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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古代与近现代的中非人文交流（公元前至1949年）
中非人文交流的政策沿革，其源头可追溯至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核心框架——“朝贡-回赐”体系，并在近代经受西方殖民主义冲击后，逐步向现代平等外交关系转型。
中非交往的早期政策并非成文法典，而是体现在官方史书对远方来客的记录与应对方式中。汉代，中非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间接的，通过安息（帕提亚）等中亚第三方进行。《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使已能抵达“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一说指今埃塞俄比亚或斯里兰卡），这是中国官方使者抵达非洲邻近地区的最早记录之一。张骞出使西域，“至大秦”（一说指埃及亚历山大城），开启了官方探索远方的先河，反映了汉朝鼓励对外探索的宏观政策导向。
唐宋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中非交往更为频繁，但多由阿拉伯商人作为中介。唐代贾耽《皇华四达记》中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已能抵达东非“三兰国”（今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一带），说明唐朝对这一航线的地理认知已相当清晰。在政策层面，唐宋政府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旨在管理和规范海外贸易，这套制度虽非专为非洲制定，却客观上将与非洲的间接贸易纳入了国家管理框架。大量在东非沿海出土的唐宋瓷器是这一时期政策环境下民间或半官方贸易持续不断的实物证据。
英国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1955年在坦噶尼喀发掘后感慨，“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碎瓷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0世纪起，坦噶尼喀地下所埋藏的历史，就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
元朝继承了唐宋的开放政策，元世祖忽必烈不仅鼓励海外贸易，还曾遣使“招谕”海外诸国。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抵达东非桑给巴尔岛，其《岛夷志略》记录了东非的风土人情，成为元代官方探索海外政策的重要成果[1]。北非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到中国游历考察，其游记证实了元朝与东非、北非之间存在人员往来通道。
明代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是古代中非官方人文交流政策实践的巅峰。其核心政策是“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旨在通过强大的航海实力宣示国威，构建一个以明朝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其中四次抵达东非沿海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等地。明代彩绘世界地图《大明混一图》已对非洲地理做出精确绘制，这反映了明政府在当时对全球地理认知达到的世界领先水平。随行的费信著有《星槎胜览》、马欢著有《瀛涯胜览》、巩珍著有《西洋蕃国志》，这些文献均详细记录了非洲的自然风物与人文景观，构成了明政府制定对非交往政策的知识储备。东非斯瓦希里海岸因保留大量中国瓷器而被称为“瓷器海岸”，至今桑给巴尔王宫仍藏有郑和远航图，表明这些官方交往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印记[2]。然而，这种高昂的官方交往模式，因明中后期国力变化和海禁政策的实施而终结[3]。
郑和之后至鸦片战争前，中非官方交往陷入沉寂。有西方学者提出“中非关系五百年中断说”，但文献研究表明，官方层面的中断并未完全割裂民间联系。清人谢清高在其口述的《海录》中，详细记载了他于18世纪末在非洲东南沿海（包括今好望角、莫桑比克等地）的亲身见闻，这是中国民间人士系统记录非洲的罕见文献，证明了中国民间商人仍在自发地与非洲保持往来。
进入近代，中非关系的政策框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西方殖民者开始大量在中国沿海招募华工。1845年和1846年，法国种植园主从厦门选拔雇用了两批华工；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使招工合法化。20世纪30年代，被招募到非洲的华工人数估计超过10万人，他们的足迹遍布非洲大陆。华工权益的保护问题，直接倒逼清政府制定对非领事政策[4]。1904年，中英签订《保工章程》；随后，清政府先后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罗安达、埃及等地设立领事馆，标志着中国对非政策从传统的“宗藩-朝贡”观念转向了基于现代国际法的外交模式。
民国时期，中非人文交流的政策实践呈现出新面貌。1922-1923年，中国伊斯兰教学者王静斋赴爱资哈尔大学深造。1931-1938年，中国连续向埃及派遣了共六批、计34名伊斯兰教留学生团，他们在埃及学习期间传播中国文化——马坚将儒家经典《论语》翻译成阿拉伯文并在开罗出版——这是中埃文化思想交流史上的一项创举。1932年，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向北平成达师范学校派遣两位学者、捐赠阿拉伯文献图书，体现了中埃之间的双向人文政策。抗日战争期间，南非华侨组织了“南非非洲人援华会”，埃及等地的慈善组织也予以金钱和物资支援，这些都是民间自发人文政策的生动体现。从唐代到民国，中非交往起于物质生产领域的交换，随后逐步扩展至科学技术、宗教、文化及制度层面的相互借鉴，遵循着“民间与官方交替主导”、“寓文化于经贸之中”的演进逻辑。
第二章：冷战时期的中非人文交流（1949年至199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在冷战的国际格局下，中非人文交流的政策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一时期的政策核心是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国际政治空间。域外学者对这一时期中非人文交流政策的梳理，主要集中于援助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以及“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制度设计。
