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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地区区域概述:中非合作与发展式和平

大湖地区区域概述:中非合作与发展式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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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概述

1. 区域基本信息

    非洲大湖地区位于非洲中东部,其名称来源于东非大裂谷及周边大型湖泊体系。对于大湖地区的具体范围,学界存在不同界定。较宽泛的地理概念可以包括环绕图尔卡纳湖、阿尔伯特湖、爱德华湖、基伍湖、坦噶尼喀湖和马拉维湖的肯尼亚、乌干达、刚果(金)、卢旺达、布隆迪、坦桑尼亚和马拉维等国;在和平与安全研究中,则通常更加关注以刚果(金)东部、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为中心,并与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密切联系的区域。 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环绕维多利亚湖、坦噶尼喀湖和基伍湖的地缘区域,并将刚果(金)、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视为直接相关国家。

    大湖地区具有较为突出的人口、资源与地缘战略特征。区域部分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较高,族群构成复杂,跨境族群联系广泛;与此同时,地区内部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明显,特别是刚果(金)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卢旺达、布隆迪等内陆国家在土地和部分自然资源方面相对有限。资源分布、人口压力与国家边界相互叠加,使跨境贸易、人口迁移和资源流动长期成为区域社会经济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也指出,大湖地区人口稠密、族群众多、跨界族群分布广泛,同时自然资源丰富、战略意义突出,因而长期成为地区地缘政治互动的重要空间。

    从区域发展来看,大湖地区各国之间存在较强的经济互补与区域合作需求。内陆国家对跨境交通和邻国市场具有较高依赖,人员、商品和资源流动又使各国经济具有天然的跨境属性。因此,区域经济合作长期被视为改善发展条件的重要路径,东非共同体(EAC)、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CEPGL)以及大湖地区问题国际会议(ICGLR/CIRGL)等机制均不同程度涉及经济合作、区域一体化与和平安全议题。尤其是在长期冲突背景下,区域合作逐渐被赋予超越经济增长本身的意义,即希望通过贸易往来、经济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降低冲突风险,改善国家间关系。

    这一发展与和平相互联系的思路,在大湖地区的区域制度建设中表现得较为明显。2000年以后,大湖地区问题国际会议逐渐成为处理区域和平、安全、民主和发展问题的重要合作机制,其建立本身就反映了各方对于大湖地区冲突具有区域性和跨国性的认识。相关研究指出,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被纳入这一机制的重要议程,希望借助共同经济利益和区域合作促进睦邻关系及和平稳定。 2006年相关地区国家更提出建设一个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政治和社会稳定、共享增长与发展的区域空间,将和平、安全、合作与发展联系在一起。

2. 区域发展与和平安全挑战

    大湖地区是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自独立以来,卢旺达、布隆迪、乌干达和刚果(金)等国先后经历政变、内战、族群暴力、跨境军事干预和政治危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卢旺达大屠杀及其引发的大规模难民流动、刚果战争以及刚果(金)东部长期存在的武装冲突,使原本具有国内性质的政治和族群矛盾不断跨越国家边界,逐渐形成一种国内冲突区域化、区域矛盾国内化的安全格局。相关研究因此强调,大湖地区的冲突同时具有国内和区域属性,其原因、行为体与后果均存在明显的跨境流动。 法语非洲学界的研究也将大湖地区概括为独立以来受到多种类型冲突影响最严重的非洲地区之一,长期暴力不仅造成安全危机,也持续削弱国家治理、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

    族群问题与地缘政治相互作用是区域冲突长期化的重要因素。大湖地区的族群关系具有明显的跨境属性,殖民统治、国家建构以及独立后的政治竞争又不断强化族群身份的政治意义。郑博文的历史研究指出,大湖地区部分族群结构与政治等级关系具有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而殖民时期的间接统治、“分而治之”及种族化知识建构进一步推动了族群认同政治化,为独立后的族群政治和冲突留下深刻影响。

    更重要的是,族群矛盾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与国家间竞争形成双向互动。难民往往沿跨境族群网络进入邻国,其长期存在又可能改变当地社会关系和安全环境;一些国家还曾通过支持邻国境内的族群武装扩大自身地区影响,使地方族群矛盾逐渐嵌入国家间地缘竞争。由此,族群问题既是国内政治矛盾的表现,也可能成为地区国家开展代理竞争的工具。 胡洋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国家行为体对族群武装的介入提高了冲突的频率和烈度,并推动刚果(金)东部形成复杂的武装组织网络。

