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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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南岸——中国与突尼斯的六十年同行

地中海的南岸——中国与突尼斯的六十年同行

中国与突尼斯自1964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保持稳定发展。2024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关系制度化升级。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双方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比塞大大桥是设施联通的标志性项目,由中国企业承建,欧洲投资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融资,形成“欧洲出资、中国建设、非洲受益”的三方合作模式,引发关于融资可见性和地缘政治的学术讨论。双边贸易方面,2024年贸易总额达28.8亿美元,2026年中国对突尼斯实施零关税政策。人文交流涵盖中文教育、联合考古、医疗合作和旅游免签等领域,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和第二所苏塞大学旅游孔子学院相继设立。中突合作呈现起点独特、韧性突出、层级跃升和领域多元四大特征,未来将在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领域拓展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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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中国—突尼斯双边关系的历史沿革

中国与突尼斯的关系,是新中国与北非国家关系中起步较早且持续稳定发展的典型范例。1964年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突尼斯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建交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突尼斯期间亲自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这一由新中国总理在访问期间亲自签署建交文件的外交实践,在中非关系史上极为罕见,足见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

建交后的中突关系总体发展平稳。两国虽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存在差异,但始终保持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本基调。1987年11月,本·阿里总统执政后,两国关系继续顺利发展。进入21世纪,中突关系在既有基础上不断深化。2022年12月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突尼斯总统赛义德。2024年5月,突尼斯总统赛义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两国元首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突尼斯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意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加强交流合作。2024年9月,突尼斯总理马杜里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25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访问突尼斯;2025年11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非友好小组组长穆虹率团访问突尼斯,分别会见外长纳夫提和全国省区委员会主席达尔巴利。突方表示愿加强“2026—2030”规划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在经贸领域,中突双边贸易稳定发展。2024年,中突贸易总额为28.8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额23.8亿美元,进口额5亿美元。中方主要出口机电产品、车辆及其零件,主要进口电子器件、纺织服装等。

在人文交流领域,中突两国保持着活跃的互动。两国于1979年签署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此后双方共签署了14个文化合作执行计划。突尼斯是继埃及之后第二个在大学开设中文本科专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2019年4月,突尼斯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正式成立。突尼斯已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2023年6月,中突签订联合考古合作协议,对本·阿鲁斯地区古罗马遗址进行联合考古。中国自1973年起向突尼斯派遣医疗队,由江西省派出。2017年,突尼斯单方面对团体赴突的中国游客实行免签政策;2023年9月,突方宣布对中国游客全部实施免签入境政策。

回顾这一历史脉络,中突关系具有几个显著特征:其一,起点独特——1964年由周恩来总理在访问期间亲自签署建交公报,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二,韧性突出——建交六十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态势;其三,层级跃升——2024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双边关系的制度化升级;其四,人文活跃——中文教育、联合考古、医疗合作和旅游免签等人文交流领域亮点纷呈。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理解当前中突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历史纵深。

突尼斯在“一带一路”

突尼斯地处非洲大陆最北端,北临地中海,扼守地中海东西航运的要冲,是马格里布地区的重要国家。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既是连接欧洲与非洲的天然桥梁,也是地中海沿岸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的战略通道——赋予了突尼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特殊的战略价值。突尼斯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在旅游业、制造业和农业等领域具有传统优势。然而,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突尼斯经历了持续的政治转型和经济调整,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日益迫切。这一发展诉求与“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形成了高度的战略契合。

