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别概况
1. 区域地位与发展基础
马里位于西非内陆和萨赫勒地区腹地，地处撒哈拉沙漠以南，是连接北非、西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重要地缘节点。其国土面积较大，与阿尔及利亚、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几内亚、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七国接壤，漫长而开放的边境使马里长期处于跨撒哈拉人员、商品和文化流动网络之中。侯云飞指出，马里处于北非与撒哈拉以南地区交汇地带，也是西非邻国较多的国家之一，这一地理位置既赋予其连接不同区域的战略意义，也使边境治理长期受到跨境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影响。 何晓琴同样将马里概括为连接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战略走廊”，强调其国内安全变化具有超越国界的地区影响。
从自然和经济条件看，马里的发展具有典型的萨赫勒国家特征。北部深入撒哈拉地区，南部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人口和主要经济活动也更多集中于南部地区。农业和畜牧业构成大量居民的重要生计来源，土地、水资源和牧场不仅关系经济生产，也直接影响地方社会关系。与此同时，马里拥有一定的矿产资源和发展潜力，但资源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广泛而稳定的发展能力。相关研究指出，马里经济长期面临产业多元化不足、技术与生产力水平较低以及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农业和矿产资源依赖也使经济容易受到自然条件、国际市场和国内政治安全形势变化的影响。
马里发展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明显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人口、公共资源、技术人员和经济活动更多集中于巴马科及南部地区，而北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技术支持和公共资源获得方面相对薄弱。何晓琴指出，政策扶持、技术人员和专业人才等资源更多流向首都及其周边，北部图阿雷格等族群聚居地区则长期面临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不足的问题，地区贫困又受到政治不稳定的进一步影响。 这种空间上的发展差异逐渐与族群关系、资源分配和国家认同问题相互交织，使经济发展问题具有明显的政治与和平安全含义。
马里的现代发展基础还受到殖民历史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深刻影响。1960年独立以后，马里开始建设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但殖民时期形成的边界和族群治理遗产并未随政治独立而消失。刘雨晴认为，法国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政策以及殖民边界划分加深了族群关系中的历史矛盾，而独立后部分发展战略和民族治理政策未能有效缓解地区与族群差异，地方分离主义和族群冲突由此成为国家建构中的长期问题。 因而，马里的发展基础不能单纯以经济资源衡量，还需要考虑国家治理、地区整合以及不同族群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程度。
2. 发展挑战与和平稳定压力
马里的发展与和平稳定首先受到贫困、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相互叠加的影响。经济基础薄弱使政府能够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就业和地方公共服务的资源有限，而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差异又加剧了边缘地区对中央政府的不满。特别是在北部地区，经济机会不足、公共服务覆盖有限与族群边缘化问题相互作用，使发展差距逐渐转化为政治认同和国家整合问题。相关研究指出，马里的安全困境并非单纯由武装冲突造成，而是受到殖民主义遗产、经济发展、政府治理和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其表现涵盖农牧民冲突、极端主义活动、城市骚乱和军事政变等多个层面。
族群关系与民族国家建构困境是影响马里长期稳定的另一重要因素。图阿雷格问题尤其具有代表性。马里独立以来，北部地区围绕政治参与、资源分配、地方自治和发展机会等问题多次发生冲突。徐琳指出，在马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不同族群围绕有限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利展开竞争，而中央权威不足、有效政治机制缺失以及社会整合能力较弱，使族群冲突长期呈现“对抗—缓和—再对抗”的循环。 刘雨晴进一步指出，殖民历史、独立后的民族治理政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共同影响了马里的国家认同建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介入又进一步推动族群问题安全化和复杂化。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与资源竞争正在将发展压力进一步转化为安全风险。马里处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萨赫勒地带，农业和畜牧业高度依赖土地、水源和降水条件。随着干旱、水资源紧张和土地退化等问题加剧，农民与牧民围绕土地、水源和放牧空间的竞争更加突出。梁凯宁指出，气候变化已经成为马里脆弱环境中的“风险倍增器”，资源竞争不仅造成农牧民之间的直接冲突，还会与北部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形成叠加效应。 当国家无法有效提供安全、调解资源纠纷和维护基本公共秩序时，部分地方群体可能转而依赖非国家武装力量寻求保护，使发展不足进一步转化为国家治理和安全问题。