一、政策制定的宏观背景与指导思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将对外关系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把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外部环境联系起来。中国不仅从道义上声援非洲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还通过中非党际交往为非洲国家提供战略理论指导。
这一时期中非关系的政策基石是1963-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十国时提出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该原则强调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深刻定义了此后数十年中非所有领域交往的基调。域外学者对这一政策理念给予了高度关注。
美国学者Peter Van Ness在其1971年的专著《革命与中国外交政策》中详细分析指出，中国对非援助的核心理念与苏联的军事援助和西方的资本援助均不同，它试图提供一种“革命性的发展模式”供非洲独立国家参考[5]。
二、援助政策与人文交流的深度融合
在这一时期，人文交流并非独立的政策领域，而是作为政治外交和经济技术援助的附属或延伸存在。中国政府并未出台专门针对对非“文化援助”等系统性政策文件，但通过具体项目的实施，实现了独特的人文交流效果，深度呈现于政治与社会互动中。
第一，以坦赞铁路为代表的大型工程援助项目，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具规模性的人文交流现场。1967-1975年，中国先后派遣数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远赴非洲，与坦桑尼亚、赞比亚工人并肩工作十年以上。域外学者对坦赞铁路的援建过程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政策史梳理。美国历史学家Jamie Monson在其2011年的专著《非洲的自由铁路：坦赞铁路与中国对非援助》中，详细考证了中国政府在这一项目中的政策决策逻辑——它既是应对非洲内陆国家出海口需求的实用考量，也是打破苏联在非洲影响力的政治需要。坦赞铁路的最终建成不仅铺就了中非间实物的“钢铁纽带”，也构筑了跨越种族的“情感通道”[6]。
第二，对非医疗援助是中国人文政策的核心载体之一。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此后陆续向非洲各国派遣了长期驻扎的医疗人员。中国医疗队深入非洲乡村，以医药和良心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深厚信任。这一政策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占有显著地位。
第三，教育合作与留学生培养构成了另一重要板块。中国政府逐步开始接收非洲国家的来华留学生，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培养青年才俊。
非洲本土左翼学者、坦桑尼亚的Issa G. Shivji在其较早的著作中分析指出，中国在1960年代启动的对非教育援助——“中国的技术学校、派遣教师制度”——实际上帮助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建设构筑了人力资源根基[7]。
此外，通过《人民日报》和其他官方媒体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报道，以及中国工会、妇联、青联等民间组织与非洲对应团体的密集互动，中国构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外交”网络。据文献统计，1949-1960年间，非洲4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人通过民间交往途径访华。
三、政策效应的历史验证与国际反响
冷战时期的对非人文政策，赢得了丰硕的政治回报。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为首的非洲国家发挥了关键作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两国合作打下了更稳固的制度基础。非洲学者分析指出，这一投票结果验证了1960年代中非之间建立的“情感同舟”大于利益的结盟性质[8]。中国在非洲的“人文存在”主要依靠与非洲人民并肩多年奠定的情感基础，这一基础最终转化为对联合国层面国际政治话语空间的有效支持。同时，它对当事人国（坦桑尼亚、南非）打开外交对话渠道等具体方面也产生了持续数十年的外交红利。
第三章：冷战结束后的中非人文交流（1991年至今）
冷战的结束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卸下了意识形态的重负，全球化浪潮则为双方的交往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非人文交流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过去服务于特定政治目标的单向援助模式，演变为一个制度化、多层次、多主体、双向互动且日益品牌化的综合性战略体系。
一、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创立与政策框架的机制化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正式成立，是冷战后中非人文交流政策最关键的里程碑。FOCAC通过每三年一届的部长级会议或峰会，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宣言》和《行动计划》，为未来三年的中非各领域合作（包括人文交流）提供纲领性的政策指导和资源承诺。有非洲学者认为，FOCAC是“非洲国家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以平等身份参与了发展中国家双边关系的顶层制度设计”，它与过去任何形式的北方对南方援助机制截然不同。[9]
在FOCAC框架下，一系列机制化的分论坛陆续建立，包括2000年后启动的中非教育部长论坛、2010年启动的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2012年启动的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2013年启动的中非智库“10+10”合作伙伴计划以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中非智库论坛、中非媒体合作论坛等。这些机制框定了人文交流的具体实施轨道。中外学者一致认同的是，FOCAC是催生中非人文交流从“个案化”走向“高频化”的关键推力：在FOCAC成立前的12年间，中非人文交流总量为个位数的一对一联合活动；FOCAC成立之后，政策文本将人文交流固定在每届议程中，形成了稳定的资助和合作对接平台。