2018年,突尼斯外交国务秘书拉吉巴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此后,突尼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24年5月中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进入加速期。2025年以来,中突高层互动频繁。2025年8月,驻突尼斯大使万黎会见突全国省区委员会主席达尔巴利,达尔巴利表示突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25年9月,突尼斯装备和住房部长姆拉利高度评价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和各领域合作成果,强调突方支持“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中国提出的重要倡议。2025年11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穆虹访问突尼斯期间,突方表示愿加强突“2026—2030”规划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拓展和深化各领域合作。这一战略对接表明,突尼斯已将“一带一路”视为推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外部助力。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突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在基础设施领域,比塞大大桥、梅莱格大坝、苏斯污水处理厂等项目成为中突设施联通的标志性工程。在能源领域,中国企业承建的凯鲁万100兆瓦光伏项目成为突尼斯在建的最大地面光伏电站。在数字基础设施领域,中国援助的突尼斯高等教育和科研部超级计算机中心于2026年7月交付使用。在社会民生领域,中国援建的加贝斯肿瘤中心于2026年8月开工建设。突尼斯已成为中国在北非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发挥着连接非洲与欧洲、地中海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战略桥梁作用。

政策沟通:中突合作核心

政策沟通是中突战略伙伴关系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两国在高层交往、战略对接、多边协作等层面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沟通机制。

在高层交往方面,中突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密切互动。中方访突的主要有: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2007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2008年)、外交部长杨洁篪(2010年、2012年)、外交部长王毅(2016年5月及2024年1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2016年1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晓光(2019年4月)、中共中央委员、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2019年3月)、中联部部长宋涛(201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2025年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穆虹(2025年11月)。突方访华或来华出席重要外交活动的主要有:外长巴库什(2016年)、总理沙海德(2018年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外交部国务秘书陶布吉(2019年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外交部国务秘书拉吉巴(2023年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总统赛义德(2024年5月)、外长阿马尔(2024年5月)、总理马杜里(2024年9月)。2022年12月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突尼斯总统赛义德。

在战略对接方面,双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实现了多层次的发展战略协同。2025年11月穆虹访问突尼斯期间,突方表示愿加强突“2026—2030”规划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这一战略对接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转型、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突尼斯装备和住房部长姆拉利明确表示,突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将突中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在多边协作方面,两国在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保持了密切的协调与合作。2024年5月,赛义德总统来华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与习近平主席共同宣布建立中突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也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着沟通与协调。

基础设施联通:中突共建共享的“灯塔”——比塞大大桥

比塞大大桥是中国企业在突尼斯承建的最具标志性的基础设施项目,也是当前突尼斯最大的在建基础设施项目。该项目位于突尼斯共和国最北端比塞大市郊区,横跨比塞大运河,毗邻地中海,是连接突尼斯A4高速公路与比塞大市的重要交通枢纽。大桥全长2070米,主桥最大跨径292.5米,桥面宽25米,采用多跨连续变截面钢桁架结合梁结构,设置双向四车道与人行通道。2024年3月,中国蜀道投资集团下属的四川公路桥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突尼斯装备和住房部签约承建该项目。项目签约合同金额约14.21亿元人民币,总造价约2.5亿欧元,工期38个月,采用设计、采购、施工为一体的EPC总承包模式。项目于2024年7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2026年7月31日,全桥主墩桩基工程全面完工,累计完成118根桩基,总长度5353米,混凝土浇筑总量26282立方米,为大桥2027年如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比塞大大桥的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融资模式、工程技术标准与地缘政治三个层面,围绕该项目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跨学科价值的学术议题。

学术探讨:

在融资模式方面,比塞大大桥项目呈现出一条极为独特的融资链条。项目总预算约2.5亿欧元,由欧洲投资银行(EIB)和非洲开发银行(AfDB)共同出资。具体而言,欧洲投资银行提供了1.23亿欧元贷款,由欧盟提供担保;非洲开发银行匹配了1.22亿欧元贷款。此外,欧盟自2016年起便支持该项目,捐赠了约300万欧元用于可行性研究和设计。尽管欧洲资金占据主导,但约2亿欧元(占总投资的79%)的施工合同通过国际招标授予了中国国企四川路桥集团。这一融资格局构成了典型的“欧洲出资、中国建设、非洲受益”的三方合作模式。

