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地缘支点上的战略合作

非洲“北大门”的地缘战略价值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北部，国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1亿，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非洲第三人口大国。如果说西非的几内亚以资源禀赋著称、尼日利亚以市场体量见长，那么埃及的战略价值则首先体现在其无可替代的地缘位置上。

埃及地处亚非两大洲的交汇处，北临地中海、东接红海，苏伊士运河——全球最繁忙的航运通道之一——贯穿其国土，连接地中海与红海、沟通大西洋与印度洋。这条运河承担着全球约12%的贸易运输量，是欧洲与亚洲之间最短的海上通道。有研究指出，埃及“因其便利的海陆运输通道、重要的战略地位、丰富的油气资源、良好的发展前景、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强烈的发展意愿成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构想的理想区域”。另有学者将埃及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是中国在中东地区和阿拉伯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埃及扼守苏伊士运河这一“世界咽喉”的特殊位置，也使其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美国、欧盟、海湾国家、俄罗斯均在埃及有重要利益。有分析指出，中美在埃及工业园区的布局“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竞争，更折射出两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地缘政治战略对局”。埃及作为“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枢纽，凭借苏伊士运河这一全球贸易咽喉要道，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中埃关系的特殊地位

在中非交往史上，埃及拥有一个不可替代的“第一”——1956年5月30日，埃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开启了中阿、中非关系的新篇章。

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从战略合作到全面战略伙伴的持续升级。1999年4月，两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12月，中埃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5月，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之际，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宣布2024年为“中埃伙伴年”，并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施纲要（2024-2028）》，作为发展双边关系并将其提升至更高水平的路线图。

2026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正如中国驻亚历山大总领事徐敏所指出的，“当前，中埃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政治互信、经济共赢、民心相通、国际协作构成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四大坚实支柱”。两国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高层互访的频密——据外交部资料，习近平主席与塞西总统过去10年间13次会晤，为中埃关系指明方向。

在多边制度层面，埃及于2018年加入“一带一路”倡议、2023年加入新开发银行、2024年成为金砖机制成员。在埃及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前，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时，双方即已达成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对接的战略共识，决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两大抓手，将埃及打造成共建“一带一路”支点国家。

政策沟通：从“第一个建交”到“全面战略伙伴”

双边关系的历史演进

中埃政策沟通的起点，可以追溯到70年前的历史性时刻。1956年5月30日，中国与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作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埃及的选择在当时冷战格局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它不仅为中国打开了通往阿拉伯世界的大门，也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开辟了道路。

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1956-1999年）：政治奠基期。 建交后的数十年间，两国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往来，在文化、教育等领域开展了积极交流。中埃于1956年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此后双方共签署了10个文化合作执行计划。2002年，中国在开罗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是较早设立的海外文化中心之一。

第二阶段（1999-2014年）：战略合作期。 1999年4月，两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06年5月，两国外交部建立战略对话机制。2006年6月，两国签署关于深化战略合作关系的实施纲要。这一时期，双边关系的制度化水平显著提升，合作领域从政治向经贸、文化等领域全面拓展。

第三阶段（2014-2024年）：全面战略伙伴期。 2014年12月，习近平主席与塞西总统共同宣布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0年1月，双方同意朝着新时代构建中埃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提升两国关系水平。这一时期是中埃关系的“黄金十年”——驻亚历山大总领事杨易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共同关心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硕果累累的‘黄金十年’”。

第四阶段（2024年至今）：命运共同体构建期。 2024年5月，中埃发表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朝着新时代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提升两国关系水平，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联合声明明确了两国在基础设施、交通、铁路、造船、建筑、投资、空间科学等领域的合作方向，并宣布2024年为“中埃伙伴年”。

2026年，中埃迎来建交70周年。5月30日，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塞西就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同日，中国驻亚历山大总领事徐敏在埃及媒体座谈会上发表题为《七十载春华秋实，中埃友谊再出发》的主旨讲话。70年的交往历程，使中埃关系成为中非、中阿关系的典范。

高层互访与战略引领

中埃政策沟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高层互访的频密与连续性。据外交部资料，中方重要访埃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1月）、国家副主席王岐山（2018年10月）、全国政协主席汪洋（2019年11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2020年1月、2021年7月）、国务院总理李强（2025年7月）等。2025年7月，李强总理访问埃及，这是中国总理时隔多年再次访埃，被分析人士视为中埃关系进一步深化的重要信号。

