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机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环境事务的重要机构，其非洲办事处设于肯尼亚内罗毕，并在科特迪瓦设有西非次区域办事处，在埃塞俄比亚和南非设有相关办事机构，主要支持非洲国家应对环境挑战并推动可持续发展。UNEP非洲办事处与非洲环境部长会议（AMCEN）等区域机制保持密切合作，通过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协调与合作参与非洲环境治理。
非洲是UNEP全球环境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UNEP指出，非洲面临土地退化、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气候变化脆弱性等突出环境问题，同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围绕这些挑战，UNEP的工作涉及气候变化、生态系统、能源、环境治理、森林、水资源、金融与经济转型以及灾害与冲突等多个领域，推动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从绿色发展合作的角度看，UNEP在非洲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环境政策支持、区域协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其工作将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置于更广泛的发展议程之中，并通过与非洲区域机构和各国政府合作，为非洲绿色转型和提升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提供支持。因此，在国际行为体参与非洲绿色发展的框架中，UNEP既是全球环境议程的重要推动者，也是连接全球环境治理与非洲区域环境合作的重要机构。
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与气候韧性建设的重要多边发展机构。其气候行动并非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分离，而是强调在减贫、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同步应对气候风险，通过建设低碳且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和能源体系，增强经济与社区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世界银行将道路、电力、数字基础设施、自然资源、清洁水源和卫生体系等视为支撑长期发展的基础，并通过政策改革、公共和私人投资以及私人资本动员推动气候目标与发展目标相结合。
在非洲，世界银行的相关实践尤其重视气候适应、农业韧性、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转型和气候融资。例如，世界银行与CGIAR合作已向非洲约500万小农户提供农业技术和服务；在西非，世界银行集团下属MIGA通过担保机制向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多哥等国引导资金，用于增强气候风险韧性的项目；在马普托、达喀尔和阿比让等非洲城市，世界银行集团还支持快速公交系统建设，以改善城市交通并减少空气污染。世界银行在非洲绿色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发展干预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结构性脆弱性。其政策逻辑强调，使农业生产能够抵御干旱、基础设施能够承受洪水等气候冲击，同时利用低碳能源和绿色投资创造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因此，世界银行的绿色发展实践可以理解为将气候治理嵌入更广泛的发展治理之中，通过改善基础设施、保障生计、增强社区和经济体系韧性以及扩大绿色融资，降低气候冲击向贫困和发展危机扩散的风险，为长期社会稳定提供发展基础。
3. 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
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GCF）是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气候融资机构，通过资金支持推动低排放、气候韧性发展。在非洲，GCF强调以非洲国家自身的发展需求和气候优先事项为基础，与各国政府、区域机构、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合作，将气候融资转化为具体的适应与减缓行动。其支持方式涵盖准备和能力建设、项目筹备、项目融资以及私营部门参与，并通过国家指定机构、认证实体和当地合作伙伴增强非洲国家获取和使用气候资金的制度能力。