    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与跨境武装活动进一步增加了区域安全治理的难度,其中刚果(金)东部尤为突出。国家对边疆地区控制能力有限、边境具有较强渗透性,使本国和外国非国家武装、邻国军事力量以及参与非法经济活动的行为体能够跨境活动。部分武装组织不仅承担军事和政治功能,还通过征税、资源控制和跨境贸易建立准治理结构,使暴力、经济活动和地方治理相互结合。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国家提供公共安全的能力不足还推动了私人安全主体的发展,使国家对合法暴力和安全供给的垄断进一步受到挑战。

    自然资源与“战争经济”之间的结合则使冲突具有较强的自我延续能力。大湖地区特别是刚果(金)东部拥有重要矿产资源,在国家治理薄弱和武装组织长期存在的情况下,矿产开采、跨境走私、武装融资和地方权力竞争相互交织。一些原本源于政治和社会矛盾的冲突逐渐演变为围绕矿产控制和经济利益展开的竞争,资源由潜在的发展优势转变为维持暴力网络的重要经济基础。 由此形成的“战争经济”又反过来增强地方武装持续动员和重新组织的能力,进一步削弱国家治理与正常经济秩序。

    长期冲突同时造成严重的人的安全与发展问题。战争和政治暴力导致人口死亡、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增加,并伴随性暴力、贫困、农业生产受阻和社会心理创伤。冲突造成的后果并不局限于直接安全损失,而是进一步削弱经济活动和农业生产、加剧国家脆弱性和贫困,并阻碍区域一体化。 因此,大湖地区的发展困境与安全困境并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问题,而呈现出较明显的循环关系:冲突破坏发展条件和国家能力,而发展不足、治理薄弱和社会经济机会匮乏又增加长期不稳定的风险。

    区域一体化因此成为大湖地区和平重建的重要议题,但其作用并非线性的。部分区域机制希望通过贸易和经济相互依赖提高冲突成本,进而促进和平;然而,相关法语研究对这一逻辑提出了重要修正:在国家脆弱、轻武器流动、难民问题、资源竞争和跨国冲突仍然严重的条件下,单纯扩大经济联系并不必然自动产生和平,持续冲突本身反而可能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 因而,大湖地区的现实经验表明,发展与和平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二者并非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合作需要与国家治理、冲突解决、跨境安全合作和社会重建共同推进。

二、和平逻辑比较研究

大湖地区长期存在国家内部冲突与跨境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局面,卢旺达大屠杀、刚果战争、刚果(金)东部武装冲突以及跨境难民和武装组织活动,使该地区长期成为国际和平干预的重要区域。面对相似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中国与西方国家均参与了地区维和、冲突治理和和平建设,但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政策侧重。总体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实践较多表现为安全干预与自由和平建设相互结合,即一方面通过维和、军事援助、制裁和安全合作控制暴力,另一方面通过民主化、选举、治理和制度建设塑造冲突后的政治秩序;中国则更多将政治解决、地区自主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在参与维和和安全治理的同时,强调从发展不平衡、治理能力和经济社会条件入手改善长期和平基础。二者并非截然对立,但对和平问题的政策排序和介入方式存在明显差异。