埃方重要访华包括：总统塞西（2014年12月、2015年9月、2016年9月、2017年9月、2018年9月、2019年4月、2022年2月、2024年5月）、总理马德布利（2018年11月、2023年10月、2024年9月、2025年8月）等。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过去10年间13次会晤，这一频密程度在国与国关系中并不多见，充分体现了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战略重视。

“一带一路”与“2030愿景”的战略对接

政策沟通的高级形态是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埃在此方面的实践尤为突出。

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达成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对接的战略共识，决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两大抓手，将埃及打造成共建“一带一路”支点国家。埃及“2030愿景”是埃及政府于2016年发布的长期发展战略，强调经济多元化、绿色转型和社会包容。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哈提卜指出，埃及“2030愿景”与中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这种契合巩固了两国长期合作的基础，尤其在区域一体化、产业互联互通和扩大跨境贸易等方面”。

2024年1月，双方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施纲要（2024-2028）》，明确了两国在未来五年推进产业本土化和技术转移、扩大中国在埃产业投资、推动双边贸易更加平衡等合作方向。2024年5月的联合声明进一步确认了这些合作方向。

2026年5月，中国驻亚历山大总领事徐敏发表署名文章《1+1＞2，当中国“十五五”规划遇上埃及“2030愿景”》，指出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埃及“2030愿景”将在2030年同步收官，两大战略携手同行、深度交融，“势必产生1加1大于2的化学反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强也在2026年3月指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埃及‘2030愿景’高度契合，双方在发展理念和政策方向上保持高度一致，这为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提供了稳定预期和制度保障”。

多边制度框架下的政策协调

除双边层面外，中埃政策沟通还嵌入在多重多边机制之中。

中非合作论坛（FOCAC） 是最重要的多边平台。埃及作为非洲重要成员国，积极参与论坛框架下的各项合作。2024年9月，埃及总理马德布利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金砖机制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新的多边平台。埃及于2024年正式成为金砖机制成员。在金砖框架下，中埃两国在推动本币结算、去美元化等议题上保持着政策协调。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与新开发银行（NDB） 同样是重要的多边金融平台。埃及已加入亚投行并举办了该行2023年年会，2023年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

在联合国等全球多边场合，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保持相互支持。联合声明强调，“中埃两国相互支持彼此捍卫共同原则与核心利益，携手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中方“支持埃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名义干涉其内政的正当权利”；埃方则“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政策沟通的制度化特征

回顾中埃政策沟通的演进历程，可以清晰地识别出两条主线：

第一，关系定位的持续升级。 从1956年建交到1999年战略合作关系，再到2014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直至2024年朝着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迈进，两国关系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2024年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施纲要（2024-2028）》更是首次为双边关系制定了中期路线图。

第二，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 2016年确立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的对接共识，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战略框架。在此框架下，双方在基础设施、产能合作、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埃及加入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和金砖机制，进一步拓展了多边合作的制度空间。

正是这两条主线的交汇，使中埃政策沟通从一个单纯的“建交关系”逐步演变为涵盖战略对话、经贸联委会、政府间委员会、多边协调等多层次、多机制的制度化合作体系。这一制度基础的夯实，为后续的基础设施联通和资金融通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

设施联通与资金融通：从“沙漠新城”到“绿色能源”

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非洲第一高楼”与“建设+运营”一体化

项目概况

埃及新行政首都位于开罗以东约50公里处，是埃及政府为缓解开罗人口压力、推动经济现代化而启动的巨型国家工程。中央商务区（CBD）项目坐落于新行政首都一期工程核心区，总占地面积50.5万平方米，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承建。

项目包括20座高层及超高层建筑，涵盖10座办公楼、5座住宅楼和4座大型酒店。其核心建筑——标志塔，总高385.8米，是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占地面积6.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6.2万平方米。该建筑的设计灵感源自埃及古文明中最具象征意味的方尖碑，流线型的玻璃幕墙在光影中微微弯曲，将古老的文化象征嵌入现代混凝土与钢铁结构中。

截至2026年5月，埃及新行政首都CBD项目已全面进入竣工收尾阶段。2026年1月1日，CBD迎来了首个大型节日庆典活动——约1.5万人参加了围绕标志塔的新年庆祝活动，烟花与无人机表演照亮了这座沙漠中崛起的现代化新城。出席活动的埃及总理穆斯塔法·马德布利将新首都称为“新共和国的皇冠明珠”，并回忆道：“大约五六年前，我亲眼见证了这座塔及周边区域混凝土基础的浇筑……这是一座按照最高标准建设的智慧城市。”

运营模式创新：从“工程承包”到“全生命周期服务”