非洲是GCF气候融资的重要区域。目前GCF的非洲业务覆盖54个国家、147个项目，基金提供的融资约77亿美元，另有约2.51亿美元准备支持资金。相关投资既包括气候适应，也涉及低碳发展，具体覆盖气候韧性农业、粮食和水安全、生态系统保护、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社区生计等领域。GCF尤其重视气候脆弱国家和群体，其融资原则要求至少50%的适应资金投向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GCF在非洲的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气候融资降低环境变化造成的发展脆弱性。其项目不仅关注减排，也通过提高小农户和脆弱社区的气候适应能力、保障粮食和水安全、保护生计、改善基础设施以及增强国家气候治理能力，减少气候冲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影响。例如，其非洲项目已经涉及东非农村气候适应融资、非洲之角粮食与生计韧性以及萨赫勒地区土地和小农户适应能力建设等领域。绿色气候基金 因此，GCF可以被视为连接全球气候资金与非洲本土发展需求的重要国际行为体，其发展式和平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增强国家和社区韧性、保障基本生计和促进可持续发展，降低气候风险进一步演化为经济与社会脆弱性的可能性。
4.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GGGI）
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GGGI）成立于2012年，是一个以条约为基础的国际组织，主要支持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实现包容、可持续的绿色增长。GGGI采取较为鲜明的“嵌入式”合作模式，与成员国政府和利益相关方直接开展国别合作，将政策咨询与投资方案开发结合起来，通过绿色增长政策、气候融资和投资动员推动低碳经济转型。截至2025年中，GGGI拥有52个成员国，在57个国家开展国别项目或具体项目。
非洲是GGGI开展绿色增长合作的重要地区。文件所列非洲业务覆盖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贝宁、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尼日利亚、纳米比亚和赞比亚等多个国家。GGGI的总体目标并非单纯开展环境保护，而是协助成员国向低碳且具有韧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并将绿色增长与各国自主贡献（NDC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衔接。其2026—2030年战略将气候与绿色增长政策、可持续和创新融资、制度与人力能力、绿色技术、知识建设以及性别平等与社会包容列为六项重点，同时围绕公正和包容的能源转型、适应性和韧性景观与海洋、可持续农业粮食体系以及绿色韧性循环城市与基础设施开展工作。GGGI的绿色发展模式尤其强调环境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其使命明确将绿色增长与减贫、社会包容、环境可持续性、气候韧性和经济增长同时推进，并通过政策支持、技术援助和绿色投资增强成员国自身的转型能力。
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WF）是全球性自然保护组织，其在非洲的工作强调将生态保护与当地社区的发展需求相结合。WWF目前重点关注刚果盆地、南部非洲和西南印度洋等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刚果盆地拥有世界第二大连片热带雨林并生活着超过1.57亿人口；南部非洲的跨境河流、湿地和草原既支撑重要野生动物种群，也关系到超过1.41亿人的生产生活；西南印度洋的红树林、海草床和珊瑚礁则为超过6000万人提供生计和经济保障。因此，WWF在非洲并不单纯以野生动物保护为目标，而是强调在自然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与社区发展之间建立联系。
在具体实践中，WWF采取以整个景观和生态系统为对象的综合保护方式，并重视社区参与和跨境合作。在南部非洲，其工作涉及安哥拉、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国家，并通过社区保护地和跨境保护机制推动自然资源共同治理。WWF同时强调当地社区和原住民在自然资源治理中的主体作用，通过支持社区获得土地和资源管理权、发展可持续生计以及参与公共决策，使自然保护能够产生更加直接的社会经济收益。例如，其在纳米比亚支持社区保护地建设，在赞比亚帮助小农采用可持续农业方式，在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支持社区储蓄和贷款机制。