1. 西方实践:从人道主义干预向安全治理与制度建设延伸

    西方国家在大湖地区的和平安全实践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区持续发生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密切相关。卢旺达大屠杀以及此后的刚果战争暴露出国际社会在大规模暴力面前干预不足的问题,也推动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渐调整对大湖地区的政策。有关美国对非洲军事干预的研究将大湖地区概括为一种具有明显人道主义色彩的干预模式:在卢旺达危机初期,美国受到索马里军事行动失败等因素影响,对地区危机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主要依靠非政府组织开展人道主义救助;随着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扩大以及国际舆论压力上升,美国逐渐转向更加积极的外部介入。此后,美国在大湖地区的参与逐渐由危机后的救援向更主动的地区安全治理扩展。2011年美国向乌干达派遣军事人员协助打击上帝抵抗军(LRA),相关行动进一步延伸至刚果(金)、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 由于跨境武装组织能够利用边境地区活动,美国也开始把单一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视为地区性安全问题,通过军事顾问、情报支持、安全合作以及推动相关国家联合行动等方式削弱武装组织的活动能力。相关研究因此认为,防止和解决冲突、维护地区稳定已经成为美国大湖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实践反映出较为明显的安全化倾向:和平首先意味着控制正在发生的暴力,通过外部安全力量、维和体系以及地区安全合作恢复基本秩序。但与单纯依靠武力实现稳定不同,西方在大湖地区的安全实践又越来越多地通过国际制度和多边框架展开。后冷战时期美国对非洲的军事干预通常寻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授权,以多边主义和人道主义保护增强外部介入的合法性。 因而,大湖地区的西方安全实践并不能简单概括为直接军事干预,而呈现出军事力量、人道主义保护、多边机制与地区安全治理相结合的特点。

    与此同时,西方对大湖地区和平问题的介入并未止于控制武装冲突,而是进一步进入国内政治和治理领域。美国将民主化视为其大湖地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通过政治制度改革、选举和治理建设改善长期稳定条件。相关研究指出,美国对大湖地区战略同时包含两条相互联系的政策线索:一是防止和解决冲突、维护地区稳定,二是持续推动地区国家民主化。 这种实践与自由和平所强调的民主制度、治理能力、安全部门改革和市场化制度建设具有明显联系。自由和平建设的典型做法,就是在冲突得到基本控制后推动选举,并按照自由民主标准进行能力建设和安全部门改革,以制度化政治秩序巩固冲突后的和平。

    不过,大湖地区的现实也暴露了这一模式的内在张力。美国在推动民主化的同时已经意识到,快速或外部推动的政治转型可能重新激活既有社会矛盾。例如,对乌干达的研究指出,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国内政治矛盾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强制推动民主化并不必然直接产生稳定,甚至可能形成新的政治不确定性。 同时,美国的大湖地区政策还受到人道主义价值、国家利益和战略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其介入程度并非单纯由地区和平需求决定。相关研究指出,大湖地区并未始终处于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位置,其人道主义介入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考虑。

2. 中国实践:政治解决、地区自主与发展治理相结合

    随着中非关系深化,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治理的方式逐渐扩展,从传统经济合作延伸到维和、冲突调解、安全能力建设等领域。相关研究指出,中国近年来更加积极参与国际调解和联合国维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安全议题也不断增加,但经济与发展仍然是中国参与非洲事务的重要基础。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在大湖地区的和平实践并非排斥传统安全工具,而是对其进行了不同的政策排序。面对刚果(金)东部等地区的直接武装冲突,中国同样支持停火、联合国维和以及必要的地区安全合作,但更强调军事手段不能单独解决地区冲突。在2025年联合国安理会大湖地区问题公开会上,中方首先要求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尊重刚果(金)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明确提出大湖地区问题不存在军事解决方案,应通过政治谈判处理各方合理安全关切。中国实践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强调地区国家和非洲地区组织的主体地位。在大湖地区冲突治理中,中方支持非盟以及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地区机制发挥作用,强调通过地区国家能够接受的政治进程推动冲突解决。这与中国长期坚持的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具有连续性,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回避地区安全事务。相反,中国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的方式已经逐渐从相对谨慎的外围参与转向维和、调解和能力建设等更主动的实践,只是在介入过程中更加重视东道国同意和地区自主性。相关研究也指出,中国在扩大和平建设参与的同时,对直接介入冲突后国家的制度建设、法治重构和民主选举仍保持相对谨慎。

    更能体现中西差异的,是中国对地区冲突根源的政策判断。中国在大湖地区问题上的政策表述并未将和平主要归结为军事能力或政治制度问题,而是把安全、治理与发展联系起来。2025年中国在安理会明确提出,需要综合解决大湖地区的“安全赤字、治理缺陷和发展不平衡”,特别强调改善自然资源治理,使丰富的自然资源由冲突诱因转化为“和平与发展的动力”。 这与大湖地区自身的冲突结构具有较强对应性:刚果(金)东部长期存在资源开发、跨境贸易、地方武装和国家能力不足相互交织的问题,仅仅解除某一武装组织并不能自动消除暴力再生产的经济社会条件。