新行政首都CBD项目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筑本身的高度，更在于合作模式的深度。中建集团不仅是主要承包商，还将负责投入使用后的维护工作。这种 “建设+运营”一体化模式，体现了中埃基础设施合作从单纯的“工程承包”向“全生命周期服务”的延伸。

中国驻亚历山大总领事徐敏在调研项目时指出，埃及新首都CBD项目“作为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取得了积极进展”，在当地具有广泛影响力。中国建筑集团在“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上分享该项目时表示，项目“将中国方案、中国标准、中国建造深度融入埃及发展，成为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本地化与社会影响

在沙漠中建造超高层建筑，本身即是一项技术挑战。沙漠地质松散复杂，风沙常年流动，夏季高温炙人。中国设计和建设团队在没有任何既往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反复推敲方案、试验材料配比。高强混凝土被反复泵送、检测、改进，最终在沙漠中稳稳托起这座不断向上生长的高楼。

一位埃及工程师在建设现场如此形容：“我们每天看着它长高，就像看着一棵树在沙漠里扎根、成长。”他说，中国技术在这里“不是冰冷的词语，变得具象且生动”——混凝土是与高温、风沙“较量”后的精密成果，施工进度是双方人员在烈日下彼此配合、精准衔接的节奏。

学术讨论热点：“形象工程”还是“发展引擎”？

新行政首都CBD项目是中国在埃及承建的最大项目，也是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工程。然而，围绕这一项目的学术讨论远未形成共识。

质疑方认为，新行政首都项目存在显著的社会公平与治理透明度问题。占地714平方公里的新行政首都自2017年起投入580亿美元开始修建。批评者认为新首都建设工程“是在浪费钱，是一个虚荣的项目”。有研究进一步指出，一些埃及公民认为政治阶层通过建设新行政首都“有意将自己与公众隔离开来”，尤其是在2011年埃及革命之后。埃及金融分析师对“为一个似乎不能真正服务公众的项目背上如此多的债务”表示担忧。

相关文献：

《Al-Sisi的沙漠泡沫：埃及新行政首都的政治经济学》

Al-Sisi’s Bubble in the Des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gypt’s New Administrative Capital

核心内容：项目总投资580亿美元，被明确界定为“虚荣项目”（vanity projects）。报告指出，塞西“以债务为燃料的支出狂潮”是埃及数十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成因之一。
作者：莎拉·塔韦尔（专门从事中东政治的研究人员，由于本报告中问题的敏感性，POMED选择保护作者的身份）

来源：中东民主中心

发表时间：2023年6月7日

《埃及的新行政首都能挑战怀疑论者吗？》

Can Egypt’s New Administrative Capital defy the sceptics?

作者：比安卡·卡雷拉·埃斯普利乌（法新社记者）

来源：非洲商业

发表时间：2025年7月4日

支持方则认为，新行政首都的建设有其现实合理性。据官方数据，大开罗都市区人口已超过2200万，面临人口密度过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应对这些挑战，埃及政府于2015年正式宣布建设新行政首都计划，并于2016年开工建设，预计2050年全面完工，可容纳超过600万居民。Lu Yufei（2026）的研究从规划视角出发，指出新行政首都的规划和建设“不仅体现了埃及对发展的渴望，也深度融入了中埃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努力，是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生动见证”。从规划角度看，新行政首都遵循“绿色、智慧、宜居”的核心原则，总规划面积约700平方公里。

关于运营管理权移交的争议同样值得关注。据报道，埃及政府已将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的运营管理权移交给中国建筑集团。根据2025年6月1日签署的协议，中建集团将承担CBD的物业管理、运营和维护责任，该项目总投资估计为38亿美元，其中85%来自中国银团贷款，15%来自埃及政府。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副研究员Sari Arho Havrén评论道：“一个国家开发新首都并将其CBD的运营和维护移交给中国国有承包商，这感觉是前所未有的。”这一评论本身即反映了学术界对“建设+运营”一体化模式中主权让渡问题的深切关注。

相关文献：

《新首都作为发展和国家建设的工具：阿斯塔纳及埃及新行政首都概览》

New capital cities as tools of development and nation-building: Review of Astana and Egypt’s new administrative capital city

摘要：创建新首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决策，但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各地、各个时期都曾发生过。由于各种原因，首都的建立改变了国家，并影响了其在全球的整体影响力。本文对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和正在建设中的埃及新行政首都进行了比较。这篇综述文章表明，尽管存在差异，但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仍存在一些相似之处。研究结果表明，这两个首都都是国家建设以及区域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作者从两个首都建设模式的相似性中得出结论：埃及新行政首都可以借鉴阿斯塔纳的成功经验，但同时也要重视其所面临的具体差异和挑战。作者还总结了构成一个卓越首都的一系列要素。