二、政策体系的完善与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2015年，中国发布第二版《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将“加强中非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提升为对非政策的五大支柱之一。2017年，中南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启动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这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的首个政府间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标志着中非人文交流正式获得了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并列的“三大支柱”之一的政策地位。
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主旨讲话中提出未来三年重点实施的“八大行动”。其中，在实施人文交流行动方面，明确承诺：设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打造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增强版，实施50个文体旅游项目，打造中非媒体合作网络，推动中非互设文化中心，支持非洲国家申办孔子学院，支持更多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等。这些政策内容的提出，使得人文交流从过去的支持性角色跃升为与经贸“比翼双飞”的独立支柱。域外政策研究者指出，这种在中国对非外交中把人文单独列在同等地位的顶层设计，自FOCAC成立以来尚属首次，具有重要的政策转型象征意义。[10]
2024年9月，FOCAC北京峰会进一步宣布了“未来三年开展500个人文交流项目”的新政策承诺，并首设“治国理政”、“绿色发展”及“数字人文”等专题板块，标志着中非人文交流政策的重点正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深化”。
三、品牌化项目的系统实施
在清晰的政策框架下，中非人文交流进入了广泛的“品牌化”和“项目化”运作阶段。
在教育领域，“鲁班工坊”作为职业技能培训的旗舰品牌，从2018年起陆续在埃及、南非、肯尼亚、吉布提等十余国落地。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非洲的设立数量已超过60余家，成为语言文化交流的“国家名片”。中国政府持续扩大“中国政府奖学金”规模，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并实施“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等援非教育行动。
在文化领域，中国在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贝宁、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欢乐春节”、“中非文化聚焦”、“意会中国”以及中非影视合作论坛等项目每年在非洲轮流开展。中国公司的入境卫星电视平台——四达时代在非洲近40个国家开展数字电视业务，为推广中华人民的电视艺术风格提供了媒体硬件基础。“万村通”项目已为非洲一万多个村庄接通卫星电视信号。
在智库与学术领域，2010年起正式启动的“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被学者评价为塑造了中非之间学术合作的新范式。2019年中国非洲研究院在北京正式成立，成为汇集双方战略智库思想资源的平台。在中非智库论坛、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等平台上，中非双方持续开展高层次的政策对话与学术交流[11]。
在卫生领域，中非医疗合作不仅停留在继续派遣医疗队、援助药物器械层面。2020年后，中国宣布免除15个非洲国家2020年年底到期的无息贷款债务。中医药在非洲国家的认可度大幅提升，针灸、拔罐等传统中医疗法被引入“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政策文本。多项边卫生高层对话贯通，中非大学在病理研究、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合作项目显著增加。
四、新兴领域的政策拓展与多元主体参与
进入2020年代，中非人文交流政策的关注面进一步拓展至数字时代和青年群体。2023年以来，中非在人工智能和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政策对接进入了新的干预阶段——中方设立了国际青年创新创业计划、数字创新合作中心等。中非在旅游和国际劳工流动等新主题上的双边官员级对话加速，为下一步“双向奔赴”的人文联通格局提供了条件。地方层面，中国与非洲国家已建立超过187对友好城市关系，交流通道已突破距离限制，形成省级—州市—学府多元化网状互通[12]。
五、政策收效与对外影响力
综上所梳理，冷战结束至今，中非人文交流政策已经建构起由FOCAC框架统筹、各部委和地方合作承办、主要覆盖教育、文化、青年、媒体、智库、卫生等领域、近20个子项目逐一落实的对非战略机制。无论从外交政策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实际社会效应看，中非人文交流政策都在过去25年间实现了从“点缀性的对接”到“体制性的支柱化推进”之全面跨越。它从“单一政府工程”式的供给叠加，过渡到政府、市场、居民三位一体的有机渗透，进而构成了中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最纵深、最长期的合作脉络之一。面向未来，随着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启动以及近600场中非人文交流活动加速落地，中非人文交流政策正逐步完成从“激增式的量”向“合作效果之质”的关键跃迁。
参考文献：
摘要：中非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与非洲地区间的交往呈现由间接走向直接，民间与官方交往交替主导的态势。中非关系交往的主要交通路径是海上丝绸之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非关系大致分为两大时间段，其分界线大体以明代再次采取严厉的海禁政策为界。在第一阶段中，唐代以前的中非关系主要依靠印度次大陆或安息为中介展开，中国与非洲国家对彼此构建的想象建立于商贸之上。唐代至明代时期，随着远航技术的日臻成熟，中国与非洲地区发展为一种以商贸或朝贡政治为目的的直接交往，郑和下西洋成为这一时期中非关系发展高峰的最佳证明。随着中国海禁政策的严格执行以及西方殖民者进入非洲，中非关系转入一种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在民间商贸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一种中非人民相互支持、相互同情的反殖民情感。这种情感也为当代中国与非洲国家发展友谊互助关系奠定了历史基础。