    因此,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合作本身被赋予了和平建设意义。与优先通过外部制度改革重构国家治理的路径不同,中国更加重视基础设施、经济社会发展、就业、能力建设和资源治理对于和平稳定的长期作用。相关研究指出,中国的发展型和平实践倾向于扩大和平建设的社会经济内容,将道路、医院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延伸至职业培训、就业创造和社会能力建设,并将这些活动视为改善冲突后社会稳定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中西实践差异:从“重塑秩序”到“改善和平的发展基础”

    从大湖地区的实际政策可以看到,中西方并非分别只使用军事手段或发展手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同样提供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中国也参与联合国维和、安全合作和冲突调解。二者真正的区别更多体现为不同政策工具的优先顺序、外部介入的方式以及对长期和平基础的不同认识。西方实践较突出的是从外部安全介入逐渐延伸至国内政治治理:当冲突发生时,借助军事、安全和国际多边机制控制暴力;在冲突得到控制之后,通过民主化、选举、安全部门改革和治理建设推动政治秩序转型。中国实践则更加突出政治解决与发展治理之间的联系。安全手段主要用于创造停止暴力的基本条件,但并不被视为解决冲突根源的主要方式;在政治层面强调谈判、主权和地区自主,在长期和平建设中则进一步关注国家发展能力、经济社会发展、资源治理和民生条件。

    这种差异在对国家角色的理解上尤其明显。自由和平实践往往把冲突国家本身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视为需要改革的对象,并通过外部援助和制度规范推动其向特定治理模式转型;中国则相对强调现有国家的主体性和发展能力建设,对直接重塑国内政治制度保持谨慎。有关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比较研究也指出,前者更加重视政治条件、制度建设和“良好治理”,后者则更加重视经济发展、政府作用和“有效治理”。不过,大湖地区的经验也说明,二者不宜被理解为完全排斥的两种模式。安全治理能够回应迫在眉睫的暴力问题,政治和制度建设关系到国家如何长期管理社会冲突,而经济发展和国家能力又决定和平是否具有持续的社会基础。中西差异更多表现为和平建设的切入点和政策重心不同,而非一方只关注安全、另一方只关注发展。

    从这一意义上看,大湖地区提供了观察中西和平实践差异的典型场域:西方较多从安全威胁和政治治理出发,通过安全干预与自由主义制度建设重塑和平秩序;中国则更多从主权、政治解决和发展条件出发,通过地区自主、国家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和平的结构性基础。 前者较突出“安全与制度如何产生和平”,后者则更关注“发展如何使和平获得可持续基础”。这也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式和平在大湖地区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政治实践后所呈现出的主要差异。

三、中国与大湖地区的发展式和平合作

    大湖地区长期面临武装冲突、国家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贫困失业以及资源治理失衡等相互交织的问题。相关研究指出,仅依靠军事和政治手段难以形成持久和平,如果基本公共服务、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得不到改善,冲突后的稳定仍然较为脆弱。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大湖地区的合作虽然多数并非直接以“和平建设”为名,但基础设施、资源开发、能源、贸易、农业和医疗卫生等合作,实际上涉及影响地区长期稳定的发展条件。

    基础设施和资源合作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领域。在刚果(金),中国企业参与铜钴资源开发、冶炼加工以及道路、电力和水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并通过华刚矿业等合作探索将矿业开发收益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连接。在乌干达,中国支持建设坎帕拉—恩德培高速公路和恩德培国际机场扩建项目,其发展目标包括改善交通、降低运输成本、扩大就业和促进经济活动。 从区域层面看,中国与大湖地区国家的资源贸易也在持续发展。有关中国与10个大湖地区经济体的研究表明,资源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贸易规模,也受到收入差距、运输成本和贸易环境等因素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与减贫、绿色物流和绿色金融等发展议程结合。

    与此同时,中国的合作逐渐延伸到农业、医疗卫生和技术培训等民生领域。以刚果(金)为例,中国通过农业技术援助、医疗队、公共卫生合作和人员培训等方式参与当地发展能力建设。这些合作与交通、电力和产业项目相互联系,使发展合作从大型工程进一步延伸到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和人的发展能力。其和平意义并不在于某一项目能够直接消除冲突,而在于通过改善生产条件、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减少长期贫困和发展不足形成的社会脆弱性。