关键词：区域发展、首都、埃及、哈萨克斯坦、国家建设、政治都市主义

作者：赫巴图拉· 加利卜（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工程学院城市设计与规划系）、穆罕默德·塔梅尔 ·埃尔-霍拉扎蒂（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工程学院城市设计与规划系）、叶海亚· 塞拉格（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工程学院城市设计与规划系）

来源：《艾因沙姆斯工程期刊》

发表时间：2021 年 9 月 15 日

《新兴特大城市可持续建筑评估综合模型：以开罗新行政首都（NAC）为例》

A comprehensive model to assess sustainable architecture in emerged megacities: a closer look at Cairo’s New Administrative Capital (NAC)

摘要：可持续建筑理念在发展繁荣且环境友好的城市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正如官方媒体所报道，新行政首都开罗融合了诸多可持续设计元素，包括使用环保建筑材料、节能基础设施、节水和循环利用水资源、减少浪费、提供绿色空间以及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新行政首都成功整合这些可持续特性，凸显了在主要城市中通过可持续城市建筑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减少了环境足迹，还提高了生活质量并带来了经济效益。然而，为了鼓励在主要城市广泛采用可持续城市建筑实践，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调整政策并加强社区参与。因此，本文旨在提出一个专门用于评估新行政首都开罗可持续发展举措的框架，重点关注其政府区，并考察其环境、经济和社会维度。本研究将采用定性描述性案例研究设计，并辅以内容分析法。

关键词：新兴特大城市；可持续性；新首都；评估模型

作者：海瑟姆·萨德克·塞利姆（奥奈扎学院工程与信息技术学院建筑系）、穆罕默德·萨拉赫·马尤布（埃及开罗艾资哈尔大学工程学院建筑系）、阿卜杜拉·阿布扎伊德（伊玛目穆罕默德·伊本·沙特伊斯兰大学工程学院建筑工程系）

来源：《可持续发展》

发表时间：2024年6月13日

《埃及将非洲最新首都的钥匙交给中国》

Egypt hands China keys to Africa’s newest capital

作者：雅科波·德托尼（记者、评论员）

来源：FDIintelligence

发表时间：2025年6月12日

斋月十日城铁路：“技术标准的输出”与“人才培养的深耕”

项目概况

斋月十日城铁路是连接开罗市区、东部沿线卫星城及埃及新行政首都的市郊电气化铁路，全长67.85公里，共设12座车站，为沿线约500万居民提供通勤服务。由中国中铁—中航国际联合体承建，是中埃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

作为埃及首条电气化铁路，其电动车组设计时速120公里，为埃及境内最快。该项目于2022年3月实现A、B段通车，2025年12月启动南延线（三期）工程接触网施工。2026年3月18日，三期工程首通段成功通车。

技术意义：CBTC信号系统的首次完整应用

斋月十日城铁路是埃及首条采用CBTC（基于通信的列车控制系统）信号制式的轨道交通项目。2021年，中国通号卡斯柯公司作为信号系统集成商参与建设。CBTC系统是国际先进的轨道交通信号技术，可实现列车高密度、高速度、高安全性的运行控制。

这一项目的技术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轨道交通信号技术标准在埃及的首次完整应用。在此之后，中国通号卡斯柯公司又成功中标开罗地铁1号线TURA车辆段信号系统EPC改造工程，实现了在埃及市场的滚动开发。

人才培养：“订单班”模式的本地化实践

斋月十日城铁路项目的另一大亮点，是人才培养的本地化深耕。项目通过 “订单班”模式为埃及培养本土技术人才——首批18名埃及本土列车司机和运维骨干出自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截至目前，已有87名埃及学生毕业并走上铁路关键岗位。

融资进展

2026年5月，埃及总统塞西批准了埃及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之间价值2亿美元（约14.7亿元人民币）的优惠贷款协议，用于支持斋月十日城铁路项目第三阶段建设。该贷款以人民币计价，年利率2%，期限20年（含5年宽限期）。贷款以人民币计价的做法，体现了埃及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中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努力。

苏伊士运河经济区与泰达合作区：“产业联通的试验田”

合作区概况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始建于2008年，位于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核心区域。据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管理局负责人介绍，合作区与中方合作已促成超过200个工业、服务和物流项目落地，总投资超过30亿美元。截至2025年底，泰达合作区已吸引近200家企业入驻，实际吸引投资额超过38亿美元，直接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约1万个。