2012年以来，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跨境武装活动相互交织，进一步改变了马里的安全环境。图阿雷格分离主义势力在北部发动叛乱后，宗教极端组织利用国家控制能力不足和地方矛盾迅速扩张，马里危机由地区性政治和族群矛盾逐渐演变为涉及恐怖主义、跨境犯罪和国际干预的复合型安全危机。何晓琴指出，马里国内尖锐的族群矛盾、恐怖主义扩散、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共同推动了危机长期化，也促使法国、联合国和西共体等外部力量持续介入。 这意味着马里的和平问题已经难以通过单纯军事反恐加以解决，其背后还存在地方治理、经济机会、社会整合和资源分配等结构性问题。
政治不稳定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困境。2020年和2021年连续发生军事政变后，马里的政治秩序和对外安全关系发生明显调整。侯云飞指出，2020年政变之后，军政府掌权、法国驻军撤离、俄罗斯力量介入、恐怖组织扩张以及族群冲突升级相互叠加，使马里的安全环境进入新的阶段。 此后，马里与传统地区治理体系的关系也发生变化。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于2024年宣布退出西共体，并通过萨赫勒国家联盟寻求新的区域合作方式。相关研究认为，这一变化反映了“安全—主权—民主”之间的结构性张力：马里过渡政府强调安全和国家主权，而西共体更强调恢复宪政和民主程序，双方在治理优先次序上的分歧逐渐转化为区域制度层面的政治冲突。
二、中国与马里的发展式和平合作实践
中国与马里的合作具有较长历史基础。两国建交后较早确立了以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为原则的双边关系框架。1964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里共和国友好条约》明确提出发展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并在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基础上发展经济与文化关系。 在此基础上，中马合作逐渐由传统政治友好和经济援助扩展至基础设施、农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以及联合国维和等领域。Benabdallah和Large认为，与主要从军事安全角度处理马里危机的路径相比，中国在马里的实践较明显地体现出一种“development-as-security”逻辑，即更多从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和发展能力改善理解安全与和平的基础。
1. 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条件改善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参与马里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马里是内陆国家，长期受到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不足的制约，改善经济活动所需的物质基础成为中马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企业和援助项目先后参与会议中心、体育场、大学校园、道路等设施建设，其中巴马科第三大桥是较具代表性的项目。相关研究指出，中国企业在马里参与了国家博物馆修缮、会议中心、巴马科快速路、足球场、大学校园和宿舍等多类基础设施项目。
巴马科第三大桥于2009年开工建设，2011年正式通车，是中国政府援助马里的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大桥跨越尼日尔河，全长约2294米，其中主桥长1626.5米，并与两侧道路和互通立交相连接。项目建设期间，中国企业除投入工程技术人员外，还在当地招聘800余名员工。 对马里而言，这类交通基础设施不仅改善了首都地区交通条件，也有助于降低人员和商品流动成本，为城市经济活动和市场连接提供物质基础。
从发展式和平角度看，这类合作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改善经济基础设施扩大生产和就业条件，而不是直接介入冲突治理。马里的安全危机已经对投资、建设、旅游和就业产生持续冲击，而失业和经济机会不足又可能为武装组织吸收青年创造空间。相关研究据此指出，在马里背景下，经济发展与安全之间形成明显的双向联系：冲突破坏经济，而经济衰退和就业不足又会进一步恶化安全环境。 因此，基础设施投资所具有的和平意义，更适合理解为改善经济活动条件、扩大社会发展空间并减少部分结构性不稳定因素。
2. 农业与生产能力合作
