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加纳双边关系的历史沿革

中国与加纳的关系，是新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关系中历史最为悠久、延续最为连贯的范例之一。1960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加纳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彼时的加纳，刚刚于1957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宣告独立的国家。加纳的开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个人情谊，为两国关系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加纳是最早在北京设立大使馆的非洲国家之一，这一选择本身就蕴含着对新中国外交的深刻认同。

然而，两国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66年10月，政变上台的加纳政府单方面中断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这一中断持续了近六年。1972年2月，阿昌庞政府主动恢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此后中加关系发展顺利。复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两国关系经历了从恢复到深化的稳步演进。2018年8月至9月，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20年7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2024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库福-阿多总统，双方宣布将中加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25年7月5日，两国庆祝建交65周年。2025年10月，加纳总统马哈马来华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马哈马时指出，中方愿同加方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农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2025年10月13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加纳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在双边贸易方面，2025年中加双边贸易额达141.2亿美元，同比增长19.3%，中国保持加纳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回顾这一历史脉络，中加关系具有几个显著特征：其一，起点早——1960年建交，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其二，韧性足——经历了断交与复交的波折，却在更长的历史尺度上保持着关系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其三，层级高——2024年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制度化升级；其四，领域广——从政治互信到经贸合作，从基础设施到人文交流，合作覆盖面日益拓展。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理解当前中加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历史纵深。

加纳的西非枢纽地位与战略价值

加纳地处几内亚湾北岸，西邻里窝那（科特迪瓦），东邻多哥，北接布基纳法索，南濒大西洋，是西非地区地缘位置最为关键的国家之一。2025年，加纳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亿美元，超越科特迪瓦重新成为西非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速在2025年第三季度达5.5%，为2020年以来最强表现。加纳经济规模已接近1120亿美元，在非洲大陆经济体中排名第七。这一经济体量使其不仅在西非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也成为整个非洲大陆重要的经济力量之一。

加纳的战略价值首先体现在其港口基础设施上。特马港是加纳最大的港口，也是西非地区最重要的港口之一。2023年，特马港货物吞吐量达2030万公吨，占加纳全国海上贸易总量的77%。2024年，特马港处理了约166.9万标准箱（TEUs），稳居加纳国际航运的主要门户地位；2025年进一步提升至220万TEUs。过去十年间，特马港的中转货运量从几乎为零飙升至2024年的440万吨。加纳总统马哈马于2025年11月正式为特马港扩建项目一期和二期揭幕，该项目投资达15亿美元，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广泛的港口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扩建后，特马港年吞吐能力从80万TEU提升至300万TEU。特马港和塔科拉迪港共同处理了加纳超过85%的全国贸易。特马港不仅是加纳的经济门户，更是整个西非地区乃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重要物流枢纽。正如有观察家所言，“港口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特马所揭示的关乎非洲的发展”。

加纳的经济支柱是黄金、可可和石油三大资源性产品。2024年，黄金出口额达1630亿塞地，占加纳出口总额的55.3%，是最大出口创汇产品；原油出口额达542亿塞地，占17.8%；可可及可可制品出口额为286亿塞地，占8.4%。三大产品合计占加纳全部出口的83.4%。加纳是全球重要的黄金生产国和可可生产国，也是西非地区重要的石油出口国。然而，资源型经济的结构性特征——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高度依赖、出口产品的低附加值困境以及全球价值链中的边缘位置——构成了加纳发展转型的核心挑战。可可产量在2024年经历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年度下滑，凸显了单一资源依赖型经济的脆弱性。

正是这种“资源富集但结构单一”的经济特征，与“基础设施长期欠账”的发展瓶颈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塑造了加纳对外部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需求。加纳总统马哈马明确指出，加纳希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这一战略取向，与“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具有高度的战略契合，也使加纳成为“一带一路”在西非地区的关键节点。

2018年9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国与加纳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加纳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加纳由此成为较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非洲国家之一。2025年10月13日，在加纳总统马哈马来华出席全球妇女峰会期间，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加纳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见马哈马时指出，中方愿同加方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农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习近平主席在会见马哈马时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探索多元化合作模式，拓展矿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农渔业等领域合作，帮助加方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马哈马表示，加纳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历史悠久，感谢中方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对加纳提供大力支持和帮助。加纳正在推进2026—2029年能源中期发展规划，在发电、输配电、可再生能源及油气下游等领域释放大量项目。2026年8月，第二届加纳投资与合作座谈会在深圳举行，加纳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合作伙伴，为中资企业出海西非创造了重要窗口期。从学术视角审视，加纳作为西非第二大经济体和“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其与中国的合作实践，为理解中非关系从“资源换基建”到“发展经验共享”的范式转型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观察窗口。