这一模式的复杂性甚至引起了欧洲议会的关注。2024年,欧洲议会议员Jordan Bardella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书面质询(E-001871/2024),质疑将欧盟资金用于由中国企业承建的突尼斯桥梁项目。质询的核心关切在于:欧盟资金是否应当用于资助第三国(即非欧盟成员国)的企业,以及这一做法是否符合欧盟的财政纪律和战略利益。这一质询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学术事件——它揭示了多边融资框架下“谁出资、谁建设、谁受益”这一经典问题在“一带一路”实践中的新变体。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一融资模式所引发的“可见性悖论”。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研究员Isabelle Werenfels在2026年发表的《Europe‘s Visibility Dilemma in Tunisia》研究报告中,对比塞大大桥项目的融资可见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Werenfels指出,当突尼斯人自豪地谈论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桥”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座桥实际上是由欧洲投资银行出资的。类似地,突尼斯两个大型水库的扩建由德国资助却鲜为人知,多个污水处理厂由德国赠款建设也无人知晓;而中国捐赠的461辆公交车却获得了广泛的媒体报道和官方宣传。Werenfels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格局:欧洲仍然是突尼斯最大的经济伙伴,占其外国直接投资的85%,提供预算支持,并通过赠款资助大量项目。然而,欧洲的合作往往被刻意低调处理,中国的参与则高度可见且受到欢迎。作者给出的解释是:中国没有理由淡化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欧盟及其成员国出于主权敏感性等原因,公开宣传其参与已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一“可见性悖论”为研究中欧非三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话语权竞争提供了一个极具张力的分析视角。

从更广泛的地缘经济视角看,比塞大大桥的融资模式还引发了关于贸易不平衡的讨论。有分析指出,尽管存在比塞大大桥这类高调的合作项目,突尼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掩盖了深刻的贸易不平衡,显著加剧了突尼斯的贸易逆差。这一观察将基础设施融资问题与双边贸易结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欧洲资金建设的“中国桥”是否在客观上强化了中国商品进入突尼斯市场的通道,从而进一步深化了突尼斯对华贸易逆差?这一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却恰恰构成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命题。

在工程技术标准与工程管理方面,比塞大大桥项目采用国际通行的FIDIC银皮书EPC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实施,采用欧洲标准、法国规范。项目对标欧洲规范,深度融合国内成熟桥梁技术、智能制造产业链与标准化工程管理体系。四川路桥团队在建设初期便对该项目的重难点进行了充分分析研判,植入了该企业在挪威、土耳其、埃及建设的四个特大跨海桥梁项目的建设经验。项目所在位置土壤类型为欧标抗震等级Type D(最软弱、最不利),设计防腐等级要求为欧标DS(最高级)。桩基施工需叠加地中海潮汐、风浪、持续高温等多重恶劣条件。具体而言,桩基施工需钻至海底十几米深,在包含岩石和泥沙的复杂地层中钻出大直径深孔。项目团队在钢护筒中间安装带有液压千斤顶的导向架,根据实时监测数据自动进行微调;护筒触及海床后立即启动液压振动锤快速贯入软质海床以缩短海浪影响时间。深海混凝土灌注则需通过数十米长的导管从海面送至桩底,全程严密监控导管埋置深度。海中大体积混凝土承台的浇筑更被项目团队比喻为“在波涛里做一个超级巨大、要求又极其精确的‘钢筋混凝土蛋糕’”——先用预制的混凝土底板和侧板组成“钢铁浴缸”(吊箱围堰),下沉到位、抽干海水后形成无水作业空间。这一系列技术实践,使比塞大大桥成为中国桥梁技术、成套管理体系在极端海洋环境下与欧洲标准体系深度融合的实践平台。研究者可以从技术标准对接、极端环境施工、中外工程管理模式比较等角度对该项目进行深入分析。