农业合作是中马经济合作中延续时间较长的领域之一。马里经济长期依赖农业和初级产品出口，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发展农产品加工对于扩大就业、改善农村生计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Benabdallah和Large指出，农业合作是中马经济关系中历史较长的组成部分，2009年启动的N-Sukala项目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该项目由中方贷款支持，马里政府与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合作，利用约2万公顷土地发展糖业生产，并与萨赫勒运河周边灌溉农业相结合。
这一合作体现出中国参与马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不仅通过直接援助改善民生，也尝试通过农业生产、企业经营和基础设施投入增强当地生产能力。从发展式和平的逻辑看，农业发展与马里的和平稳定具有较强关联。农业和畜牧业是大量人口的重要生计来源，而贫困、青年就业不足以及土地和水资源竞争又是马里地方冲突的重要结构性背景。因此，农业合作如果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就业和稳定农村收入，就可能通过改善生计条件减少部分社会脆弱性。
与此同时，现有材料也表明，中马经济合作并不限于农业。中国中小企业和国有企业已经进入建筑、制药和矿业等领域，马里政府亦希望通过吸引中国投资推动矿业和其他产业发展。 这使中马合作逐渐具有从传统援助向“援助—投资—产业发展”并行推进的特点。不过，马里持续的安全危机也限制了部分投资和生产项目的实施，使经济合作能否形成长期稳定的发展收益具有较强的外部条件依赖。
3. 教育、职业培训与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与单纯提供资金或物质援助相比，近年来中马合作更加重视教育、职业培训和人力资源建设。相关研究将职业培训视为中国在马里实践“发展促进安全”理念最有代表性的领域之一，其基本逻辑是通过提升青年技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改善生活条件，减少青年因失业和社会边缘化而陷入暴力和非法经济活动的风险。研究显示，中国长期通过研修班和专业培训项目邀请马里官员和专业人员参加培训，截至2017年秋已有超过2500名马里人员参加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专业化培训。
其中，“塞努职业培训中心（Centre de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de Sénou）”和“卡巴拉大学城（Centre Universitaire de Kabala）”是较具代表性的项目。塞努职业培训中心由中国援建，2018年完成建设，其目标是为马里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其获得就业机会和改善经济社会条件。卡巴拉大学城则属于规模较大的高等教育基础设施项目，旨在扩大马里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能力。2019年，中方还在卡巴拉大学启动鲁班工坊项目，以中医药相关职业培训为切入点推进技术和技能交流。
这些项目较为直接地体现了中马合作中的能力建设导向，即将“人力资本—就业—社会稳定”连接起来。特别是在青年就业不足与极端组织招募相互作用的马里环境下，职业技能培训具有明显的预防性和平建设意义。但现有研究也提醒，能力建设项目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稳定收益。塞努职业培训中心在建成后曾长期未投入使用，这反映出外部资金和设施供给只有与马里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和地方机构有效衔接，才能真正形成就业与社会发展效果。
这也揭示了中马发展合作中的一个重要限制：发展式和平不仅需要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投入，还需要相应的国家治理能力。Benabdallah和Large指出，在马里案例中，中国“发展—安全”路径实际上还缺少一个关键环节，即“治理”。如果国家无法有效提供公共服务、落实发展项目并维持地方治理，那么发展投入就难以充分转化为安全和和平收益。
4. 联合国维和框架下的和平安全与民生合作
与中国在许多非洲国家主要开展经济和发展合作不同，马里还成为中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事务的重要实践场域。2013年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MINUSMA）成立后，中国开始派遣维和人员赴马里执行任务。2013年12月，中国向马里派出首批包括工程、医疗和警卫人员在内的维和分队，初期规模约395人。马里任务也是中国扩大参与联合国复杂维和行动的重要节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马里的维和参与并不只是传统军事安全行动，而具有较明显的工程、医疗和公共服务属性。中国维和工程人员参与道路修建、检查站建设、供水工程和学校外围设施建设，同时承担联合国加奥营地安全保障任务；医疗分队则运行二级医院，为维和人员以及部分当地人员提供创伤救治、手术、影像、药品和牙科等医疗服务。相关研究指出，中国维和人员中大量成员来自工程、医疗和建设单位，这种人员结构本身就体现出中国倾向于将维和与发展支持相结合。
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在马里的和平安全实践形成了“安全保护与发展支持相结合”的特点。警卫力量主要负责营地和人员安全，工程分队改善道路、饮水等基础设施，医疗分队则提供公共卫生和应急医疗保障。这与以直接打击极端组织为主要任务的安全行动存在一定差异，更强调在联合国多边框架下创造相对稳定环境，并通过工程、医疗和公共服务活动改善和平行动的社会基础。Benabdallah和Large也据此认为，中国在马里的维和参与体现出较鲜明的“development-as-security”取向，即即使进入直接安全领域，仍较重视发展服务和平民保护，而不是将军事打击作为唯一手段。