分论

政策沟通：中加关系的顶层设计

政策沟通是中加战略伙伴关系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两国在高层交往、战略对接、多边协作等层面形成了多层次的政策沟通机制。

在高层交往方面，中加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密切互动。中方主要往访包括：外交部部长王毅（2014年1月），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2016年4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2017年1月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出席阿库福-阿多总统就职典礼），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201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郝明金（2025年1月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出席马哈马总统就职典礼）。加纳重要来访包括：总统阿库福-阿多（2018年8月至9月来华国事访问并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24年9月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外长博奇韦（2018年6月、2019年6月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总统马哈马（2025年10月来华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外长阿布拉夸（2025年6月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成果落实协调人会）。

在战略对接方面，双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实现了多层次的战略协同。2022年以来，加纳政府推出了“24小时经济”和“大推动”等发展政策，旨在加速经济转型和基础设施建设。中交集团董事长宋海良在拜会加纳总统马哈马时表示，中交集团将深度融入加纳“24小时经济”“大推动”等政策，秉持“加纳有需求、中交有优势、双方有共识、双向有奔赴、合作有共赢”的原则，持续深化双方合作。这一表述精准概括了中加政策沟通的核心逻辑——将中国的发展经验与加纳的发展需求精准对接。

在多边协作方面，两国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保持了密切的协调与合作。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将中加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中方表示愿同加方一道，以建交6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设施联通：国家民生发展有中国

设施联通是中加共建“一带一路”中最具显示度和学术价值的合作领域。加纳地处几内亚湾，是西非重要经济枢纽，推行 “一区一工厂” 工业化政策，着力推动资源就地加工、制造业本地化，减少工业制成品进口依赖。中加产能合作以共建 “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为制度框架，合作覆盖能源电力、产业园区、制造工厂、石油化工、交通物流、农产品加工等领域，形成 “能源托底、园区承载、制造落地、基建配套” 的产业设施建设格局。中国公司在加纳开展工程承包业务始于1983年。目前在加纳的中国企业承揽项目涉及房建、供水、打井、供电、路桥、体育场、电信等多个领域。从演化历程看，早期合作以援助类基础设施、工程承包为主；2010 年后逐步转向直接产业投资，大批中资制造工厂落地；近十年聚焦本地化生产，深度对接加纳 “一区一工厂” 工业化战略，建设一批炼油、建材、汽车组装、日用消费品工厂，同时布局产业园区载体，带动本地就业、技术转移与产业链延伸，助力加纳构建基础工业体系。中国企业在加纳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从水电站到港口码头，从农村电气化到数字通信网络，从渔港到铁路，形成了覆盖能源、交通、通信、民生等多领域的项目体系。这些项目不仅在工程规模和技术难度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更在投融资模式、技术标准、社会治理、区域影响等学术议题上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均有显著推进——从南南技术转移的政治经济学到数字基础设施的“最后一公里”，从电力部门的“基础设施遭遇”到基础设施项目“中国性”的概念化界定，中加设施联通已成为观察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的独特窗口。

加纳布维水电站

加纳布维水电站是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建的最具标志性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之一，也是中加设施联通的旗舰工程。该水电站由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位于黑沃尔特河上。项目于2007年以EPC+F模式启动，总装机容量404兆瓦，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水电站于2014年交付使用后，有效缓解了加纳电力紧张局面，其发电量占加纳全国总用电量的25%。该项目荣获中国建设工程境外工程鲁班奖，项目图景登上中加建交60周年发行纪念邮票，加纳总统称赞该项目为“加中两国人民伟大合作典范”。布维水电站是中国水电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承建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EPC水电工程，加纳民众称之为“百年梦想”。

围绕布维水电站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国际学术研究集群，涵盖技术转移、社会可持续性、投融资政治经济学和软实力等多个维度。在技术转移研究方面，Siciliano、Urban、Kim和Lema于2018年在能源政策领域顶级期刊《Energy Policy》上发表了题为《South-South technology transfer: Who benefits?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built Bui dam in Ghana》的研究论文。该文以南南技术转移为分析框架，以布维水电站为案例，提出了一个关键论点：技术转移不仅是技术过程，更本质上是政治过程。文章指出，技术转移发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之中，技术类型的选择、决策权的分配以及收益的归属，都取决于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行动者网络。该研究对既有技术转移文献的贡献在于：将分析焦点从北南技术转移拓展至南南技术转移，并将技术转移从技术问题重新定义为政治问题。