WWF在非洲的特点在于将生态系统保护与生计安全、资源治理、社区能力和气候韧性联系起来。WWF指出，健康的生态系统能够为非洲社区提供食物、水资源、收入和经济机会，而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洪水和降雨不稳定正在增加粮食与水资源压力。为此，其通过社区主导的自然保护、气候智慧型农业、可持续放牧、渔业共同管理和自然基础解决方案等方式提高社区适应能力。这类实践可以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理解为：通过保障依赖自然资源群体的基本生计、扩大社区参与和资源治理能力、提高气候适应能力，降低环境退化和资源压力所造成的发展脆弱性，为地方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其自身也明确指出，在面临暴力、经济障碍和法治薄弱的地区，自然保护可以成为促进合理发展与稳定的一条路径。
6.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是全球重要的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组织，在非洲形成了覆盖东部和南部非洲、西部和中部非洲的区域工作体系。其东部和南部非洲项目覆盖非洲之角、东非、南部非洲和西印度洋地区，重点涉及海岸与海洋韧性、保护区与物种、旱地韧性与土地管理、森林景观与生计以及综合水资源管理。西部和中部非洲项目（PACO）则覆盖25个国家，并通过国别项目和森林保护、水资源与湿地、海洋与沿海、保护区与生物多样性等区域专题项目开展工作。
IUCN在非洲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将自然资源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社区福祉和环境治理结合起来。东部和南部非洲区域办公室明确强调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可持续发展支柱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认为可持续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良好的环境管理基础上，并将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视为当前及未来发展与福祉的重要基础。其中特别强调自然资源治理的重要性：有效治理可以使自然资源转化为权利保障和发展机会，而治理不足则可能成为自然资源冲突的诱因。西部和中部非洲的工作也将保护政策、全球和区域环境治理与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管理相结合，体现出从单纯生态保护向“保护—治理—发展”综合模式的延伸。
IUCN在非洲的工作尤其体现出环境治理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联系。土地、水资源、森林、湿地和海洋资源既是大量非洲社区生计和发展的基础，也可能因资源稀缺、治理失效或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社会矛盾。IUCN通过改善自然资源治理、增强生态系统和社区韧性、促进可持续生计以及推动跨区域合作，使自然资源更多成为发展机会而非冲突来源。其东部和南部非洲项目直接将自然资源治理与“自然资源冲突”联系起来，而西部和中部非洲则通过跨境水资源管理、森林和湿地保护等实践强化区域合作。
二、核心项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非洲的代表性项目之一，是与冈比亚政府等合作实施的气候适应项目。项目于2017年启动，由绿色气候基金（GCF）提供赠款支持，冈比亚环境、气候变化与自然资源部负责执行，总预算约2055万美元。该项目是当时冈比亚规模最大的自然资源发展项目，核心目标是运用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EbA）方式增强国家和农村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项目主要针对气温升高、降雨不稳定和森林砍伐造成的生态与生计压力，通过恢复森林、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地和农业用地，提高生态系统提供水资源、土壤保护和农业生产等服务的能力。项目计划恢复至少1万公顷退化土地，覆盖冈比亚河沿岸四个地区，直接惠及约11,550户家庭、间接惠及约46,200户家庭，从而将生态恢复与农村生计和气候适应结合起来。
该项目的意义在于通过生态系统恢复回应气候变化造成的发展脆弱性。冈比亚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高度依赖土地、森林和其他自然资源，生态退化与气候冲击会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和家庭生计。项目通过恢复自然资源基础、增强农村家庭气候适应能力并改善自然资源型经济的发展条件，使环境治理同时服务于减贫、生计保障和社区韧性。
