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2063议程》
非洲《2063议程》是非洲联盟于2015年通过的一份旨在实现地区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蓝图。它并非一份简单的政策文件，而是非洲大陆在21世纪寻求政治统一、经济腾飞与文化复兴的“顶层设计”和全民公约。其核心要义在于，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将非洲从资源依赖型的大陆转变为全球增长极，彻底摆脱“被援助”与“欠发达”的刻板印象。
该议程的灵魂是“泛非主义”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它以“在2063年实现我们想要的非洲”为总目标，具体化为七大愿景：一个基于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繁荣非洲；一个政治上统一、弘扬泛非主义理想的、高度整合的大陆；一个良政、民主、尊重人权、公正和法治的非洲；一个和平与安全的非洲；一个具有强烈文化认同、共同遗产和价值观的非洲；一个发展以人民为驱动、尤其释放妇女和青年潜力的非洲；以及一个在世界舞台上成为强大、统一和有影响力的全球行为者的非洲。
为了将宏大的愿景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2063议程设计了极为具体的量化指标，并规划了15个旗舰项目。这些项目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非洲单一航空运输市场、非洲护照及人员自由流动、大因加大坝、泛非电子网络、非洲商品战略等，直指非洲发展的根本痛点——即基础设施的割裂、市场的碎片化以及人力资本流通的阻塞。可以说，2063议程本质上是要完成非洲大陆内部物理空间、经济制度和人文心理上的三重“联通”。这不仅是政治宣言，更是一套极具针对性的发展战略，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大规模地改善基础设施并推进区域一体化。正是这一内在的逻辑，使得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之产生了深度的共鸣与战略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2063议程》的关系
一、以设施联通为核心抓手，精准破解“硬件”瓶颈，共建区域一体化骨架
这是两大战略对接最直观、成果最丰硕的领域，也是“五通”发挥基座作用的体现。2063议程将基础设施列为优先行动之首，其旗舰项目中，无论是连接非洲各国首都的高铁网络、大因加水电工程，还是单一航空市场，都指向一个残酷的现实：非洲高昂的物流成本与匮乏的能源供应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而区域内贸易额极低正是源于这种物理连接的缺失。
“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恰好与此无缝咬合。中国通过大规模参与建设非洲的蒙巴萨-内罗毕铁路、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等现代交通动脉，不仅降低了物流时间与成本，更重要的是，这些铁路并非孤立的线路，而是旨在打通“沿海枢纽”与“内陆腹地”的经济走廊。这种模式直接推动了2063议程中“非洲互联互通行动计划”的实施，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提供了必需的硬件支撑。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非洲落地的大量清洁能源项目和水电站，则是在为工业化的启幕提供最基础的电力保障。这种以“通道经济”带动“区域整合”的实践，将2063议程的愿景精确地具象为可视可触的港口、电站和铁路，是“设施联通”对非洲“硬件”蓝图最直接的贡献。
二、贸易畅通与资金融通的双重赋能，推动非洲从“被动输血”转向“主动造血”
如果说基础设施是骨架，那么产业与资金便是血液。这一维度更深刻地体现了从援助到合作的范式转换，也是两大战略在软件层面的深度融合。2063议程深切希望摆脱“资源诅咒”，实现经济多元化和内生性增长，而其中的核心抓手就是非洲大陆自贸区以及加速工业化。
“贸易畅通”在此处的作用远超简单的商品交易。中国的参与方式是，一边协助建设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等特殊经济区，一边引导轻工、家电、建材等制造业产能在非落地。这直接契合了2063议程对“非洲制造”的渴望，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初步的工业体系，从出口原油、矿石等初级产品，逐步升级为出口初加工产品和消费品，并在当地创造就业，这正是“贸易畅通”带来的深层次经济结构改造。而“资金融通”则是为这种产业转型和设施建设提供了金融血脉。无论是用于大型基建的政策性贷款，还是中非发展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对中小企业和制造业的股权投资，都旨在缓解非洲大陆长期面临的“投入性危机”。特别是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的协同参与，为2063议程的旗舰项目开拓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在合作中也日益重视债务可持续性与投资透明度，这本身就是对2063议程中关于“良政”与“自主发展”原则的积极回应，确保了资金注入能真正转化为长期的生产能力，而非单纯的财政负担。
相关研究（按发表时间）：
1、中国视角
（1）《“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2063年议程〉战略对接研究》
摘要：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开展合作成为国际体系中国际行为体互动的基本形式。如何与他国合作，如何实现国家利益，如何促进国家发展，成为各国需要面临的问题。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深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2015年，非洲联盟通过了《2063年议程》，旨在加强非洲国家的联结和一体化发展。中非之间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一带一路”倡议和《2063年议程》两大战略之间存在互补性，因此两者具备进行战略对接的可能性。目前，学界关于中非战略对接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仅有少数学者在研究中非合作问题时涉及到战略对接视角，但也仅局限于应用层面，缺乏整体性研究，关于中非战略对接的学理探讨也尚未完全展开。本文将从战略对接的理论角度出发，以“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2063年议程》的对接为例，探讨中非合作战略对接最为可行的方式，及早规避可能出现的问题，以期为中非战略对接的应用层面提供建议和意见。本文首先对战略对接相关概念及理论进行梳理,建立战略对接理论-应用分析框架。“战略对接”是指两个或多个具有战略互信的行为体因为各自战略互补，同意进行战略协调对接，进而达成长期合作，形成新型合作关系的过程。战略互信是战略对接的前提，战略互信表现战略行为体之间就态度、目标、利益三方面达成一致：战略互补是战略对接的基础，是指战略对接行为体各自制定的战略存在互补性。战略对接是循序渐进的，一般从战略对接行为体都能最大程度获益的领域开始。战略对接领域的选择取决于供需平衡、作用距离、对接影响三个因素。战略对接因其对接程度而不断进行演化，从开始到结束会经历先行先试、协助发展、共生发展三个阶段。