不过，这种路径同样受到马里复杂冲突环境的制约。武装组织会主动破坏道路、桥梁、学校和医疗设施，以切断社区与政府及外部援助的联系；因此，发展项目在持续冲突条件下本身也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中国参与的项目又主要集中于巴马科及相对可控地区，客观上限制了发展资源向北部和中部冲突高发地区延伸。 这意味着，中国在马里的发展式和平实践虽然提供了不同于单纯军事反恐的路径，但其实际效果仍受到安全环境、地方治理能力和社会参与程度的制约。
三、中国与马里的合作模式特点
中国与马里的合作总体呈现出一种以发展改善和平基础、以能力建设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以多边安全参与维护发展环境的合作模式。与直接针对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展开军事干预的路径相比，中马合作更多将长期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通过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教育培训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持续投入，改善影响和平稳定的结构性条件。在这一模式中，和平并非单纯表现为暴力冲突的减少，而是与就业机会、生计保障、人力资本和国家发展能力的提升相联系。
这一合作模式具有较强的发展导向和民生导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着眼于改善人员和商品流动条件，农业合作侧重提高生产能力和农村生计水平，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则试图通过技能提升扩大青年就业机会。由此，中马合作形成了由物质基础建设向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源建设延伸的合作结构，其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发展投入—能力提升—民生改善—和平基础巩固”。这种路径并不直接处理族群矛盾、政治认同和武装冲突，而是试图通过改善经济社会条件降低贫困、失业和发展失衡等因素所形成的长期稳定压力。
与此同时，中马合作并非完全回避安全领域，而是表现出较明显的发展与安全相互衔接特征。中国在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框架下派遣工程、医疗和警卫力量，使安全保障与道路建设、医疗服务等功能结合起来。由此形成的并非单纯依靠军事力量控制冲突的安全模式，而是在多边维和框架内通过维护基本安全环境，为经济社会恢复和公共服务提供一定条件。这使中国在马里的实践同时包含发展合作与和平安全合作两个层面，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发展是和平的重要基础”的思路。
但马里案例也表明，发展投入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和平稳定。部分合作项目集中于巴马科及安全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而北部和中部恰恰是发展不足与安全风险更为突出的区域；职业培训等项目也受到政府执行能力、机构衔接和后续运营条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农业和就业合作能够缓解部分经济社会压力，却难以直接解决族群关系、政治代表性、地方治理、资源分配和国家认同等深层问题。因此，中马合作的和平效应具有明显的间接性和条件性：发展能够为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经济社会基础，但其效果仍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安全环境以及发展成果能否惠及边缘地区和社会群
参考文献
摘要：马里是非洲萨赫勒地区贫困、政变、冲突和气候变化的一个缩影，汇集了破坏非洲稳定的所有动态因素。本文以现有研究为基础，探究马里国家安全困境长期化的具体表现、深层根源及严重影响。受殖民主义、气候变化、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等因素影响，马里形成了长期化、复杂化的安全困境，具体表现为农牧民冲突、“圣战”运动、城市骚乱和军事政变等。这种长期化、复杂化的安全困境深刻影响着马里国家发展态势，如果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将会严重破坏国家统治基础，危害国家统一，还将进一步加深民族裂痕，影响国民意识的构建。鉴此，利益相关方应当通力合作，共同铲除安全困境滋生的土壤，维护国家和地区安全。
作者：梁凯宁
发表时间：2023