    中国的发展合作也并非以经济建设取代政治和安全治理。面对刚果(金)东部持续冲突,中方一方面强调立即停火、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明确提出冲突“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支持通过政治谈判以及非盟、东非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等地区机制解决争端。 在此基础上,中方进一步提出综合处理大湖地区的“安全赤字、治理缺陷和发展不平衡”,加强自然资源治理和互利合作,使资源成为和平与发展的动力。 由此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止战与政治解决—发展能力建设—长期稳定”**思路。

    总体来看,中国在大湖地区的发展式和平实践主要不是直接介入当地制度重构,而是在支持政治解决和地区自主的同时,通过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民生建设改善长期和平所需要的发展条件。不过,发展合作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和平。乌干达基础设施案例表明,项目的发展效应仍受到国家治理能力、监管、利益分配和社区参与等因素影响;资源合作同样面临本地增值、环境治理和收益共享等问题。

参考文献

1. 《非洲大湖地区地缘关系与族群问题的关联性研究》

摘要:在非洲国家间的地缘关系中,通常存在两个行为主体,即国家行为体和族群行为体。非洲地缘关系的发展演变,既有国家地缘战略的影响,又离不开族群问题的作用。非洲国家的地缘政治博弈,常常以族群问题作为干预手段,族际冲突也因此越演越烈。族群问题的恶性发展,会反作用于地缘关系,令地缘关系与族群问题呈现出双向互构的态势。以非洲大湖地区为研究案例,将大湖地区的地缘关系变动情况分为三个时间段,从历史的维度对非洲地缘关系与族群问题的关联性和互动机制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在大湖地区的稳定期、冲突期和重建期,地缘关系格局、地缘政治博弈、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分别对族群问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族群问题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大湖地区国家的地缘战略和地缘关系。

作者:胡洋

发表时间:2019.04.28

2. 《非洲大湖地区族群冲突的缘起与递嬗研究(17世纪—20世纪70年代)》

摘要:迈入21世纪,国际体系的结构性隐忧逐渐浮现,全球治理的赤字持续扩大,冷战后由西方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正遭受严峻挑战,其稳定性、适应性与权威性均面临深度考验。在此格局重塑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成为推动世界秩序多极转型的关键变量,非洲大陆亦随之彰显出其战略地位与主体性价值。然而,地处非洲战略枢纽与中心地带的大湖地区,却长期深陷于政治动荡、族群冲突、资源纷争与安全危机交织的多重困境之中,对非洲整体和平发展产生深远的掣肘效应。鉴于此,剖析大湖地区族群矛盾的历史演进及其深层根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非洲大湖地区国家治理的困境与症结,进而探寻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与措施,以期为区域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洞见与现实启示。非洲大湖地区族群冲突的根源并非单纯的现代政治表征,而是深植于前殖民时代社会分层结构的历史惯性、殖民统治时期“种族化”治理模式的制度性嵌入、非殖民化进程中国家建构路径的内在偏差,以及后殖民时期权力竞争和外部势力影响的交错作用。多重因素叠加使得西方民族国家模式所推崇的普遍主义治理框架难以有效契合该地区的本土现实,导致非洲大湖地区国家陷入“准国家”状态与长期的治理困境,凸显出民族国家范式的局限性与适配困境。鉴于此,本研究审慎地超越以往西方主导的叙事,重新发掘并审视前殖民社会自主治理机制与历史多样性,探索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内生性国家建构、区域协同治理及国际合作机制三者的协调与联动,旨在为有效缓解非洲大湖地区族群冲突提供更具可行性的实践路径与理论启示。