在社会可持续性研究方面，Urban、Nordensvard、Siciliano和Li于2015年在《Asia and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上发表了《Chinese Overseas Hydropower Dams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The Bui Dam in Ghana and the Kamchay Dam in Cambodia》。该研究基于对受水电站影响的当地社区、加纳和柬埔寨的制度行动者、中国行动者以及大坝建设者的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采用环境正义视角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布维水电站和柬埔寨Kamchay水电站均由中国水电承建、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融资，但两个项目在社会可持续性方面均存在改进空间。文章建议引入社会基准评估（social benchmarking），并使社会政策与国际水电项目社会标准接轨。

在投融资政治经济学方面，Odoom于2017年在《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上发表了《Dam In, Cocoa Out; Pipes In, Oil Out: China‘s Engagement in Ghana’s Energy Sector》，系统考察了中国在加纳能源领域的参与模式。该研究将布维水电站置于中加能源合作的整体图景中，分析了资源担保贷款（resource-backed loan）作为一种融资工具的运作逻辑及其对加纳能源治理的影响。在软实力维度，Tsikudo于2022年在《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上发表了《Soft powering the China Water Machine: the Bui Dam and China–Ghana relations》。该文以软实力为分析框架，考察了布维水电站对中加关系的意义。文章指出，尽管加纳政府将布维水电站的建成视为解决能源挑战和实现发展目标的关键突破，批评者则抗议该项目导致当地人口迁移和环境的不可逆改变。文章的核心论点是，中国对布维水电站的援助意在培育软实力以助推中国企业的市场扩张，但软实力在宏观层面似乎有效，在微观层面则受到限制。在社会生态影响方面，有研究以布维水电站为案例，考察了中国主导的基础设施发展对非洲当地社区的社会生态影响及适应策略。该研究指出，作为一个部分通过资源担保贷款融资的大型交钥匙能源项目，布维水电站的发展效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加纳社会政治行动者的能动性——关键合同交付内容的谈判方式决定了效益的分配。研究进一步指出，尽管中非关系常被视为高度不对称的，中国在经济谈判中掌握权力，但非洲的能动性（African agency）实际上可能在塑造关系和结果方面发挥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作用。

加纳特马新集装箱码头

特马新集装箱码头项目是中非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大型工程，也是加纳目前最大的水工工程。该项目由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位于加纳最重要的港口城市特马。项目建成后极大提高了特马港的货物吞吐量，进一步巩固了特马港作为西非大港的优势地位，为加纳及西非地区经济贸易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中国港湾为港口扩建项目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和卓越的设计能力，并引入了多项创新技术。

在学术研究方面，加纳大学统计、社会与经济研究所的Kofi Kekeli Amedzro发表了题为《The Role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within a transcalar network of actors in delivering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The Case of the Tema Port Expansion Project in the Greater Accra Metropolitan Area, Ghana》的研究。该研究以特马港扩建项目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国有企业在跨国尺度行动者网络中的角色、利益与互动。研究的核心发现是：特马港扩建项目由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主力的银团贷款融资，主要由一家中国工程公司（中国港湾）承建，但由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牵头，并嵌入了欧洲航运和物流公司的利益。这使得特马港扩建项目成为一个独特而复杂的案例。该研究探讨了中国国有企业在与居民、港务局和其他利益方互动中所采用的策略和关系，揭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多元行动者网络的运作机制。此外，Boakye-Gyasi和Li于2015年发表的研究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加纳建筑和施工行业就业的影响；另有研究以特马港和洛美港为案例，强调区域规划和法规协调的必要性，以使港口投资效益最大化。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有研究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西非港口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中欧合作，分析的案例包括加纳的特马港、尼日利亚的莱基深水港等。该研究指出，特马港扩建是欧洲和中国企业在非洲合作执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突出例证。