摘要：当代世界格局复杂多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推进。族群冲突由于其发展及影响已经逐渐演化成非洲地区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马里族群冲突频发,是导致国家社会、经济、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在马里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各民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争取更多有限的社会资源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缺乏强有力的核心权威和有效的政治机制,社会整合力量薄弱,加之西方势力的干预,导致国内民族冲突经历了长期的对抗—缓和—对抗的循环上升过程,并逐渐复杂化,甚至演变为影响地区和国际安全的重大安全事件,因此,解决马里族群安全困境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本论文将以安全困境理论作为指导,运用比较分析、历史分析、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从探讨当今马里所面临的族群冲突问题为切入点,阐述有关于民族文化及恐怖主义等相关理论,全面描述马里族群冲突问题的发展演变与新情况,并深入分析当代非洲民族问题热点对于区域一体化经济与安全进程的影响。通过对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分析,纵深挖掘非洲国家族群冲突的特点与共性,并从现实情况出发,为像马里这样族群冲突异常尖锐的国家,提出解决族群冲突问题的见解和主张。
作者：徐琳
发表时间：2025
摘要：自民族国家概念诞生以来,民族国家逐渐被视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传统民族国家叙事认为民族国家应是“一族一国”的政治共同体,然而多民族共存是现代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而在此基础上的多民族的国家认同则构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 马里是非洲萨赫勒地区的重要国家和非洲民族冲突的热点地区。因此在民族国家的理论背景下,本文选择将马里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民族国家建构对马里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我们梳理了马里民族冲突的历史和现状,并着重关注马里2012年后民族冲突的发展趋势,并分析了马里民族矛盾频发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另一方面,我们指出了这些因素对马里民族国家建构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旨在促进马里多民族和谐共存的建议。 我们发现,马里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法国殖民时期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和随意划分的国家边界是马里民族矛盾的历史根源。而独立后历届中央政府不当的国家发展战略和民族治理政策推动了地方分离主义的诞生和民族间暴力冲突的激化。恐怖组织和激进宗教势力的介入使得马里民族问题更加极端化。此外,联合国、西共体以及法国等域外组织和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军事干预行动,进而造成马里民族问题的国际化。 唯有发展才是实现民族和谐共存的基础,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国家发展的保障。民族问题的产生是内外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短时间内民族矛盾依然尖锐。马里应该通过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整合能力,来促进民族之间、民族和国家间资源的合理分配,从而实现民族和解和共同发展。
作者：刘雨晴
发表时间：2025
摘要：外部干预非洲冲突是古已有之的现象,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马里作为连接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战略走廊,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当前马里安全局势正在恶化,北部民族起义、武装冲突、极端组织渗入,马里作为一个军事力量薄弱、政治不稳的国家,无法凭一己之力管理本国的这些矛盾冲突,外部干预在马里冲突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一个典型的被长期干预的非洲国家,马里共和国自独立,外部干预一直伴随着马里的冲突治理。从2012年军事政变以后,法国、联合国、西共体就对马里实行了各种类型的干预。这其中不乏马里国内种族矛盾尖锐、恐怖主义势力蔓延、被长期殖民以及马里政府治理能力匮乏等原因。外部行为体出于“反恐”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名义对马里冲突进行干预。法国的军事干预在短期内击退极端组织,恢复马里政府对北部的控制。但法国的干预策略集中于“反恐”,忽视民族矛盾与治理问题,且未能回复民众渴求的安全环境,招致了马里民众的批评,最终被迫撤军。法国撤军后,马里转向俄罗斯。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为马里提供西方不愿提供足够数量的军事装备,且很少关心对人权的尊重或平叛对平民的影响,陪同马里军队投入战斗。但高烈度战术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加剧族群矛盾。西共体通过经济制裁,迫使军政府交权,恢复宪政秩序,但引发民生危机,间接助长反政府武装招募。联合国传统维和难以应对马里冲突的动态网络,且过度依赖外部情报,与法国任务重叠,效率低下。最终因军政府驱逐而终止任务。欧盟为马里提供军事培训、经济援助,但重“安全”轻“发展”,忽视民族和解与经济分配问题,制裁措施迫使马里转向俄罗斯。 因此,马里冲突管理需跳出“安全优先”的路径依赖,构建分期干预框架,在短期内控制冲突的发展、中期内开展对话、达成协议稳定初期的干预成果、长期上完善马里国家制度,进行结构性改革,为马里、西非乃至整个非洲地区的长治久安提供可持续路径。
