制构建和平基础
外交部是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合作的战略协调主体，其核心作用在于通过外交机制和政治对话创造和平条件。
中国长期强调支持“非洲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并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非盟合作机制以及双边外交渠道参与非洲和平安全事务。ICG文章指出，中国近年来不仅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加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也更加重视通过非盟等泛非机制，以更加系统化的方式参与非洲安全问题治理。
这一逻辑区别于传统安全治理模式。中国外交参与非洲安全事务并非主要依靠军事介入，而是强调政治沟通、地区合作和多边协调。例如，在南苏丹等地区问题上，中国逐渐突破单纯“不干涉”的传统表述，通过外交斡旋、冲突调解以及支持联合国和非盟机制参与和平进程。ICG指出，南苏丹冲突促使中国调整传统的不干涉原则，在联合国授权和地区合作框架下，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参与调停和保护平民工作。
因此，外交部体现的是发展式和平中的政治和平逻辑，即通过稳定的政治环境减少冲突风险，为后续发展合作创造条件。
2. 安全保障：通过能力建设维护和平秩序
国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合作中的安全保障逻辑，其重点并非建立军事控制，而是通过维和、防务交流和能力建设支持非洲国家提升自身安全能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非洲和平事务最重要的方式是联合国维和行动。ICG指出，中国长期参与非洲联合国维和任务，主要承担医疗、工程等非武装支持任务，近年来逐渐扩大参与范围，并派遣更多人员参与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苏丹和南苏丹等任务。同时，中国也通过支持非盟和平安全架构，加强非洲自主和平能力建设。2015年，中国承诺向非盟和平与安全架构提供军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能力建设，并通过中非合作论坛推动维和、反恐、打击海盗等合作项目。此外，中国还通过军事培训、防务交流和安全合作机制支持非洲国家提升安全治理能力。例如，首届中非防务安全论坛推动中国与非洲国家围绕区域安全和军事合作展开制度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双方防务合作范围。
从发展式和平角度来看，安全能力建设并不是和平的最终目的，而是保障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许多面临恐怖主义、国家能力不足和社会不稳定问题的非洲国家而言，基本安全环境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前提。
3. 发展支撑：通过发展合作减少冲突根源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体现了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合作中的发展逻辑。与外交和军事主体不同，CIDCA并不直接参与冲突解决，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农业发展、人力资源培训和能力建设等方式，改善影响和平稳定的结构性因素。
发展式和平的核心观点在于，贫困、就业不足、基础设施缺失和治理能力不足等发展问题，往往与社会不稳定和冲突风险相互关联。因此，和平建设不能只关注冲突后的安全恢复，也需要改善导致冲突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ICG文章也指出，中国应进一步利用援助、投资和贷款工具，关注青年就业、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粮食安全等问题，因为这些领域与非洲长期稳定密切相关。文章特别提到，新成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可以在青年就业、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粮食安全等安全相关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因此，CIDCA体现的是发展式和平中的预防性和平逻辑：通过改善发展条件降低冲突发生可能，通过增强国家能力推动和平持续。
参考文献
1. 《China expands its peace and security footprint in Africa》
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国近年来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过程及其特点。文章指出，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发展以及中国与非盟等区域组织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经济合作领域，而是逐渐通过军事合作、联合国维和行动、安全能力建设和多边机制参与非洲安全治理。作者认为，中国对非安全参与主要体现在支持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建设、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开展防务交流与培训以及支持反恐、反海盗等领域合作。文章重点讨论了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的多重动力。一方面，中国需要维护不断扩大的经济利益、海外人员安全以及“一带一路”合作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也试图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支持非洲和平机制建设，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文章指出，中国在南苏丹等案例中的参与显示，其传统“不干涉”原则正在逐步调整，在联合国和非盟框架下更加积极参与冲突调解和和平建设。同时，文章也分析了中国参与非洲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作者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非洲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理解，提高政策透明度，并加强与联合国、非盟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合作。 文章特别指出，单纯加强军事合作并不能自动带来和平效果，中国未来需要更加关注青年就业、公共卫生、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影响非洲稳定的结构性问题，使援助、投资和安全合作更好服务于长期和平建设。总体而言，本文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和平安全参与正在从有限的维和支持逐步发展为涵盖外交协调、安全合作和发展支持的综合治理模式，其未来影响不仅取决于军事和安全能力的提升，也取决于能否通过发展合作和能力建设促进非洲国家自身和平治理能力的增强。
作者：康明凯
发表时间：2018.10.24
摘要：本文以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为例,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参与非洲安全治理的角色演进。通过梳理安全议题在中非合作中的重要性变迁,并对中国在苏丹、马里和南苏丹的维和行动进行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从既有非洲安全治理国际规范的接受者和学习者正在向规范的塑造者和提供者转变,不仅倡导”发展和平”理念,推动”保护的责任”向前发展,而且通过维和实践持续增强联合国在非洲维和事务上的核心主导地位。
作者：姚乐
发表时间：2018
3. 《实用建构主义视角下新时代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参与》