加纳农村电气化项目

加纳农村电气化项目是中国支持加纳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民生工程。加纳总统马哈马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企业为加纳的农村电气化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正因为中国的支持，如今加纳电力覆盖率接近90%，跻身非洲电力覆盖率最高国家之列。中交集团在加纳实施的农村电气化项目，为改善加纳电力基础设施、提升民生福祉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学术研究方面，Chong Zhang于2026年在《Global Social Challenges Journal》上发表了题为《Infrastructural encounters and unfinished reform: rethinking development in Ghana’s power sector in the age of Global China》的研究论文。该文基于在加纳九个月的田野调查，将加纳电力部门分析为一个“基础设施遭遇”（infrastructural encounter）的场域——中国的基建主导型发展意识形态、加纳的竞争性庇护主义政治体制、以及围绕环境与社会正义的地方性抗争在这里交汇。文章指出，过去二十年间加纳从长期的电力短缺走向了明显的结构性过剩：装机容量翻了一倍多，包括中资电站在内的独立电力生产商现在主导了发电环节，但停电依然存在、债务飙升、制度脆弱性依然突出。Zhang的核心论点是：中国支持的加纳基础设施既不是简单的替代性方案，也不仅仅是新殖民主义的重复；它运作的机制是一种“基础设施遭遇”，通过这种遭遇，中国的发展逻辑被吸纳进加纳未完成的改革体制之中——解决了某些形式的短缺，同时重新分配了债务、风险和政治义务。加纳的案例因此表明：基础设施不能等同于发展本身，而必须通过利益、负担和未来在不同行为者之间的不均匀分配来加以评判。

加纳农村电话项目（数字基础设施的“最后一公里”）

在农村通信基础设施领域，加纳提供了一个考察中国数字基建“最后一公里”的独特案例。2020年，在华为RuralStar基站解决方案的支持下，加纳实施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村电话项目（RTP），由中国贷款融资，旨在加密其移动网络。Miao Lu于2026年在《Big Data & Society》期刊上发表了题为《Infastructuring the last mile: State, Chinese tech, and densification of Ghana’s rural network》的研究论文。该文基于访谈和民族志田野调查，阐明了加纳“最后一公里”数据化进程中多层次而又充满矛盾的“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Lu的研究揭示了三个行为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加纳国家将农村电话项目视为恢复其在21世纪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因而将数字鸿沟政治化以推动农村发展；电信运营商将RTP视为价值创造的来源，不断就农村站点的位置和数据化进行谈判；华为则为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策略性地对项目进行去政治化处理并降低其本地参与度。该文将RTP理解为“正在形成中的数据基础设施”（data-infrastructure-in-the-making），展示了它如何组装政治、商业和生态力量来连接“最后一英里”。这一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将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的讨论从传统的“硬基建”（公路、水电站）拓展至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并且揭示了在“一带一路”基建合作中，国家、市场与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纠缠关系。

中国援建加纳渔港综合设施项目

中国援建加纳渔港综合设施项目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一项民生工程，由中国铁建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位于加纳首都阿克拉。项目于2020年8月开工，历时近四年建设，于2024年9月13日竣工移交加方。项目完成了渔港水域港池、航道疏浚工程，修建了防波堤、护岸、码头泊位等水工建筑物，并建成了制冰厂、冷库、交易市场、商业区、修船车间等相关生产和配套设施。该项目提供渔船停靠、卸鱼、鲜销交易、水产品储存及加工、船舶维修等全链条服务，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改善了渔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该项目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民生基础设施与减贫效应的评估方面。与大型水电站和港口不同，渔港项目直接服务于基层渔民的生计改善，其社会效益更为直接和微观。研究者可以从渔业经济学和社区发展的视角，考察该项目对当地渔业产业链的完善、渔民收入的提升以及社区经济活力的影响。

加纳基础设施合作的学术议题总览

综观上述项目及其相关研究，中加基础设施合作的学术研究已形成了若干具有理论深度的议题集群。

其一，南南技术转移的政治经济学。Siciliano等（2018）在《Energy Policy》上的研究以布维水电站为案例，将技术转移从技术问题重新定义为政治问题。这一分析框架超越了传统的技术扩散理论，将注意力引向技术转移过程中权力、利益和决策权的分配问题。

其二，基础设施“遭遇”与未完成的改革。Chong Zhang（2026）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将中国在加纳电力部门的存在理解为一种“基础设施遭遇”，即中国的发展逻辑被吸纳进加纳既有的、未完成的政治经济改革体制之中。这一框架超越了“中国模式 vs 西方模式”的二元论，将注意力引向基础设施项目如何在具体的地方政治和社会语境中被翻译、转化和争 contested。

其三，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政治”。Miao Lu（2026）在《Big Data & Society》上的研究将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的讨论从“硬基建”拓展至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揭示了加纳农村电话项目中不同行为体（国家、运营商、华为）之间围绕“最后一公里”数据化的复杂博弈。该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华为策略性地对项目进行去政治化处理以规避地缘政治风险——这一发现为理解中国科技企业在海外的行为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四，基础设施的“中国性”界定。Pasquali和Franceschini于2025年在《China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Defining Chineseness in Chin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Africa: The Case of Ghana》。该研究基于在加纳的田野调查，从所有权、融资、设计、咨询、建设标准、材料和设备、劳动力实践等多个维度，讨论和概念化了与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中国性”（Chineseness）。研究发现，加纳基础设施项目存在不同程度的“中国性”，研究者将其描述为“稀释的中国性”（diluted Chineseness）——即便被视为“完全中国”的项目，实际上也由其他国际和当地行动者共同参与。研究进一步揭示，不同行动者利用“完全中国”的项目形象来推动不同的议程，有时表达对中非关系的支持，有时则表达相反的批评。这一研究路径将“什么是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揭示了中非基础设施合作中多重交织的身份与归属。