该项目的社会经济意义同样不容忽视。比塞大运河将比塞大市分为南北两部分。目前运河上只有一座建于1980年的比塞大开启桥,因高度不足,大桥每天需定时关闭、升起桥面让船只通行。等候过桥的车辆队伍常有数公里之长。为了到达几百米外的运河对岸,很多当地居民不得不绕行60公里。当地民众将比塞大大桥称为“希望大桥”。大桥建成后将彻底破除旧桥陆路通行与航运通航相互制约的交通瓶颈,大幅缩减运河两岸通勤时长,释放滨海优质旅游资源发展活力。据测算,目前开启桥每日车流量超过4.4万辆,新桥建成后将有效疏导城市中心交通压力。项目建成后将连接城市与工业区,优化商业港口的通行条件,并促进与阿尔及利亚边境的贸易往来。

在地缘政治与学术视角方面,比塞大大桥已成为观察中国在北非基础设施战略布局的重要案例。Mordechai Chaziza在《The New Silk Road Grand Strategy and the Maghreb》一书中指出,中突关系反映了“一带一路”大战略在政策协调、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能源合作和民心相通五个优先领域促进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突尼斯早在2017年就已将比塞大大桥纳入其融入新丝绸之路的战略规划之中。Adel Abdel Ghafar主编的《China and North Africa: Between Economics, Politics and Security》则是第一部系统分析中国在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北非国家角色的学术著作。有研究专门考察了新丝绸之路倡议时代中突友好合作关系的动因,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与突尼斯经济和地理战略位置之间的协同效应。另有研究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对突尼斯及马格里布地区化肥产业的潜在影响,指出突尼斯位于北非海岸中心、地处重要航运线路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中国在北非的重要伙伴。

中国的战略意图远不止于一座桥梁。分析指出,北京尤其关注比塞大港,并对恩菲达(突尼斯以南)的深水港项目表达了兴趣。有观察者推测,中国计划在突尼斯的比塞大、恩菲达等城市开发深水港。比塞大省的发展规划也印证了这一方向的战略价值——该省计划建设第三代或第四代深水港,能够容纳大型船舶并提振当地经济。Megatrends Afrika(由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基尔大学等机构联合发起的研究平台)将比塞大大桥的“可见性悖论”作为理解欧洲在非洲影响力困境的典型案例。此外,欧洲的学术研究也从另一个侧面关注了比塞大大桥项目——Agenzia Nova的报道指出,尽管存在此类由第三方资助的高调合作项目,突尼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依然严峻。

比塞大大桥的案例表明,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学术意义远远超越了工程技术本身。它同时是一个融资模式的实验场——欧洲出资、中国建设、非洲受益的三方合作模式挑战了传统的“援助—受援”二元叙事;它是一个技术标准的交汇点——中国技术在欧洲标准和法国规范的框架下寻求融合与创新;它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棱镜——通过“可见性悖论”折射出中国与欧洲在非洲影响力竞赛中的不同策略与困境;它更是一个发展叙事的载体——对当地居民而言,这座桥是“希望大桥”,是“幸福桥”,是“友谊之桥”,不同行动者赋予同一座基础设施以截然不同的意义。

综上所述,比塞大大桥为中突设施联通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多维度、跨学科的分析样本。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向深入:三方融资模式下风险与收益的分配机制、中国工程技术标准与欧洲标准在北非市场的对接与竞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见性政治”及其对中欧非三方关系的影响、以及基础设施项目作为地缘政治叙事载体的符号竞争机制。

相关文献:

《新丝绸之路倡议时代中国与突尼斯的友好合作关系》

China’s Friendly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Tunisia in the Age of the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

本文探讨了中突友好合作关系背后的诸多因素。文章着眼于“一带一路”倡议与突尼斯经济及战略地理位置的协同效应,以了解两国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双边关系。文章的主要论点是,中国与突尼斯的关系建立在共同或互补的商业利益和战略地理位置之上,而突尼斯的战略地理位置尤其有利于通过融入“一带一路”框架来促进其经济增长、工业化和社会发展。

作者:莫迪凯·查齐扎(以色列阿什凯隆学术学院政治学与治理系)