战略对接区别于国际合作。国际合作可能是暂时的或者某一领域的合作;战略是长期的、全方位、深层次的一种综合性协作。其次，本文对“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2063年议程》从背景、内容、进展三方面进行了介绍，为接下来分析两大战略的对接奠定基础。在战略对接理论-应用框架下，笔者发现,中国与非盟在官方层面上具有战略互信，双方高层领导都表达了对战略对接的期待；“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2063年议程》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存在战略互补。“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2063年议程》的战略对接可以从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蓝色经济三个领域率先入手，循序推进。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2063年议程》的战略对接已从先行先试阶段进入到协助发展阶段，标志为非洲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逐渐明晰。未来是否走向共生发展阶段，取决于战略对接的进展和成效。最后,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2063年议程》进行战略对接可能面临的挑战，并就两者战略对接提出了一定建议。非洲内部政治风险过高、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营商环境有待改善、欧美日等国的战略竞争、国际舆论态势存在偏差等问题影响着“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2063年议程》进行战略对接的成效和进度。中国应在战略、政策、信息及操作层面主动作为，考虑非洲的具体情况，将“一带一路”倡议融入非洲自主发展的进程中，实现中非合作共赢,迈向中非命运共同体。
作者：杨远艺（华中师范大学）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发表时间：2024年7月-8月
（2）《博雅非洲新年论坛综述:“‘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2063年议程〉”》
摘要：2017年12月30日，由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非洲学生联谊会共同主办的博雅非洲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行，论坛的主题为“‘一带一路’倡议和非洲《2063年议程》”。来自商务部、外交部等部委的官员，南非、佛得角、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外交官员，中国高校及智库机构的专家和学者，中资企业代表，非盟等国际机构的代表，以及非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等100余人与会。
作者：罗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中国非洲研究评论
发表时间：2026年5月25日
2、非洲视角
（1）《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的历史联系》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nkages with the African Union’s Agenda 2063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摘要：本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实施情况，并分析了其与非洲发展议程之间的协同效应。文章重点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愿景2、4和5的契合度。文章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非洲具有发展意义，进而促进了非洲大陆内部贸易、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以及非洲大陆内部的人文交流。文章最后提出一个实证研究，指出为了提高受益水平，非洲和中国需要共同努力，使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人口现实相适应（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一个工程问题），从而避免像殖民时代的铁路那样，由于殖民经济的资源掠夺性质，铁路建设仅限于沿海地区，导致独立后基础设施衰败。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非洲基础设施发展；中非合作论坛；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作者：巴索· 恩赞泽（Bhaso Ndzendze，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大卫·莫尼亚（David Monyae，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
来源：跨国公司评论
发表时间：2019 年 3 月 1 日
（2）《“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能力建设》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促进、工业化等领域。“一带一路”倡议与非盟《2063年议程》及非洲各国发展计划相对接，支持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和《非洲加速工业发展行动计划》的实施，有利于非洲实现发展繁荣和经济社会转型。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给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严重不利影响。本文旨在探讨在疫情冲击下以及“后疫情时代”，中非如何加强共建“一带一路”，确保有关项目顺利实施，收获实实在在的成果，为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作出积极贡献。中非共建“一带一路”面临诸多挑战，其中非洲能力建设不足问题是严重掣肘，人员和机构的能力建设均需要加强，重点是4类能力：运营能力、综合能力、关键技术能力和变革型领导能力。着眼于长远未来和总体发展，非洲需要一项全面的能力建设计划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作者：阿兰·尼亚米特韦（Alain Aimé Nyamitwe，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非盟联络处）、赫伯特·罗宾逊（Herbert Robinson，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知识与学习部）、巴拉索·迪亚瓦拉（Barassou Diawara，非洲能力建设基金会知识与学习部）
译者：赵雅婷（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来源：中国非洲学刊
发表时间：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