其五，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的政治经济学。Boakye-Gyasi和Li（2015）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加纳建筑和施工行业就业的影响。Fält（2025）在《GeoForum》上发表的《Multiscalar 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al labour: Sino-African labour regimes and precarious work in Ghana》，通过对阿克拉两个基础设施案例（一个大型立交桥建设和一个道路扩建项目）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中非基础设施项目如何产生一种特定类型的不稳定工作——其特征为非正式雇佣、薄弱的社会保障和有限的工会组织机会。该研究展现了从中国公司高管到加纳当局和当地工会等不同层级的行动者如何在复杂的互动中谈判和行使权力。此外，Boakye-Gyasi和Li（2016）的研究指出，中国在加纳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增加，由多重因素驱动，包括中国对自然资源的获取需求、全球影响力的扩展以及为中国产品和服务创造新市场的意图。

综上所述，围绕中加基础设施合作已经形成了一个跨国别、跨学科、跨方法的学术研究矩阵——从工程技术到政治经济学，从数字技术政治到媒体话语分析，从社会可持续性到劳工政治。然而，该领域仍存在值得深入开掘的学术空间：已运营项目的长期经济与治理可持续性如何评估、中国企业与加纳本地社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互动机制如何运作、中国技术标准在加纳市场中的接受程度与扩散路径如何——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加设施联通乃至中国在西非基础设施合作整体图景的学术理解。

参考文献：

《中国海外水电站与社会可持续性：加纳的布伊水坝和柬埔寨的甘猜水坝》

Chinese Overseas Hydropower Dams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The Bui Dam in Ghana and the Kamchay Dam in Cambodia

摘要：关于中国水电大坝与社会可持续性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对中国投资和中国建设的水电项目进行比较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中国在加纳（布伊大坝）和柬埔寨（甘猜大坝）的海外水电项目，填补这一研究空白。这两个项目均由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承建，并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本文基于对受大坝影响的当地社区、加纳和柬埔寨的机构参与者、中国相关方以及大坝建设者的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文章以环境正义视角作为分析框架。文章结论认为，这些大坝项目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均有提升社会可持续性框架的空间；应引入社会基准，并改进社会政策，使其符合国际社会对水电项目的标准。

作者：弗劳克·厄本（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发展、环境与政策中心）， 约翰·诺登斯瓦德（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社会学、社会政策与犯罪学系）， 朱塞皮娜·西西里亚诺（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发展、环境与政策中心）， 李秉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亚太学院）

来源：亚洲及太平洋政策研究

发表时间：2015年9月9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加纳建筑业就业的影响》

The impact of Chinese FDI on employment generation in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sector of Ghana

摘要：失业和就业不足是非洲各国政府，特别是加纳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竞相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以期提高就业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鉴于此，通过中国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和技术转让已成为一种互补策略，因为中国FDI可以成为就业、经济增长和转型进程的重要来源。本研究重点关注中国FDI对加纳建筑业就业的贡献。通过稳健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中国FDI通过对加纳建筑业的直接影响，对就业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意味着，中国FDI有助于打造高效的劳动力队伍，从而提高经济生产力，并最终促进家庭收入增长。

作者：夸西·博阿基耶·吉亚西（中国电子科技大学）、姚莉（中国电子科技大学）

来源：《欧亚社会科学杂志》

发表时间：2015年

《南南技术转让：谁受益？以中国承建的加纳布伊大坝为例》

South-South technology transfer: Who benefits?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built Bui dam in Ghana

摘要：技术转让领域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南北转让，并将转让分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过程。然而，新兴大国在技术转让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尤其是在能源生产领域。中国是该领域的重要参与者。本文旨在实现两个目标：首先，通过以加纳布伊大坝为例，探讨中国参与者在南南技术转让中的作用，为这一新兴领域贡献力量；其次，本文拓展了技术转让的概念，认为技术转让不仅是一个技术过程，更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因为它涉及诸多关键决策问题，例如转让的技术类型、决策权归属以及新技术受益者。从这一视角审视技术转让，本文借鉴了技术社会学方法和可持续转型理论，指出技术转让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发生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参与者网络中。这决定了哪些技术会被转让，谁受益最多，以及谁在这个过程中被边缘化。