来源:《巴尔干和近东研究杂志》

发表时间:2021年1月18日

《新丝绸之路大战略与马格里布——中国与北非》

The New Silk Road Grand Strategy and the Maghreb: China and North Africa

摘要:探讨马格里布地区新兴的战略与经济伙伴关系。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现代历史上最具雄心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本书认为,理解马格里布地区以及北非国家、欧盟、美国与中国之间权力格局的变化,必须以“一带一路”框架为视角。书中指出,中国与马格里布在能源、建设、基础设施、政治关系、贸易投资、金融融合、民间交流和国防等领域正呈现出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作者揭示了北京“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复杂性与挑战,并探讨这种协同效应将如何塑造马格里布地区的未来。此外,该书还强调,这些新兴合作将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本书特别适合关注西亚及北非(WANA)地区国家间互动与外交政策的研究者和学者,同时因其全球影响,也对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及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马塞尔·平特(奥布达大学非洲研究所)

来源:中东欧非洲期刊

发表时间:2026年6月1日

贸易畅通:从突尼斯到世界

贸易畅通是中突务实合作的重要支柱。近年来,中突双边贸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2024年,中突贸易总额为28.8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额23.8亿美元,进口额5亿美元。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为28.3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额25.7亿美元,进口额2.6亿美元。中方主要出口电机电气设备、车辆及其零件等机电产品,主要进口电子器件、纺织服装等。2019年至2024年的五年间,中突贸易额增长近一倍。中国已成为突尼斯重要的贸易伙伴。

2026年,中突贸易迎来重要的制度性突破。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包括突尼斯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突尼斯作为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建交国之一,以特惠税率形式享受为期两年的零关税待遇。驻突尼斯大使万黎指出,此举是在国际形势严峻背景下提出的,旨在促进非洲对华出口,让贸易成为中非伙伴关系的重要引擎。中国还愿意与突尼斯签署自贸协定,签署后双方可在“更便利的贸易”“更有韧性的供应链”等模块下就关税、投资等问题进行具体商谈。

在产业合作层面,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2025年10月,中国(湖北)·突尼斯经贸合作对接会在武汉举行,以“北非明珠橄榄油入鄂、东方茶港楚天茶出海”为主题,搭建湖北与突尼斯农产品双向流通平台。突尼斯工业、矿业与能源部长表示,突尼斯希望加强与中国汽车行业的合作。中国企业在突尼斯的投资涉及汽车零配件、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数字通信等多个领域。然而,双边贸易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突尼斯对华出口与进口之比约为1:98,如何利用零关税政策扩大突尼斯优势产品对华出口、缩小贸易逆差,仍是双方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中突战略伙伴关系中最具温度也最为持久的维度。两国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考古、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构成了中突关系坚实的社会基础。

在教育合作领域,突尼斯是继埃及之后第二个在大学开设中文本科专业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文已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于2019年4月正式成立,由大连外国语大学与迦太基大学合作建设。2025年11月,两校续签孔子学院合作协议,并签署了合作成立“中非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的备忘录。2026年5月14日,突尼斯第二所孔子学院——苏塞大学旅游孔子学院正式揭牌,以“中文+旅游”为办学特色。驻突尼斯大使馆自2024年起设立“大使奖学金”,2025年第二届颁奖仪式在迦太基大学孔子学院举行,39位突尼斯高中生获得奖学金。2026年5月,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突尼斯赛区决赛在迦太基大学举行。

在文化交流领域,中突两国保持着活跃的互动。两国于1979年签署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此后共签署了14个文化合作执行计划。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框架下,中国国家京剧院应邀赴突尼斯参加第60届迦太基国际艺术节、第67届苏斯国际艺术节及第5届凯鲁万国际艺术节。2026年春节前夕,“欢乐春节·魅力丝路”突尼斯专场演出以艺术为纽带,向突尼斯民众展示中国传统文化。2026年5月,突尼斯主流媒体代表团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围绕中突媒体合作、跨文化传播与青年交流等议题展开对话。