该项目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实施的全球环境基金（GEF）项目，项目编号为 GEF-10634。项目于2021年2月启动，官网所列实施期截至2025年12月，总价值约 2151万美元，其中GEF项目赠款200万美元、联合融资约1951万美元。项目属于土地退化治理领域，由UNEP作为实施机构，并与非洲绿色长城泛非机构、各国绿色长城机构或协调机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全球机制（UNCCD-GM）以及UNEP非洲办公室等合作推进。
项目以非洲绿色长城倡议（Great Green Wall Initiative, GGWI）的制度强化和长期发展为核心。与单纯开展植被恢复或植树活动不同，该项目更加侧重总结绿色长城既有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长期发展愿景，强化GGWI的制度和组织能力，并为建设更具韧性和可持续性的萨赫勒地区动员充足投资。因此，其主要作用在于改善绿色长城倡议的治理和融资条件，使土地恢复和生态治理能够获得更加稳定的区域合作机制与资金支持。
萨赫勒地区面临突出的土地退化和环境压力，因此该项目并非直接处理安全冲突，而是通过加强区域性环境治理机制、推动土地退化治理并提高绿色投资动员能力，为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韧性提供制度基础。因而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从发展条件入手的和平建设路径：通过强化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自然资源治理能力，改善生态与发展基础，降低环境脆弱性对社会稳定产生的长期压力。
3. 东部和南部非洲可持续清洁能源获取转型计划（Accelerating Sustainable and Clean Energy Access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该项目是世界银行集团面向东部和南部非洲实施的多年期区域能源计划，旨在通过扩大电力和清洁烹饪服务覆盖，推动地区能源可及与清洁能源转型。项目背景在于东部和南部非洲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无电人口，同时约占全球无法获得清洁烹饪服务人口的四分之一，能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地区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
ASCENT采用世界银行集团整体参与的模式，整合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资源，并与各国政府、公用事业机构、私营部门、发展伙伴、气候与影响力投资者以及当地社区合作。计划实施周期为2024—2030财年，拟覆盖东部和南部非洲20多个国家，计划为1亿人提供电力、2000万人提供清洁烹饪服务；其融资规模为50亿美元，并计划进一步撬动约100亿美元公共和私人资金。
在实施机制上，ASCENT形成三个相互联系的支柱：一是建设区域和国家能源获取平台，推动政策与监管协调、数字化规划和区域融资；二是扩大电网覆盖，包括电网扩建和强化、可变可再生能源接入、边境偏远地区跨境电气化以及公用事业能力建设；三是扩大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清洁烹饪技术应用，并将学校和医疗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纳入能源获取范围，同时通过融资工具吸引私人资本和支持本地创新。项目以国别计划与区域平台相结合，并设置区域能源获取加速平台、区域融资机制以及风险缓释、跨境解决方案和碳市场促进等机制，从而形成区域合作与国别实施相互支撑的推进模式。这一项目体现了通过改善基础发展条件增强社会韧性的路径。能源不足不仅制约经济活动，也影响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而ASCENT将电力普及、清洁能源转型、公共设施供能、区域互联和私人投资结合起来，有助于改善欠发达和偏远地区的发展条件。特别是其针对偏远边境地区开展跨境电气化，并强调公用事业能力和气候韧性建设，使能源合作进一步与国家能力和区域互联相联系。
这一项目是绿色气候基金（GCF）支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作为认证实体参与实施的大型气候适应项目，重点通过森林和景观恢复提高卢旺达东部省的气候韧性。项目于2021年启动，计划持续至2027年。东部省是卢旺达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土地退化程度较高，当地人口又高度依赖农业，日益频繁的干旱、洪水和不稳定降水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生产力下降、粮食不安全、生计脆弱和生物多样性损失。项目因此提出将退化、脆弱且难以支撑居民生计的景观转变为具有生产能力和气候韧性的生态系统，并同步改善脆弱农村人口的生计、粮食和水安全。