作者:郑博文

发表时间:2025

3. 《Regulation, Taxation and Violence: The State, Quasi-State Governance and Cross-Border Dynam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摘要:过去20年间困扰非洲大湖地区的冲突同时具有国内性和区域性特征,人员、资源和武装活动等因素不断跨越国家边界流动。与非洲其他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国家边界既具有分隔作用,也会形成跨境联系。特别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能力薄弱和边境管控不足,使非国家武装组织、邻国军队以及从地区不稳定中获利的私人行为体能够较为自由地在刚果(金)境内活动。以往许多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经济控制模式,因此较少注意地方政治、社会和经济空间不断被重新协商和重构的动态过程。本文试图整合已有研究者和联合国专家所积累的微观层面田野资料与分析,并将其归纳为五个主题:包括征税在内的规制活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界限的交叉;围绕控制权展开的竞争;各种活动所具有的跨国性质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深层区域整合;以及作为国家代理人活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此基础上,文章不仅回应了关于冲突成因的“贪婪与不满(greed versus grievance)”之争,也对近年来一种研究观点提出质疑。该观点认为,犯罪活动以及某些形式的“混合治理(hybrid governance)”可能成为国家形成的潜在过程,而本文所考察的案例表明,这种判断需要更加谨慎。

作者:Reyntjens, Filip

发表时间:2014.10

4. 《Zones of Conflict in Africa: Theories and Cases》

摘要:饱受持续的国内冲突和军事暴力困扰的非洲,为研究冲突根源的学者提出了重要挑战。尽管每场冲突都有其独特性,但总体来看,这些冲突仍呈现出一些共同的模式。本书作者综合运用当前关于国内冲突成因及其解决方式的多种理论解释展开研究。全书前半部分主要提供相关的理论背景,包括冲突与冲突解决理论、非洲冲突的宏观背景,以及冲突的发展模式与趋势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本书后半部分由一般性理论分析转向具体案例研究,通过非洲大湖地区、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和赞比亚等案例,检验当前有关冲突成因与冲突解决理论的准确性及解释力。

作者:Kieh, George Klay, Jr.,Mukenge, Ida Rousseau

发表时间:2002

5. 《Peace, Security and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of Africa》

摘要:非洲大湖地区的主要特征包括抗议政治、有限或不完全的民主化、政治合法性不足以及经济增长不稳定。大湖地区问题国际会议(ICGLR)的成员国包括布隆迪、安哥拉、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苏丹、南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其中许多国家都曾在不同时期经历政治暴力和流血冲突。尽管部分国家在推进选举民主、环境保护与和平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整个地区长期存在的高强度暴力仍导致了内战、外部入侵、种族灭绝、独裁统治、政治不稳定和发展不足等严重后果。迄今为止,地区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和平、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参与式民主方面所作的努力,并未取得充分成效。本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对大湖地区冲突成因的复杂性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考察这些冲突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及其深层后果。作者认为,与地区冲突相关的非共识性行动,以及受到“野蛮”资本主义行为体支持的权力斗争,阻碍了地区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努力。因此,本书主张从区域主义视角和新现实主义政治框架出发,探索新的政策体系,以推动大湖地区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和平。

作者:Lumumba-Kasongo, Tukumbi.

发表时间:2017

6. 《Patterns of State Collapse and Reconstruction in Central Africa: 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摘要:对非洲大湖地区近期危机及其破坏性后果的分析,对传统的“国家崩溃(state collapse)”解释提出了重要修正。以往的研究既没有充分认识到卢旺达大屠杀对于冲突参与者伦理和道德边界瓦解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没有充分重视跨境武装难民流动在地区冲突中的作用。大规模暴力造成难民向邻国迁移,而当这些难民进入与其具有相近族群背景的跨境社区时,原有冲突也可能随人口流动向邻国扩散,并进一步引发新的对抗。与此同时,国家崩溃并不是发展到某一阶段后便不可避免的线性过程。选举结果、军事干预、政治暗杀等具体事件和触发因素,都可能加速国家解体和地区危机的发展。大湖地区国家崩溃的长期结构性背景,一方面来自政治权力社会基础的不断收缩,另一方面来自人口持续增长与土地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在这一长期背景之上,一系列并非注定发生的政治事件推动了危机升级:1990年卢旺达爱国阵线(RPF)进入卢旺达,随后是布隆迪总统恩达达耶遇刺,最终发展至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座机被击落。文章进一步指出,在卢旺达和当时的扎伊尔,战胜原有政权的新政治力量并未把民主化作为近期最优先的任务,但这些国家仍可能出现“国家重建(state reconstruction)”的机会。这种国家重建可能不可避免地包含一定程度的约束和强制,由此产生一个重要争议:究竟应当优先恢复国家权威和国家能力,还是应当首先以法治国家作为国家重建的基础。相比之下,布隆迪当时甚至缺乏这种国家重建的明确前景。