作者：何晓琴
发表时间：2026
摘要：本文以2012年以来马里冲突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法国、俄罗斯、联合国、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欧盟等外部行为体参与马里冲突管理的方式及其实际效果。作者认为，马里冲突并非单纯的恐怖主义或军事安全问题，而是殖民历史遗留、南北发展失衡、族群矛盾、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以及极端主义扩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马里自身安全和治理能力有限，外部干预长期成为其冲突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构建了“冲突—干预动态适配”分析框架，强调不同冲突阶段具有不同的矛盾焦点和行为体关系，因此外部干预方式应随冲突演变进行调整，而不能长期依赖单一军事或制裁手段。 研究发现，各类外部干预虽然取得了一定短期效果，但总体呈现“短期成效、长期失效”的特征。法国军事行动曾迅速遏制极端组织扩张，却未能解决国家治理、族群关系和地方发展问题；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保护平民、维持和平进程方面发挥作用，但受到任务复杂、资源错配和地方治理投入不足的制约；西共体通过政治和经济制裁推动恢复宪政，却增加了部分民生压力；俄罗斯则以更加直接的军事安全合作扩大影响，其高强度安全手段也带来平民保护和族群关系方面的争议。作者指出，长期以来外部力量过度强调“反恐”和“安全优先”，没有充分回应马里民众对经济发展、资源分配、公共服务和公平治理的需求，由此造成外部安全投入与马里内部冲突根源之间的错位。 因此，马里的冲突治理需要突破单一安全化路径，形成分阶段、多主体协调的综合框架：短期控制暴力和安全风险，中期推动政治对话与民族和解，长期则通过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农业发展、产业升级和治理能力提升处理冲突的结构性根源。
作者：侯云飞
发表时间：2025
6. 《“安全—主权—民主”的三角困境：萨赫勒三国退出西共体的结构性张力》
摘要：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集体退出西共体，反映出非洲区域治理机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为更全面理解这一退出现象，从安全、主权与民主3个相互作用的维度出发，应用三角困境分析框架可探究这些要素如何共同塑造区域治理张力。三国的退出决策源于三角困境中多重因素的互动与强化：首先，西共体基于民主规范的权威性干预触发了成员国强烈的主权焦虑；其次，这种主权焦虑加剧了西共体坚持“民主优先”与军政府强调“安全优先”的理念冲突；最后，军政府将这些冲突转化为主权捍卫叙事，有效动员国内政治支持。这三重张力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最终促成退出决策的形成。面对这一困境，三国采取集体行动策略，不仅放大影响力、分散风险，还通过构建萨赫勒国家联盟重塑区域秩序，展现了弱小国家在三角困境中的策略选择。
作者：贺杨
发表时间：2025
摘要：实现自主安全治理一直是非洲大陆的目标。从历史视角系统梳理非洲自主安全治理角色的阶段演进与转型挑战后可以看出，非洲自主安全治理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从20世纪50～80年代基于主权至上理念开展的以去殖民化和反干涉为核心的自主安全治理尝试，到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与国际干预收缩催生“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范式下的治理实践突破，再到21世纪初非盟成立后安全理念、制度与实践的协同发展，非洲自主安全治理的意愿与能力呈现持续提升的态势。当前，非洲自主安全治理角色表现呈现机制复合体密度攀升、顶层规划与政策实施务实灵活、多重治理工具综合运用三大特征。然而，非洲自主安全治理角色转型面临理念分歧、资金与能力短板、“去制度化”趋势显现等内部挑战，以及多元合作伙伴竞逐导致治理议程碎片化、核心资源与能力依赖等外部掣肘。非洲自主安全治理现已进入由“意愿—机制”向“能力—绩效”跃迁的关键期，亟须在内部共识、资源动员与外部合作规制上实现重构，以突破角色转型瓶颈。
作者：贺文萍，凌荷
发表时间：2025
8. 《The Key to solving all problems’? Unpacking China’s development-as-security approach in Mali》
摘要：国际发展研究与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关于“安全—发展关联”（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的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研究主要从西方行为体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传统发展援助机构的视角出发。本文通过重新审视中国对外援助实践中的安全与发展关系**，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对既有研究进行拓展。在理论层面，作者认为，从非OECD国家的视角考察安全—发展关联，其基本逻辑和前提有所不同。