TREPA以森林和景观恢复与社区气候适应相结合为主要路径，计划通过造林、农林复合经营、牧场恢复和水土流失治理等措施恢复约6万公顷受干旱影响的退化景观，同时增强相关灌溉设施的气候适应能力。项目还推动超过10万户家庭使用更加清洁、高效的烹饪能源技术，并发展具有气候韧性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价值链，通过改善市场条件和融资渠道吸引公共与私人投资。在治理层面，项目支持国家和地方机构将气候适应纳入土地利用规划、监测和决策过程。2026年提交的年度绩效报告显示，TREPA与卢旺达国家自主贡献和国家适应规划相衔接，涉及景观恢复、气候韧性农业、水资源管理、粮食安全、社区韧性、性别包容以及气候融资等多个领域。
项目已经形成较明显的生态与社会经济综合效益。2025年，项目新增恢复土地约21,247公顷，种植超过420万株树苗；同时创造超过18,891个绿色就业岗位，并支持6,933户家庭种植果树。项目还通过合作社、储蓄组织和金融产品建设加强社区参与绿色经济活动，截至报告期已通过1,897个储蓄组织覆盖28,462名受益者，并推动气候相关金融产品和绿色投资。从更广泛的适应效果看，截至2025年，已有超过30万人采用或受益于更加多样化的气候韧性生计方式，受到保护、恢复或可持续管理的自然生态系统面积累计达到约6.54万公顷。这一项目同时介入农业生产、粮食与水安全、就业、农村金融、清洁能源和地方治理。尤其是其通过农民合作组织、气候韧性价值链和金融服务增强居民经济能力，并推动地方政府将气候韧性指标纳入发展规划，使环境治理进一步转化为社区和国家层面的发展能力。年度报告也将“社区主导的恢复”与“生计建设”结合视为提升受益者适应能力的重要因素。
5. 绿色复苏行动计划转型气候融资项目（Transformative Climate Finance Program of the AU Green Recovery Action Plan）
该项目是由非洲联盟委员会（AUC）与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共同实施、英国外交发展部（FCDO）提供资金支持的区域性气候融资项目。迄今已进展至第二阶段，实施期为2026年7月至2028年12月，项目资金约202万美元，重点是在第一阶段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非洲获取、配置和吸收气候融资的能力。项目覆盖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莱索托、纳米比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和赞比亚七个非盟成员国。
该项目源于非盟2022年通过的《非洲联盟绿色复苏行动计划》（AU Green Recovery Action Plan, AU-GRAP 2021–2027）。这一行动计划以气候融资、可再生能源、生物多样性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气候韧性农业以及绿色韧性城市与水资源为五个重点领域，旨在推动非洲疫情后的绿色和可持续经济复苏。TCFP第一阶段于2023年1月至2026年6月实施，除上述七国外，还与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共同体（EAC）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三个区域经济共同体合作；第二阶段则进一步集中于七个试点国家，将前期形成的气候融资模式转化和扩大为国家层面的投资实践。
第二阶段主要围绕绿色项目开发和国家气候融资能力建设展开。一方面，项目通过可行性研究、绿色投资项目设计与结构化、投资者对接等方式建立国家气候项目储备，降低绿色投资风险并推动项目达到可融资标准；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各国获取国际气候资金、吸引私人资本和设计气候融资工具的能力，提高气候政策转化为具体投资的能力。非盟气候融资部门（AU Climate Finance Unit）承担大陆层面的协调作用，负责跟踪气候资金流动、建设投资项目储备并衔接国家和区域融资需求；GGGI则主要在七个目标国家提供绿色投资服务和技术支持。
该项目的重要特点在于将气候治理进一步延伸至融资能力、制度建设和发展能力。GGGI指出，非洲国家虽然提出了较高的气候行动目标，但仍面临气候融资不足、私人资本参与有限、气候目标与国家预算及发展规划衔接不足，以及项目准备和制度协调能力薄弱等问题。TCFP通过强化国家和非盟层面的气候融资制度、形成可投资的绿色项目并动员公共和私人资本，将气候行动转化为绿色投资和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资源。
6. 可持续卢安瓜：通过综合流域管理保障卢安瓜水资源，实现共享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Sustainable Luangwa）
该项目是全球环境基金（GEF）支持、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分会（WWF-US）作为GEF执行机构参与推进的赞比亚绿色发展项目，GEF项目编号为10412。项目主要执行伙伴为赞比亚水资源开发、卫生与环境保护部环境管理司，实施周期设计为48个月，重点覆盖卢安瓜河上游子流域。项目获得约289万美元GEF资金，并配套约2145万美元共同融资。