作者：奥利弗· 亨森格斯（英国诺森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系）

来源：能源政策

发表时间：2018 年 1 月 4 日

《软实力驱动中国水利工程：布伊大坝与中加关系》

Soft powering the China Water Machine: the Bui Dam and China–Ghana relations

摘要：尽管加纳的布伊大坝早在1915年就已开始规划，但直到2013年才在中国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竣工。加纳政府称这一突破对于解决其长期存在的能源挑战和实现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然而，批评人士抗议该项目，理由是它将导致当地居民流离失所，并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自大坝投入运营以来，中加关系已从零星互动转变为持续交往。本文以软实力为框架，探讨了该大坝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意义。文章指出，中国对大坝的援助旨在提升软实力，以促进中国企业在加纳市场的扩张。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软实力在宏观层面似乎有效，但在较低层面则作用有限。

作者：夸梅·阿多沃尔·齐库多（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系）

来源：加拿大非洲研究杂志

发表时间：2021年6月30日

《中国投资在加纳的绿地投资和就业创造：行业分析及地缘政治影响》

Greenfield investment and job creation in Ghana: a sectorial analysis and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investments

摘要：跨国投资在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创造就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一直备受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争议。本文以加纳为例，探讨了绿地投资对创造就业的影响。跨国公司（MNC）的支持者认为，外国直接投资（FDI）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增加出口并创造就业机会等。这促使发展中经济体围绕跨国公司的活动制定发展战略。尽管大多数研究人员已经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创造就业的影响，但一个尚未解答的问题是：在加纳，绿地投资是否能够显著增加正规部门的就业岗位？现有文献将外国直接投资视为一个整体，未能充分区分绿地投资和棕地投资。本研究利用来自外国直接投资市场（FDI Markets）的细粒度数据，通过实证分析2003年至2020年9月期间386家跨国公司在加纳的绿地投资，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在上述年份范围内，这些公司在加纳各地开展了500个项目。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分析，结果表明绿地投资对加纳的就业创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31个行业中，只有以下几个行业通过绿地投资对加纳的就业创造做出了显著贡献：消费品、食品饮料、工业设备和非汽车运输设备制造商（OEM）。本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府如何有效管理对地方经济中道路、铁路和工业建筑等固定资产的投资，以避免引发与就业呈负相关的通货膨胀。最后，本文分析了中国在加纳的投资，将其与美国的投资进行了比较，并考察了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这凸显了使外国投资与国家发展战略保持一致并遵守国际规范和标准的重要性。

作者：丹尼尔·阿萨马（罗格斯大学卡姆登分校）、袁少宇（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罗格斯分校）

来源：人文与社会科学传播

发表时间：2024年4月5日

《界定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中国性”：以加纳为例》

Defining Chineseness in Chines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Africa: The Case of Ghana

摘要：本文探讨并概念化了“中国性”这一概念与加纳乃至整个非洲基础设施项目之间的关系。基于在加纳的实地调研和相关文献，我们的研究结合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对构成加纳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所有要素（所有权、融资、设计、咨询、施工标准、材料和设备、劳工实践）进行了基于国籍和来源的分析。另一方面，我们也纳入了人们对这些项目“中国性”的认知。我们的分析揭示了加纳基础设施项目中不同程度的“中国性”，我们将其描述为“稀释的中国性”。我们发现，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完全中国化”的项目，也存在其他国际和本地参与者。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参与者如何利用“完全中国化”的基础设施项目形象来推进不同的议程——有时甚至表达对中国在非洲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

关键词：中国性、加纳、非洲、中国、中国企业、基础设施项目

作者：保拉·帕斯夸里、科斯坦萨·弗朗西斯基尼

来源：中国展望

发表时间：2024年12月1日

《基础设施劳动的多尺度政治：中非劳动制度与加纳的非正式就业》

Multiscalar 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al labour: Sino-African labour regimes and precarious work in Ghana