摘要：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至今,传统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经历深刻转型,联合国安全合作框架在多重危机下面临合法性衰退,而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其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角色从“有限的参与者”逐步转向“规范的塑造者”。论文通过实用建构主义理论的研究框架,系统分析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中的决策逻辑、实践特点及其对全球安全秩序重构的影响。论文认为,中国通过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过程中对“发展和平”理念的创新性应用,实现了对全球安全治理的实践突破及对联合国合作机制的重构,为冲突地区的和平议程提供了更具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 本文以实用建构主义作为理论框架,通过观察全球安全秩序变化下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探讨中国如何通过对规范的重新定义、维和实践创新与外交斡旋努力,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从“自由和平”意识形态的输出工具向“发展和平”安全合作平台的转型。中国的“发展和平”理念不仅是对西方干预主义的批判,更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建设和平”条款的创造性诠释。一方面,“发展和平”体现了中国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过程中以实践推动规范建立的特点。另一方面,以中国在维和行动中对“东道国同意”原则的解释为例,“发展和平”对主权与人权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非线性的解释,即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发展援助间接促进政权稳定,而非强制推行政权更迭。 新时代的全球安全秩序面临一系列现实困境,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凸显了传统维和模式与新时期区域和平与安全需求的不协调。一方面,传统自由主义范式下的联合国维和行动长期依赖民主和平理论与政权更迭手段,但其在非洲等地的实践表明,忽视发展问题的和平干预行为往往加剧了东道国的社会分裂。2015年《和平行动问题小组报告》中虽提出“可持续和平”的整体目标,但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区域组织在独立性与治理能力上的局限性,都成为导致维和行动陷入“退化”境地的重要原因。 在此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的实践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其一,中国通过在维和人员与资金上持续递增的贡献,实现了从联合国安全合作规则的“遵守者”向“制定者”的角色转变。其二,中国坚持以联合国安全框架为多边合作的核心,避免单边主义干预行为造成的合法性争议。同时,通过与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协调配合,中国主张的多边参与模式弥补了以联合国为基本实施单位的维和行动在区域冲突中认知与反应速度上的不足。其三,中国坚持“发展和平”的理论原则,主张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经济能力培养等发展手段消除暴力冲突的根源。 通过对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案例分析,论文进一步验证“发展和平”理念的有效性。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任务授权从“国家建设”转向“平民保护”,虽在短期内建立起一定数量的庇护所,却因安理会内部的分歧与资源短缺等原因而未能有效遏制种族间暴力事件的周期性爆发。中国在这一维和任务中的参与则体现了具有特色的实用主义策略:一方面,通过推动多边外交斡旋,避免单边制裁对东道国主权造成的侵害;另一方面,通过派遣医疗队与工程部队,直接支持南苏丹的公共服务体系重建,既规避了政权更迭给东道国社会造成的的政治风险,又通过发展合作增强了东道国的独立治理能力,为实现可持续和平奠定基础。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方案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系统性与渐进性。通过将维和行动与发展议程联通,中国在冲突地区构建起了“安全-发展-治理”三位一体的干预模式。然而,这一模式也面临相应的挑战:其一,区域组织能力不足仍是限制多边合作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二,在发展援助与维和行动的嵌套模式中,经济优先的援助导向可能引发“新殖民主义”的争议,如何厘清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在国际社会上仍然存在争议;其三,安理会改革的滞后限制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议程设置中的话语权。 综上所述,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中的参与,不仅全方位体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的基本外交政策,更是在事实上推动了联合国框架下全球安全治理范式的创新性发展。通过不断落实“发展和平”理念与实践,中国在维护多边主义框架的同时,为后自由主义时代的秩序转型提供了一条“建设性的”“渐进发展的”“非颠覆性改革的”路径,在批判继承当前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的优点的同时,也主张进一步深化多边安全合作与发展议程。
作者：唐霁阳
发表时间：2026
4. 《大国协调与区域自主：联合国在非洲维和历程、特征与挑战》
摘要：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一直以来受到联合国大国协调与非洲区域主义两种安全逻辑互制互构关系的深刻塑造。从冷战时期以美、苏力量竞争为背景的联刚行动，到20世纪80年代末区域自主安全意识强化背景下维和任务授权不断拓展的“多层面维和”,以及2010年起西方大国价值观侵扰下以维稳为主线的维和行动，再到当前中国坚定支持维和、美国消极面对维和、西方大国安全合作关系复杂对维和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联合国非洲维和在不同阶段显示出大国意志介入和非洲自主安全制度建设间此消彼长的竞合关系。在这一情境下，联合国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多层协作、非洲本土冲突管理经验与联合国全球维和经验的融合、维和东道国国情和大国利益互动的军事与民事相结合的维和任务授权，一同构成了联合国非洲维和的重要特征。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联合国非洲维和仍面临维和东道国国内混合性威胁、西方价值观侵扰、人工智能利益竞争等挑战。对此，作为安理会五常中唯一的“全球南方”国家，中国提倡的生成于中国国家发展实践的安全理念，有助于调和大国协调与区域自主的安全逻辑，为破解上述挑战提供新路径。
作者：陈一一
发表时间：2025
摘要：冷战结束后，非洲大陆被长期掩饰的种族、宗教以及政治矛盾逐渐凸显出来，进入新世纪，非洲大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安全挑战。作为非洲大陆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非盟通过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积累了一定的维和经验，双方也在维和行动中不断探索新的合作模式。放眼未来，联合国将会进一步深化与非盟的合作并致力于不断提升非盟的自主维和能力，这对非盟自身维和能力建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提升非盟自身能力建设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坚定的维护者，希望在推动非洲维和能力建设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促进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
作者：徐硕
发表时间：2024
摘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是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通过的重要政策文件，围绕“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规划未来三年中非合作方向。文件涵盖政治互信、和平安全、发展合作、产业建设、卫生健康、绿色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提出通过“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双方共同发展。在和平安全领域，文件强调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支持非洲国家提升自主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能力，加强冲突预防、维和、反恐、执法和安全治理合作，同时支持非盟和平与安全架构建设。从发展式和平视角看，《北京行动计划》体现了中国将安全与发展相结合的合作理念，通过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卫生、农业现代化、绿色发展和治理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改善影响和平稳定的结构性因素，实现以发展促进和平。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发表时间：2024.0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