项目产生于卢安瓜河上游日益突出的土地和森林退化问题。卢安瓜河是赞比亚主要河流之一，也是南部非洲规模较大的自然自由流动河流系统，其流域约有180万人居住，并为农业灌溉、居民生活和水力发电提供重要水源；流域同时拥有湿地、国家公园、森林保护区等重要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然而，上游马芬加山区受到轮作农业、森林砍伐、薪柴和木炭采集、过度放牧以及偷猎等活动影响，森林和土地退化进一步威胁河流水质、水量、生物多样性以及下游社区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服务。因此，项目将核心目标确定为减少卢安瓜上游子流域的森林和土地退化，加强水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并维护相关社区生计。
项目主要从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展开。在生态保护和流域治理方面，项目改善马芬加山国家森林保护区的管理，通过划定保护区边界、制定管理计划、恢复退化森林和草地、加强巡护与火灾管理等措施保护卢安瓜河源头，并推动建立水资源保护区（WRPA）。在社区层面，项目通过社区保护协议、社区森林管理和保护性农业，将生态保护与当地生计改善结合起来，包括提供优质种子、推广堆肥和低影响耕作，发展家禽、小型反刍动物养殖和养蜂等替代生计，并建立农产品市场联系；同时建设本土树种林地和社区森林，以降低居民对国家森林保护区薪柴等资源的依赖。此外，项目通过知识管理、监测评估和经验传播，提高国家、流域和社区层面的可持续土地与自然资源管理能力。
该项目认识到森林退化与当地居民的农业生产、能源需求和收入来源密切相关，因此将流域保护、社区参与和替代生计放在同一治理框架内。项目文件明确提出，需要在卢安瓜上游的环境保护目标与马芬加地区的经济和生计发展之间寻求平衡，通过政府、社区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的土地与水资源管理，实现生物多样性、土地治理和生计改善的综合效益。 通过改善水、森林和土地等关键资源的治理方式，降低资源退化对社区生计的压力，同时增强地方参与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该项目为长期社会稳定提供生态与发展基础。
该项目是由绿色气候基金（GCF）资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作为认证实体推进的气候适应项目，GCF项目编号为FP113。“TWENDE”在斯瓦希里语中意为“让我们出发（let’s go）”，项目与肯尼亚“终结干旱紧急状态”（Ending Drought Emergencies, EDE）政策及《肯尼亚2030愿景》相衔接，旨在通过恢复并改善牧场生态系统治理，提高畜牧业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门应对气候变化与干旱的能力，降低干旱对国家经济和地方社区造成的损失。
项目重点面向肯尼亚11个干旱和半干旱县（ASALs），包括Garissa、Tana River、Isiolo、Marsabit、Samburu、Kajiado、Kitui、Makueni、Tharaka-Nithi、Meru和Taita Taveta。肯尼亚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约占国土面积的89%，承载约36%的人口和70%的全国牲畜，是牧民生计和国家畜牧业的重要基础。项目尤其关注旱季牧场及其水资源，这些区域在干旱时期是牧民维持牲畜生产的重要避难地，但也因水源稀缺、土地利用变化以及不同群体季节性迁徙而成为资源竞争较为集中的地区。项目文件指出，传统资源治理机制的弱化进一步加剧了资源退化和相关冲突，因此生态恢复与自然资源治理被同时纳入项目设计。
在实施方面，TWENDE以生态系统适应（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 EbA）为核心，将生态恢复与地方治理、社区参与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项目主要包括三个相互衔接的部分：一是加强气候信息、社区参与和县级规划，提高跨区域牧场管理与干旱风险决策能力；二是开展社区牧场恢复、流域土地和水资源综合管理、战略性水源建设，并通过地方规章和能力建设强化自然资源治理；三是支持具有气候韧性的价值链和自然资源投资，包括向社区企业提供支持，并特别推动由妇女团体建立或主导的生态恢复型企业。项目融资方案总规模约3454万美元，其中GCF资金约2315万美元，其余由肯尼亚政府、IUCN、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等提供共同融资。
项目的重要特点在于，它并未将干旱简单作为短期人道主义危机处理，而是试图通过恢复牧场生态系统、改善水资源管理和强化地方治理来提高长期适应能力。项目计划使50万公顷退化土地进入恢复进程，并通过气候韧性畜牧业、生计多样化和市场准入等方式改善当地居民的适应能力。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牧民迁徙路线以及水源和牧场的可获得性，而传统资源治理机制弱化又可能导致土地退化和自然资源冲突上升。项目因此不仅恢复生态系统，也通过社区参与式规划、地方制度建设、资源共享规则和气候韧性生计改善资源治理能力；肯尼亚EDE框架本身也将“和平与安全”与可持续生计、灾害风险管理和制度建设并列为重要支柱。