在联合考古领域,中突合作成果斐然。2023年6月,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突尼斯文化遗产研究院签署了关于本·阿鲁斯森林遗址联合考古的合作协议。此后,中国专家赴突参与联合考古工作,完成13万平方米全域考古调查,累计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厘清了神庙祭拜区、居住区、公共洗浴区三大功能分区。2026年7月,双方宣布完成对本·阿鲁斯森林遗址的联合考古发掘工作。该项目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十佳案例。联合考古不仅增进了文明交流互鉴,也为中突民心相通增添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国自1973年起向突尼斯派遣医疗队,由江西省派出。2025年,第29批援突尼斯医疗队在突尼斯各地开展工作。仅2025年第一季度,加夫萨分队就实施了剖宫产手术81台,收治30名患儿,完成麻醉操作352例。医疗队将可视喉镜等先进医疗设备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医护人员。2025年10月,医疗队赴突尼斯儿童福利院开展义诊。驻突尼斯大使万黎于2025年5月走访慰问各分队医疗队员。半个多世纪的持续派遣,使援突医疗队成为中突友谊最持久、最温暖的象征之一。

在旅游合作领域,2017年突尼斯对团体赴突的中国游客实行免签政策,2023年9月进一步对中国游客全部实施免签入境。突尼斯旅游部长表示,期待更多中国游客在突尼斯收获非凡的多样性体验。

中突民心相通的多维实践表明,两国合作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与技术层面,正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考古、旅游等更广泛的人文领域纵深拓展。孔子学院的语言教学、联合考古的文明对话、医疗队的人道援助、艺术团的文化交流、免签政策的旅游便利——这些看似分散的实践共同编织了一张中突人民相知相亲的情感网络,为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深化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结语

从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建交公报到2024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从2018年参与“一带一路”到2025年“2026—2030”规划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对接,中国与突尼斯的关系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这段历史既是中阿关系和中非关系演进的生动缩影,也是发展中国家间平等互利合作的典型样本。本百科以“五通”框架为中心,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中突合作的整体面貌,其中尤以设施联通为学术重点,力求在事实梳理与学术对话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

纵观中突关系的整体图景,几个显著特征值得特别留意。其一,历史起点独特——1964年由周恩来总理在访问期间亲自签署建交公报,这一外交实践在中非关系史上极为罕见,为两国关系奠定了特殊的政治基础。其二,韧性突出——建交六十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国际格局的深刻变迁和突尼斯国内的政治转型,却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态势。其三,战略层级跃升——2024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使两国关系获得了最高级别的制度保障。其四,合作领域多元——从比塞大大桥到梅莱格大坝,从凯鲁万光伏电站到超级计算机中心,从苏斯污水处理厂到加贝斯肿瘤中心,中国企业在突尼斯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已覆盖交通、水利、能源、环保、数字、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张“硬基建”与“软基建”并重的合作网络。

从学术视角审视,中突设施联通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比塞大大桥项目由欧洲投资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融资、由中国企业采用欧洲标准和法国规范承建,这一独特的融资—建设模式为研究“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欧洲与非洲三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互动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样本。梅莱格大坝85.7%的属地化用功率和凯鲁万光伏项目将中国标准译为法语、阿拉伯语推广的实践,为研究中国海外基建项目中的技术转移和标准输出提供了具体案例。超级计算机中心和加贝斯肿瘤中心则标志着中国对突援助从传统基础设施向数字基础设施和民生类基础设施的领域拓展。Mordechai Chaziza和Adel Abdel Ghafar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中突基础设施合作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中国在北非地缘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望未来,随着中突战略伙伴关系的持续深化和突“2026—2030”规划与“一带一路”倡议战略对接的逐步落实,两国合作有望在保持基础设施传统优势的同时,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等新兴领域开拓更广阔的空间。突尼斯作为连接非洲与欧洲、地中海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战略桥梁,其与中国的合作实践,为理解中国与北非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动模式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富有启发性的观察窗口。中国与突尼斯的故事,不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故事,更是全球南方国家与地中海世界在互联互通中相遇、对话与共同前行的生动写照。

我是朱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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