作者:Lemarchand, René

发表时间:1997.01

7. 《冷战后美国对非洲“大湖地区”的战略探析》

摘要:本文着重分析了美国自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两次战争的无作为到目前积极帮助乌干达清剿上帝抵抗军(LRA)的行为转变过程,指出美国转变大湖地区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逐步形成及追求全球领导权的需要,大湖地区本身所具备的地缘政治优势和地区民族矛盾及冲突日益复杂使之更容易介入。同时,本文对未来美国在大湖地区的战略前景做出分析,认为美国在推行这一地区民主化政策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引起该地区可能再一次陷入混乱的风险。

作者:王春燕

发表时间:2013.01.23

8. 《后冷战时期美国对非洲军事干预模式研究》

摘要:随着苏联一极的倒塌,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实力越过两极的钳制走向全球,非洲地区因其自身内乱和冲突不断为美国军事干预以维护本国霸权利益提供了契机。美国对非洲军事干预众多,本文将其归纳为三种模式,即直接出兵的索马里模式、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的大湖地区模式以及间接干预的利比亚模式。这三种军事干预模式均表现出了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中小国家为打击对象,以多边主义为行动方式。不同的是每种模式所处的国际格局背景和国际干预的法理依据不一。 从层次分析法来看,后冷战时期,美国对非洲军事干预模式的选择源自于:国际格局从单极走向有限单极,从权力霸权走向制度霸权的变化;非洲地区日益稳定和发展的形势;美国随着国家实力相对衰弱呈现一定程度的克制性对外战略;被干预国国内局势的新变化等。由于对美国而言,非洲并非利益攸关的战略要地,因此,这些变化对美国对非洲军事干预方式影响提升。 总而言之,后冷战时期,美国对非洲军事干预是依据本国国家利益分配和国家实力投放的自利行为,美国对非洲军事干预模式引发了本文对人权与主权两大合法性权力、国际制度与霸权国家两大力量间的再思考,呈现规范力量和权力力量的交叉反应。

作者:瞿琼

发表时间:2013

9. 《对2008—2018年中非大湖地区安全政策国际会议的比较分析》

摘要:中非大湖区长期受到武装冲突困扰,卢旺达种族灭绝、刚果战争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难民流离失所,并导致国家能力削弱、武装团体扩散及跨境安全问题。为应对地区冲突和国家间“安全困境”,在非盟支持和联合国倡议下成立了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ICGLR),旨在协调打击武装团体、恢复国家互信并推动地区和平。ICGLR曾参与刚果(金)M23危机的协商与解决,在国际和地区压力以及美英制裁促使卢旺达、乌干达停止支持M23后,危机得到一定控制。但在中非共和国危机中,由于冲突涉及内战、族群和宗教矛盾,加之ECCAS、非盟、联合国、法国和欧盟等多方介入,ICGLR作用受到限制。总体而言,ICGLR已逐渐成为大湖地区重要的冲突管理机制,但其实际效能仍受到冲突性质、成员国利益及区域和国际行为体协调等因素制约。

作者:Pascal KAJIBWAMI

发表时间:2019

10. 《A tale of two “peaces”: Liberal peace, developmental peace, and peacebuilding》

摘要:自由和平过度强调制度建设,而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不足。相比之下,发展式和平更加注重解决引发冲突的经济因素,因此能够从发展层面回应冲突根源。他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在许多重要全球事务中已不再只是一般参与者,而逐渐成为核心行为体,其国际身份也从国际规范的“接受者(norm taker)”向“贡献者(norm contributor)”转变。因此,研究中国对联合国维和机制的规范性贡献,有助于理解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不断变化的角色。冷战结束后建立的许多联合国维和行动越来越重视和平建设(peacebuilding)。在多维维和行动中,维和人员及文职人员不仅负责维持和平环境,也被授权参与多种和平建设活动,包括帮助东道国建立或改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文章据此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中国提出了怎样的和平建设规范?当中国的和平建设理念与现有占主导地位的和平建设规范相遇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平建设”概念最早由加尔通(Galtung)于1970年提出,其核心在于处理冲突的根本原因,并增强当地社会管理和平与解决冲突的能力。自由和平则来源于以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实践,更加重视制度建设。作者认为,仅依靠任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和平范式,都难以解决冲突后国家和平建设面临的复杂挑战。因此,和平建设存在两项最关键且缺一不可的任务: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发展式和平并非完全否定自由和平,而是针对其过度重视制度建设、忽视发展的不足进行补充。作者由此提出,21世纪的和平建设将是“两种和平”的故事:自由和平与发展式和平将在全球和平建设实践中并存、互动,共同影响可持续和平的实现。