三、相关研究
自然资源既可能因分配不均、治理失效和资源竞争加剧既有矛盾，也可能成为不同社会群体开展合作的共同议题。围绕水、土地、森林等资源形成的合作治理，可以增加群体互动，扩大社区参与，并通过改善公共服务和治理回应增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由此，绿色发展与和平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环境改善—冲突减少”关系，而是存在一系列以资源治理、社会合作和制度建设为中介的作用机制。
在这一基础上，相关研究进一步将环境和平建设转化为具体的发展实践问题。世界银行有关环境与自然资源治理的研究强调，环境因素通常并不会独立导致冲突，而是通过土地利用、资源获取、生计变化以及既有政治经济矛盾影响脆弱性。因此，绿色发展项目需要在设计、实施和评估过程中纳入冲突敏感性，识别项目可能改变哪些资源关系、受益群体和权力结构，并将减贫、气候韧性与和平建设纳入同一变化链条。 这一研究的作用在于将环境和平建设从较为宏观的理论联系推进到项目如何产生和平效应的问题，为分析国际机构的具体绿色项目提供了操作性框架。
气候适应研究则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逻辑。在非洲气候脆弱地区，气候变化往往与生计不稳定、资源竞争、社会排斥以及地方治理能力不足相互叠加。因此，气候适应不仅涉及生态修复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涉及资源分配和地方治理。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等案例表明，将社区参与、边缘群体赋权、自然资源争端调解以及地方政府能力建设纳入气候适应项目，可以同时增强生计韧性和社区处理资源矛盾的能力。相关研究同时指出，目前许多气候项目仍缺少对群体合作、资源争端和社会关系变化的和平指标，说明绿色发展与和平建设虽然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交叉，但两者在项目设计和评估体系中尚未充分整合。非洲之角的经验显示，气候安全不能仅理解为防止气候变化诱发暴力，而应处理粮食不安全、生计损失、土地获取、人口流动和制度脆弱性等深层问题。气候适应、制度建设和发展投入因而可以构成预防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之相联系的“积极和平”视角又进一步强调，绿色发展不仅可以降低环境风险，还可能通过生态恢复、资源合作、地方和平对话和生计建设创造“和平红利”。不过，这类研究也提醒，地方层面的环境合作不能替代政治性的和平进程，其主要作用是改善产生脆弱性和冲突的社会经济与治理条件。
从项目实施进一步向外延伸，气候融资构成绿色发展能否转化为上述和平效应的重要条件。现有研究显示，非洲气候资金需求与实际获得资金之间存在显著缺口，同时面临机构能力不足、部门协调薄弱、项目储备有限、数据不足以及国际融资条件不利等问题。 因而，国际行为体的作用不能仅理解为提供资金，还包括帮助非洲国家和地方机构形成项目开发、资金管理、政策协调和直接获取气候融资的能力。地方主导的气候适应、国家和地方机构能力建设以及更加灵活的融资机制，也因此成为连接国际气候资金与基层发展需求的重要环节。
相关实践研究进一步展示了这一作用链条在非洲不同情境中的具体表现。塞拉利昂的水资源治理将清洁供水、女性参与和资源争端调解结合起来；刚果（金）的相关实践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可持续农业和地方发展机制连接生态恢复、生计与土地治理；肯尼亚通过社区信息与技术手段改善水资源共享；加纳则尝试将气候与冲突风险纳入国家发展规划。这些案例共同表明，国际绿色发展项目产生和平效应的关键，并不只是环境状况本身的改善，而在于项目能否进一步改变生计条件、资源治理方式、社会参与以及地方制度能力。
综上所述，绿色发展与和平之间并不存在自动的因果关系，其作用更多通过几个中间环节实现：改善生计和基本发展条件能够降低社会脆弱性；更加包容的资源治理能够缓解资源竞争并促进群体合作；气候适应能够增强社区面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制度和能力建设则有助于提高国家与地方社会持续处理环境和发展问题的能力。国际行为体则通过资金、技术、制度建设和项目实施进入这些环节。绿色发展并非直接“创造和平”，而是通过改善发展条件、增强社会韧性和提升治理能力，逐步减少产生脆弱性与冲突的结构性因素。
参考文献
摘要：文章从环境和平建设出发，讨论自然资源治理如何超越传统的冲突风险管理，进一步促进“积极和平”。文章提出三种主要作用机制：一是通过共同资源治理促进群体接触与合作，减少偏见和对立；二是通过环境治理传播参与、透明等治理规范，增强社会赋权与公民社会能力；三是通过改善水、土地等公共服务回应社会需求，增强国家—社会联系与国家合法性。文章由此为解释环境治理如何转化为和平效应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基础。
作者：Florian Krampe、Farah Hegazi、Stacy D. VanDeveer