作者：高天宜，中国非洲研究院
来源：中国非洲研究院主编；李新烽等著《新时代中非文明交流互鉴》
发表时间：2023-10
摘要：人文交流是新时期中非关系的新动力、新方向，有助于中非合作行稳致远。人文交流因惠及民间、扎根人心，对未来中非关系的稳定发展更具有基础性、长远性作用。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文交流在中非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与战略性意义，在多个场合就推进中非人文交流做出过重要而明确的指示。中国非洲研究学者需要认真学习、领会和实践，深入思考和研究中非人文交流的理论基础、战略意义、推进路径，并努力付诸具体可见的实践过程。
作者：刘鸿武，林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来源：《西亚非洲》
发表时间：2020-4-10
3. 《当中国称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作者：Levanthes, Louis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摘要：本书详细叙述了明初政府如何决定并组织郑和舰队七下西洋的决策过程与政策逻辑。该政策制定涉及海防、朝贡与对外探索等关键议题，永乐皇帝亲自主导了远航目标的设定与航线的年度规划，并将东非沿岸列入朝贡册封范围。
来源：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发表时间：1997
4. 《华人离散研究：空间、地方、流动性与身份认同》（The Chinese Diaspora: Space, Place, Mobility, and Identity）
摘要：这是第一部从地理学视角探讨华人离散现象的著作。本书作者深入考察了“地方”意义，以及流动与定居等空间过程对于海外华人的重要影响。本书追踪了华人离散群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轨迹，涵盖华人已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地区，包括东南亚、大洋洲、北美、拉丁美洲和欧洲。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视角，作者们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侨居华人”（sojourning Chinese）与当代跨国华人（transnational Chinese）之间的显著差异，尤其关注二者在空间分布、流动特征、经济地位、职业结构以及身份建构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关注华人迁移这一社会现象的读者而言，本书是一部极具价值的综合性研究著作。
作者：Laurence J. C. Ma，University of Akron
来源：Bloomsbury Publishing
发表时间：2002-12-17
摘要：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外交政策，1949—1969年——理论上的革命：民族解放斗争的意识形态；北京的世界观；面对敌人；中国的革命纲领——实践中的革命：中国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1965年）；对革命的认可；与革命运动的关系；革命目标的选择；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外交政策：文化大革命
作者：Van Ness, Pet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来源：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发表日期：1970
摘要：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日益成为非中关系的重要部分，非洲政府在共同决定本土基础设施的设计、融资与治理模式中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本文以中非友谊象征之一——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管理局（Tanzania–Zambia Railway Authority, TAZARA）的修复与重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一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历程。借助杰索普（Jessop）的“战略—关系性方法”（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本文指出，股东国政府在与中国企业联合体进行谈判时所采取的策略，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包括对以往铁路私有化经验的战略性学习、相应的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对中国商业利益的考量。赞比亚的债务问题，以及马古富力总统领导下坦桑尼亚威权式发展型国家模式，构成了“非洲自由铁路”未来走向谈判过程中的重要结构性背景。本文超越了两种片面的分析路径：一是将中国描绘为具有绝对支配力的结构主义解释；二是脱离结构约束、过度强调非洲自主性的自愿主义观点。研究认为，对（非洲）能动性的分析，需要关注特定战略能力与具有战略选择性的政治经济环境之间的辩证互动。
作者：Tim Zajontz, Centre of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7.《 坦桑尼亚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Tanzania）
摘要：Shivji 是坦桑尼亚著名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本书中有相当篇幅将中国1970年代对坦桑尼亚的各类援助（医疗队、水利、技术学校等）作为核心分析对象，结合坦桑尼亚的国家发展政策，指出这些援助如何有效充实了坦方在“自力更生”时代的人才培养与技能转移需求。
作者：Issa G. Shivji，Tanzanian author and academic
来源：London : Heinemann
发表日期：1976
8. 《非洲的三重遗产》（The Africans: A Triple Heritage）
摘要：Mazrui是在冷战期间对中非、印非关系做过通盘考察的跨文化研究学者。他在该作品中剖析了中国1960-70年代援非政策（特别是坦赞铁路与医疗队项目）何以在意识形态上取得非洲左翼阵营的有力支持，提供了当时国际关系领域稀缺的非洲本土理解框架。
作者：Ali A. Mazrui,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来源：BBC Reith Lectures
发表时间：1986年