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推动西方发展援助日益呈现出军事化和安全化倾向，而中国则更多从经济增长和发展机会的角度理解安全问题。因此，作者提出，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安全—发展关联”，“发展即安全（development-as-security）”更能概括中国外交政策中处理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基本思路，即将发展本身视为创造和维持安全的重要途径。在经验层面，文章以持续发生危机的马里为案例，考察中国“发展即安全”路径的具体实践及其实际效果。作者通过马里案例分析中国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安全问题联系起来，并评估这种以发展为中心的安全路径所具有的作用及局限。此外，结合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文章进一步讨论中国以发展为中心的和平路径所具有的潜力与面临的挑战。总体而言，本文试图突破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安全—发展研究框架，提出“发展即安全”这一分析视角，为理解中国如何通过发展合作回应和平与安全问题提供新的理论和经验解释。
作者：Lina Benabdallah, Daniel Large
发表时间：2022.11.29
9. 《China’s UN Peacekeeping in Mali and Comprehensive Diplomacy》
摘要：2013 年是中国加大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里程碑式的一年。在马里陷入 内战后，北京同意向其派遣大批人员以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包括第一次 派出安全部队。中国在其他一些非洲国家也有维和人员，但因马里并非中 国在非洲大陆主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在此的维和投入显得非常引人注目。 这次行动巩固了北京加深建立与非洲伙伴关系的目标，也展示了中国政府 不仅限于追求“资源外交” 的决心还有更全面参与非洲事务的方法。尽管 中国向来对参与在内部冲突情况下的人道主义干预怀有兴趣，马里依然是 检验其是否有能力在一个正面临着持续暴力冲突的国家参与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重要试金石。马里行动既是北京维和政策向“现实政治” 转变过程中 的重要一步，也和中国目前的大国地位相关联。同时，参与此次行动对中 国有所裨益，不但利于建立中国在非洲的维和信誉，也有助于凸显中国在 其他国家内战情况下如何进行干预的日渐鲜明的观点.
作者：Marc Lanteigne
发表时间：2019.09
摘要：中国一直保持同非洲紧密经贸关系，人们却较少提到该国如何介入安全问题。然而，近十年以来，中国越来越热衷于特别在非洲进行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同时开始关注保护国民以及于吉布提建立海军基地。本文探讨自 2013 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 (马里稳定团) 的经验，并回顾当年导致中国介入马里问题的外交过程，以及分析介入的具体方式。马里是中国继于 2012 年出兵南苏丹后，第二次派遣作战部队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凸显该国重视维和工作，并越来越愿意面对风险。本文最后探讨中国参与马里稳定团在其整体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影响。中国往往被分析家认为是一个现实的新兴大国，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北京力图表明，它负责任而且「愿意融入国际社会」，依照一般认可的规范活动: 且看事实是否如此?
作者：Cabestan, Jean-Pierre
发表时间：2018.09
摘要：马里是有史以来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伤亡最高、最难实现稳定的任务区，2023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作出了撤出稳定团的决定，10年间联合国在马里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却未取得马里稳定与和平的实际成果，反而留下了更大的安全真空。因此，本文对马里维和行动予以系统分析，厘清其问题，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应用。
作者：齐亚军
发表时间：2026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愿意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里共和国之间的深厚友谊;深信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里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助于增强两国人民之间和亚洲、非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并有利于亚洲、非洲和世界的和平;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
签订时间：1964.1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