扩建与升级

2026年1月，埃及总理马德布利第八次视察泰达合作区，见证多个中资项目签约或投产。这批项目涵盖新能源、纺织、家电三大领域，总投资额超过19亿美元。

2026年5月7日，由中铁二十局承建的泰达合作区三期扩展区项目顺利完工。在新能源领域，博达新能投资1.16亿美元建设的“Elite Solar”光伏产业集群实现双厂同步投产，形成5吉瓦总产能，填补了埃及在光伏核心部件本地化生产方面的空白。由中国企业与挪威Scatec公司联合投资18亿美元建设的储能电池制造工厂，是中东和非洲地区首个储能电池系统制造基地，投产后年产能可达10吉瓦时。在纺织与家电领域，中国鑫冠纺织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2000万美元建设一体化纺织印染产业园；万和电气投资1200万美元建设家用燃气热水器及热交换器生产工厂。

2026年8月，一家中国生物科技企业的子公司投资6700万美元，在泰达合作区新扩建的2.86平方公里区域内建设健康产品综合体。据埃及媒体报道，2025年中埃双边贸易额达195.2亿美元，中国在埃及投资近期已超过100亿美元。

战略意义与学术热点

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中资高技术、高附加值项目的集中落地，是经济区招商引资的重要成果，“将进一步优化区域工业生态，巩固埃及在中东非洲地区的产业枢纽地位”。马德布利总理强调，此类合作不仅有助于降低埃及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更通过引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为本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对推动埃及工业转型与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泰达合作区正在成为“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示范项目”。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典型案例，但学术界对其经济模式的讨论呈现出“成效显著”与“结构性约束”并存的复杂图景。

关于合作区的转型机制，张海瑜等（2026）发表于《经济地理》的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通过定性访谈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梳理了泰达合作区转型阶段的多元行动者角色转变与互动逻辑。研究发现，海外园区转型是“不同生命周期多元主体利益协调与博弈的过程”，体现为“多元行动者在物质、制度与文化维度深度互动的动态再生产”。苏伊士合作区转型过程历经“政策依赖的探索阶段、政府引导的产业集聚阶段和产城融合的市场化转型阶段”，呈现园区从“外部推动向内部协同驱动的跃迁路径”。该研究将泰达合作区的转型置于更宏大的理论框架下，揭示了跨制度和跨文化背景下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如何通过“复杂转译过程推动园区向综合空间转型”。

王淑芳等（2022）发表于《地理科学》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政策移动研究——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从政策转移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开发区模式向埃及的移植与适应过程。该研究被引频次达9次，是该领域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关于“飞地经济”的争议，有研究指出，尽管泰达合作区成功吸引了中国企业并创造了就业，但它“相对独立于埃及本地制造业生态系统运行”。埃及本地供应商在合作区企业价值链增值过程中的参与有限，而在合作区运营的中国企业“主要从世界各地的其他中国供应商或直接从中国采购零部件和材料”。这种模式被定性为典型的“飞地经济”——“世界上许多中国工业园区的特征”。因此，尽管泰达合作区直接贡献了就业和外汇收入，但“尚未充分利用中国企业的存在来加强本地供应链或帮助埃及制造业部门增长和多元化”。

关于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对比研究同样值得关注。Tang、Nedopil和Springer（2024）的研究考察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塑造环境和社会成果中的作用，研究对象覆盖埃及、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三个中国的特殊经济区。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在环境和社会标准方面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显著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一个关键发现是：当地社区的“主动参与”对于改善项目成果至关重要，而中国开发商往往“优先考虑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和利润，而非有意义的社区协商”。这种模式反映了一种“金钱与权力双赢”的范式——中国投资者“仅遵守东道国最低法律环境和社会要求，而忽视官方认可的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指南”。然而，研究发现，在当地社区动员起来迫使参与的地方，问责制和成果会有所改善。但“这种地方行动主义取决于政治背景，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由于威权压制而缺失”。这一发现揭示了中国海外园区在埃及面临的一个深层困境——东道国的政治环境限制了当地社区对项目的监督和反馈能力，进而可能影响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和社会接受度。

相关文献：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政策移动研究——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