摘要：中国与非洲的减贫合作近年来有所扩展，但其发展逻辑仍被强行套入援助与软实力的讨论框架中。本研究考察中国在非洲的减贫外交，将其界定为一种治理嵌入型联盟（governance-embedded alliance），而非传统的发展援助。研究采用一种结构化的、基于SWOT分析且以理论为导向的矩阵，对中非合作论坛（FOCAC）行动计划、中国政策文件及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性定性分析。研究发现，该联盟通过国家协调、基础设施优先以及尊重主权的合作方式，产生了实施层面的比较优势。同时，其减贫成效在根本上受到制度能力、问责缺位及透明度挑战的制约。分析揭示了一种结构性张力：尽管“不干涉原则”在战略层面嵌入了治理理念，但治理在操作层面却显著缺失。研究在结论中强调，应将明确的治理改革与问责结构纳入合作框架，作为政策重点，这对于将该联盟转变为一种可持续的、真正具有发展属性的伙伴关系，并实现减贫成果至关重要。
作者：E. Edeh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Qingye T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来源：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发表时间：2024-4-12
摘要：自2005年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以来，中国与肯尼亚正式开启了中文教育合作伙伴关系。二十年间，肯尼亚中文教育所引发的多元跨文化实践，促进了中肯人文交流。本研究采用跨文化视角，聚焦肯尼亚国际中文教育，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该国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利益相关者进行了互动式深度访谈。本研究分析了非洲中文教学实践，以及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研究发现，肯尼亚国际中文教育显著促进了中肯人文交流，深化了双方文化理解。本研究提出若干建议，包括建立区域和国别中文教育的标准化框架；完善本土中文师资的多渠道培养机制；开发本土化教材及数字教学资源平台；拓展中肯语言、文化与科技交流模式。上述见解为深化中文教育合作，以及通过语言教学促进两国人文关系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作者：YingHua Zhong, ShangXue Wang, Yu Liang, J. Kalai
来源：Journal of African Media Studies
发表时间：2025-12
摘要：国际合作为实现包容、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进而促进和平与稳定。非洲大陆因其快速扩张的经济和年轻人口的增长速率，在全球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因此，多个国家及国家集团正寻求与非洲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本文尝试回答以下研究问题：与中国合作对非洲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HESR）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首先概述非洲大陆教育现状，继而阐释中非关系、非洲学生流动情况及中文在非洲的传播。由于涵盖整个非洲大陆几乎不可能，我们选择以科研产出和国际认可度为标准，选取非洲最为活跃的十个国家，即南非、埃及、尼日利亚、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和乌干达。在本部分中，我们主要考察专注于科学研究的伙伴关系，具体以中非合著论文为衡量指标。
作者：Ahmed Legrouri，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Grand-Bassam
来源：The Palgrave Handbook on China-Europe-Africa Relations
发表时间：2025-1-10
12. 中国对非省级外交：在卫生合作领域的实践（China’s provincial diplomacy to Africa: applications to health cooperation）
摘要：There is a prevailing view of China as a unitary actor in its relationships with African countries. This view is incomplete: on the contrary, China is a collection of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with myriad strategic ties to African countries, with decentralization shaping the current form of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ts level of efficiency. In this paper, factors have been explored for why Chinese provinces have played a role in foreign cooperation in health of African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entives and disincentives for Chinese provinces to engage internationally in foreign cooperation and health assistance have been identified. The concept of paradiplomacy for health has been presented and this typ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example of Chinese medical teams. Finally, we draw linkag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members of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作者：Gordon C.Shen，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Victoria Y. Fan，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来源：Contemporary Politics
发表时间：2014-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