摘要：加纳首都阿克拉正在大力投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这反映了非洲整体基础设施建设主导型发展的趋势。与其他非洲城市类似，阿克拉的许多道路项目都由中国企业出资建设。这些新的基础设施正在改变城市面貌，此前的研究已经分析了此类发展的技术政治前景和最终成果。然而，对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所促成和需要的劳动实践和关系，我们知之甚少。本文为日益丰富的基建文献增添了对多层次政治经济关系敏感的劳动视角。文章考察了阿克拉道路工人的处境，以及中加关系在不同层面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劳动自主性。本文基于2022年至2024年间开展的实地调研，包括对道路工人、政府官员、建筑顾问、工会代表的访谈，以及观察和文本分析。研究结果凸显了所研究道路工人的处境岌岌可危，自主性受到限制。这种情况源于中加两国正在形成的剥削性劳工制度，其主要驱动力是加纳政府将基础设施建设置于工人权益之上，以及其对中国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主导型发展议程方面的依赖。本研究强调，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是受多尺度动态因素影响的深刻政治过程，这些因素既影响也可能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

作者：莉娜 ·法尔特（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人文地理系）

来源：地理论坛

发表时间：2025年7月

《建设最后一公里：国家、中国技术与加纳农村网络密集化》

Lu, M. Infastructuring the last mile: State, Chinese tech, and densification of Ghana’s rural network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版图正不断扩展至非洲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最后一公里”项目旨在弥合数字鸿沟。在华为RuralStar基站解决方案的支持下，加纳于2020年启动了一项大规模农村电话项目（RTP），旨在提升其移动网络的覆盖密度。该项目由中国贷款资助。本文基于访谈和民族志田野调查，阐述了加纳“最后一公里”数据化过程中复杂而矛盾的技术政治层面。加纳政府将RTP视为重塑其在21世纪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并将数字鸿沟政治化，以促进农村发展。电信运营商则将RTP视为价值创造的源泉，并不断就农村站点的选址和数据化进行谈判。为了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华为采取了策略性去政治化措施，并减少了其在当地的参与。本文将实时支付计划（RTP）视为正在构建中的数据基础设施，阐述了其如何整合政治、商业和生态力量，以连接“最后一公里”。这一过程涉及国家、市场和自然三种类型的数据关系。本文将环境政治引入“最后一公里”数据化的理论框架，从而为基础设施研究和批判性数据研究做出贡献。文章运用基础设施视角观察非洲与中国科技合作的动态，并揭示了国家、基础设施和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

苗 路（香港屯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

大数据与社会

2026年2月16日

《基础设施建设的挑战与未完成的改革：在全球中国时代重新思考加纳电力行业的发展》

Infrastructural encounters and unfinished reform: rethinking development in Ghana’s power sector in the age of Global China

摘要：本文以加纳电力行业为例，分析了中国基础设施主导的发展理念、加纳竞争性的庇护政治格局以及当地在环境和社会正义问题上的斗争如何在此交汇。过去二十年间，加纳的电力供应从长期短缺转变为明显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装机容量翻了一番多，包括中资电厂在内的独立发电企业如今主导着发电市场，但停电问题依然存在，债务飙升，制度脆弱性依然存在。本文基于以ASG（一家中国能源企业的化名）为中心的九个月实地调研，并结合档案资料和政策研究，指出中国支持的加纳基础设施建设既非简单的替代方案，也非新殖民主义的简单重复。相反，它是一种基础设施交汇，通过这种交汇，中国的发展逻辑被融入加纳尚未完成的改革体系，在解决部分电力短缺问题的同时，也重新分配了债务、风险和政治责任。因此，加纳的案例表明，基础设施不能等同于发展本身，而必须通过不同地位的参与者之间利益、负担和未来的不均衡分配来评判。

关键词：加纳-中国；基础设施；发展；电；电力项目

作者：张冲（上海大学，荷兰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来源：《全球社会挑战期刊》

发表时间：2026年7月27日

贸易畅通：助力加纳发展

贸易畅通是中加务实合作的重要支柱。中国长期保持加纳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加签有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和保护投资等多项协定，设有经贸联委会。2024年，中国与加纳双边贸易额118.3亿美元。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141.2亿美元，同比增长19.3%，创历史新高。其中，中方出口额114.5亿美元，同比增长16.3%；进口额26.7亿美元，同比增长33.9%。中方主要出口机械、电机电气设备及车辆，进口原油和锰矿砂等。2025年1至6月，双边贸易额65.4亿美元，同比增长9.2%。

在制度创新方面，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包括加纳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政策。中国驻加纳大使丛耸将该政策概括为三个“A”——Access（市场准入）、Alignment（产业对接）和Advocacy（倡导推广）。在Access层面，零关税将降低非洲产品进入中国的成本，提升其竞争力——加纳可可此前关税在8%至22%之间，将从新政策中受益。在Alignment层面，资本品和中间品占中国对非出口的约75%，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投入。在Advocacy层面，中国呼吁建立更强大、更包容的中非贸易合作。2026年6月，中国自加纳进口额达2.9亿美元，同比增长6.1%，环比增长166%。然而，利益相关方也强调，无关税准入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功——加纳企业必须提高生产能力、加工水平、质量标准、认证、物流和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才能充分利用这一机遇。