摘要：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是国内特殊经济区发展经验在空间上的延展。基于东道国独特的发展条件，需要将国内园区的建设经验进行调整，再运用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以适应东道国本地化发展。构建政策移动的理论框架，采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法，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将国内园区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相关政策进行对比分析，验证政策在不同国家“土壤环境”中的适应性。研究发现：(1)根据政策施行的影响因素和不同作用，政策移动可以分为政策移植、政策调试和政策创新；(2)规划建设经验、运营管理经验、环保政策、人才政策等可直接进行政策移植；发展模式和文化政策要进行政策调试；法规政策、晋升政策和优惠政策需要进行政策创新；(3)园区的共性体现在国内园区成熟经验的借鉴、人才的培育与储备、园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完善；(4)园区的个性体现在文化的求同尊异、园区品牌的打造、晋升制度的创新和协调机制的建立等。创新性地运用政策移动性理论将国内和国外园区进行关联研究，揭示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移植、调试和创新国内园区政策的过程，深化了政策移动理论的内涵，丰富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理论研究成果。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境外经贸合作区；政策移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作者：王淑芳（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自由经济区研究所）、闫语欣（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孟广文（天津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自由经济区研究所、欧洲文明研究院）

来源：地理科学

发表时间：2022年8月12日

《利益相关者参与中国投资项目：对非洲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影响》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in Chinese Investment Projects: 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in Africa

作者：唐可仪（ESADE 商学院）、克里斯托夫·内多皮尔（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塞西莉亚·汉·斯普林格（波士顿大学）

摘要：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方，但其海外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仍然令人担忧。本研究考察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在塑造埃及、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三个中国经济特区环境和社会成果方面的作用。我们利用从地理空间分析、利益相关者调查和访谈中收集的第一手数据，发现尽管中国环境和社会标准有所提高，但仍存在显著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一项关键发现是，当地社区的积极参与对于提升项目成果至关重要，而中国开发商往往优先考虑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和利润，而非进行有意义的社区磋商。这反映了一种“金钱与权力双赢”的模式，即中国投资者仅遵守东道国最低限度的法律环境和社会要求，而忽视了官方认可的“一带一路”倡议指导方针。然而，我们发现，在当地社区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参与的情况下，问责制和成果都会得到改善，例如在尼日利亚的情况。然而，这种地方行动主义取决于政治环境，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由于专制政权的压制而缺失。我们的分析通过揭示中国开发商、东道国政府和社区在整个项目周期中的博弈动态，推进了相关文献的发展。我们还通过强调可持续发展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张力，为环境治理文献做出了贡献，指出社区被排除在外会导致环境和社会绩效欠佳，而社区参与则能提升标准并带来当地利益。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整合利益相关者对于平衡优先事项、保护权利、获得公众支持以及实现中国的风险管理目标至关重要。

关键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环境和社会影响、经济特区、非洲、利益相关者、当地社区

来源：SSRN

发表时间：2024年5月1日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中国海外园区转型过程与机制——以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载体，其可持续转型对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以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案例，通过定性访谈和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梳理园区转型阶段的多元行动者角色转变与互动逻辑，探索中国海外园区转型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1)海外园区转型是不同生命周期多元主体利益协调与博弈的过程，体现为多元行动者在物质、制度与文化维度深度互动的动态再生产。(2)苏伊士合作区转型过程历经政策依赖的探索阶段、政府引导的产业集聚阶段和产城融合的市场化转型阶段，呈现园区从外部推动向内部协同驱动的跃迁路径。(3)基于“行动者网络空间观”，海外园区转型的核心机制包括多元协同机制和空间转型机制。跨制度和跨文化背景下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通过复杂转译过程推动园区向综合空间转型。这一过程有效打破了传统“中心—边缘”的权力结构，推动全球传统合作模式向平等互惠和可持续发展方向的转变，展示其作为多元协作平台的现实意义，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海外园区；转型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作者：张海瑜（天津师范大学地理学部、自由经济区研究所）、孟广文（天津师范大学地理学部、自由经济区研究所、欧洲文明研究院，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夏文雪（天津师范大学地理学部、自由经济区研究所）、王淑芳（天津师范大学地理学部、自由经济区研究所）

来源：经济地理

发表时间：2026年4月9日

绿色能源合作：从光伏到风电

埃及拥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政府制定了新能源发展目标。近年来，埃及新能源发电项目明显增多，中国企业成为项目建设的重要参与力量。从位于南部阿斯旺省的康翁波和本班光伏电站，到苏伊士湾的风力发电场，处处可见中国建设者的身影。