发表时间：2021.08
2. 《Defueling Conflict: Notes from the Field》
摘要：报告重点讨论如何将环境和平建设和冲突敏感性从理论转化为项目实践，是世界银行2022年 Defueling Conflict: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s a Pathway to Peace 的进一步延伸。报告将自然资源治理与脆弱性、冲突和暴力联系起来，围绕前期风险分析、项目设计、环境与社会保障、监测评估以及机构能力建设提供操作工具。其核心观点是，环境和自然资源项目不会自动产生和平效应，需要识别资源获取、土地利用、生计和利益分配可能引发的冲突风险，并通过冲突敏感的项目设计同时创造减贫、韧性与和平建设收益。
来源：World Bank Group
发表时间：2025
3. 《Integrating Peacebuilding and Climate Action: Lessons from Nigeria and Kenya》
摘要：报告以肯尼亚北部以及尼日利亚西北部和中部地带为案例，讨论如何把和平建设直接纳入气候适应实践。研究指出，气候压力与土地、水源和牧场等自然资源竞争相互作用，需要通过地方主导的适应、社区对话、资源共同治理以及女性和青年等边缘群体参与，同时增强生计韧性和和平解决资源争端的能力。报告特别强调冲突敏感、包容性治理和地方能力建设，并提出在气候项目监测评估中增加群体合作、资源冲突减少等和平指标。
来源：International Alert
发表时间：2024.11
4. 《Towards a ‘Peace Continuum’ Approach to Climate Security: Insights from the Horn of Africa》
摘要：文章以非洲之角为重点，反思将气候变化主要作为安全威胁处理的传统气候安全框架，提出将气候适应和气候融资纳入贯穿冲突预防、和平建设和长期发展的“和平连续体”。文章认为，粮食不安全、生计损失、土地获取和制度脆弱性等因素构成气候与安全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因此气候安全政策需要与适应、制度建设和发展合作相结合。结合索马里、索马里兰以及非盟、IGAD和联合国的实践，文章强调建立更加灵活、可及和冲突敏感的气候融资机制，并加强国际行动与非洲区域和地方需求之间的衔接。
作者：Louise Wiuff Moe
发表时间：2024.02
摘要：文章在“和平连续体”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积极和平”，试图突破“气候变化究竟属于安全问题还是发展问题”的二元争论。研究主张重新理解安全本身，将人类安全和生态安全纳入气候安全治理，并将气候适应、环境和平建设、发展合作和气候融资与和平建设联系起来。其重点不再只是控制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冲突风险，而是通过资源治理、生计改善、制度合作和地方参与处理不安全的深层结构性因素，从而使气候行动成为维持长期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Louise Wiuff Moe
发表时间：2025.03.03
6. 《Climate Finance in Africa: An Overview of Climate Finance Flow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摘要：报告系统梳理非洲气候融资的规模、来源、融资工具、获取障碍和发展机会，指出非洲实际获得的气候资金与其减缓和适应需求之间仍存在巨大缺口。除资金总量不足外，非洲国家还面临机构能力、项目开发、部门协调、数据以及国际融资条件等方面的制约。报告强调加强国家和地方机构直接获取和管理气候资金的能力，推动气候规划与发展规划衔接，并扩大地方主导的气候适应。对于发展式和平研究而言，该报告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气候适应和韧性建设得以实施的资金与制度条件，并将气候融资进一步连接到国家能力和地方自主性建设。
来源：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African Union
发表时间：2024.09
摘要：报告通过刚果（金）、加纳、肯尼亚、塞拉利昂等10个国家案例，考察气候适应、减缓和气候融资如何采用“和平正向”（peace-positive）方式实施。案例覆盖水与能源获取、可持续土地管理、气候韧性生计、性别响应和数据治理等领域，强调社区参与、地方所有权、包容性资源治理和制度能力建设。报告表明，气候项目的和平效应并非由环境改善自动产生，而取决于其能否改善生计和资源分配、促进群体合作并增强地方解决争端的能力；由此将气候行动进一步理解为能够创造“和平红利”的发展实践。
来源：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Cairo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Peacekeeping and Peacebuilding
发表时间：202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