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是中加基础设施合作得以持续推进的关键支撑。中加合作涵盖了无偿援助、优惠贷款、商业投资、政策性金融等多种资金来源。

在政策性金融方面，布维水电站项目采用EPC+F模式，体现了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从单纯施工向“投建营一体化”转型的趋势。加纳农村电话项目由中国贷款融资。加纳农村电气化项目也得到了中国的资金支持。在商业投资方面，中国企业在加纳的投资范围广泛，涉及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加纳驻华大使指出，中国对加纳投资为加纳创造了就业机会，也为促进当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2026年，中国—加纳经贸合作项目推介会正式推出14个合作项目，总投资金额达33亿美元，涵盖农业现代化、医卫健康、黄金产业链、建材产业园等多个领域。2026年8月，加纳东方人工智能安全产业园重点布局AI与安全产业链。

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中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最具温度也最为持久的维度。两国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构成了中加关系坚实的社会基础。

在教育领域，中加人文交流成果丰硕。中国自1960年开始接受加纳留学生。中加签有文化合作协定。在“中非大学20+20合作计划”框架下，天津中医药大学和加纳大学结成合作伙伴。加纳目前已设有三所孔子学院，分别位于加纳大学、海岸角大学和恩克鲁玛科技大学。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由湖南城市学院和海岸角大学合作建立，已成为加纳中文教学和中加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加纳社区开始推行中文教育，不少学校向孔子学院申请设立教学点。加纳“中文热”不断升温。2025年，124名加纳中文学习者获颁“中国大使奖学金”。中国驻加纳大使指出，“中国大使奖学金”的设立是为了鼓励加纳学生更好地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为两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在医疗卫生领域，两国签有医疗卫生合作议定书。中方自2009年起向加纳派遣医疗队员，迄今共派出14批154人次，目前在加纳医疗队员11人。在军事交流方面，中加两军关系良好。2018年6月，中国海军第二十八批护航编队访加纳。2023年6月，中国海军第43批护航编队访问加纳。

在人文交流方面，2026年被确定为“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驻加纳大使表示，中方愿同加方一道，以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促进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加纳博主通过短视频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多元与包容。中加人文交流日益热络，为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民间动力。

结语

从1960年建交到2024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从2018年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到2025年签署合作规划，中国与加纳的关系走过了六十五年的风雨历程。这段历史既是中非关系演进的生动缩影，也是南南合作从政治声援走向经济互助、从双边交往走向战略对接的典型样本。本百科以“五通”框架为中心，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中加合作的整体面貌，其中尤以设施联通为学术重点，力求在事实梳理与学术对话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

纵观中加关系的整体图景，几个显著特征值得特别留意。其一，历史底蕴深厚——1960年建交，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恩克鲁玛总统与毛泽东主席之间的个人情谊为两国关系奠定了独特的情感基础。其二，战略层级高——2024年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使两国关系获得了最高级别的制度保障。其三，设施联通的纵深大——从布维水电站到特马新集装箱码头，从农村电气化到数字通信网络，中国企业在加纳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已覆盖能源、交通、通信、民生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张日益密集的合作网络。其四，“一带一路”对接日益深化——从2018年谅解备忘录到2025年合作规划，中加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战略对接不断走深走实。

从学术视角审视，中加设施联通已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研究价值的经验场域。布维水电站为中国海外工程承包的EPC+F模式提供了早期实践的样本，其资源担保贷款的融资结构引发了关于“资源换基建”模式收益分配的学术讨论。加纳电力部门在装机容量翻倍后仍面临停电与债务并存的困境，促使研究者反思“基础设施”与“发展”之间并非简单的等号关系。华为参与的农村电话项目则将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的讨论从“硬基建”拓展至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揭示了国家、市场与技术在“最后一公里”数据化进程中的复杂博弈。这些研究共同表明，中加设施联通的意义已超出双边经济合作的范畴，成为观察中国海外发展融资模式、技术标准输出、以及“一带一路”在非洲落地实践的独特窗口。

展望未来，随着中加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深化和“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逐步落实，两国合作有望在保持基础设施传统优势的同时，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开拓新的空间。加纳总统马哈马所期待的“中国始终是非洲真正的朋友”，不仅是一句政治表态，更是对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期待——在这种关系中，基础设施建设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砌，而是发展经验的共享、能力的共建与命运的交织。中国与加纳的故事，正是这一期待在几内亚湾畔的生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