光伏与光储项目

本班光伏产业园位于阿斯旺省，是全球最大的光伏产业园之一。中国企业在园区内参与了多个项目的建设。

“方尖碑”光储一体化项目于2026年初投入运营，是埃及当前规模最大的光伏与储能一体化电站，可满足约16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该项目的新型电力系统方案及储能系统由中企提供。据远景能源有限公司中东及非洲市场总经理李涛介绍，为适应当地沙漠高温环境，项目中使用的AI储能系统通过热管理方案保障了系统稳定运行，同时能主动响应电网指令，平滑光伏波动。

康翁波200兆瓦光伏项目于2025年7月正式移交【前述已述】。

阿比多斯二期1GW+600MWh光储项目是非洲在建规模最大的光储一体化项目。

风电项目

苏伊士湾1.1吉瓦陆上风电项目由中国电建湖北工程公司承建，是埃及在建规模最大的陆上风电项目。项目分为南北两区，共安装138台风电机组。建成投运后预计年发电量超过43亿千瓦时，为超过100万户家庭提供绿色清洁能源，每年减少约22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截至2026年8月，项目全部铁塔组立作业已顺利收官。

投资建厂与本地化

除参与项目建设外，一些中国新能源设备生产商还来埃及投资建厂。截至2025年底，中国企业在埃及光伏产业的累计投资已超过15亿美元。

中国阳光电源（Sungrow）正在协商建设年产能10吉瓦的电池制造工厂，旨在依托埃及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实现生产本地化。埃及电力部长正与三一集团讨论在埃及建设风机制造厂的可能性。

港口现代化：苏赫纳港与阿布基尔港

苏赫纳港RSCT码头

2025年11月，上海振华重工为埃及苏赫纳港RSCT码头交付24台港机设备。该码头是埃及首个采用全自动技术的集装箱码头，岸线长2600米。设备采用滑触线配合锂电池的混合供电方案，实现零排放运行。2026年1月，RSCT码头正式宣布开港运营，成为埃及首个半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资金融通：从“贷款”到“债转发展”的制度创新

如果说基础设施是“硬件”，那么资金融通就是支撑这些硬件运转的“血液”。中国与埃及在资金融通领域的合作，经历了从传统优惠贷款到本币互换再到“债转发展”的制度化演进。

传统融资模式

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是埃及基础设施融资的主要中国金融机构。

斋月十日城铁路第三阶段获得中国进出口银行2亿美元优惠贷款，以人民币计价，年利率2%，期限20年。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陈怀宇在调研该项目和新行政首都CBD时指出，这些项目“有效契合了埃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有力促进了中埃双边经贸关系的提质增效，成为中非合作的典范”。

高铁项目方面，2025年DDC联盟成功获得多家中国银行30亿美元贷款担保，用于塞得港至阿布基尔高速铁路项目。

中小企业贷款方面，2025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向埃及国民银行发放7650万美元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自2009年以来，国开行在该专项贷款框架下已累计发放33.6亿美元，覆盖33个非洲国家。

本币互换协议

中埃于2018年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并于2021年、2024年两次续签。2026年3月，双方讨论了将本币互换协议价值翻倍的可能性。本币互换机制的持续运转，为双边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汇率稳定的制度保障。

斋月十日城铁路贷款以人民币计价，正是埃及在基础设施融资中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具体实践。

“债转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里程碑

“债转发展”（debt-for-development swap）是中埃资金融通领域最具制度创新意义的新模式。

2023年10月，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埃及与中国签署了债务置换协议。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签署债务互换协议的国家。

2025年7月10日，在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共同见证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与埃及规划、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部部长拉尼亚在开罗签署了 “无息贷款转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同时签署了《2025-2029年中埃发展合作战略》谅解备忘录和“债转发展”第一阶段框架协议。

这一“债转发展”模式的核心机制是：将部分埃及对华债务转换为无息贷款，用于资助埃及的关键发展项目。截至2024/2025财年第一季度，埃及外债为1552亿美元。据估计，埃及对华债务约为80亿美元。这一模式旨在将偿债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

学术争鸣：“债转发展”：纾困创新还是新的依赖？

围绕“债转发展”模式，学术界和政策分析界存在不同解读。

支持者认为，“债转发展”是一种双赢的制度创新。埃及规划、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部部长拉尼亚表示，该协议旨在“支持埃及的’水、能源和食品计划’等国家发展项目”。有分析指出，债务互换协议虽然没有显著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但“为依赖这些协议的国家实施重要的发展项目做出了贡献”。将偿债资金直接转化为发展项目的投入，避免了偿债与发展之间的“零和博弈”。

相关文献：

《中国进军非洲的策略：新殖民主义与互利关系之争——以埃及为例》

China drive toward Africa between arguments of neo-colonialism and mutual-beneficial relationship: Egypt as a case study