作者:He, Yin; Fung, Courtney J. ; Gehrmann, Björn ; Madenyika, Rachel F. ; Tower, Jason G.

发表时间:2021

11. 《Fighting for Liberal Peace in Mali?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Intervention》

摘要:2013年1月法国对马里的军事干预,暴露出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及非法网络日益上升的威胁,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了马里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社会介入非洲冲突治理所面临的相互交织的局限。尽管已有大量研究讨论“自由和平(liberal peace)”,本文认为,这一争论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自由和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态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它对治理提出了怎样的要求。这种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会与马里正在进行的和平建设、民族建构和国家建设进程发生交汇,同时也会面对超越国家边界和民族主义国家建设工程的多种相互竞争的规范秩序。

作者:Charbonneau, Bruno ; Sears, Jonathan M.

发表时间:2014.07

12. 《在安理会大湖地区问题公开会上的发言》

摘要:2025年4月1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大湖地区问题公开会上,就刚果(金)东部冲突及地区和平提出三点主张:一是立即停火,要求“3·23运动”停止军事扩张、撤出占领区,各方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坚持政治解决,支持东共体、南共体、非盟等地区机制发挥作用,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安全关切;三是综合治理冲突根源,系统应对大湖地区的安全赤字、治理缺失和发展不平衡,加强自然资源管理,使资源成为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动力。中方同时强调,将继续通过合作提升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和自主发展的能力,推动大湖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发表时间:2025.04.16

13. 《Contesting the Imagined Futures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Uganda》

摘要:本文对中国支持的乌干达基础设施项目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性考察,重点关注项目开发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文章指出,这些项目原本被寄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期待,但其预期收益在现实中经常受到质疑,并引发一定程度的集体抵制。文章结合国家能力与抗争政治的跨学科分析框架,重点考察了中国支持的两个基础设施项目:坎帕拉—恩德培高速公路(Kampala-Entebbe Expressway,KEE)和恩德培国际机场扩建项目(Entebbe International Airport Expansion Project)。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乌干达较弱的国家能力导致部分基础设施项目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不足,使项目难以完全实现原有预期。社会不满主要源于基础设施项目所承诺的发展前景与实际产生的效果之间存在差距,而这种落差又与国家在项目治理和管理方面的制度性能力不足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乌干达国家能力不足带来的问题包括腐败现象较为普遍、透明度与问责机制不足、对人权问题重视不够、风险评估不充分以及相关法规执行不到位。与此同时,社区参与有限、地方诉求未能得到充分回应,进一步加剧了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这些矛盾也反映在公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中,并表现为针对政府反复出现的抗议活动。

作者:Lema, Abdou Rahim ; Odota, Joel

发表时间:2025.12

14. 《Enhancing Sustainable Trade of Mineral Resourc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Great Lakes Economies: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

摘要:本文基于贸易引力理论,考察了2010—2021年间中国与10个非洲大湖地区经济体之间的矿产资源可持续贸易。研究采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PPML)方法,结果表明,人均收入差距越小,越有利于提高可持续贸易指数;地理距离会增加运输等贸易成本,对可持续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贸易不确定性同样是制约可持续贸易的重要因素。此外,人民币升值会降低相关可持续发展指数,而专利数量与可持续贸易之间并未表现出显著关系。

为促进中国与非洲大湖地区矿产资源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建议加强减贫、普惠金融、绿色物流投资和绿色金融市场建设,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升资源贸易的长期可持续性。

作者:Yu, Xiaofan,Wang, Jin

发表时间:2023.08

我是朱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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