核心发现：分析的两大支柱表明，埃及与中国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预计未来将更加复杂。埃及“2030愿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协同效应便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在发展援助方面，中国采用了一些官方发展援助（ODA）捐助方不常用的技巧。由于中国援助的实际数据鲜为人知，因此很难断定其在援助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尽管非洲曾出现过“债务陷阱”的个别案例，但中国援助的模式是通过低息贷款支持发展项目，这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

关键词：新殖民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 埃及、 非洲、 中国

作者：阿利亚·瓦格迪·沙菲（开罗知识支持与转化部投资和自由区总局），穆罕默德·梅塔韦（开罗大学政治学系经济与政治学院）

来源：经济与政治学评论

发表时间：2021年6月23日

质疑方则提出了多重关切。有分析指出，2025年7月双方签署“债转发展”第一阶段协议后，“关于中国是否愿意用埃及的债务换取战略资产的猜测越来越多”。一些观察人士将其与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案例相类比。此外，以往债务互换协议“缺乏透明度”，使得“难以评估其实际的财务和发展影响”。

相关文献：

《债务互换和细节中的魔鬼》

Debt swaps and the devil in the details

作者：多阿·埃尔赛德

来源：城市与经济

发表时间：2026年1月11日

折中视角则认为，埃及案例“既不能明确界定为双赢伙伴关系，也不能界定为债务陷阱依赖”。有研究指出，这种伙伴关系存在“局限性和结构性障碍”——埃及的宏观经济疲软“导致依赖，限制了其议价能力”；中国投资的性质“虽然在创造就业方面有所贡献，但迄今未能提供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更深刻的技术转型”。AidData的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6年间，埃及对中国未偿债务的利息支付一直保持在每年3亿美元以上，2021年峰值达到3.78亿美元。这意味着，即便“债转发展”在边际上缓解了偿债压力，债务的利息负担仍然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现实约束。

“债转发展”模式的最终成效，将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被转换的债务规模是否足够大，能够实质性缓解埃及的偿债压力；其二，转换后的资金是否真正投入到了能够产生长期发展效益的项目中。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目前仍有待时间检验。

结语：地缘支点上的双面镜

埃及案例在中非合作的版图中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与几内亚以“资源换基建”的明确逻辑不同，也与尼日利亚以“市场驱动”的规模效应相异，中国在埃及的深度参与，首先基于一个无法复制的“地缘支点”——苏伊士运河、亚非交汇、阿拉伯与非洲的双重身份，使埃及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和中东交汇处的天然枢纽。这一地缘底色，赋予了中埃合作超越经济互补性的战略纵深。

从1956年第一个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到2014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2024年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明确——中埃关系的制度化演进，为“政策沟通”提供了长达七十年连续性的制度框架。“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的战略对接，以及埃及加入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和金砖机制，进一步将这种政策共识嵌入多重多边制度之中。政策沟通的制度化，为后续的基础设施联通与资金融通提供了稳定的预期。

在设施联通与资金融通领域，中国在埃及的参与呈现出一条清晰的模式演进线索。新行政首都CBD项目，以38亿美元的总投资和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楼”，将中国基建从“工程承包”推向了“设计+施工+运营+维护”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斋月十日城铁路，以CBTC信号系统的首次完整应用，实现了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标准在埃及的零突破；泰达合作区，以超过200家企业、38亿美元投资和约1万个就业岗位，构建了一个涵盖制造业、物流、服务的产业生态系统；苏伊士湾1.1吉瓦风电项目和“方尖碑”光储项目，则将中埃合作从“灰色基建”拓展至“绿色能源”领域。在资金融通层面，斋月十日城铁路的2亿美元人民币计价贷款、两次续签的本币互换协议，以及埃及作为首个与中国签署“债转发展”协议国家的制度创新——这些实践共同构成了从传统优惠贷款到多元化融资工具的制度化演进。

然而，正是这些成就本身，也构成了学术讨论的焦点。埃及案例的特殊性提醒我们：当中非合作叠加了大国博弈的变量，“地缘支点”既是机遇的放大器，也是风险的聚光灯。中埃合作的未来，将取决于三个因素的持续互动：埃及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大国在埃及的博弈态势，以及中埃双方能否在“发展”与“自主”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而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持续追问——从CBD的可持续性到泰达的“飞地”困境，从“债转发展”的制度创新到主权让渡的边界——本身就是在为这一平衡寻找更可靠的知识基础。